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医疗纪录片是构建和谐医患交往方式的重要场域。文章基于健康传播视角，以纪录片《中国医生》为例，对影片中的医患沟通交往模式进行内容分析。研究发现，影片共呈现出“T”（Trust）信托关系、“L”（Leader）领导关系、“F”（Friend）朋友关系、“R”（Relative）亲人关系四种医患交往模式，突破了医者与患者相互对立的刻板视角，将交往场景从医院病房延伸至病患家中，用稀松平常的生活与人际交往中的真情流露，展现医患双方携手对抗病魔的和谐局面，引导公众以积极心态来认识和搭建医患沟通交往方式。其中“F”（Friend）朋友关系为影片中出现频次最高、交流最为顺畅的沟通方式，巴赫金等人的对话理论从对话者、对话内容、对话方式、对话结果四个维度为医患搭建朋友关系提供了方法论。

关键词：健康传播；纪录片；《中国医生》；医患交往；对话理论

中图分类号：J95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883（2022）14-0227-03

一、健康传播视域下的医患交往方式研究

美国传播学者罗杰斯认为在人类社会所有的传播类型中，只要蕴含着健康相关的内容，就是健康传播。它包括自我个体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四个层次。医患交往方式恰好属于人际传播的研究范畴，因此本文的健康传播研究内容着眼于医患之间的沟通理解和误读，以及由此引发的结果[1]。

国内早有研究表明，提升医患沟通质量的根本在于缩小医患之间的信息落差[1]，构建医患双方的信任体系。自媒体的出现为医患双方搭建了平等协商平台，未来医患双方需要从“话语竞争”关系转变为“话语合作”关系[2]，构建医患双方和谐共赢的局面。目前基于对话理论考察医患交往方式的研究较少，代表性的是叶欣以中美医患对话分析来研究医患交往方式建构过程，发现两国产生差异的动因在于医患之间的信任感、医者的认知水平和文化观念[3]。近十年，我国健康传播视域下的医患交往方式研究侧重笼统的、理论的医患交往方式分析，少有结合实例的探讨。

二、医疗纪录片中的医患交往方式呈现

纪录片是利用影像记录现实生活与阐述历史事实的媒介形式。纪录片先驱约翰·格里尔逊认为，纪录片不仅是反射现实的镜子，更应是改变社会的锤子[4]。由此可知，纪录片不仅要观照现实、反映问题，更应从公共利益出发建构现实，为公共事业进步发声。对公众而言，医疗主题尤其能引发共鸣，纪录片的纪实风格恰好适于展现此类主题。但聚焦什么样的场景、凸显怎样的氛围、构建怎样的人际关系，是传播学视域下探析医患交往方式的关键。

目前，学界多从叙事学角度分析医疗纪录片，与健康传播、医患交往方式关联较少。有学者曾对医疗纪录片《人间世》的健康传播价值进行解读，认为纪录片是实现健康促进、讲好医患双方故事的创新传播手段[5]。也有学者对2013—2017年诞生的医疗类纪录片进行了梳理，发现医患关系有和谐型、紧张型和普通型三类，并探讨了其成因[6]。上述研究表明，医疗纪录片是构建和谐医患交往方式的重要场域，医患融洽沟通十分重要且必要。但医患双方究竟如何对话并达成共识，鲜有触及。后文将对纪录片《中国医生》进行内容分析，探索具有普适性的医患对话机制，为构建积极和谐的医患交往方式提供参考。

三、纪录片《中国医生》的内容分析

《中国医生》是国内首部以医护群体为主角的医疗人文纪录片，记录了国内六所大型三甲医院上演的生死故事，2019年5月于央视首播，在各平台收获良好口碑。该片的选材取景和播出反馈都表明其是同类纪录片中的佼佼者。本文利用内容分析法解析片中医患对话的表征内容，并对其进行类目设定与编码，构建医患交往模式，为现实中医患对话提供借鉴，有一定的合理性与科学性。

（一）编码表制定

根据已有医患沟通交往模式，以医学伦理学中的“萨斯—霍伦德”医患沟通经典模式（即主动—被动模式、指导—合作模式、互相参与模式）为参照[7]，结合样本情况，依据编码分析指标提取的互斥性、穷尽性原则，将样本中的医患交往方式建构分为四种，即“T”（Trust）信托关系、“L”（Leader）领导关系、“F”（Friend）朋友关系、“R”（Relative）亲人关系。

