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 淼，孙玉凤，2

(1.宁夏医科大学公共卫生与管理学院，宁夏 银川 750004；2.宁夏环境因素与慢性病控制重点实验室，宁夏 银川 750004)

卫生总费用是一定时期为保护人群健康直接和间接消耗的社会资源的总称。卫生总费用不仅是政府调整和制定卫生经济政策的宏观经济信息，也是评价社会对健康重视程度，分析卫生体制公平与效率的重要依据[1]。2012年，我国西部12个省、市及自治区全部开展了卫生费用核算工作。本文对不同地区卫生费用结果进行对比分析，以为改进西部各地区的卫生筹资政策提供借鉴。

1 资料与方法

1.1 资料来源

本研究的卫生总费用筹资及其构成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和国家统计局网站。因西藏在2012年前未开展卫生费用核算工作，因此本文的时间序列分析数据仅局限在2012-2020年。

1.2 研究方法

本文通过将2012-2020年中国及西部12个省(市、自治区)的卫生总费用等数据录入Excel 2017，运用图表对卫生总费用的总量和结构进行统计分析，概括其趋势和特点。采用时间纵向对比和地区横向对比的方法，对同一时间不同地区和同一地区不同时间的卫生总费用的变化进行比较，以分析我国及西部卫生总费用及其构成情况。

2 结果

2.1 全国卫生总费用及其构成情况

2.1.1 全国卫生总费用情况

2012-2020年，我国卫生总费用持续增长，由2012年的28,119.00亿元增长到2020年的72,175.00亿元，增长了2.57倍；东部地区卫生总费用最多，其次是中部和西部，2019年东部是西部的1.96倍；我国卫生总费用占GDP的比重由2012年的5.41%上升到2020年的7.10%，增长了1.69个百分点，平均每年增长约1.88个千分点，基本符合卫生总费用与GDP占比5%的基本要求[2]。整体而言，我国卫生总费用不论是在总量还是占比上均呈现出一种稳步上升态势(见表1)。

表1 2012-2020年我国卫生总费用情况

2.1.2 全国卫生总费用结构变动情况

我国的卫生总费用按来源法核算主要分为政府、社会和个人卫生支出3个部分。从卫生总费用的内部构成来看，2012-2020年，政府卫生支出占比基本维持在30%，2016-2019年占比略有下降，2020年回升，这可能与新冠疫情爆发，政府加大医疗卫生投入有关；社会卫生支出成为卫生总费用的主要来源，9年间整体呈上升趋势，占比在2019年达到最大值44.27%；个人卫生支出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2015年开始降到30%以下，到2020年降为27.65%，但离《“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中提出的2030年达到降至25左右的目标还有一定差距(见图1)。

图1 中国卫生总费用结构变动图

2.1.3 中国及东中西三大区域人均卫生总费用情况

2012-2019年，我国及东中西三大区域人均卫生总费用持续增长，东部地区人均卫生总费用最高，由2012年的2,805.30增长到2019年的6,230.06，增长了2.22倍；除东部地区人均卫生总费用远高于全国外，中西两大区域均低于全国，其中中部最低，西部与全国差距最小；西部与东部人均卫生总费用的差值不断增加，由2012年相差797.03元，增加到2019年相差1755.31元，这表明我国人均卫生总费用地区间的差距仍然在不断增大(见图2)。

图2 中国及东中西三大区域人均卫生总费用趋势

2.2 西部卫生总费用及其构成情况

2.2.1 西部卫生总费用及其结构变动情况

2012-2019年我国西部卫生总费用均呈现上升趋势，尤其是四川省，其卫生总费用由2012年的1405.91亿元增长到2019年的3705.41亿元，涨幅为163.56%。除四川省外其余西部11省份卫生总费用均低于全国平均卫生总费用，提示西部地区卫生事业发展相较于东部地区还存在一定的差距。从卫生总费用的内部构成来看，2012-2019政府卫生支出占比基本维持在35%～40%，整体呈稳步下降趋势，其中2018年的下降幅度最大，下降了1.61%；8年间社会卫生支出占比持续增长，到2019年达到38.26%；从结构变动值来看，个人卫生支出呈负向运动且占比下降，但2018年和2019年降幅明显减小，均小于0.1%(见图3)。

图3 中国西部卫生总费用内部构成图

2.2.2 西部人均GDP与个人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比重

个人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比重(个人卫生支出占比)是反映卫生筹资公平性和群众看病就医费用负担的核心评价指标之一[3]。2012年、2015年和2019年西部12个省份的个人卫生支出占比与人均地区生产总值(GDP)总体上呈现正相关关系，2012年和2015年个人卫生支出占比最高的地区为人均GDP最高的地区：内蒙古2012年和2015年个人卫生支出占比分别为38.7%和36.45%；2012年、2015年和2019年个人卫生支出占比最低的地区是西藏，分别是7.4%、5.71%和6.28%，其人均GDP在西部12个省份的排名分别为第10位、9位和9位。部分地区也呈现出个人卫生支出占比与人均GDP水平不相一致的情况，如广西，2019年其人均 GDP水平位于西部12个省份第11位，但个人卫生支出占比相对较高，为27.60%，位于全国第6位；2019年新疆人均GDP位于西部12个省份第5位，但个人卫生支出占比相对较低，为25.56%，位于西部12个省份第10位。

