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营经济发展实现了历史性飞跃，多项发展指标创造了中国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在这一过程中，我国经济发展质量不断提升，市场经济体制日益完善，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全社会创新活力不断增强，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显著增强。在百年变局加剧演进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时期，民营经济承载着促进经济恢复性增长、增强科技创新能力、促进传统产业升级、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加社会就业、促进共同富裕和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时代重任。2021年3月1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优化民营企业发展环境，促进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2021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从减税降费、加大金融支持、推进自然垄断行业改革、营造良好营商环境等方面对民营经济工作做出具体部署。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已然成为“十四五”乃至更长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任务。在此背景下，对“十四五”时期我国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问题进行系统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既有利于寻求理论层面的创新发展，为新时代民营经济发展提供理论支撑，也有利于进行实践层面的系统性谋划，为民营企业摆脱“低端锁定”困境，向价值链中高端迈进提供路径指引。

一、当前我国民营经济发展的主要特征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结构发生巨大变化，民营经济的发展也呈现出一些新的特征。只有厘清当前民营经济发展的主要特征，才能更精准、更完备地解决复杂坐标下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问题。

(一)超高速度、超大规模与高度空间聚集特征明显

私营企业是民营经济的主体，其发展指标在相当程度上能够表征我国民营经济发展的主体情况和走向趋势。新时代我国民营企业发展呈现“超高速度、超大规模与高度空间聚集”的典型特征。根据

《中国统计年鉴》，2012—2019年，私营企业户数由1086万户发展到3516.4万户，从业人员由11296万人增加到22833万人，其中民营上市公司数量由1273家发展到2239家，占全部A股上市公司的比重由51.9%上升到59.77%，达历史高点，展现了复杂形势下我国私营企业的强劲韧性和硬核力量。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2—2019年，我国规模以上私营工业企业数量持续增加，由189289个发展到243640个，增长28.7%，但资产总计、主营业务收入、利润总额三项指标在2018年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分别下降1.39%、18.1%和25.6%，并且资产负债率呈逐年上升趋势，由2012年的54.2%升至2019年的57.4%。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2012年是58%，2019年是56.5%。对比发现，规模以上私营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在2012年明显低于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平均水平，但在2019年高出了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平均水平0.9个百分点，这与中美贸易摩擦、国内经济下行、去产能、调结构、去杠杆、强化税收社保监管以及“私企离场论”等外部环境变化相关。综合相关数据，当前我国私营企业生存境况有所恶化。

私营企业的发展还呈现出高度空间聚集特征。根据《中国民营经济发展报告》，截至2019年年末，在全国31个省级行政区域中(暂不考虑港澳台)，私营企业实有量居前四位的依次是广东、江苏、山东和浙江，分别实有494.24万户、311.98万户、290.37万户和234.9万户，各占全国私营企业总量的14.06%、8.87%、8.26%和6.68%；从业人员数量分别为3501.6万人、2332.2万人、1905.9万人和1811.3万人，各占全国私营企业从业人员总量的15.34%、10.21%、8.35%和7.93%。四省份以不足6%的国土面积集聚了全国37.87%的私营企业和41.83%的从业人员，空间集聚特征明显。受基础设施、经济发展状况、营商环境、思想观念、地理气候、人口流动等因素影响，“十四五”时期民营经济发展仍将继续呈现空间聚集特征。

(二)创新驱动发展受到普遍重视并已产生全球影响力

当前我国民营企业的发展模式和发展理念正在从规模扩张向创新驱动、从被动创新向主动创新转变。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2—2019年，全国规模以上私营工业企业R&D人员全时当量由419112人年增加到1202413人年，占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R&D人员全时当量的比重由18.7%增长到38.1%，R&D经费支出由12465427万元增加到45167497万元，占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R&D经费支出的比重由17.3%增长到32.3%，分别上升了19.4和15个百分点，显示了规模以上私营工业企业以技术创新为主要抓手，加速转型升级的趋势。随着科技创新物质基础的日益雄厚，民营企业科技产出也实现了大幅增长。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2—2019年，规模以上私营工业企业R&D项目数、专利申请数、发明专利数以及有效发明专利数均呈大幅上升态势，分别由72299项、144168件、39626件和55726件增加到294868项、447064件、127651件和392406件；上述四项指标2012年占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比重分别为25.1%、29.4%、22.5%和20.1%，2019年占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比重分别为49.3%、42.2%、32%和32.2%，分别上升了24.2、12.8、9.5和12.1个百分点，显示了民营企业创新驱动发展的“主体地位”。

