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郁玲，于亿亿

（华中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

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农户是乡村社会发展的基本细胞和最小的生计单位，承担着自然和社会的双重风险［1］。长久以来，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导致农户在就业机会、融资能力、社会网络和制度性支持等方面与城市人口相比处于弱势地位，且抗风险能力低，可持续生计呈现出不稳定性和脆弱性［2］。《中国农村发展报告（2020）》指出，“十三五”时期农村全面小康建设扎实稳步推进，但仍面临着农民持续增收难度加大、农村民生短板突出、村庄分化日益加剧等问题。2021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重点难点在“三农”，迫切需要补齐农业农村短板弱项，推进城乡协调发展。研究农户生计脆弱性问题，是农村改革向纵深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有利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以及顺利推进乡村振兴战略。

在村庄空心化和农业边缘化的背景下，农村需要系统整合人口、土地、资金、产业等要素，以拓展农村新兴业态和促进城乡融合发展［3］。合理推进闲置宅基地流转、放活宅基地使用权，对于优化宅基地配置和使用，缓解城乡用地矛盾，拓宽农户增收渠道具备现实意义［4-5］。理论上，以租赁、转让、退出等方式开展宅基地流转，有助于农户将闲置资源转化为财产性收入，丰富自身生计资本，降低其生计脆弱性［6-7］。然而，在实践中，宅基地退出、异地置换等流转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农户失去宅基地所承载的居住保障、经济收益、情感寄托、养老支持等价值［8-9］，或将加剧农户的生计脆弱性。可见，宅基地流转对农户生计脆弱性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并引起学界的关注。

有研究指出农村地理区位与经济发展水平［10］、宅基地流转收益分配与补偿方式［11］、农户生计资产持有情况［12］将影响宅基地流转农户的福利状况。值得注意的是，农户进行宅基地流转并非仅考虑当前利益，更关注未来遭遇风险的可能与生计福祉的发展。以脆弱性视角考察宅基地流转农户的生计可持续能力，既是静态福利研究向动态生计研究转变的一次尝试，又有助于合理评估宅基地流转对农户生计的综合性影响［13］。然而，当前关于宅基地流转对农户生计脆弱性影响的探讨仅散见于部分文献。有限的研究指出，易地扶贫搬迁作为宅基地流转的重要模式，能从根本上解决由于资源禀赋导致的贫困，进而有助于改善农户的生计脆弱状态［14-15］。基于灾毁农房联建的政策实践，贺立龙等［16］研究发现社会资本参与宅基地流转对降低农户生计脆弱性具有积极作用。同时，也有研究指出自上而下实施的宅基地流转将导致以血缘、地缘为纽带的传统社会关系逐渐淡化，消减农户的风险抵御能力，使其面临更多生计脆弱风险［17-18］。此外，宅基地流转对脆弱性的影响具有群体异质性特征。刘伟等［19］针对陕南的实地调研表明，生计能力越强的农户在宅基地流转过程中的适应能力越强，更易改善其生计脆弱困境。

可见，学者们更多关注特殊搬迁制度和贫困地区宅基地流转对农户生计脆弱性的影响。然而，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以来，宅基地流转覆盖群体不断扩大，生计脆弱性异质化的农户皆需要在宅基地流转中实现生计可持续。同时，在政府主导和农户自发等不同宅基地流转组织形式下，农户遭遇风险的可能与生计福祉的发展均存在差异，其对生计脆弱性的影响也不同。鉴于此，本文从整体效果与分层差异的视角全面考察宅基地流转对农户生计脆弱性的影响，深入分析不同宅基地流转组织形式的异质性作用效果，以期为提升宅基地流转农户的生计可持续能力，推动宅基地流转成为保障农户安居乐业的制度安排提供实践依据与理论支持。

