刘腾子 （湖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一、王阳明“知行合一”的实质

对于“知”“行”关系的认识经历了一个长期的过程。在王阳明以前，二程、朱子按照知行的先后、分合、深浅得出了真知和浅知的判断，推动了德性涵养之知的发展，然而朱子将理作为外在于人心的主宰，用普遍的道德律令强加于个体，使得理与心产生紧张的对立，世人纷纷“逐物”，而不关照内心，如知孝悌而无孝悌之心，为了解决把知行分成两截的问题，王阳明补偏救弊提出“知行合一”。

首先，从知行本来状态看，知行不可分离。知是德性之知，是知善知恶的良知。作为根源性心体的良知，是超经验的理性判断。“良知不由见闻而有，而见闻莫非良知之用。”[1]良知不学自知，不虑便能，不用外求，每个人心中都有。王阳明还特以“猫之捕鼠”[1]来阐明良知发用之自然。知、行其实就是从不同的方面描述同一个过程，就如同两块吸铁石，自然相吸。也就是从这一意义上来看，王阳明把知行阐释为“只是一个”。

其次，从“功夫”意义上阐释知行相互包含的关系，“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2]在日常生活情境中，人们之所以去做一件事，并且以特定的某种方式去做，按照王阳明的说法，是必定以“知”为主意的，即以知主导了行为的发生以及如何发生。因此，行动其实就是“知”的现实表达的过程。

然而在现实情况中，人们过多的杂念使得知行隔离，导致知其善而不行其善，比如说将读书作为求取名利的途径，以私欲蒙蔽本心。王阳明认为心体本无善恶，但心所发的意落于经验世界中，便会产生善、恶的经验价值，所以有了善念和恶念的区别。吴震先生认为私意的产生是心体偏离的现象。[3]私欲的产生，在王阳明看来是人有欲望是正常的，但是过多的欲望会使心态不能保持中正平和。比如，在《传习录》中王阳明与学生的对话可以印证这点，学生陆澄在收到儿子病危的家书后，心里十分忧虑，难以承受这个打击。先生说:“人正要在此等时磨炼。父子之爱，自是至情，然天理亦自有个中和处，过即是私意。”[4]过度的愁苦使心态不能保持中正平和，已经成为隔绝本心的私欲了。

二、实践：王阳明知行观的基本精神

王阳明知行观的实践精神体现为以时代“痼疾”为着手点，在继承并延伸前人知行观的基础上论证理应内求于心的路径，这一过程不仅是“单向度”的解决当时人们知而不行的实际问题，同时还有对官方理学的反叛。此外“知行合一”在方法上重视事上磨炼，以及王阳明的教化践行，无不体现出“知行合一”的实践精神。

从王阳明“知行合一”的立言宗旨来看，是为了直面解决当时学术、学风和政治中存在的问题。一是针对“外心求理”学术而言，“今夫天下之不治，由于士风之衰薄，而士风之衰薄，由于学术之不明”。[5]学术不明表现在，程朱理学的僵化，在具体事物上寻理，忽略人的主体意识。于是，他主张心即理，每个人心中都有理的存在，将超验普遍的理与主体意识合一。将普遍的道德律令与我的心结合，内化为个体的道德意识，让自己的心做主宰，才不会逾越道德的矩矱。二是针对“沉湎经书”的学风而言，王阳明认为圣人论学，讲究的是践行，他说：“圣贤论学，无不可用之功，只是致良知三字。”[6]学习经典应该面向社会，付诸实践。但是当时的儒者只顾埋头苦读，遑论投身社会。三是针对“言行不一”的官场而言，宦官欺上瞒下，大臣以下犯上。外在的规范与人心已产生紧张的对立，原有的感召力已然消失。

从“知行合一”的功夫上看，王阳明强调人们要“着实用意”，依照好善恶恶的良知去实实落落的践行。离了事，离了伦理人情，就成了空谈。在“事上磨炼”，在具体的事物中显现心应事接物的能力，把良知的本然之知落实到事中，扩充到社会中才能明明德。王阳明认为道德修养不是脱离具体实践的抽象思辨，如果离了人情世故，就会沦为虚妄之谈。我们可以从《传习录》中他与学生的一段话来进一步理解，王阳明有一个做官的学生，以自己公务繁忙为由不花时间学习。王阳明说：“我何尝教尔离了簿书讼狱，悬空去讲学？人情练达皆学问，日常生活和工作事物都是自我能力的展现，学问并非仅能从书中获取。事上磨炼得来的知识，经过内心体认，并主动去展开探究，实现对闻见之知的反省，知识会变得更深刻。这便是王阳明说的紧要“头脑”，如果忽视自己在为人处世上能力的省察，就会变为“痴呆汉”。

