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炜

一、诗分两种

现代自由诗在很大程度上不同于我们所熟知的那些“诗”，也不太适合朗诵，一般不会听来情感澎湃，激荡人心，因为语义大都不明确。其节奏、韵脚、气息和语义，都有区别。它与大部分中国古诗也不同。现代自由诗中许多词汇不属于现代汉语的惯常使用方式，不是按照通常的语序安置排列的，而且有些词汇意象陌生、偏僻，不可能在倾听的瞬间被理解。电视晚会上时常出现的某些朗诵诗，主持人与演员站成一排，慷慨激昂，文情并茂，很煽情，这只是舞台表演。

习惯上谈到“诗”，便立刻想起一些合辙押韵的句子、漂亮的词汇等。我们还常常说到“诗意”，但究竟什么是“诗”，我们不曾更多地追究。实际上这是一个诗学问题，不能随意说一句“很有诗意”就过去了。探讨什么是“诗”，大概需要花费很多语言。

一个人曾这样鉴赏现代“诗”，发出感慨：现代自由诗越来越听不懂、看不明白了，然后即兴背诵了另一些通俗易懂、朗朗上口的诗句，说这才是好“诗”。他否定了“现代诗”，就因为“看不懂”。他在这里没有厘清一个问题，即“诗”大致分为两种：一种是通俗易懂的“广义的诗”，而另一种诗属于“狭义的诗”，即所谓的“现代自由诗”，也称为“纯诗”。它大致不是为耳朵所写，不能朗诵，在接受和诠释上极容易产生歧义，不是一眼看上去就能畅晓的。

大家最熟悉的是“广义的诗”，即富有“诗意”、合辙押韵、整齐有序的句式，像一些古诗古词，现代叙事诗等。这些诗句听起来没有障碍，好懂，阅读不成问题。“广义的诗”可以为耳朵负责，一听就明白。比如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一部分唐宋诗词。还有一些读来很有气魄、很抒情的当代诗歌，也是如此，如写高山大河、写情感热烈的社会内容，许多人对它们耳熟能详。它们没有任何阅读难度，音韵铿锵，叙事流畅，意境优美，景物、人物、情感、意象、韵律、节奏，一应俱全，是大家公认的“诗”。

“广义的诗”中的优异者，也需要很高的语言技巧，叙事状物、写景抒情都要生动感人，要富有张力、意境以及深刻的思想内涵。中国传统古诗绝大多数还是“广义的诗”，讲究“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尚书·尧典》）。即使《诗经》《楚辞》，也带有很强的叙事、记史色彩。诗人或记事言志，或咏物抒怀，或寄情山水，或交友唱和，许多时候将其当成日记，走一路记一路。像陶渊明、李白、杜甫、韩愈、白居易、苏轼、陆游、辛弃疾等，这些大诗人无论是为官赴任途中还是贬谪流放路上，走到哪里、与谁相遇、看到什么风物，都要记上一笔，娓娓道来。五言、七言、古风、律诗、长调、小令，形式不拘。

还有一些抨击社会问题的讽喻诗、揭露诗，像杜甫的“三吏”“三别”《兵车行》，白居易、元稹、李绅等人的“新乐府”诗，写尽社会之不公，表达出强烈的谴责。这类诗在中国古诗中占比很大，也非常好懂。如杜甫名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教科书必选的《石壕吏》：“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逾墙走，老妇出门看。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白居易的《卖炭翁》：“一车炭，千余斤，宫使驱将惜不得。半匹红绡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直。”元稹的《连昌宫词》：“明年十月东都破，御路犹存禄山过。驱令供顿不敢藏，万姓无声泪潜堕。”李绅的“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悯农二首·二》）。它们揭露现实、针砭时弊、表达尖锐的思想，痛快淋漓，相对简单直接，通俗易懂，不存在费解模糊、发生歧义的情况。

这类诗当然也是好诗，它们收入文学史，作为“现实主义”诗歌创作的代表篇目得到一再肯定，有崇高的地位，对此没有异议。但是这里面存在一个问题：如果中国古典诗歌全都是这类意旨明确、道德感强烈、价值观单一的诗章，作为泱泱诗书大国，诗歌艺术也就未免太单薄和太单调了。