二、理论分析

（一）农户生计脆弱性评估框架

脆弱性研究是可持续科学领域的热点之一［2］，将其引入农户生计研究中，可将农户生计脆弱性定义为在面对内外风险时，农户由于自身对扰动敏感及缺乏应对能力，而使其生计系统呈现出易于遭受损失的性质和状态［20］。作为农村最小的社会系统，农户生计脆弱性评估既要考虑宏观层面上自然环境和经济社会转型中的暴露风险，也要兼顾微观层面农户个人和家庭内部对风险扰动的敏感性及适应能力。因而，鉴于农户生计脆弱性的复杂性，参考刘伟等［19］研究，引入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IPCC）提出的脆弱性分析框架来探讨宅基地流转农户的生计脆弱性。IPCC 提出的脆弱性分析框架认为脆弱性可细化为暴露水平、敏感性和适应能力3 个维度：暴露水平反映农户遭受风险冲击的可能情形，暴露水平越高，农户越易受风险因子的干扰和胁迫，生计脆弱性越高；敏感性反映风险因子对农户的影响程度，敏感性越高，农户遭受冲击时的潜在损失越大，脆弱性越高；适用能力反映农户抵御外部风险干扰和实现生计稳定的能力，适用能力越强的农户，生计脆弱性越低。

（二）宅基地流转对农户生计脆弱性的影响

宅基地流转是农户在自愿的前提下，将宅基地及其附着的房屋产权在一定期限内进行让渡以获得经济收益的行为。然而，由于不同农村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程度、宅基地利用状况与流转市场的活跃度、地方政府财政支持能力等方面的不同，实践中广泛存在着农户自发流转和政府主导流转两种组织形式。这两种组织形式将分别作用于流转农户的风险暴露水平、敏感性和适应能力，从而对农户的生计脆弱性造成差异化影响（图1）。

图1 宅基地流转对农户生计脆弱性影响理论框架

农户自发流转多发生于近郊农村、风景名胜区等宅基地资产价值较高的地区，以租赁、抵押和转让等流转方式为主。自发流转下，农户通过增加财产性收入以提高其生计适应能力，但却不同程度丧失了宅基地所承载的居住支持、生计托底和财产继承等功能，可能使其暴露在养老、失业等风险冲击之下。而政府主导的宅基地流转广泛存在于中国农村地区，一般以宅基地退出（部分/全部）和异地置换为主要方式。其中，部分退出主要是指退出超面积标准占用的院落或厕所、畜棚、工具房等附属设施用地，通常为无偿退出；全部退出将按照退出面积和住房结构给予农户一定的经济补偿以弥补其物质资本损失；异地置换是指农户放弃现有宅基地和住房而在集镇、中心村等集中建房居住，通常异地安置后农户的居住环境和生活条件将得到较大改善。可见，相较于农户自发流转，政府主导的宅基地流转不仅给予农户货币补偿，还更关注农户住房质量的改善、村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农村社会保障和就业机会的供给等方面，将增强农户抵御风险的适应能力［11］。与此同时，政府自上而下进行的宅基地流转也可能导致农户住房及附属资产损失、庭院种养殖收益和经营收益减少，甚至使家庭面临生活成本上升和谋生策略转变的压力，增加农户暴露于风险之下的可能。

此外，近年来，农户在年龄、受教育程度等方面的差异使得农户家庭就业类型和收入构成不尽相同，日益分化为生计可持续能力异质化的精英农户、一般农户和生计较脆弱农户。对于具有较高收入、丰富社会关系和政治身份的精英农户，其可凭借自身参与政策实践与经济发展的机会优势，将制度改革风险转换为个人生计资源，具有获得更丰富宅基地流转收益和置换更高价值住房的能力，从而更容易在宅基地流转中实现生计可持续［21］；对于一般农户和生计较脆弱农户，其参与宅基地流转可能更易暴露于居住、就业、社会保障等风险之下，受限于农户自身对上述风险的较高敏感性和适应能力的匮乏性，流转不仅难以改善农户脆弱性甚至可能会使其遭受更严重的生计冲击［22］。因此，生计可持续能力具有显著差异的上述三类农户即使面对相同的宅基地流转方式，其对生计风险的暴露水平、敏感度和适应能力也存在较大差异，继而将差异化影响其自身生计脆弱性。

