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园园

(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重庆 404100 )

引言

刘敞(1019—1068)，字原父，一作原甫，临江新喻(今江西新余市)人，曾任英宗侍讲。其学术素养深厚，为北宋著名经学家、史学家，有《春秋权衡》《春秋意林》《七经小传》传世。《七经小传》对宋代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宋人吴曾说：“庆历以前，多尊章句注疏之学；至刘原甫，《七经小传》始异诸儒之说。”[1]观宋代学术思想史，王安石、欧阳修、朱熹等宋代学者多受刘敞及其《七经小传》的影响。考察刘敞同时代学者的学术著作及流行时间可见，刘敞在此诸人中年龄最小，但其《七经小传》等的撰成及流行远早于胡瑗及周敦颐，甚至不后于石介和孙复，可见刘敞及《七经小传》为“北宋儒家经学风尚转折的标志”并非虚言。

《诗小传》集中反映了刘敞的《诗》学思想。《诗小传》谈论的问题包括改写经文、重新分章、述《小序》之非等。除了疑《诗》改《诗》外，刘氏解《诗》更有新说，既重定划分变风、变雅的标准，又提供新的解经思路。

杨新勋先生的《宋代疑经研究》设专节点出《诗小传》存在改易《诗》文的情况。文章拟在其基础上申说刘氏改经的缘由、创新之处，以求明其解经宗旨，同时探求《诗小传》对当时学术风气和后来学者的影响。

一、刘敞之疑《诗》思想

《七经小传》开启了宋代疑经思潮，刘敞在《诗小传》中对经书提出诸多质疑。刘敞不光改《诗》易章，疑《小序》之说，而且辨毛、郑之非。

(一)改易经文，重新分章

刘敞对五经皆有注释，对宋代经学影响较大的是改易经文。四库馆臣云：“盖好以己意改经，变先儒淳实之风者，实自敞始。”[2]刘氏疑经改经，对《诗经》中的诸多篇目也进行了字词或分章的改动。

改字动因有二。其一，合韵。《小雅·常棣》第四章“兄弟阋于墙，外御其务。每有良朋，烝也无戎”，刘敞解为：“按此诗八章七章合韵，惟此戎字不合韵，疑戎当作戍，戍亦御也，字既相类，传写误也。”[3]21刘氏以合韵为改字之由，将“戎”改为“戍”，使“务”与“戍”为韵，寥寥数语便道出此处要义，但是这一改动是否可靠？观诸家之说，顾炎武《诗本音》：“《四章》与‘务’为韵。”[4]江有诰则认为“务”字不确，当作“悔”字。但王力先生认为“务”“戎”入韵，属幽侵合韵。可见历代学者多有争议，此处为刘氏一家之言。其二，经文中存在误字。《无将大车》第一章“无将大车，祇自尘兮。无思百忧，祇自疧兮”，刘敞解为：“疧当作痻，读如缗，病也，字误耳。”刘氏改“疧”为“痻”。《说文》：“疧，病也。”[5]《尔雅》也将“疧”训为“病”。《诗经·大雅·桑柔》“多我觏痻”，郑玄：“痻，病也。”可见“疧”与“痻”同为“病”义，字义相通。而且阮元《十三经注疏校勘记》曾考证此诗的“疧”确为误字。结合诗意，此诗每章的起兴用“尘”“冥”“雍”3字逐步展现大车扬尘的情景，由掀起尘土到尘土飞扬，最后遮天蔽日，诗人的情感也表现得愈加深沉。据此,刘敞之说从字义上来说确实可行。综上，刘敞改《诗经》中文字，实为力求恢复《诗经》原貌，还圣贤本意，因其并未详细记录其改字依据及相关文献，未免有过度阐释之嫌，但其独特的阐释视角，可备为一说，为后世学者解经提供了新思路。