从王阳明现实的教化进路来看，一方面重视个体的“成己”。“知行合一”除了针对社会之弊端外，也要求对个人身心涵养切实的践行。个体的德性修养是社会正向发展的基础。儒家一直以来就倡导推己及人，己立才能达人是通过启发民众的善性来延续社会淳美的风俗，以达到修己以安人的理想社会。其二，重视在社会上广泛施教。除了立《南赣乡约》劝诫民众相互协助外，王阳明兴办社学，通过教育达到敦伦厚俗，王阳明这一生都在贯彻这一路线，以行动展示了他的担当与抱负。

三、“知行并进”：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的启示

王阳明“知行合一”批判当时有些儒者以没有穷尽万物的道理为由不去参与政治、不在行动中施展自己的抱负和理想。而当下，大学生在树立坚定的理想信念上仍然面临这样的难题。大学生作为时代的“弄潮儿”，其自身的理想信念影响整个社会的思想价值取向，因此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至关重要。王阳明知行本体的合一，对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具有以下启示：

（一）由“知而不行”到“真知必行”

王阳明强调知而不行就是未知，这种未知表现在大部分大学生身上对马克思理论只停留在了解，看过读过但没有入心入脑的浅知阶段。首先，部分学生的学习动机偏功利化，把努力学习片面地看作拿高分、谋就业的方式，而忽略了学习课程设置的真正意义。其次，马克思理论课与大学生的认知有一定差距，尤其对于非马哲专业的学生而言，“本原”“物质”等概念无法与他们的现实生活相联系，学起来比较空洞、晦涩。最后，部分学生对思政课不重视，以“侥幸”的心态缺课，在考试前死记硬背应付考试。

大学生对理想信念的内化重要的是主观上有强烈的践行冲动，把知道的付诸实践。从大学生对理想信念不坚定的具体情况来看，大学生是认识主体，社会主义是认识对象，认识工具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我们社会必将走向共产主义是认识结论。而这一正确结论能否被大学生接受在于对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的理解。所以就要求我们大学生学习四史，了解党和国家推进社会主义事业的来龙去脉，知道我们国家来时的路，明确我们现在的坐标以及未来的方向，以此形成历史认同感，带动主体内在的体悟和觉察。另外，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要贴切他们专业、现实生活的需要，不能将他们的理想“标准化”。每个学生都是独特的，理想也是不同的。要注重大学生的主体的情感和能力需求，以现实生活情境来填充空洞道理，引导大学生用辩证的思维去分析社会热点事件。

（二）由“行而不知”到“省察克己”

“行而不知”是指有些大学缺乏自我感悟，向内省察。理想信念除了学校、社会的外力引导外，个人的自我教育、存养慎独很重要。大学生如果缺乏对自我客观审视的态度，会造成对自我能力的判断与社会定位的不清晰，造成理想信念的不坚定。

王阳明坚持以“格心”来去不善的念头，时刻反省自己的行为及其动机的合理性。一方面为学先立志，明确自我的价值。现在我们处于向第二个百年目标奋进的第一个五年，国内国际环境给我们大学生提供了大展身手的舞台，大学生只有明确自身在实现中国梦中的重要作用，将小我融于国家的大我，才能为自身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力量。另一方面内省不能离人伦日常，“从事上入手”从细微之处来体察己过，通过内省来认识自己，从实际工作中判断出自己的能力范围。

（三）由“行而不久”到“事上磨炼”

“行而不久”，指的是有些大学生在实现理想的过程中缺乏持久性，不注重社会践行。大学生在学校学习马理论、参加校内主题活动、接受主流媒体的宣传，使得大学生对理想信念有了一定程度的认知。但是这个阶段的认知是不充分的，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实现认识的质变。大学生可以利用课余时间体验红色文化，比如纪念馆、革命根据地等，在实际体验中获得心灵洗涤。另外，通过参与社会公益活动、志愿服务等，培养他们的责任感和担当意识，进而培养大学生坚定的理想信念。

总之，王阳明的知行观认为知行本体。知和行在人的每一活动密切结合，是在事上统一，知道的就要做到，由此促进知行的并进。然而王阳明的观点是为了解决那个时代“知行相悖”的痼疾，不可避免带有时代局限性，比如将主观的意识纳入客观的范畴。但在大学生理想内化上，我们可以借鉴其“德性之知”与“德性践行”关系之间的有益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