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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老人主观认知下降与情绪状态的相关分析

2022-11-03艾迪娜艾斯克尔聂婧林翔顾春玲费超李玲钱时兴李霞

老年医学与保健 2022年5期
关键词:认知障碍总分主观

艾迪娜·艾斯克尔,聂婧,林翔,顾春玲,费超,李玲,钱时兴,李霞

1.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老年科,上海 200032;2.上海尽美长者服务中心,上海 200127

抑郁和焦虑情绪是老年人较常见的心理问题,研究显示,抑郁、焦虑情绪是认知障碍的独立风险因素[1,2],抑郁会使认知障碍风险增加两倍,而焦虑会使认知障碍风险增加57%[3]。主观认知下降(subjective cognitive decline,SCD)是指患者主观感受到认知水平较前下降,而神经心理检测未达异常范围的状态[4],有证据表明它与未来客观认知下降的风险增加有关[5]。焦虑、抑郁及SCD 均为认知障碍的风险因素,当SCD 和焦虑或抑郁同时存在时认知障碍风险会更高[1,2]。

本研究以参加上海社区活动的老年人作为研究对象,了解SCD 老年人的特点及与抑郁情绪之间的相关性,为认知障碍早期筛查以及干预提供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2021年7月至12月,对上海长宁、静安、浦东、徐汇以及黄浦五个中心城区参加“尽美记忆家社区活动”的共计555 名老人展开评估与调查。

(1) 纳入标准——SCD 组:①60 岁≤年龄≤85岁;②小学及以上学历;③能独立完成问卷;④长期居住于所在社区;⑤签署知情同意书;⑥自制主观认知评价问卷总分≥2 分。

正常对照组:①~⑤同SCD 组标准;⑥自制主观认知评价问卷总分<2 分。

(2) 排除标准:①根据我们以往研究结果[6],年龄75 岁和受教育年限6年为界限将老人分为低年龄低学历(年龄≤75 岁,受教育年限≤6年)、高年龄低学历(年龄>75 岁,受教育年限≤6年)、低年龄高学历(年龄≤75 岁,受教育年限>6年)、高年龄高学历(年龄>75 岁,受教育年限>6年)4 个组,蒙特利尔认知评估量表(Montreal cognitive assessment,MoCA)总分依次小于18.5 分、10.5 分、18.5 分、20.5 分,即符合认知障碍标准的老人;②MoCA 总分依次小于19.5分、15.5 分、24.5 分、24.5 分,即符合轻度认知障碍的老人;③难以完成调查评估者。

1.2 研究工具(1) 一般资料:包括性别、出生年月、文化程度、慢性疾病患病情况(包括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中风史)。(2) 主观认知评价问卷:本研究采用的自制主观认知评价问卷是根据主观认知下降问卷9(subjective cognitive decline questionnaire 9,SCD-Q9)[7]和8 条目认知障碍筛查问卷(the eight-item informant interview to differentiate aging and dementia,AD8)[8]编制,由4 个条目组成:①您现在的记忆是否比去年差了? ②您现在的做事能力是否比去年差了? ③您的判断力是否出现了困难? ④您知道今天的日期吗? 每个条目有3 个等级,为完全没有、可能轻微有点、有,分别对应0、1、2 分,总分8 分,≥2分即为主观认知下降。(3) 客观认知评价工具:本研究采用MoCA 进行客观认知评价,它是全球客观认知筛查工具,在中国人群众已得到验证[6]。(4) 抑郁情绪评价工具:老年抑郁量表(15-item geriatric depression scale,GDS-15)是筛查老年抑郁症的可靠工具,在国内外都有较好的信效度验证[9]。根据以往文献将GDS-15 分为5 个子维度,分别为情绪低落对应第1、3、4、5、7、11、15 项,分值在0~7 分,分数越高,情绪低落越严重;退缩(包括淡漠、精力减退)对应第2、9、13 项,分值在0~3 分,分数越高,活力减退得越严重;绝望对应第8、12、14 项,分值在0~3 分,分数越高绝望感越严重;焦虑对应第6 项,分值在0~1 分,1 分为有焦虑症状;记忆对应第10 项,分值在0~1分,1 分认为自己记忆有所下降[10]。

1.3 资料收集采用现场评估的方式对老人进行调查与评估。签署知情同意后发放问卷,运用统一的指导语指导老人填写一般资料问卷,不能自行填写的老人,由调查人员根据其口述,遵循其意思代为填写。受过培训的评估员对老人进行主观认知评价、客观认知评价以及抑郁情绪评价。