除了改易经文外，刘氏还对《诗经》中诸篇诗歌重新分章。如《伐木》一诗的分章，刘敞未从《毛诗》将诗歌分为6章之说，而是以己意分章，将《伐木》分为3章。“伐木丁丁，丁丁，声相应。……然以言自天子至庶人，亦当须友以相成也。”[3]22刘氏考文意、玩其辞而察其误，进而重新划分《伐木》章句。他以“伐木”为每章开头，此种划分使诗篇结构整齐；以友人助“我”“伐木”兴贤臣辅佐天子治理国家，既合其心中之义理，又便于读者体会诗意。但实际上，此种分章并非刘氏首创。清代学者陈启源曾说：“案《传》《笺》下疏语统释一章，例置每章之末，此诗若以毛，当六句一疏，分为六条。今乃总十二句为一疏，作三次申述。……刘欲改毛公章句，当援孔疏为说，而竟以己意断之，朱吕亦止云从刘，俱若未见孔疏者，此皆不可解。”[6](《毛诗稽古编》)朱熹、吕祖谦在其《诗经》注本中，皆从刘氏始论分三章之说。朱、吕二人定看到过孔疏，但皆未从孔氏之说，因《小序》孔疏标起止曰：“‘《伐木》六章章六句’至‘厚矣’。”[7]93孔疏的标起止与后文的述说并不相通①，既然其自有矛盾，宋儒定不能从。《诗经》第一章写伐木声及鸟鸣声，这是远离现实的超然之境。第二章又回到现实中写人的活动，诗人批评了互相猜忌、不顾情谊的不良现象。第三章又以一派祥和、超越现实的理想境界结束全诗。分3章更加符合诗意，可取。除此之外，刘氏还对《小旻》《北山》《小明》《假乐》等重新分章，其分章使诗意简洁易读，诗旨清晰可见。

由上可知，在宋代经学疑经辨伪的大背景下，刘敞解经思想走在时代思想前沿，易文改章对刘氏来说是一种学术倾向。

(二)疑《小序》之说

汉儒多从《小序》之说，唐后期疑经之风始行，成伯屿《毛诗指说》始疑《小序》。北宋至盛，刘敞对《小序》多处提出了质疑，其疑《小序》之说在《诗小传》中共有4处，涉及《卷耳》《泉水》《杕杜》《葛覃》4篇。

刘敞直疑《卷耳》主旨。刘敞从传统伦理道德的角度对《小序》之说提出质疑：“《卷耳序》称：‘后妃又当辅佐君子，求贤审官，内有进贤之志，至于忧勤。’吾于此义殊为不晓。”[3]16开宗明义，直接质疑《小序》，接着又说：“后妃但主内事，所职阴教……”[3]16其点明后妃之责，对后妃进贤之说非之：“何得知天下之贤，而思进之乎？”[3]16刘氏认为女子当以德为先，而非因其才能，所以后妃并不会为没有贤臣而忧思，这不是她的职责所在。接着以《尚书·牧誓》证之：“武王岂责纣‘牝鸡无晨’，周公作《易》，何言‘在中馈，无攸遂’乎？……亦何至朝夕忧勤乎？要之，后妃本不与外事，自无缘知贤者不肖主名。”[3]16《尚书·牧誓》记载武王曾说“牝鸡无晨”，暗指妲己不应该干涉政事；《周易》爻辞中的《家人》“六二爻”爻辞对女子专职之事早有规定，因此《小序》所说与西周文献明显相悖。且“西周初年的后妃太姒、太任，也没有文献记载他们求贤审官”[7]93，“若谓后妃当并治其国者，是后世母后之乱，吕、武所以乱天下也”[3]17。若依《小序》之言，此甚至会开女主乱国之祸。“又何以号为正风教化万世乎？”[3]17刘氏结合《诗经》划分标准进一步阐释诗意，若后妃辅佐朝政，则容易出现女主乱国之事，那《卷耳》就不该列入正风中，可见《小序》之说确有附会的嫌疑。“事体相类，辞意相混”[3]17则为学者误读此诗的原因。后刘氏申说《卷耳》诗旨，“此诗言后妃警戒人君，使求审官之意耳，不谓后妃己自求贤审官也”[3]16。刘敞以“后妃警戒”之意来破解“自求贤审官”之说，以人情之理补之，以“劝贤”说易“进贤”说。《诗小传》第一段提到了《小序》是何人所作：“子夏《序》，《诗》云：礼义废、政教失……非夫子之意，子夏所指。”[3]14刘敞明确《小序》是子夏所作，子夏为孔子高徒，所作《小序》不免含圣人之意。刘氏对孔子思想极为重视，曾说“以礼观政，以道观言”[7]93，孔子之“道”体现在言上，言多记录在《论语》中，而《论语小传》在《七经小传》中所占比重最高，可见其对孔子之“道”的推崇，遂未对圣人之徒所作《小序》大加斥责，而是以情理之解弥补“劝贤”说。程建认为《诗小传》只有此处疑《序》②，其实不然，另存3处。