回头盘点一下传统的民族诗歌宝库，还有哪些诗章令人心仪与神往？它们当中的一部分有点晦涩，有点费解，甚至还有点奇异和古怪，几千年来让诗评家们不停地研究、挖掘，最终莫衷一是，充满猜度、推测与争议。比如李商隐的《锦瑟》：“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这些诗句的意境、意象朦胧迷离，美极了，也费解极了，被争论了1000多年。直至今日，仍没人能够具体而明确地说《锦瑟》究竟写了什么事物，表达了什么意思，却引发出对诗境、诗意的一再开拓与探究。《锦瑟》是朦胧的，它大致规定了一个方向，提供了他人再创造的无限可能。

再比如李白的《月下独酌》，写一个人的孤寂与落寞，旷达与奇思。花间独酌，无相亲相爱之伴侣，“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狂歌醉舞，通宵达旦，还要“永结无情游，相期邈云汉”。千古奇趣得乎眼前，结于未来，写得极为深邃邈远。“永结无情游”，有情无情？诗人、明月、影子，浩瀚的宇宙星空，有“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之慨。《月下独酌》充满了飘渺的奇思和神秘的向往，很难确解，读者只能在其想象的空间里驰骋。“严沧浪曰：饮情之奇。于孤寂时，觅此伴侣，更不须下酒物。且一叹一解，若远若近，开开阖阖，极无情，极有情。如此相期，世间岂复有可‘相亲’者耶？”（近藤元粹《李太白诗醇》）

杜甫的《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并序》，也是如此。“昔有佳人公孙氏，一舞剑器动四方。观者如山色沮丧，天地为之久低昂。㸌如羿射九日落，矫如群帝骖龙翔。来如雷霆收震怒，罢如江海凝清光。绛唇珠袖两寂寞，晚有弟子传芬芳。”下笔超绝，出神入化，意境浑妙。那种奇异独特、精妙绝伦的舞境神境，把思绪引向了多维与神秘。

这些古代诗作，近似于西方的“纯诗”。这个概念不包括叙事诗之类，也不包括一般的社会谴责诗。这是“狭义的诗”，是现代诗人的着力点，平时说的现代诗学研究，一般也以这一部分为对象。“纯诗”要完成的美学内涵，抵达的审美目标，不可能是“广义的诗”所胜任的，也不可能用其他任何文学体裁去替代。

二、两种标准

“广义的诗”读来易懂，好听悦耳，主题鲜明，语义晓畅，情绪相对单一而强烈。这类诗章有“诗意”，靠韵脚、平仄和相对整齐的句式，构成一种文学书写方式，用它记事抒怀、揭露控诉，甚至是纵议辩理。比如韩愈的许多诗章论辩性非常强，像《山石》《李花赠张十一署》《感春四首》《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谒衡岳庙遂宿岳寺题门楼》《杏花》等，这些写景状物的抒情名篇，在叙事中将议论说理穿插其中。

可见通过韵文可以完成很多表述。这部分合辙押䪨的文字取向明了，符合古诗或某些白话诗的惯常规律与设定，较少阅读和理解的难度，从大的范畴上看，这一类富有诗意的韵文属于“诗”。这就是我们平时说的“诗”，是指“广义的诗”。

“狭义的诗”即“纯诗”，在中国古诗中占比不大。西方现代自由诗多是这样的“纯诗”。它们意蕴复杂难解，读来似懂非懂，不是付诸听觉而是视觉，需要面对文字去慢慢展开想象力和感悟力，充分调动联想、通感，借助个人丰富的生命经验，将个人体悟与诗句对接，与诗中所呈现的那个艺术世界、那些一闪而过的意绪和思悟发生关联，从而完成一次特异的审美体验。