（二）信度檢验

为保证类目构建和编码规则的信度，邀请另一个编码员，对31对医患沟通样本进行独立编码，通过对相互同意度与信度检验公式的计算，发现总体信度超过一般量化分析要求的0.85。本次研究编码员之间信度较高，协商后可进行类目构建。

（三）类目建构

依据表1的类目划分，确定影片中31对医患交往方式的最终模式与出现频次。

（四）医患交往方式模式建构策略

分析结果显示，31对医患中有15对朋友关系，符合纪录片宣传目的。其次是12对信托关系，此类医患交往方式在现实生活中较为普遍。领导关系和亲人关系均为2对。领导关系在片中仅出现在紧急抢救情况下。而亲人关系对患者医治时长和医者职责等客观条件要求较多，通常难以搭建。结合纪录片内容与现实境况，本文认为较容易建立的、对医患双方最有利的是朋友关系，它包含了“治病”与“医心”两个维度下的医患沟通，满足医患对“身心健康”的追求。得益于一对一、面对面的直接交流，医患之间对话不易受其他因素干扰，双方能平等友好地接收对方信息，达成情感互动。

四、医患之间的“对话”相遇

一直以来，对话理论在哲学、社会学、语言学和教育学等领域发展。20世纪中期后，巴赫金、马丁·布伯、哈贝马斯、戴维·伯姆等学者的对话思想推动了对话理论在传播学领域演进。对医患而言，对话应包含对话者、对话内容、对话方式几种要素。对话往往发生在治疗场所。身为对话者的医患双方，同时是健康传播的主客体，通过语言或非语言符号，传播“治病”与“医心”的“对话内容”，达成与客体之间的共识，恰恰是当下需要搭建的交流对话方式。

（一）对话者：“医—患”中的朋友

巴赫金认为，当对话作为一种交流方式时，必须强调对话双方地位平等。这与传统传播过程不同，对话没有明显的传播者和受传者之分，而是双方着眼于共同的目标，进行友好的沟通交流。首先，在治病救人的共同目标下，医者基于职业素养给出诊断仅是治疗的前提，后续治疗进程的顺利开展才是决定疗效的关键。再者，人的主体建构通常在自我和他人的对话中实现，针对同一疾病，医者只会给出一个诊断结果，但必须依据患者的个体情况，输出不同的治疗方案。因此平等、协商的交流对普通“医—患”转变为相互理解的朋友起着重要作用。《中国医生》所呈现的朋友型医患交往方式值得借鉴。第三集的医者与患者闫某一见面就十分投缘，便结成朋友；第六集患者幸某跟随医生治疗多年，几次调职也没能断隔他们；第五集医者须定期到病人家中随访，与患者刘某结下了深厚的情谊。然而大多数患者到医院治疗的都是普通疾病，与医者交流的时间较短，很难搭建起朋友关系。但无论如何，医患双方平等协商的交流姿态对病情恢复与良好医患交往方式搭建均有裨益。

（二）对话内容：“治病”与“医心”

日本《福冈宣言》曾指出：面向21世纪的理想医疗不能无视人类，是基于尊重生命和个人尊严的以患者为中心的医疗[8]。患者不仅需要妙手回春的医者，还需要适时的关心与支持。影片中南京鼓楼医院的医师徐晔说：“我们中山大学医学院有一块牌匾，上联是‘救人救国救世，下联‘医病医人医心。”“治病”是除去病根，“医心”则是抚慰心灵。由此可见，医患之间的交流不止程序化的治疗手段，还应注入更多关怀性内容。纪录片中呈现了诸多此类画面。第六集的糖尿病晚期患者杨某向护士倾诉家人的冷漠和不解，护士根据从医经验解释为何会有这种现象，并宽慰杨某多理解家人，随后在杨某的家属面前夸赞家属的护理得当，表示杨某对家人的感激，积极帮助患者调和家庭氛围。现代医学技术的进步克服了诸多过去人们眼中的“绝症”，却依旧难以抚慰病患的情绪，并带给他们心理上的支持。影片超越醫学技术主义与消费主义，彰显出医者的人道主义精神。所呈现的医者工作不只是“治病”，还有“医心”，塑造出积极正面的医者形象，如美国医生特鲁多墓碑上的那句名言，“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抚慰”。