其一为《泉水》。《小序》：“卫女思归也。嫁于诸侯，父母终，思归宁而不得，故作是诗以自见也。”[8]165女子因父母去世而伤心。刘敞解为：“此诗之女于今卫侯兄弟也，以言亦出同而归异，不得相见尔，是之为叹也。”[3]20首先，刘氏解“肥”为“出同而归异”。查阅诸家之说，刘氏对“肥泉”的训诂从《毛传》。其次，刘氏以“出同而归异”将所指之人缩小范围，断为卫女及卫侯，此处为刘氏新解。最后，刘敞曰：“夫人有遣大夫归宁兄弟礼。”[8]165诗歌第二、三章两言“出宿”“饮饯”，应是卫女不得归，而派使者返卫探亲，使者代表卫女探亲，接见之人定为今卫侯，可见刘敞所论今卫侯与卫女“出同而归异”之说并非迂曲，可从。值得注意的是，全诗并未提到《小序》所说“父母终”之事，刘敞也并未过多申说。

其二为《杕杜》。《小序》：“劳还役也。”[8]602《小序》以此诗为君主对征夫之言，刘敞认为：“杕杜，特生之杜也。以兴君子于役，则妇人特居焉。睆然其实者，方其盛时也。”[3]22《唐风·杕杜》“有杕之杜”，《毛传》解为“杕，特”[8]391。刘敞云：“有杕之杜。”纳《毛传》之解以证此处。刘氏认为“有睆其实”以及“其叶萋萋”都是以杕杜的特点来兴女子在青春靓丽之时却独守空房，所以此诗为思夫诗。结合诗意，“有杕之杜，有睆其实”写女子，“王事靡盬，继嗣我日”写男子，“日月阳止，女心伤止，征夫遑止”则为合写男女二人，这样充分表达女子曲折的情感，可见第一、二章皆为待嫁女子的口吻，非征夫口吻。同样，清代学者方玉润在《诗经原始》中认为：“圣王纵曲体人情，亦不代人妻子作悲泣状也！”[9]方氏之说并非没有道理，从诗歌文本来看，此诗并非关于男子劳役的具体情况，而是女子思念外出服役的丈夫，触景生情，尽述自己的悲情。

刘敞对《诗序》的怀疑虽然不是全面的，但其开启了废《序》言《诗》的先河，打开了《诗经》研究的新局面。由此，后世学者开始废《序》言《诗》，如朱熹《诗集传》提出废《序》说，王柏《诗疑》改《诗》删《诗》。

(三)驳斥先儒之非

刘敞解《诗》与毛、郑解《诗》多存异处，主要体现在艺术手法以及字词训释上。

然而，刘敞对毛、郑的质疑也存在过于严苛之处，如解《甘棠》时，刘敞过度解读毛、郑之意。《毛传》云:“召伯听男女之讼，不重烦劳百姓，止舍小棠之下而听断焉。国人被其德，说其化，思其人，敬其树。”[8]78《笺》强调召伯勤政爱民，召公可以在走过之处随时为国人断案，此说重在宣扬召公的仁德。“召伯在之时，尝憇息此棠树之下，今其人虽不在，犹当勿伐此棠。”[3]19刘敞以儒家治国标准为据，断定身份尊贵的召公不应在小棠树之下断案。“使召公为墨子之道也。……是乃中庸之法，上下之节矣。安可非苦就行以干百姓之誉哉？”[8]19《史记·太史公自序》曾谈论墨子之道：“要曰强本节用，则人给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长，虽百长弗能废也。”[11]墨家思想可取之处主要是人人富足以及节用的思想。而“刘敞所驳正的，是郑玄‘召伯听男女之讼，不重烦劳百姓，止舍小棠之下而听断焉’一类的解说”[12]，此处质疑确实有失偏颇，毛、郑意在赞颂召公勤政爱民，召公秉自苦精神巡视百姓生活，随处解决各种问题，并非刘敞过度解读的“干百姓之誉”，此处解说略有瑕疵。