前面提到的那位“诗”的鉴赏者，混淆了两种不同的标准，他将痛快明了、简单直接、容易理解的“广义的诗”与“狭义的诗”即“纯诗”混淆了。它们不是同一种质地和功用。“纯诗”需要仔细悟读。如果只是听，是听不懂的。所以“狭义的诗”不能用来朗诵，虽然听听也无妨；但要真正感受诗句的情趣意境和韵致，仅仅通过耳朵还不行。这种诗必须用眼睛、用心去领悟。会意而难言，这是通常的状态。两种研究方向和标准，不能混一。“纯诗”是一种特别复杂微妙的表达方式，与其接近的有音乐，这里指交响乐，“纯音乐”。

三、中间地带

有没有介于“广义的诗”与“狭义的诗”之间者？当然有。我们以古典诗章为例，像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饮酒二十首·五》），王维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使至塞上》），李白的“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渡荆门送别》），杜甫的“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登高》），还有陆游的“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游山西村》），马致远的“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天净沙·秋思》）等。这一类描景状物的诗句，呈现含蓄，精微邈远，静中有动，动中有静，状难写之景如眼前，含不尽之意于言外。这些诗究竟属于“广义的诗”还是“狭义的诗”？可能介于二者之间：一方面具有“广义的诗”朗朗上口、通俗易懂的质地，另一方面它们所描述、绘制、构成的意境和韵味又无限开阔，诠释无尽。

想象一下“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王国维称之为“千古壮观”之境界。广袤无垠的大漠之中一缕孤烟直上云霄，横贯大漠的黄河尽头落日浑圆，画面似乎是静止不动的，但是又分明感受到孤烟升腾之态势和落日浮水之跃动。大漠、孤烟、长河、落日所构成的画面让人想象无限，将思绪引向了无边的缈遥。辽阔、雄浑、寂寥、孤独、惆怅，每一个体命运都可以参与其中，去想象，去进行再次组合和创制。所以其诗境又是费解的，甚至是晦涩的。

可见“诗”的分类不能直接一刀下去，这一半与那一半豁然有别。事实上再也没有比诗学问题更纠缠、更复杂的了。有时候以“广义的诗”和“狭义的诗”来划分，仍然显得粗率和简单。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二者的区别仍旧存在，而且这种界定十分重要，以至于成为诗学研究的基础。在“诗”以至于整个“文学”的写作与阅读上厘清这些，当是最起码的。

四、狭义的诗与纯音乐

我们显然不能用阅读和接受“广义的诗”的心态与标准，去面对“纯诗”，即“狭义的诗”。尤其是针对现代自由诗，那样的理解方式和接受心理，除了抱怨将一无所得。这正像不能用同一副耳朵、同一个标准去衡量交响乐与通俗歌曲是一个道理。

那些交响乐，如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柴可夫斯基的《悲怆交响曲》，用听一首通俗歌曲的途径和方法，大概很难进入。它们的表达手段以至于抵达的目标差异极大，二者既不同途也不同归。许多人因为听不懂交响乐才敬而远之，所以再优秀的交响乐团到一个中等城市演出，都无法与通俗歌手演唱会的热烈相比较，后者受到的追捧极多；而再好的交响乐团，即便是在一些市民文化修养程度较高的大城市同一曲目也不过演出四五场。因为能够听懂和欣赏的也就那么一些人，他们还不够多。

欣赏交响乐不能像听通俗歌曲。交响乐没有歌词，是通过音阶的高低起伏、节奏的快慢、旋律的变化、乐器的调配等诸多手段来呈现和实现的。纤细或粗重，低回或高亢，柔美或雄壮，明媚或阴郁，欢快或幽怨，华丽或冷寂，用这些不同的元素，用和声与群奏去规定一些场景，勾勒一种形象。聆听交响乐首先要放空自己，充分调动个人的感悟力与联想力，让一个人的阅历和全面修养综合参与，随旋律而抵达或部分抵达。生命对某些事物的反应是一致的，对另一些则不然。普遍的情感与生理反应是重要的，又不排除许多特异的情形。心灵状态是不同的，有的广阔有的褊狭，艺术与不同生命之间的合作极其繁复。有些旋律会让人忧郁和沉重，而明快的节奏又会让人置身于另一些情境。这里，无论是冰封大地之冷酷还是繁花似锦之灿烂，都是通过声音去表现的。