三、数据来源、变量选取与模型构建

（一）数据来源

本文以我国中部传统农区，亦是全国农村宅基地产权制度改革试点地区的安徽金寨县、湖北宜城市与江西余江区为研究区域。其中，金寨县曾为国家级贫困县，经济基础较为薄弱，当前农村人口仍面临返贫风险。金寨县通过异地置换帮助农户改善其居住环境与发展条件，探索脆弱人口宅基地流转的良性路径。宜城市为全国新型城镇化质量百强县（市），农户生计资本较为丰富。然而，当地宅基地超标占用、占而不用现象十分普遍，宜城市采取宅基地部分与完全退出相结合的流转方式解决宅基地闲置问题。余江区2019年入选国家城乡融合发展实验区，农村居民生计资源禀赋较为优越。为配合乡村振兴战略，余江区采取“鼓励农户自发出租、转让宅基地”“政府推动宅基地退出、置换”等多种方式优化配置农村土地资源，宅基地改革经验位于全国前列。研究区域在经济发展水平、农户生计资本、宅基地流转方式等方面均存在明显差异，有助于综合考察我国中部传统农区宅基地流转对于农户生计脆弱性的作用效果，为准确评鉴宅基地流转政策成效提供新的经验证据。

课题组于2019年6—7月赴安徽金寨县、湖北宜城市和江西余江区，以问卷调查和村干部访谈的形式开展农户调查。采取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保证样本的代表性。首先根据每个县（区）国土部门提供的相关资料及各乡镇经济发展水平，在各县（区）选取4～6 个代表性乡镇；然后在每个代表性乡镇抽取1～3个自然村，每村随机选择10～15名农民作为调查对象。最终共发放调查问卷405份，实际获取问卷375 份，问卷有效率为92.59%。其中，金寨县、宜城市、余江区占总体有效问卷的比例分别为31.36%、27.20%、34.07%。

（二）变量选取

1.被解释变量 本文被解释变量为宅基地流转农户的生计脆弱性。关于生计脆弱性的测量：首先，基于IPCC“暴露水平-敏感性-适应能力”分析框架构造农户的生计脆弱性指标（表1），采用标准化方法消除原始数据不同量纲、量级和性质的影响；其次，利用主成分分析法确定指标的权重系数；最后，基于综合指数评估模型，即生计脆弱性（LVI）=暴露水平（Ep）+敏感性（St）-适应能力（Ad），测算农户的生计脆弱性评估结果［23］。其中，生计脆弱性（LVI）的取值范围为［-1，1］，评估值越倾向于-1，农户越易抵御风险冲击和维持可持续生计；评估值倾向于1 时，农户遭受风险冲击的可能性和破坏性升高。

表1 生计脆弱性评价指标说明与权重

具体而言，暴露水平取决于农户遭受自然风险、家庭风险和社会风险的可能情形。自然灾害频率刻画了农户遭受自然风险干扰的可能；财产损失反映家庭所面临的资产风险；生活在贫困村的农户往往更容易遭遇社会风险［24］。敏感性代表风险发生时农户遭受影响的程度。从人口敏感性来看，家庭成员患有疾病、重病往往会加剧风险冲击的程度［19］；生活满意度可间接反映农户的生活福利水平，满意度较低意味着农户易遭受风险胁迫［24］。从经济敏感性来看，子女教育费用作为家庭承担的重要开支将使家庭在应对冲击时承受更多经济压力［25］。适应能力是农户应对负面冲击对生计资源应急再分配的过程，由可持续生计资本组成。自然资本由地形特征来表征，数值越大，表示村庄居民从事生计活动的条件越便利；物质资本由宅基地宗数与住房数量来表征，数值越高，意味着农户积累的固定资产越丰厚；人力资本由户主受教育程度、户主年龄与劳动人口比来表征，数值较大，意味着较高的人力资本质量与收入能力［19］；金融资本由家庭人均年收入和存款金额来表征，数值较大，意味着农户具有较强化解风险冲击的实力；社会资本由社会网络和社会保障落实程度来表征，数值越大，意味着农户利用社会资源抵御风险的能力越强［15］。

2.核心解释变量 为综合检验宅基地流转对农户生计脆弱性的影响，以宅基地流转面积与原宅基地占有面积的比值来衡量农户的宅基地流转行为。变量取值范围为［0，1］，越接近1，农户宅基地流转率越高；越接近0，宅基地流转率越低。

3.控制变量 为有效控制宅基地流转对农户生计脆弱性的影响，借鉴李玉山等［25］的研究，引入一系列家庭、地区层面的控制变量。具体包括户主户口身份、家庭生计策略、住房建设年份、宅基地政策了解程度、宅基地与镇中心距离、村庄基础设施建设，余江区、金寨县地区虚拟变量，以及是否采取宅基地无偿退出、有偿退出、异地置换三种政府主导下的宅基地流转补偿方式。具体变量说明与描述性统计如表2 所示。