据统计，2019年我国高新技术企业21.85万个，其中，私营企业10.7万个，占高新技术企业总量的48.97%，表明私营企业逐渐成为我国高新技术企业的主体。2021年胡润研究院发布的全球独角兽榜单共有586家企业入围，有227家企业来自中国，入围总数仅次于美国，入围榜单前十名的企业有6家来自中国，蚂蚁集团和字节跳动分别以1万亿和5600亿人民币估值盘踞榜单前两位。根据2021中国新经济独角兽200强榜单，估值超过2000亿美元的企业有3家，分别是字节跳动、蚂蚁金服和京东科技；估值在100亿—1000亿美元之间的企业有11家，表明我国民营企业正在成为新产业、新业态的引领者，并已开始产生全球影响力。综合相关数据，我国民营企业总体进入科技转型加速期，一些企业凭借庞大的市场体量和研发优势已经成为科技产业升级或转型的存量企业，其在驱动经济发展与科技创新领域中爆发出的力量，正逐渐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增长和综合竞争力提升的重要动力。

(三)成长较好型民营企业股权结构由高度集中向多样化转变

在拓展经营业务和推进制度变革的过程中，民营企业在股权重构和股权稀释方面也有明显突破。在产权结构上，成长较好的民营企业通过引入外来资本、合伙人兼并重构方式，组建股份制公司，一些企业已成为上市公司。与创业初期的产权制度相比，这是一个质的飞跃，因为此时企业的资产已经不是企业家个人的私有财产，企业的控制权也不完全属于个人、家族或几个合伙人，而是变成了向所有股民负责的公众公司，所以公司多多少少具有公的性质。但这与传统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有本质的不同，因为这个“公”主要来自私人资本和私人投资，并非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的共同资产。随着产权制度改革的推进，企业股权结构得到持续优化，成长较好型高新技术企业也着手向科技和管理型人才配置股权激励。2020年，A股上市公司共计公告448个股权激励计划，从企业属性情况看，民营和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公告分别为386个和62个，占比分别为86.2%和13.8%，与2019年相比，数量分别增加了98个和13个。综合相关数据，股权激励已成为我国民营上市公司建设人力资本体系、提高治理效能的重要抓手。从板块覆盖情况看，2020年，创业板激励计划公告数量最多，达到154个，占总公告数量的34.38%，科创板公告数量增长最快，达到62个，占总公告数量的13.84%，在开板不到两年的时间实现了7倍以上的增长。这意味着在较为成熟的高科技上市公司中，有半数以上实施过股权激励计划，充分表明民营高科技企业已成为我国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的主力军。鉴于创新和人才对企业发展的重大影响，未来重点向核心技术人才配置股权激励，将成为民营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基本走向。股权结构改革加速了内部治理结构的完善，根据全国工商联对私营企业的第十二次抽样调查，参与调查的企业中，设立股东会、董事会和监事会企业的比例分别为54.4%、42.6%和25.5%，有党组织、工会和职工代表大会的企业分别为28.2%、35.3%和22.5%。私营企业内部组织机构和治理结构的逐步健全，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提供了良好的组织条件。

(四)社会责任意识与履行社会责任整体水平显著提升

二、当前民营经济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民营经济发展质量不断提升，对标高质量发展目标要求，“十四五”时期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还需解决以下突出问题。

(一)对民营经济的偏见仍然存在

(二)资金短缺问题并未得到根本解决

(三)成本高企制约民营企业做大做强

当代中国民营经济的蓬勃发展与宏观环境稳定和成本价格低廉密不可分，但这种模式与现代经济发展并不匹配。2012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首次出现绝对下降，随之而来的是劳动力、土地、租金等价格的持续上涨，反映在微观层面是经营成本的持续增加，这导致企业能够用于技术研发和商业模式创新的资金越来越少。社保改由税务部门统一征收，意味着过去多数民营企业采用的以“不按时缴纳”“不足额缴纳”社保来压缩用人成本的方式已无操作空间。民营企业多为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和服务业，吸纳就业具有跨区域流动特点，疫情的延续使人们跨区域就业意愿明显降低，一定程度上使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就业人口减少，企业用人成本随之增加。除人工成本外，水、电、气、汽油以及运输等价格长期偏高，再加上土地和房价持续上涨带来的租金高企问题并未得到解决，短期看是企业经营成本的增加和利润空间的收窄，但长远的影响是居民消费力下降、投资意愿降低，企业融资难度加大。不仅如此，原材料成本、库存成本、运输费用、检验检疫费用以及疫情防控支出等也会导致运营成本增加。疫情使物资和人员流动受到较大限制，为保证正常运行，民营企业不得不建立更多原材料购买渠道和产品销售渠道，出口型企业还面临一些国家和地区因疫情防控而增设的各类检验检疫费用，运输成本和非关税壁垒随之提升。按照疫情防控要求，企业要持续开展防控工作，由此产生的物资成本和人工成本需要企业自行承担。政策的不确定性意味着经营活动风险性的增加。