声音有如此丰富的描绘，诉诸听觉，那就需要调动个人的生命体验、知识储备、文化修养，去想象感悟和联缀编织，完成一次综合的再创造。作曲家大致规定了一个可能的方向，是否抵达，则需要依赖不同的个体生命。这是欣赏纯音乐所要具备的能力、基础和途径。听一些通俗歌曲则不需要如此烦琐，那简单多了，因为爱和恨或其他，歌曲中会唱得明明白白。

中国最有名的“纯音乐”是阿炳的《二泉映月》。人们知道的还有《十面埋伏》《病中吟》《江河水》等。《二泉映月》可能是这其中最杰出的。当年有一个外国著名指挥家第一次听到它，惊异无比，说此曲“应该跪着听”，崇敬之情无以复加。伟大的艺术，我们从一个“跪”字可以领会许多。这里一点情感的夸张都没有，如果真正理解了这首音乐作品的话。它没有歌词，如泣如诉，沉浸其中即会感动和激越。盲人音乐家阿柄才华盖世，受尽苦难，一生颠沛流离无儿无女。他得不到世人的尊重与理解，拿着一把二胡艰辛生存。这样一个极具才华又异常敏感的人，挣扎于一个黑暗的世界。他怎样面对生活？他用音乐来述说一生的委屈和不幸、想象和欢乐，以及命运赋予的数不清的磨难。他年纪很大了，用一把二胡诉说和概括一生。这首不朽之作可能经过了反复修改和完善，终成心血与苦难结晶的一曲。

由于每个人的生命际遇不同，都可以听出自己的《二泉映月》，但方向大致不会错。除非是个冥顽不化的人，其思维不可能背离天才阿炳所规定的那个方向，沿着天才之思行走，但达到的高度、距离、速度、细节与步态是否更有深度，最终还是取决于每一个具体的生命。所有伟大的艺术都是一场共谋，何为共谋？就是创造者与接受者一起，将不同的生命经验杂糅在一起，最后形成一种感受和认识。

“狭义的诗”，其阅读与接受也是如此。它是和欣赏纯音乐最接近的一种艺术领悟，差不多是同一种东西，只不过一个诉诸声音，一个诉诸文字。声音更抽象、模糊，难以命名或确定；文字则不同。如果把文字和声音用线条来表达，那么声音是一些很短的线，甚至在长度上是一些可以忽略不计的“点”。这些音符可以无限弯曲、纠缠、聚集、抛洒、跳跃，可以表达极微妙、极复杂、极曲折、极幽深的思维。文字却有些别扭，它是相对明了和直接的，一句话和一个词，都是规定好了的一段直线，无论怎样短促，都是线，而不是点。所以创造力足够强的人，总是把这些语言和词汇的线裁剪得很短，让它们近乎粉末、近乎“点”，然后就可以随意连缀，化为绕指柔。这就可以表达出一些极其复杂微妙、曲折深奥的事物。所以“狭义的诗”所面临的表达的难度，比音乐更复杂，任务也就更艰巨。

中国当代的现代自由诗使用现代汉语中所固有的词汇、规定的语法和句式，有时就要打破常规，因为面临的任务实在太重。它要表达的是无法言说的生命隐秘、人生奥妙与特异的转瞬即逝的思悟。这就需要冲破现代汉语的一般规律，粉碎大词，重新安置词序，极致化地使用它们。

读“狭义的诗”如同欣赏纯音乐，不同的思悟将获取不同的生命体验。这是“狭义的诗”区别于“广义的诗”的最重要的品质。“广义的诗”是一般意义上的押韵句子，用来记事抒情、写景议论，表达个人情绪，感染和打动他人，宣扬某种主题和思想。有一部分“诗”介于“广义的诗”与“狭义的诗”之间，属于中间地带，于是其表达方法和接受途径，也往往居于二者之间。