纵观刘敞疑《诗》之说，其不拘于权威之说，敢于质疑《小序》及毛、郑之说，解《诗》又力求合乎先王之教。一方面，刘敞据文献认识到经文中存在诸多问题，怀疑其真实性，通过理性思考对经文进行调整与改动；另一方面，刘氏疑经多因时代背景以及其经学立场，以现实伦理和其政治思想进行审视，白玉微瑕，虽个别处存在臆说，但其疑经思想在两宋仍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二、刘敞解《诗》之创见

刘敞除了疑《诗》改《诗》以外，还多有创见，提出变风变雅的新标准，通过文献、史实等重新阐释经文，严守尊王攘夷的思想。

(一)风雅正变之新解

《诗大序》首论变风、变雅问题，但是《大序》中并没有清晰阐明变风、变雅究竟以何为标准，以至于后世学者众说纷纭。对于变风、变雅的标准，前人多宗郑玄之说。郑玄在《诗谱》中首次提出《风》《雅》中有歌功颂德之作，认为正风、正雅以赞颂为主，变风、变雅则以怨刺为主，以成王及其之前的时代为盛世，以懿王及其之后的时代为衰世。“文、武之德，光熙前绪。……及成王，周公致大平，制礼作乐，而有颂声兴焉，盛之至也。”[8]7郑玄根据周王朝各个时代的王政兴衰情况来划分正、变归属，且郑玄以《周南》《召南》为正风，其余13国都为变风，但是对成王以后、懿王以前的时代的诗歌，未细致考虑每首诗的诗意再加以划分，导致变风中出现了美诗。

刘敞紧依《诗大序》，提出应以诗的内容来划分变风、变雅。“至于王道衰，礼义废。……而变风、变雅作矣。”[3]16刘氏认为变风的内容应该写政治的得失、人伦的废坏、行政的苛刻，并通过分析《诗经》中具体诗篇的主旨来佐证自己的观点。“令《淇奥》《缁衣》与《南山》《北门》同列，非夫子之意、子夏之指”[3]16，《毛诗序》解《卫风·淇奥》为“美武公之德也”[3]16，将《郑风·缁衣》解为“美武公也”。对变风、变雅的划分确实存在矛盾之处，因卫武公以及郑武公所处的时代均非盛世，但是却存在多首美诗，实属矛盾。再如《七月》的归属问题，《七月》为“陈王业之本”，属于美诗，而按郑玄之说,《七月》位于《豳风》，美诗处在变风中，自相矛盾。刘敞对此给出新解，“先儒以为周公遭变，故《七月》为变风”[3]35，周公作此诗目的是诫成王。“周公作诗，意在于豳，而周公之诗无所可系，故因谓之豳也”[3]35，豳地为周代祖先立国之基，对周王朝意义非常重大，此为周公为诫成王之诗，无处可系，则归于《豳风》，可见诗歌不可只以时代划分正变。《七月》归属历来众说纷纭，刘敞释《七月》归于《豳风》之因有合理之处，此为刘氏一家之言。

