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京京

（牡丹江师范学院 黑龙江 牡丹江 157011）

一、次要人物群像之概定

《牡丹亭》传奇共55 出，体量宏大。除了描写爱情的主线之外，尚有多达20 出与爱情无直接关系且主人公杜丽娘、柳梦梅都没有出场的出目。其中，描写战争大背景的占据9 出，次要人物出场介绍占据4 出，余者为次要人物相互交流活动的戏。可见，以次要人物活动为主要情节的出目占据全剧近一半。

统计每一出出场的人物，我们发现次要人物出场频繁、人数多。单出中人物数量最多可达12 人，人物数量为3 人的有6 出，人物数量为4 人的有11 出，人物数量为5 人的有7 出，人物数量超过5 人的有5 出。涉及3 人及以上的出目共有29 出，占据了总数一半之多。可见，次要人物从剧一开始就伴随着主要人物进行活动，对故事情节发展起到重要的联系作用。

次要人物并非以孤立的个体的方式被进行形象塑造，而是呈现群像的特点。次要人物紧紧围绕着主要人物进行活动，形成了以杜丽娘和柳梦梅为核心的2个大群体，主要围绕着他们的活动而活动。同时次要人物也各自互相形成若干个小群体，代表着各群体的文化，主要分为闺秀、儒生、官员、仆人等类型。次要人物活动的舞台是较为统一的，如以杜丽娘为核心的次要人物都活动于闺阁。以柳梦梅为核心的次要人物则随着柳梦梅赶考、寻岳的路线聚集在南安府、京城杭州、淮安城等。

由此可以判定，次要人物群像确实存在于作品《牡丹亭》中。这些次要人物群像在塑造自身鲜明性格的同时，更为主人公的形象增添光彩。他们之间的密切活动，不仅推动了全剧情节发展，也延伸了作品的丰富内涵。

二、次要人物群像促进情节发展

作者极为注意剧中情节间的因果关系，常借用次要人物群体的活动来铺设各种细微的条件，各种条件最终汇聚推动主要人物进行下一步活动。例如杜丽娘游园惊梦这一情节，虽然作者一再强调“情不知所起”，但在叙事上客观地为情起布置了许多条件。

从第二出作者就略写柳梦梅的梦，为后文杜丽娘之梦起到了预示的效果，也符合剧中所谓缘分天定的说法。《延师》《闺塾》《肃苑》这几出中，杜宝、杜母、陈最良、春香几个角色各自为杜丽娘的春心觉醒提供了不同的条件。杜宝、杜母为女儿延请师父，陈最良讲授《关雎》构成了杜丽娘意识觉醒的直接因素。春香发现小姐内心忧愁，建议小姐前去游玩遣怀，杜宝的离府劝农更是为杜丽娘前往花园遣怀的行为铺设了合理的客观条件。春香发现小姐内心忧愁，却没有真正理解小姐内心的苦恼，语言中却多提配偶之事，反而在游园中加重了杜丽娘的伤怀。这些人物的种种行为直接导致了杜丽娘游园的举动。而这些人物之间的种种活动和言语更是筑出了杜丽娘封闭的精神世界。这些次要人物的行为若被删去，故事情节则不合理。

《牡丹亭》还在主要情节的过渡上运用次要人物群像做远、近伏笔。这些伏笔，看似与紧接的情节关系不密切，却如线头一般，暗连较远的情节，伴随着情节逐渐推进，作用自然显露出来，结果也显得非常合情合理。

如剧中对战争背景的描写，并不是杜丽娘亡故之后突然另起的，早在《诀谒》一出郭驼自述身世中已透露出国家不太平的迹象。郭橐驼说自己父辈是因宋金战争频繁跟随柳梦梅父辈流落至广州的。到《冥判》一出作者再次利用判官之口提到战争，判官诉说自己因战争频繁，人口稀少，才得以补了缺。有了前两处的铺垫，《虏谍》正式演说战争的发生就显得自然多了。剧中李全之乱也是运用了伏笔之法，早自《虏谍》一出已经埋下伏笔，而李全之乱又是为了引出杜宝被围困、柳郎行探的情节。