厘清这些，看起来是“文学初步”，却往往被许多人，甚至是诗歌研究者、文学评论家所轻视和忽略。因为这是一个貌似简单、实际上非常复杂的工作。热爱文学和专修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人必须面对这些问题，正像我们不得不面对通俗音乐与纯音乐的区别一样。因为它们不是一种东西，所以欣赏方式和评判标准也就不同。不言而喻，诗的写作更是如此，严格讲现在的许多所谓的“自由诗”和“纯诗”，实际上并没有进入自己独有的那个场域，它们仍然还是“广义的诗”，只是写得有点“焦糊”，只是对西方“纯诗”的模仿而已。

五、诗和诗意

许多诗歌研究者经常将“诗意”与“诗”混同，其实这还不是同一个东西。产生“诗意”很容易，一缕头发，一朵牡丹，一块奇石，一片草叶，都可以生发出“诗意”。但是要变成“诗”，条件就相当苛刻了。首先，“诗意”要浓烈至某种程度，突破一个界限。其次，还要用专有的形式将其固定，才会变成“诗”。只有韵脚的长短句子，写得流畅有趣，这些文字似乎很像“诗”了，但严格来说，极有可能跟“诗”的关系并不大，顶多是有一些“诗意”而已。

“诗”最难表述和定义。这里作一个比喻：它也许是类似于放射性的某些物质，如铀、镭、钋之类。这种放射性物质是不可或缺的，能量极大也极稀有。比如我们知道的核裂变、核聚变的巨大能量，比如原子弹、氢弹。从事地质工作有时就需要这种物质，要将它装在一个铅筒里，因为放射性特强，对人体有害。钋元素让居里夫人晚年指甲开裂流血，患再生障碍性恶性贫血逝世，就是由于长期接触这类物质所致。再比如我们体检时要拍片，做这些检查必有一些限制或防护，而且不能常做，因为危险。凡是放射力强的元素都不可过分地大剂量地接近。这些物质本来就存在，但必须与之保持一定的距离，在其辐射安全值的范围内才能与之相处。

“诗”就是这样一种放射性物质。它是一个等待发现的稀有之物，能量巨大。它被命名为“诗”，而不是“诗意”。它安之若素，然而谁也无法无限度地接近它，更不能无节制地、超出辐射安全值的距离去拥有和获取。我们知道它的存在和方向，但是却不能一味地、径直地靠近和获取。它只可一点一点接近、再接近，而不可无限制、超常规地接近，因为它的强大辐射力会杀死我们。“诗意”是什么？它是“诗”固有的放射性造成的结果，就好比一个测算辐射值的仪器，随着离“诗”这种东西越来越近，它“嘟嘟”的提示音也就越大，出现数值，数值越大，离放射的源头也就越近。“诗”是放射物质本身，而“诗意”只是离开那个物质的半径所标出的读数。离“诗”这个核心越近，“诗意”也就越浓，而只有达到相当的浓度，通常才会被称之为“诗”。

为什么有些“广义的诗”严格讲不能算“诗”？就因为其“诗意”浓度太低，距离“诗”这种放射物质源还有点过远。尽管有“诗意”，敏感的仪器也能够测出读数，但毕竟薄弱，时有时无或可有可无。这如同我们平常所喝的某些含酒精成分的饮料，因为乙醇含量太低，所以还不能算是“酒”。在中国古典诗歌中，真正意义上的“纯诗”不多，最典型的就是李商隐的无题诗。陈寅恪曾说，李商隐的诗歌是最接近西方所谓的“纯诗”。现代自由诗像艾略特等人的作品，保罗·策兰的作品，其“诗意”非常浓烈，是典型的“纯诗”。纯音乐也是如此，像刚才提到的贝多芬、柴可夫斯基的交响乐，阿炳的《二泉映月》，其“诗”性都非常强烈，“诗意”的放射数值非常之高。

我们长期以来存在一种误解，以为那些顺口好懂、大众喜闻乐见的韵句就是好诗。而“狭义的诗”，连专业人士都读不懂，怎么能算好诗？艺术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不能以喜闻乐见作为一个评判标准，因为大众审美还有待引导和提高。廓清高雅艺术与通俗艺术、“广义的诗”与“狭义的诗”，将现代自由诗的阅读和写作，“纯诗”与通俗叙事诗、朗诵诗加以区别，是最基本的工作。如果拎不清这些概念，就很难说理解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因为这既是基础，又是本质。离开了这个前提，即无法进入诗学与写作学的堂奥。