由此可见，刘敞划分变风、变雅之说紧依《诗大序》，与郑玄之说相比，既不脱离史实，又着眼于《诗》内容本身。

(二)重释“季札观乐”之说

《诗小传》多含新解，自有创见。除此之外，刘敞也为后世提供了新的解经思路。

《诗小传》利用经文时间差重解“季札观乐”一事。《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季札到鲁国观赏周乐，季札对当时的《小雅》评价道：“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贰，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犹先王之遗民焉。’”[3]31观今本《诗经》文本，《小雅》中多宴享诗，“若闻《鹿鸣》《鱼丽》而谓之衰，又何以为季札乎？”，《鹿鸣》“燕群臣嘉宾”，《鱼丽》“美万物盛多，能备礼也”[3]32，此与季札所说不相符，故刘氏认为古今《诗经》文本有异，进而阐释产生此种偏差的原因。“盖昔者周德既衰，乐章错乱，太师非其人不知《小雅》自有正雅，《大雅》自有变雅，而遂误以凡变雅者为《小雅》，凡正雅者为《大雅》，而季札所闻适皆《节南山》之类，故有周德衰之叹耳。”[3]31当时乐章错乱，太师以变雅为《小雅》、正雅为《大雅》，因此《左传》才会记载季札美《大雅》而刺《小雅》。要言之，刘敞以时间差为解《诗》之要，以《论语》的记载推断《左传》之解。“后至仲尼自卫反鲁，乃始分《雅》《颂》，各得其所。由仲尼而《雅》《颂》各得其所，则仲尼前大小《雅》不得其所矣。”[3]32因“季氏观乐”之时孔子年龄尚小，不可能“删定六经”，可见当时《诗》文本顺序和后世存在差异，季札才会有此评价。此处刘敞找出文献之间的时间差，并以文献互证的方式解《诗》，实有新意。

(三)严守尊王攘夷思想

刘敞长于《春秋》，其探寻“《春秋》大义”之解经思想同样影响其解《诗》思想，常借《诗》表达自己的看法，流露出经世、用世之意，其解经重尊王攘夷思想。刘氏之“尊王攘夷”的前提是君主自修其德，同时强调君权的权威性，并攘夷狄以尊王。

首先，申述君主自修德行的必要性。刘敞解《小旻》：“短虑暴虎冯河之患，患在目前，则知避之丧国亡家之祸，祸在岁月，故不知忧。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者，言善为国者当如此矣。”[3]27有两层意思，一是思畏，二为敬畏，旨在告诫执政、参政者先要自修，承担责任，有所作为，行事应小心翼翼，且应远离小人。在其另外的经学作品中也有相同思想的表达，例如刘敞在解隐公四年“卫人杀州吁于濮”条时说：“若世太平也，教化未坏，天下必无弑君亲者，及王道既衰，诸侯力征而臣弑君、子弑父，列国擅盟会，于此之际，会岂难致哉？”[13]刘敞认定周代王道衰落的原因是周天子没有自修其德，因其德行亏损，周王朝逐渐式微，各诸侯国经常战争不断。刘敞曾为英宗侍讲，每每讲解造字之理时常以义理辅之，有情有理，有时还会依史书进行劝谏。适逢此时宫中有奸臣挑拨离间，群臣多有暗论，刘氏则以《史记》中尧让位于舜的故事，劝谏英宗应以仁德行事，以获臣子尊重，受百姓爱戴，王朝才可兴盛、经久不衰。英宗听了他的劝谏站立起来以示对其言论的认可。

其次，重视君权的绝对权威性，指君权不应受外在威胁而被削弱。刘敞以《卷耳》为例，规定了后妃的职责，因吕后、武后曾掌权导致王朝发生重大的动荡，所以后世的大臣对后妃干政极其排斥，刘氏也引以为戒：“若谓后妃贤，当并治其国者，是开后世母后之乱。吕、武所以乱天下也。”[3]17此诗若依《小序》之说，恐为后妃干政找到借口，从而不利于君权的加强。刘敞以情理弥补，退一步说后妃的职责除了管理内事以外，虽不可直接干政，但可以劝诫君王任贤使能。刘敞此说与仁宗、英宗时期太后对朝政的干涉有直接关系，当时的士大夫对后妃干政之事非常关注，如章献太后曾想效仿武后参与政事决策，在试探大臣的态度时遭多位大臣的拒绝。司马光曾说：“依约古礼，使后宫之人其为几，等有几人。……诚治乱之本，祸福之源。”[14]可见宋代士大夫从道德和政治上对后妃妄图干政的行为加以规制，此为君权不被削弱的一种措施。