(四)内需不振导致市场开拓难度加大

我国有超大规模的内需市场，然而囿于农村居民和低收入群体的消费问题长期未得到根本解决，同时城市居民用于住房、教育、医疗的消费占比过高，导致消费对拉动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持续偏低。疫情的高风险性和不确定性，使居民消费意愿大打折扣，个人消费比重大幅下降，时至今日居民对风险资金持有的倾向并未明显减少。民营企业多数不具备成本优势，也不具备技术优势，更不具备品牌优势，在消费市场总需求偏弱的情况下开拓市场十分困难，尤其是传统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生存状况更加艰难。疫情加速了民营企业的内部分化，一些数字化程度高、转型快以及掌握核心技术的企业能够紧跟市场需求，及时调整产品和营销策略，快速恢复元气甚至迎来新的发展机遇，但多数科技含量不高的制造业和服务业企业，短时间内无法实现数字化转型。新经济形式的快速发展使这类企业本身固有的弱点与数字化转型灵活性不足的矛盾愈发突出，大量小微企业处在被边缘化的境地。此外，员工队伍不稳定、人才缺乏也是制约民营企业核心竞争力提升的重要因素。一方面，新兴行业人才缺口较大，企业现有薪酬无法吸引紧缺人才；另一方面，家族制企业中很多不创造价值或较少创造价值的人员占据了核心管理岗位，使得提高人均效能困难重重。一些企业为维持运营采取减薪与裁员等自救措施，短期看可以降低支出成本，但也降低了员工的积极性，加大了人才流失的风险性。一些没有裁员的企业缩减了年度招聘计划，尤其是缩减了需要支付较高薪酬的研发人才引进计划，既不利于其市场竞争力的恢复，又会影响新产品和新技术的升级，若循环下去将导致极大的生存危机。

(五)营商环境欠佳的负面影响深远

三、“十四五”时期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应对策略

“十四五”时期是夯实市场经济基础、提升中国经济发展质量的关键期，结合新时期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要求，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需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进一步深化改革，打造良好的营商环境

良好的营商环境是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首先，着力优化政务环境。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精神，以“最大限度减少审批项目、最简流程完成审批、最大程度服务企业发展”为原则，深入推进“多审合一”“多证合一”改革，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取消、整合、下放审批项目，打通服务的“最后一公里”。利用大数据建设一体化在线政务平台，形成覆盖全国各地的线下线上政务服务体系，建立全国信息共享平台，实现各管理部门数据共享，提升审批效率。完善政策执行的顶层设计，从制度上明确地方政府主体责任，不能因领导干部变动随意调整。其次，优化市场环境。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标准，改变公共服务领域必须由政府投资的惯性思维，出台相关政策鼓励民间资本有序进入公共服务领域。全面落实负面清单制度，对于涉及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以及公益性较强的项目，依照法定程序公开讨论确定是否列入清单，凡在负面清单之外、愿意进入国内各领域和行业的企业都可以依法平等进入，不能因所有制不同而区别对待。进一步深化国企改革，明确国有企业尤其是垄断行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路线图和时间表，增强民间投资的可预期性。最后，在立法、司法和执法三个方面保障市场主体权益，优化营商法治环境。进一步明确立法平等原则，确保民营企业拥有平等的财产保护权利，建立健全以宪法为指引、以民法典为依托、以国际惯例为参考的法律体系，侧重加强对公民个人财产的保护力度，为企业和公民提供全面、高效的涉外法律服务；提高依法行政能力，规范行政检查、处罚等行为，做到“有求必应、无事不扰”；树立平等司法理念，提升司法服务水平，落实以案普法主体责任，为民营经济发展提供精准法治服务。