六、纯诗难为

每个人调动生命经验、创作经验的方式和能力是不同的，无法相互替代，感受也千差万别，所以一百个人读《哈姆雷特》、听《命运交响曲》，大概就会产生一百种体验和表述：或激烈，或温柔，或清晰，或晦涩。大家都熟悉《命运交响曲》中的“命运敲门声”，据西方人的一种讲法，贝多芬根本不是写什么命运敲门，而是债主不断上门催债的敲门声激怒了贝多芬，是他的一时愤怒。这是《命运交响曲》的缘起和开头。如此解释无论准确与否，却道出了创作与阅读之间的微妙。有时创作者使用语言和词汇、表达的思想是极其复杂模糊的，在一种晦涩的朴素里，可能包含无尽的人生况味与精神意蕴，只是缘起很具体、很简单。比如刘禹锡的“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李商隐的“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乐游原》），苏东坡的“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题西林壁》）等，这些诗句的缘起或许也足够清楚，但所表达的内容已经远远超出了字面的意思，对人的精神情感作用也就复杂了，或有较强的冲击力，使人情动神迷，回味不已。

我的《不践约书》中的一些意象，也关乎创作与阅读的关系。如“等大瘟疫过去的日子，你摆下一桌有牡蛎的盛宴，像骗子一样接待一个赌徒，像恶狗一般撕咬一位疯子”。大瘟疫指新冠疫情是没问题的，但这里牵扯一些词汇和意象，比如牡蛎。牡蛎与骗子、赌徒、恶狗、疯子之间究竟有什么关系？应该怎样理解？牡蛎在这个地方代表了什么？暗示了什么？这就晦涩了。有人可能会认为，诗人想说什么就直接说好了，为什么要用牡蛎？可是如果诗人想表达的东西自己都说不清，技穷之下只好使用牡蛎替代，这又怎么办？这时也只有把“牡蛎”嵌到这个语句中，以表达那种模糊不清的东西，许多滋味、意趣、情志、联想和思考审视，都综合在这个替代物里了。只能用它替代，因为想说的远远超出要说的一切，无法直言繁复的难以传达的意绪。所以说现代自由诗不能听、只能看，只能用心悟想。有时仿佛懂了，但仔细琢磨，又似乎觉得理解还有偏差，要通过阅读进一步品味和感受。

诗无法过分切近地真实拥有。我们只知道它存在于哪里、大致是哪个方向。我们只能转着弯、环绕它，用各种办法逡巡地接近、徘徊地探询，最小限度地缩小与它的半径，这已经很幸运了。离得太近，我们受不了。因为它是高强度的、危险的放射性物质。

中国古诗中“广义的诗”居多，容易掌握却难以写好，有句俗话“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讲的是形式不难。《红楼梦》中黛玉便如此传授香菱写诗之法：“我这里有《王摩诘全集》，你且把他的五言律读一百首，细心揣摩透熟了，然后再读一二百首老杜的七言律，次再李青莲的七言绝句读一二百首。肚子里先有了这三个人作了底子，然后再把陶渊明、应玚，谢、阮、庾、鲍等人的一看。你又是一个极聪敏伶俐的人，不用一年的功夫，不愁不是诗翁了！”这是内行之言。具备一定文化素养，掌握了古诗的平仄韵脚、起承转合、遣词造句和对仗规律，便能做出古诗。这是套话，所以《红楼梦》中虽有大量诗词，但真正意义上的好诗却没有几首。好诗难求，许多古典诗词初一看不错，但仔细看看还是套话：面孔相似，大同小异。古代文人为了科考，从小就要学习联诗对句和各种传统典籍，童子功深厚，写出一些漂亮整齐的诗句很容易，并无多少难度。