最后,抑夷狄以固君权。《四月》第六章“滔滔江汉，南国之纪。尽瘁以仕，宁莫我有？”，刘敞解为：“江汉之水，能纪纲南国诸川而有之。今我尽劳从仕，王曾不顾有于我，计王之德，不若江汉之水也。”[3]29刘氏以江汉统制南国诸川，喻王不能治理国家。再如解“匪鹑匪鸢，翰飞戾天。匪鳣匪鲔，潜逃于渊”时，刘敞曰：“言怨乱并兴，忧之之辞也，曾不为鹑鸢乎？翰飞戾天，曾不为鳣鲔乎？潜逃于渊，言非此四者，则皆罹其患矣。”[3]29鹑鸢与鳣鲔皆喻遭战祸处于水深火热中的百姓。回到现实政治，在仁宗和英宗时代，辽国、西夏等对宋朝多有挑衅，外敌的逐渐强大已经严重威胁到了“尊王”的实现。刘敞认为“尊王攘夷”不光在于夷狄是否强大，还在于国的“制与不制”，若国家“不制”，则朝政不稳，夷敌难抑，最后百姓罹祸。

三、刘敞与宋代新学风的开启

由上分析，可见刘敞对《诗》经文及章句进行了大量改动，并质疑前人权威经典之说，在此基础上自作新解。“为了满足新学风的需要，以前说为基础，较为详细或者在层次上较为深入的新解经方式于是焉产生，而刘敞从事的，正是新经学的构筑工作。”[15]其为后世学者解经提供了新的思路。

《七经小传》为刘氏17岁时所作，其直面《小序》之非，质疑经典学说，对同时代以及后世学者有深远影响。据台湾学者叶国良考证③，王安石《三经新义》的许多经学见解都来源于刘敞，而在王氏的《临川文集》中也尊称刘敞为“阁下论为世师”，后世诸儒亦多采刘氏之说，如朱熹《论语集注》承《论语小传》中的新解，《诗集传》从刘氏《诗小传》分章之说，孙诒让屡引《周礼小传》之注。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诗小传》对《诗本义》也有深远影响。刘敞曾与欧阳修同为太学官员，交往颇深。据学者考证，欧阳氏多次向刘敞请教有关经书之疑。其《诗本义》集中而全面地对《小序》进行质疑，主张探求《诗》的本义，可知刘敞《诗小传》对欧阳修《诗本义》的解《诗》思想有重要的影响。但《七经小传》为刘氏青年时期的读书笔记草稿，并没有详细记录其解经过程以及版本依据，所以其解经难免存在臆说之处。

综上所述，在宋代疑经思潮的影响下，宋儒对《诗经》开始发难，涉及《诗》学的经典注本，甚至对经文本身提出质疑，刘敞疑经改经也是其正本清源的手段，他力求改变汉唐经学株守传注的学术思想、思路以及格局。宋儒将圣人之道视作自己的使命，希望通过诠释经典建构社会秩序。刘氏亦通过解经发挥“春秋大义”，他严守“尊王攘夷”的思想，为解决现实政治问题提供了新思路，其他学者也多如此。透过刘敞解经思想亦可窥探时代整体的学术风气。

注释：

①《毛诗正义》中孔颖达曾对此诗诗意进行概说：“天子至于庶人……即序首章之事，因文王求友而广言贵贱也。经以由须朋友而燕之，故先论求友之由。序则以诗本主燕，所以倒也。二章、卒章所陈，皆为燕食……”可见孔氏认为《伐木》应分3章。

②程建认为：“就‘《毛诗》小传’而言，刘敞怀疑《小序》，限于《周南·卷耳》一诗。”程建：《论刘敞“以己意言〈诗〉”》，《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17年第3期，第83页。

③叶国良认为：“从《容斋续笔》中考出王安石曾改定《尚书·武成》，今比较王氏与刘敞的改本，不难看出王氏改本是在刘敞改本基础上的进一步修订，疑改思路和思想动机亦相似。”叶国良：《宋人疑经改经考》，台湾大学出版委员会，1980年，第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