2.2.3 卫生总费用中各项支出构成发展情况

2012-2019年，西部政府卫生支出占比均大于全国，并且在三大区域中占比最大，2019年达到35.85%，其次是中部(28.19%)和东部(25.15%)，就2012年与2019年相比，其降低的幅度也最大，降低了3.69个百分点；除青海外，其余西部11个省份的政府卫生支出占比总体呈下降趋势，地区间降幅差距较大，下降幅度最大的是贵州，降低了10.95%；降幅最小的是西藏，降低了1.13%；2012年和2019年，除陕西外，其余西部有11个省份的政府卫生支出占比均低于全国，提示政府对西部地区的医疗卫生投入量和力度明显不够，不利于缩小西部地区与中部和东部地区的差距(见表2)。

2012-2019年，西部社会卫生支出占比整体保持增长趋势，但相较于全国和中东部地区占比较小，差值变动不大，例如与东部相比，2012年相差11.90%，2019年相差11.28%，这表明西部社会卫生支出占比在时间纵向对比上虽然在不断增大，但在地区横向对比上却并未有较大改变；2012年西部12个省份社会卫生支出占比最高的是新疆(39.60%)，最低的是贵州(20.40%)，占比在30%以上的省份有5个，2019年增至11个，比重最高的仍是新疆(46.12%)，其次是四川(44.58%)和重庆(44.03%)，比重最低的是西藏(26.85%)(见表2)。

2012-2019年，相较于政府和社会卫生支出，西部个人卫生支出占比与东部相比，差值相对较小，相差5%以内，2019年仅相差0.59%，提示西部地区居民的个人医疗负担相对较大；相较于2012年，2019年西部12个省份个人卫生支出占比均下降，个人卫生支出占比超过30%的省份有2个，最高为陕西(30.64%)，个人卫生支出占比低于20%的只有西藏(6.28%)。与“一纲要、两规划”的目标相比，2019年全国西部12个省份中广西、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青海及新疆7个省份个人卫生支出占比已降至28%以下，与2012年相比，增加了4个省份，分别为广西、四川、贵州和云南，这表明近年来国家为了减轻个人医疗负担实施的相关政策措施具有显著的成效(见表2)。

表2 2012年和 2019年全国及西部各地区卫生总费用支出构成比 单位：%

3 讨论

3.1 卫生总费用保持快速增长，但西部卫生筹资的总体水平仍相对较低

自2012年各省市及自治区全面开展卫生费用核算工作以来，我国及西部12个省份卫生总费用、卫生总费用占GDP比重和人均卫生总费用基本保持快速增长，其中人均卫生总费用更是增长了近2.46倍。虽然我国西部卫生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但2019年东部卫生总费用是西部的1.96倍，并且除四川省外其余西部11个省份卫生总费用均低于全国平均卫生总费用，提示西部许多地区的医疗卫生基础仍然还很薄弱，还需要继续加大卫生投入才能补齐短板[4]。

3.2 政府和社会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比重偏低，公共筹资能力需继续加强

2012-2019年，西部12个省份的社会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总体呈增长趋势，但政府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总体呈下降趋势，并且两者所占卫生总费用比重都偏低，不符合新医改关于“逐步提高政府卫生投入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的要求[5]。8年间，西部社会卫生支出占比与全国和中东部之间的差值并未缩小，表明我国西部社会力量参与医疗卫生事业的空间还很大。因此，我国除了加大力度提高西部各省、市及自治区卫生总费用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之外，还要继续加强公共筹资能力，使政府和社会成为卫生总费用的主要承担者。

3.3 个人卫生支出占比仍然较高，与各地区的经济发展密切相关

WHO指出，只有当个人现金卫生支出降低到卫生总费用的15%以下时，经济困难和因病致贫发生的机会才能降低到可以忽略的水平[6]。相较于2012年，2019年西部12个省份个人卫生支出占比均下降，但所占比重除西藏外都高于15%，其中最高为陕西(30.64%)，这意味着我国解决“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问题任重而道远。2019年东部卫生总费用是西部的1.96倍，但个人卫生支出占比仅相差0.59%，提示经济相对落后的西部与经济较发达的东部相比居民的医疗负担较重。我国西部12个省份的个人卫生支出占比与人均地区生产总值(GDP)总体上呈现正相关，国际经验表明，居民主要按照“衣食-住行-康乐”的消费结构趋势发展，随着收入的增加，人们更加渴望拥有一个健康的体魄，从而倾向于将基本生活支出之外的资金更多的用于医疗卫生领域，以使其能够更加健康的享受生活[7]。

4 建议

4.1 加大政府卫生投入，拓宽社会筹资渠道

西部地区较东部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个人平均收入水平也较低，在目前主要依靠财政投入的情况下，建议按照财政部等五部委联合出台的《关于完善政府卫生投入政策的意见》要求，政府应不断提高卫生投入占财政支出比重，加大政府卫生投入力度和强度，从而降低个人卫生投入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有效减轻居民个人基本医疗卫生费用负担[8]。伴随着卫生总费用的不断增长，仅仅依靠政府的投入很难减轻不断加重的个人医疗负担，所以政府应充分利用社会力量，不断地拓宽多元的筹资渠道，例如出台有助于商业健康保险发展的政策，支持社会力量举办医疗机构等。

4.2 控制卫生总费用的增长，推进公立医院改革

一方面，卫生总费用的快速增长会提高人民群众的健康水平；另一方面，如果卫生总费用增长与地区GDP增长比例不协调[9]，会给政府的财政造成相当大的压力，从而促使卫生事业发展困难重重。所以适当控制过快增长的卫生总费用，不仅可以减轻患者的疾病负担，还能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同时我国应加快推进西部各省市及自治区公立医院改革，紧跟全国的步伐，落实并完善公立医院取消药品加成后的各种政策制度，开展“集中采购”和“两票制”；不断提升公立医院的公益性；建立完善的公立医院监督管理机制；全面推进医保支付方式改革，规范医疗服务行为；完善公立医院薪酬制度，充分调动医务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力等[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