《全唐诗》共收录4.89万余首诗，脱颖而出的“唐诗三百首”是从近五万首唐诗中挑选出来的，以杜甫最多，有38首；王维29首，李白27首，李商隐22首，占比最大的就是这四位诗人。按保留下来的看，这四位诗人创作数量最少的王维写了400多首，李商隐写了近600首，李白近1000首，杜甫写得最多，约1500多首。

现在有许多人喜欢写古诗词，可能连一首“纯诗”都写不出。按照古体诗和律诗的模式去写，这是容易的。就像《红楼梦》中的香菱，初进大观园时只能站在黛玉、探春等人的诗社门槛外，眼巴巴瞅着她们吟诗赋词。后来通过林黛玉的指导，她很快就写出了几首让宝玉等人大赞的“好诗”。她迈过这个门槛之后，很容易就上路了。然而最容易的东西又是最难的，两极相通：最易者最难做好。唐代诗歌产量最高的诗人是白居易，写了2800多首；宋代的苏东坡写了2700多首，还有350多首词；南宋陆游和杨万里写下9000余首、4000余首。然而在他们这里，真正意义上的好诗是较少的，其中的“纯诗”更少。

为什么？因为“纯诗”是最难写的。有人曾经讲过一句话，认为现代诗无成功可言，而古体诗要好于自由诗。这种观点虽不失偏颇，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现代自由诗太难写了。

真正进入“纯诗”的写作极难，写出有“诗意”的句子不难，要达到“纯诗”的浓度，可能难上加难。这个门槛比传统的“广义的诗”，不知要高出多少。

七、诗人中的早夭者

我们常常谈到一些早夭的诗人，这在中外可以列出一个长长的名单。他们因各种原因和方式离开这个世界，实在让人扼腕。一个很有才华的天才诗人，生命历程却这样短暂。我们读他们的诗，感觉天资奇异非凡，有奇妙的灵感与开阔的视野，只是年纪轻轻就结束了生命。有的刚开始就结束了。我们不由得想象他们正在路上，将会走多远飞多高。有的还在学习和模仿中，正在回到个人。诗是生命的重要产物，是其一部分。生命体验中已经成熟和能够把握的那些东西，他们有了许多；如果假以时日，再给他们十年20年或更长时间，而不是戛然而止，也许他们就会成为一个更伟大的诗人。没有办法，他们也许离“诗”这种放射物质太近了。

另一些大诗人和这些早夭者不同，他们可以写半个世纪或者更久。那是一个渐渐苍老的生命，而不是一个青春的生命。可是苍老的生命仍然在冲动，晚年还像脱缰之马，在飞奔中表现出无限可能。文学艺术永远是个案。非常可惜的当然是早夭者。不过也有人活了很大年纪，却越写越差。我们不知道那些早逝的天才，不知道他们如果活得更久又会怎样。一切都不得而知。

数字网络时代让我们与“诗”进一步隔膜了。碎片化的阅读对经典文体冲击很大，大家对此感到悲观和忧虑。但也不要过分忧虑。生命中有一些规律和规定。比如“诗”，它一定就在生命里。碎片是一种粉碎，残酷地粉碎。但是生命在，就粉碎不了“诗”。

娱乐化对于经典，对于“诗”的冲击，实际上并不是今天才发生的事。我们多次讲过，法国大作家雨果在《论莎士比亚》中说，只要有人类存在，诗歌就永远不会消亡。他说：“ 如果有什么比太阳里看到的上帝更伟大，那便是从荷马史诗中看到的上帝。”雨果距离我们现在有100多年了，当年的法国就担心没人读“诗”了，其实很表面化。雨果认为这几乎等于说再也没有玫瑰花了，母亲不再爱孩子，天空暗淡，人心死亡。他说得对，压根就不需要这种担心。

“诗”是生命中固有的。刚才讲“纯诗”之难，不是讲它的难以存在，它就在每一个生命之中。难的是认识和发掘，是接近和感受。它一直就在生命里，无论我们知道还是不知道。只要有人类就有“诗”，有“纯诗”。那是一种强大的放射性物质，拥有极其巨大的能量。网络时代的芜杂与纷繁，其覆盖力仍然还是有限度的。“诗”力是永恒的，无可匹敌的。

2021年4月12日于荷泽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