表2 变量说明与描述性统计

（三）模型构建

均值回归模型可考察宅基地流转对农户生计脆弱性的整体影响。同时，本文采用分位数回归法，分析宅基地流转如何影响农户生计脆弱性的条件分位数，其结果有助于更深入地理解宅基地流转对农户生计脆弱性影响的群体异质性。分位数回归模型如下：

式（1）中，Qiθ(Yi|Xi)表示在给定Xi的情况下，Yi的条件分位数。

综上，实证分析的计量模型为：

式（2）中，Fslvi为第i个农户的生计脆弱性；transferi表示第i个样本农户的宅基地流转参与度；Crli包括家庭和村级层面的控制变量，并且加入地区虚拟变量；β0为截距项，εi为随机扰动项。

四、结果与分析

（一）宅基地流转对农户生计脆弱性的影响：整体效果

1.基准模型估计结果 表3 汇报了宅基地流转对农户生计脆弱性的均值回归结果。模型（1）未加入任何控制变量，宅基地流转对农户生计脆弱性的影响系数为-0.464，在1%的水平上显著。模型（2）加入控制变量，影响系数依旧显著为负，意味着农户通过参与宅基地流转显著降低自身的生计脆弱性。模型（3）纳入地区虚拟变量控制地方固定效应，宅基地流转的影响系数为-0.302，在5%的水平上显著。模型（3）结果显示，宅基地流转对农户生计脆弱性的抑制效果存在地区差异。与宜城市相比，金寨县宅基地流转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农户的生计脆弱状态，但效果并不显著，而余江区推行的宅基地流转政策对农户的生计脆弱性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原因可能是余江区在推行宅基地流转过程中，宅基地改革整合村庄生产要素形成乡村振兴合力，使宅基地流转的收益分配方式能够满足农户对于实现生计可持续的需要，因而更有助于降低地区宅基地流转农户的生计脆弱性。

表3 宅基地流转对农户生计脆弱性的整体效果 n=375

考虑到宅基地流转与农户生计脆弱性可能存在反向因果关系，选择除农户自身外同一村庄其他受访者对宅基地流转的平均满意度作为工具变量，上述工具变量能够反映村庄层面农户整体的宅基地流转意愿，对个体的宅基地流转行为有一定的影响，但与个体的脆弱性并没有直接关系。进一步使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进行实证检验，回归结果如模型（4）所示。内生性检验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农户宅基地流转率变量是内生的。关于工具变量的有效性问题，一阶段估计的F值为68.05，大于10%偏误水平下的临界值16.38，表明同一村庄其他受访者对宅基地流转的平均满意度作为工具变量不存在弱工具变量的问题。因此，本文选取的工具变量将有效解决内生性问题。由模型（1）～模型（4）的回归结果可知，宅基地流转能够显著降低农户的生计脆弱性，这意味着在我国中部传统农区，参与宅基地流转可以在整体上提高农户抵御风险和实现生计可持续的能力。

2.宅基地流转组织形式对农户生计脆弱性的影响 不同的宅基地流转方式伴有差异化的组织形式和补偿方式，将导致宅基地流转农户遭受的风险冲击和获得的生计支持具有明显差异，影响农户生计脆弱性的变动方向与力度。细分政府主导下的宅基地流转组织形式，可按补偿方式分为“无偿退出”“有偿退出”“异地置换”三类。