次要人物群像还为情节的曲折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增加了戏曲的可看性。汤显祖的《牡丹亭》与原话本《杜丽娘慕色还魂记》在情节上有很大区别，主要是杜丽娘复活过程有区别。不仅加入了更多次要人物参与进去，且由此导致的误会频出，情节更加跌宕。原话本中杜丽娘的复活过程描述得较为简单，几笔带过，复活之后即奔结局，并无太多波折。而剧中的杜丽娘先是有判官放其魂魄出枉死城的奇遇，又与柳生幽会，更是被石道姑、小道姑等人发现了蹊跷，至于复活过程大胆挖坟、喂起死回生药也都很有看头。还魂之后，情节也并未像预期一样走向缓和，反倒因陈最良的突然拜访，使得人物陡然紧张起来，柳梦梅、杜丽娘、石道姑等人仓皇逃走，开启了戏剧下半段柳梦梅科考、杜丽娘嘱其寻找岳父、杜宝拷打柳梦梅的情节。因为次要人物石道姑、陈最良等人的活动，使得杜丽娘复活的事件变得更加复杂起来，故事也更加有趣。

三、突出主人公形象之至情性与真实性

主要人物杜丽娘和柳梦梅，痴情是他们最鲜明的特点。作者通过类比、突出的手法，书写了与主人公身份类似的次要角色对“情”的态度，更加突出主人公情之深与执著。例如柳生敢于追求良缘，且能痴情。而同样为儒生的陈最良、杜宝对待情的态度却截然不同。陈最良醉心读书，不通人情，以过于迂腐的观点对待爱情。而杜宝醉心官场，为人固执，他对情采取压制的态度，视报国为第一要务，轻视儿女情感。有了这两个人对感情的态度做衬托，柳梦梅“情痴”的本色更为突出：他能因梦改名，他能深情叫画，他能冒着生命危险大胆启坟，他能不负杜丽娘的托付在战争中行探岳父杜宝。次要人物的态度更加突出了主要人物的性格特点。

次要人物群像构成并处于具体的社会历史背景中，不仅使得他们自身的形象更加多面和鲜活，更为主人公的活动提供了环境，使得主人公的形象是处于具体的社会历史背景中的，除了理想性之外，还具有现实性。例如陈最良的出场，使得杜丽娘除了小姐、女儿身份之外，还多了徒弟的身份，在学堂里杜丽娘是尊重师长、行为稳重的。花神、判官等构成的梦境和冥间赋予了杜丽娘“妖”的特征，行动自由、不受拘束、行为大胆，这与在闺阁学堂中闺秀身份表现出的稳重羞涩的性格差异较大。剧中次要人物群像构成了闺阁世界、科举世界、战争世界等多个社会背景，杜丽娘、柳梦梅在其中的身份亦是多样的，而性格也呈现出一些不同之处。

四、折射作者对时代社会的思考

杜丽娘、柳梦梅的爱情故事，在汤显祖的笔下与《杜丽娘慕色还魂记》话本明显的一个不同点在于爱情主线处于具体的历史社会背景之中。剧中的背景既涉及国事、军政层面，也与妇女婚姻有关，更深入描绘了科场环境、世情百态等诸多方面。作者通过次要人物群像的塑造所反映的也不仅是宋代社会，更指向明代的现实社会。

汤显祖出生于嘉靖二十九年，彼时的明代已处于内忧外患的局势中。嘉靖八年之后，蒙古俺答部落就不时骚扰明朝边境，汤显祖诞生的那一年，俺答曾一度兵临都城，大将仇鸾等人战败，最终无奈和谈。汤显祖六岁时，倭寇势力也渐起，劫掠苏州、芜湖、南京。七岁时，沿海有海寇作乱。十二岁时，国内发生农民起义。

汤显祖的童年是在战火动荡中度过的。因此，汤显祖将所经历、听闻的一些战事融入到剧本创作之中，在《牡丹亭》剧本中突出表现为对李全之乱的描写。作者选取了宋朝的李全之乱，又结合了明代俺答之乱加以糅合，不仅突出塑造了与历史上形象不同的杨娘娘、李全等形象，更反映了明代战争危机的深刻本质，具有一定的嘲讽意味。

作者借鉴了明史，以李全之乱为背景，重点塑造了李全、杨娘娘两个重要形象。杨娘娘这个角色与历史中记载的智谋形象出现了一定的出入，虽然整体上延续了智谋女性的特征。作者却将智谋的特点继续深化，给杨娘娘赋予了超越男子的政治家色彩，在剧中，她成为了超越李全的实际军事首脑，甚至还计划了围城之计。历史本事中，为李全献计的是宗雄武，作者将此事移嫁到杨娘娘的形象上。此外，李全乱军的结局也被作者改变了，作者将李全最终死于战败的结局改为杨娘娘促成和谈并带领军队撤退海上的结局。这是两处对情节影响较大的改动。而作者汤显祖改动了有关杨娘娘的事迹并把她塑造为一名女政治家并非完全出于虚构和想象，而是与明代俺答之乱的史实有一定关联。