（三）对话方式：语言传播与非语言传播

非语言传播是指医者在对话过程中采用不具有明确词汇语法语句的语言传播方式，包括眼神、面部表情、手势、姿态、身体距离等内容。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多从说者角度考虑预测读者的接受并改进话语的构造[9]，即倾听者也是表达者话语创作的参与者，其话语内容会在无形中影响表达者的下一步表现。由此可见，医者的面部表情、声音、音调等会影响患者的就诊体验甚至治疗结果走向。《中国医生》所记录的是，大多数医者在对话伊始就注重自我形象管理，适时根据患者的病情转变与情绪起伏调整传播策略。不论是语言传播还是非语言传播，医者都会尽力配合患者达成对话目的。同样，患者也能从心底感受到医者的用心良苦。纪录片第六集的患者沙某病情严重时无法开口说话，医护十分配合地用眼神和手势与她交流聊天。沙某恢复后说的第一句话是“虞医生，谢谢你”。当医者的“医心”与患者的感恩凝结在一起，哈贝马斯所说的“协商的理解”便自然而生，这是“我—你”或“我—他”之间相互沟通理解的最佳方式，也是医患交往的理想状态。

（四）对话结果：达成一种共识

犹太哲学家马丁·布伯认为对话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双方存在困惑、悖论或不确定性[10]。因此对话结果应指向消除分歧，达成共识。按照常理，医患对话结果应当是达成“战胜病魔”的共识。然而就影片的内容分析结果来看，现实生活并非总是如此。片中有三对医患沟通最终未能达成救治共识，原因是患者经济条件有限，无法支撑其完成后续治疗，或是患者家庭内部出现分歧，患者被迫选择放弃治疗。这些对话结果打破常规认知，引导公众从现实基础出发看待医学伦理，从人性侧面审视生命价值，进一步升华影片的纪实价值。通过影片可以看到，医患对话结果并非唯一，更重要的是统一。医患对话只是让双方产生一种直接的“相遇”关系。患者本着求生的心态与医者对话，这与医者的初心一致，但因自身条件限制，其不得不与医者产生分歧。不论最终达成何种共识，医者与患者双方都对对方表示尊重，即为一种共识。

五、结语

文章通过回溯健康传播视角下的医患沟通研究，发现搭建良好医患交往方式仍处于喊口号阶段，缺乏具体建构蓝本。通过对《中国医生》的内容分析，归纳出四种医患交往方式，并认为最适于医患搭建的是朋友关系。接着应用对话理论对片中的对话者、对话内容、对话方式与对话结果进行分析，探讨如何搭建“医—患”关系，认为医者须秉持“治病”与“医心”，通过多种对话传播方式促使医患之间达成共识。通过研究，希望提升现实中的医患沟通效率，营造良好的医患交往氛围。囿于篇幅，文章仅从微观层面探讨了医患交往方式，宏观层面的研究还需要结合国情与地方情况做更多考量。

参考文献：

[1] 张自力.健康传播研究什么：论健康传播研究的9个方向[J].新闻与传播研究，2005（3）：42-48，94.

[2] 吴洪斌.医患沟通与话语竞合：新媒体环境下医患交往方式的话语沟通[J].山东社会科学，2017（12）：116-121.

[3] 叶欣.基于人际传播的医患交往方式建构过程研究[D].武汉：武汉大学，2015.

[4] 王庆福，张晨晨.从《人间世》热播重新审视格里尔逊模式纪录片的社会影响力[J].现代视听，2017（11）：48-51.

[5] 张盛.人间场域中医患交往方式的再现与凝视：医疗纪录片《人间世》的传播学解读[J].新闻记者，2016（10）：66-70.

[6] 李娟.我国医疗题材纪录片对医患关系的呈现研究（2013-2017）[D].保定：河北大学，2018.

[7] F.D .沃林斯基.健康社会学[M].孙牧虹，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237.

[8] 李胜军.“开拓21世纪的医学与医疗、追求信赖与丰富”福冈宣言[J].日本医学介绍，2003（7）：336.

[9] 孙少晶.论巴赫金对话理论中的传播学思想[J].国际新闻界，1999（4）：70-72.

[10] 孙向晨.马丁？布伯的“关系本体论”[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4）：91-97，142.

作者简介 闻英，硕士在读，研究方向：健康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