模型（5）结果显示，相较于农户自发流转宅基地，宅基地无偿退出对农户生计脆弱性具有正向影响，影响系数为0.086，但效果不显著。可见，实践中政府无偿收回宅基地一定程度上剥夺农户利用庭院种菜、饲养畜禽的收益，可能会增加农户的生活开支，弱化其风险适应能力。有偿退出与异地置换的流转方式均能显著抑制农户的生计脆弱性，且有偿退出对农户生计脆弱性的抑制效果更强，影响系数为-0.283。侧面表现出在调研地区，农户获得的货币补偿能够有效抵消其退出宅基地的资产损失，剩余资金持续提高了家庭应对风险的能力。而异地置换赋予农户较高质量居住环境与发展机会的同时，刚性转换了农户原有的生活形态，使其面临生存成本增加的压力，因而对农户脆弱性改善效果低于有偿退出。总体上，以政府为主导的宅基地流转组织形式对农户生计脆弱性的抑制效果更强。原因可能是，政府主导的宅基地流转政策，在综合考虑地方财政实力、地区功能定位、宅基地利用状况和农户风险承受能力的前提下，科学地设计宅基地流转农户范围与补偿标准，同步发展乡村基础设施、公共就业及社会保障，更能实质性降低农户的生计脆弱性。而个人通过出租、转让等方式在进行宅基地流转时，由于当前宅基地市场信息不对称、住房财产价值未显化、交易仓促等问题，流转收益难以抵消身份转化的成本，导致农户生计脆弱状态改善效果不显著。

（二）宅基地流转对生计脆弱性的影响：农户分层差异

本文采用分位数回归法，选取第0.1、0.25、0.5、0.75 和0.9 分位点，考察宅基地流转对生计脆弱性影响的分层差异。借鉴已有研究，将生计脆弱性较高的群体（θ=0.75、θ=0.9）界定为较脆弱农户，生计脆弱性处于群体中游的农户（θ=0.25、θ=0.5）界定为一般农户，生计脆弱性最低的群体界定为精英农户（θ=0.1）［26］。

如表4所示，在各个分位点处的宅基地流转对农户生计脆弱性均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各分位点的系数依次为-0.429、-0.329、-0.246、-0.201、-0.189。不难发现，宅基地流转对农户生计脆弱性的影响具有显著的异质性特征。随着分位点上升，宅基地流转对农户生计脆弱性的改善效果呈递减趋势。在乡村振兴战略与脱贫攻坚战役的支持下，生计较脆弱和一般农户通过宅基地退出、置换等流转方式改善自身的生存条件，缓解生计脆弱状态。然而，地方精英农户具备更强抵御流转风险冲击的能力，并利用乡村治理环境和政策机会实现自身生计可持续。可见，在宅基地流转中，农户虽然普遍改善了其生计脆弱状态，却仍未扭转农村内部群体分化日益加剧的趋势。

表4 宅基地流转对农户生计脆弱性的分层差异

（三）稳健性检验

本文以熵值法计算宅基地流转农户的生计脆弱性评价指标的权重，重新对计量模型进行估计，以保证实证研究结论的稳健性。表5结果与基准模型的估计结果较为一致，说明本研究结论较为稳健。

表5 稳健性检验 n=375

五、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基于2019 年6—7 月在安徽金寨县、湖北宜城市、江西余江区25 个村375 户农户的调查数据，考察宅基地流转对农户生计脆弱性的影响效果。结果表明：第一，相较于金寨县和宜城市，余江区实施多元化的宅基地流转方案将给予农户更多选择空间，更有助于改善其生计脆弱状态。第二，宅基地流转可划分为政府主导和农户自发两种组织形式，在政府主导下，有偿退出和异地置换的补偿方式通过同步优化乡村公共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质量显著抑制农户的生计脆弱性，而自发流转的脆弱性抑制效果不显著。第三，相较于生计较脆弱农户与一般农户，宅基地流转更有利于精英农户实现生计可持续，这意味在宅基地流转中，仍然需要对较低脆弱性农户的生计资本变动和发展生产能力给予更多的关注和支持。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提出如下政策建议：第一，实施宅基地流转应充分虑及地域异质性，结合地区区位条件、实际资源禀赋和宅基地利用现状规划宅基地流转制度，以改善居住环境与发展条件为着力点，优化农户的生计资本与内生发展动力。第二，在以政府为主导的宅基地流转中，地方应根据农户实际生计水平和福利增进需求规划补偿方案。同时，在任何流转组织形式下，政府均应履行监管责任，通过政策法规打击宅基地流转中一切违法违规行为。第三，宅基地流转政策的制定应充分理解脆弱农户的生计诉求，结合精准扶贫政策针对特定弱势群体开展政策帮扶。同时，提高基层组织管理能力与群众参与力度，促进不同生计能力农户开展有效协作，以实现全体农户生计福祉的协调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