(二)提高金融服务能力，解决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深化金融服务体系改革，构建金融有效支持的民营企业发展体制机制。一是健全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针对不同行业、规模、发展阶段和盈利水平企业的具体情况提供金融产品和交易场所，建立健全高效匹配的投融资需求平台；尽快出台相关政策措施，降低直接融资门槛，鼓励、支持符合条件尤其是双创企业和科技型企业在主板、中小板、创业板和新三板股票市场上市，并提高其直接融资比重。二是加大数字化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力度。由地方政府牵头，联合金融、工商、税务、法院等部门共同建立融资公共服务平台，通过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及时汇总全国各地的最新融资政策和优惠信息，点对点推送适合的信贷产品并提供相关咨询服务，同时建立完善征信、会计和审计等市场支持制度，有效降低融资成本。三是扩大金融服务覆盖面。免征或减征为小微企业提供贷款的商业银行利息收入的增值税，免征贷款合同印花税，降低抵押物评估和担保费用，引导金融机构向中小企业让利。尽快修订金融机构考核标准，弱化盈利性考核，将金融机构为民营企业提供贷款的门槛、数量、金额、时间和利息等纳入考核范围，尤其要将首次获得贷款小微企业的数量和金额作为重要考核标准，适度提高不良贷款容忍度，完善敢贷、能贷、愿贷的长效机制。四是加大财政支持力度。设立国家和地方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的专项基金，加大对新经济产业和科技创新企业的金融扶持力度，重点以股权投资和融资奖补方式支持优质企业发展。

(三)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向价值链高端化迈进

民营企业向价值链高端化方向发展的逻辑机理在于依托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与扩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由“微笑曲线”低附加值的中下游向高附加值领域迈进。然而，产业向价值链高端化迈进既非一蹴而就，也非个别企业转型就能够实现，而是要通过一大批企业自主创新水平的提升来形成聚集效应。鉴于资金和投资风险等因素影响，多数民营企业不具备也不会轻易选择在投入较大、耗时较多、回报较慢的基础研发和技术创新等领域发展，这就需要融合多方力量助力产业升级。一是推进产学研深度融合。组织优质民营企业联合高校、国企、科研院所和社会服务组织等通过技术和项目合作等多种方式建立技术创新联盟，形成基础研究与市场应用的良性互动。二是加大对“新基建”的投资。加速人工智能、5G、大数据等新技术在经济建设和民生领域的场景落地，为民营高新科技企业创造更多的成长机会。三是把握新兴产业发展态势。民营企业要重点关注(但不局限于)新能源、信息技术、现代服务、生物医药、高端装备等产业，促进新老产业升级更替。四是加大创新投入力度。民营企业要以长远眼光看待企业发展和产业升级，充分认识到人才和核心技术对转型升级的强大助推作用，加大用于技术研发、人才培养、制度变革等方面的投入。充分利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等技术手段，通过品牌营销、渠道建设、完善服务体系等途径增加产品和品牌附加值，打造“明星”企业，推动价值链向中高端延展。

(四)促进消费提质升级，拓宽经济发展空间

(五)创新企业管理模式，弘扬企业家精神

内因是根本，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最终要通过内部机制的不断完善来实现。第一，变封闭的家庭产权为开放产权。当前我国民营企业已经出现了股权多样化趋势，家族企业的组织形式已不同于创办初期，应摒弃传统的家族血缘亲缘观念，通过管理层和员工持股等方式，形成“控制权家族化、管理层社会化、股权激励普遍化”新模式，实现人力资本和金融资本社会化。第二，实施人才兴企战略。民营企业要充分认识到，没有强大的人才队伍做支撑，创新驱动将成为无源之水，因此要将人才战略纳入企业总体战略中，做好人才的引进、选拔、激励和培训工作。利用互联网、校园、猎头等多种渠道选聘优秀人才，实施更为完备的员工培养计划，使其成为对企业最“有用”的人，完善以业绩和贡献为导向的激励机制，用制度打开人才上升通道，解决企业对非家族成员不信任、不敢用和非家族成员对企业不信任、不愿干的“双重信任危机”。第三，弘扬新时代企业家精神。企业家要破除“利益至上”“小成即满”的旧有观念和事必躬亲、独断专行的工作作风，树立诚信、守法、公平、创新、开放、共赢的发展理念，在提升产品质量、效益和服务上下功夫，摒弃以低价取胜、“靠关系、靠人脉”的错误观念。民营企业要深刻领会党中央对企业家提出的希望和要求，在谋求做大做强的同时，将自身发展与国家社会发展以及人民幸福有机统一起来，将爱国情怀作为企业发展的出发点，将自觉履行社会责任作为企业发展的落脚点，在保障民生、依法纳税、构建和谐劳资关系、承担社会责任、参与国家战略过程中不断提升社会影响力，书写新时代中国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华丽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