蒙古俺答部落骚扰明边境已久，而俺答部落中三娘子为掌权人物。明代官员为求边境安稳，经常以财货等物贿赂三娘子以维持和平。《明史》中曾记载权臣吴兑贿赂三娘子财宝的史事：“三娘子有盛宠于俺答。辛爱（俺答子，一名黄台吉）嫉妒，数诅詈之。三娘子入贡，宿兑军中，愬其事。兑赠以八宝冠、百鸟云衣、红骨朵云裙。三娘子以此为兑尽力。”《牡丹亭》中《围释》一出即影射了该史实，杜宝派遣陈最良前往敌营劝降李全，重点却放在劝说杨娘娘，先是拿出杜宝自称“通家生杜宝敛衽杨老娘娘帐前”的书信取得对方的信任，更是许诺要向朝廷请敕杨娘娘为“乞金娘娘”，甚至答应他们“但要金子，都来宋朝取用”“金头冠、盔甲”的要求。

作者对待这种“求和”的态度是非常不齿甚至痛恨的。尤其是万历十八年发生了“洮州之乱”，在明朝廷和俺答以输入财货为基础求得的20 年和平之后，火落赤部族突然大举进攻洮州，导致副总兵李联芳战死，引起了朝野的震惊。当时朝野出现了是战是和的纷争，而支持作战、弹劾首辅的大臣万国钦最终被皇帝罢黜。作者汤显祖愤于时事，作诗《万侍御赴判剑州，过金陵有赠》中说：“倍有金缯去，毫无善马来。市和虚内币，买爵富中台。”可见不赞同和谈的政策，认为和谈是虚耗国力，与钱财于贼的行为，并不能真正解决危机，更犀利指出官场的黑暗。汤显祖对明廷求和俺答的不满也表现在《牡丹亭》中，他借《圆驾》一出中柳梦梅之口嘲讽杜宝的军功：“小生何罪？老平章是罪人”“朝廷不知道，你哪里平的个李全，则平的个‘半李全’。”实则是借《牡丹亭》感叹明代当前的政治局势。

李全之乱之后杜宝等人因献计“劝降”了俺答受到朝廷的褒奖实现仕途的升迁。作者在描述这些儒林中人的仕途经历之余，嘲讽了科场的弊端。杜宝、陈最良、柳梦梅等人因为战争骤登高位。这些角色先前或苦读不中，或科场无望，或壮志难酬，却因此一战，成为状元、宰相、功臣等官场显赫之人。这些儒生们的不同经历，正展现了科场不公的现象。明代科场舞弊现象严重，权臣可以把控科考，贵宦之子轻易可以封官，而寒门才子却难以立足。汤显祖本人就曾受到过权臣张居正的有意打压，更因为上疏陈述科场弊病被贬谪出京。通过剧中这些儒生先前科举之难和因际遇而飞黄腾达的鲜明对比，表现了作者对科举黑暗现象的深深慨叹。

五、总结

牡丹亭中的次要人物，围绕着主人公行动，但是除了推动情节发展、丰富主人公形象之外，他们本身也构成了许多社会历史文化。这些社会历史文化不是作者虚构的，而是作者汤显祖对当时明代社会的书写，通过含蓄地描绘当时发生的战争、当时黑暗的科场、当时的闺秀生活等，体现出作者的思考和情感。本文希望通过分析次要人物群像的功能和文化意义去展示《牡丹亭》剧本中富含的意义。

注释：

①徐朔方.汤显祖年谱[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7,10,12.

②徐朔方.汤显祖年谱[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56.

③(明)汤显祖.王思任批评本〈牡丹亭〉[M].(明)王思任,评.凤凰出版社,2010.176.

④(明)汤显祖.王思任批评本〈牡丹亭〉[M].(明)王思任,评.凤凰出版社,2010.177.

⑤徐朔方.汤显祖年谱[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89.

⑥(明)汤显祖.王思任批评本〈牡丹亭〉[M].(明)王思任,评.凤凰出版社,2010.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