1.4 统计学方法采用SPSS 25.0 进行统计学分析。计数资料以例数和百分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偏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中位数(四分位数数)[M(P25,P75)]表示,组间比较采用秩和检验。主观认知下降的单因素分析用Spearman 相关分析;以主观认知是否下降为因变量采用二元logistic 回归分析,校正因素包括年龄、性别、教育年限、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中风史以及GDS-15 量表评分。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一般人口学信息及客观认知评分组间比较本研究共纳入了173 名老人,其中SCD 组132 名,NC 组41 名。2 组间差异分析结果显示SCD 组的平均年龄以及糖尿病患病率高于NC 组,同时SCD 组受教育年限低于NC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然而,2 组在性别、高血压、高血脂、中风史以及MoCA 评分的组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表1 一般人口学信息及客观认知评分组间比较

2.2 抑郁情绪得分的组间比较社区老人的GDS-15总分在SCD 组和NC 组之间存在统计学差异[3 (1,4)vs1 (0,3),Z=-2.559,p=0.010],SCD 组GDS-15 总分高于NC 组;SCD 组情绪低落[0 (0,1)vs1(0,1),Z=-1.855,p=0.064]、退缩[0 (0,1)vs1 (0,1),Z=-1.353,p=0.176]以及绝望[0 (0,0)vs0 (0,1),Z=-0.887,p=0.375]评分没有统计学差异;在焦虑[0 (0,0)vs0 (0,1),Z=-2.620,p=0.009]及记忆[0 (0,0)vs0 (0,1),Z=-2.771,p=0.006]评分存在统计学差异,SCD 组焦虑及记忆评分高于NC 组,见图1。

图1 GDS-15 总分以及其5 个子维度的组间比较

2.3 主观认知功能影响因素相关分析研究结果显示,主观认知与年龄(r=0.249,p=0.001)、糖尿病(r=0.185,p=0.016)、GDS-15 总 分(r=0.195,p=0.010)、焦虑评分(r=0.200,p=0.008)、记忆评分(r=0.211,p=0.005)存在正相关,与受教育年限(r=-0.214,p=0.008)存在负相关,见图2。

2.4 社区老人主观认知下降的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建立以有无主观认知下降为因变量,以GDS-15 总分的焦虑评分作为自变量,以及年龄、性别、教育年限、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中风史以及GDS-15 量表情绪低落、退缩、绝望和记忆评分作为校正因素,进行二元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GDS-15焦虑维度以及年龄与SCD 发生率显著相关。焦虑维度每增加1 分,社区老人SCD 发生率会增加243.7%。年龄每增加1 岁,社区老人SCD 发生率会增加10.5%,见表2。

表2 社区老人主观认知下降的多因素logistic 回归

3 讨论

本次研究纳入的老年人来自认知障碍友好化社区,被试都是关注自己记忆的老年人。因此,本次调查中SCD 老人占比(76.3%),高于以往文献中社区老人SCD 发生率(42%)[11]。

主观认知下降的评价,研究者有时简化为问询被试一两句话[12],相对较片面。我们参考SCD-Q9[7]和AD8[8]两种量表,编制了4 个条目主观认知下降问卷,内容包括记忆、判断、定向以及执行功能,以了解老人对多维度自我认知评价。

本次调查的结果显示,SCD 组有高龄、低学历、高糖尿病患病率的特点,其结果与以往国内外研究相一致[11]。他们是正常老人发展为SCD 的影响因素,同时也是进一步发展为认知障碍的风险因素[13]。提示了进一步随访具有这些特点的SCD 人群的重要性。

一项针对中国老年人群的研究结果显示,SCD 老人具有更高的焦虑、抑郁评分[14];Kuhn 等[15]研究也显示SCD 老人随着时间的推移,抑郁评分会增加。以往研究与本研究结果一致。但本研究排除混杂因素后的回归分析显示,GDS-15 总分与SCD 发生率相关性不显著。结果可能与正常对照组样本量较小有关。并且,最终的回归模型中GDS-15 的焦虑维度得分与SCD 发生率显著相关。这说明社区老人抑郁情绪与SCD 存在相关性,而其中与情绪低落、动机缺乏等相比,焦虑症状更加促使老年人认为自己的认知功能下降。

本次研究存在一定局限性,本研究样本选择非随机方式,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样本的代表性;本研究中采用的自制主观认知评价问卷的可靠性有待进一步验证;横断面研究不足以了解SCD 发展结局,今后还需要通过纵向随访进一步探讨。

综上所述,SCD 老人具有高龄、低学历、伴发糖尿病的特点,同时SCD 与抑郁情绪相关,并且有焦虑症状的老人更容易出现主观认知下降。本次研究进一步加深了对SCD 的了解,验证了抑郁情绪与SCD 之间的相关性,可为制定早期预防和干预认知障碍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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