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宸越

自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我国部分地区出现了集中暴发局面，过多的新增病例使得部分地区出现医疗机构超负荷运转等问题。在危急的时局之下，中国政府在宏观调控下进行地区间资源配置与统筹协调。截至目前，已有大量的医护人员前往疫区进行支援抗疫工作。但疫情期间进行支援的医护人员面临着个人生命风险与心理压力，同时较长时间的离家也不可避免地会使其在微观“家庭”层面出现责任与义务缺位的问题，支援实践也会使得医护人员自身与其家庭承载更多的风险性与不确定性。据官方通报及公开报道不完全统计，仅在疫情开始大规模暴发的两个月内，全国就至少有59名医务工作者去世[1]。那么，在巨大的风险之下，究竟是什么内在与外在驱动力让医护人员做出“逆行”的行为实践？在“家庭”与“国家”二者的张力之间，医护人员如何完成家国之间的抉择与权衡，其行为依据与具体机制又是什么？基于上述研究问题，本文聚焦于疫情期间前往一线支援的医护人员，旨在透过新家庭主义视角，致力于探讨医护人员在面对“家庭”与“国家”二者关系时的矛盾与张力，呈现其支援实践中形成家国平衡的文化与社会逻辑，从而探究其做出“舍小家、为大家”的支援实践的行为机制和合理性基础。

1 文献综述

1.1 家庭主义与个体主义

在中国文化的语境中，“家”的内涵是丰富的，也是流动和建构的，包括家庭、家族和国家等含义[2]。费孝通[3]认为家具有多层性结构，主要体现在家的差序格局和阶序关系之中。对于“家”的阐释既可指代微观“家庭”，亦可指代宏观“国家”。在疫情背景下的支援行为，则蕴含着“家”复杂内涵的权衡与抉择。

目前中国新旧家庭价值观交织碰撞，家庭处于动荡和变化之中[4]。部分学者指出，中国传统的“家庭主义”价值取向在当代中国已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杨国枢[5]对家庭主义提出了较为完整的解释框架。他指出，在传统农业社会中，家族作为农耕生活的核心，家族的和谐、团结与延续极为重要，这让中国人形成了一种以家庭为重的家庭主义价值观。同时家庭的概念是伸缩的[6]，家庭主义不局限于微观家庭，而是在差序格局下，将“家庭”的概念延展至组织、国家等更大的实体。“家”或“家族”构成了社会基础，在“天下”观的统领下构成家国同构的社会结构特征[7]。总体而言，家庭主义是一种在家国一体的观念下以家庭利益为本位的价值认同，个体的存在以家庭整体的存在为前提[8]。

近几十年来，中国经历了单位制、市场经济变革等重大社会转型，传统的家庭主义对于现代家庭价值与代际关系的解释力受到了挑战。早期部分学者受到西方经典家庭现代化理论的影响，开始关注中国家庭中出现的个体化特征[9]，并认为其已由家庭主义转向了重视个人利益的个体主义[10]。个体主义强调家庭成员作为利益主体，拥有自由选择的权利和能力，是一种以个人利益为本位的价值认同[11]。

1.2 新家庭主义

但早期关注个体主义的理论已经不能很好地解释当下中国家庭的变迁与价值认同。因此，部分学者在对家庭主义与个体主义二元对立反思的基础上，提出了“新家庭主义”。康岚[8]指出，虽然目前青年人的个体意识已经崛起，但是对个人利益的关注并未挑战家庭利益在青年人心目中的地位，家庭变迁的结果是在青年人身上出现了以家庭价值的稳固和个体意识的崛起为双重特征的“新家庭主义”。它具有将个体权利和家庭责任相结合的特性，强调根据具体情境和个体需求争取家庭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平衡关系。虽然当代青年追求个人幸福与自我实现，但是中国社会的持续转型使得公有经济、单位制对人们的庇护逐渐被消解，而家庭则成了抵御风险的“避风港”，家庭是帮助个体实现目标的重要资源，因此与个体崛起相伴随的是家庭价值的回归。

闫云翔等[12]也提出了“下行式家庭主义”的概念。他认为中国人依然是一个处于人际关系网络中的关系个体，西方纯粹的个体主义在中国文化中很难获得充分的道德合法性。因此，自我主义行为必须通过牺牲“小我”、成全“大我”之名来获得合法性，中国家庭中个人对幸福的追求带有“社会自我主义”的特点。同时，“孝而不顺”的现象开始出现，代际亲密性增强。身处中国社会变迁中的代际双方，一方面想寻求个体的自由，另一方面又受孝道文化中关于家庭责任的一整套生活逻辑的制约[13]。在兼具复杂性与多样性的家庭内部，家庭主义与个体主义观念共存、互动与冲突，传统的家庭主义在调试中演变成了一种新型家庭主义[14]。

1.3 疫情期间支援医护的相关研究

在疫情支援实践的背景下，已有研究从政治动员[15]的角度，分析了疫情对口支援何以发生的逻辑。在支援过程中，医护人员面临诸多近身危险性因素[16]，而家庭支持可以有效缓解医护人员的心理焦虑[17]。已有研究开始关注疫情支援行为以及医护人员主体，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国家与家庭因素在其中起到的重要作用。但相关研究往往局限于单一维度的叙述，同时大多止步于论述支援实践本身的表层问题，而缺乏从文化肌理的维度、聚焦医护人员支援实践行为逻辑的深入研究。

而医护人员的行为与抉择无疑是嵌入到广泛的社会结构与深刻的文化惯习之中的，这也就注定了研究者在讨论相关问题时不能“浮于表面”。此外，由于医患关系等现实问题驱动，近年来医护群体越来越被研究所重视，而支援实践抉择的探究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理解医护群体的全新视角。基于此，本研究试图连接宏观层面的国家与微观层面的家庭，以一种更为中观的视角来审视医护人员的支援实践权衡过程。

2 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质性研究方法，深度访谈与基于互联网媒体平台相关信息的文本分析是主要的数据采集方法。本研究运用滚雪球的抽样方法，在考虑年龄、性别、临床职务等多样化条件基础上，最终有10名曾在疫情期间参与一线支援的医护工作者接受了访谈。

访谈为半结构式，时间在30分钟～70分钟，内容包括：个人、家庭、支援情况等基本信息；支援动机与权衡过程；支援过程的经历与感受；对支援过程的反思与感悟。访谈板块的时间跨度涉及到支援前、支援过程中和支援后三个时间节点，这使得研究者得以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受访者的支援实践全过程。为了更好地挖掘支援实践中的家庭与国家的张力与权衡，在“基本信息”模块，研究者会关注受访者的家庭结构、父母子女等家庭情况。作为访谈核心的“支援动机”模块则侧重于通过“您在支援一线的时候更多觉得自己是在为国家做贡献，还是在帮助病人，或者是出于作为医护人员的职业要求？”“您在作出个人选择的时候，国家利益、家庭利益和个人好处(利益)是如何排序的？”等问题来引导受访者从个体的角度进行家国关系的反思。而后续的“支援过程”与“未来实践”则是通过补充支援细节来挖掘医护人员对于家庭与国家的认同程度，并从自反性的视角探究医护人员如何看待自身的支援实践。受访者的基本信息见表1(为了保护受访者的隐私，信息进行了匿名化处理)。

表1 受访者基本信息表

3 支援实践的权衡机制分析

本研究发现，医护人员支援实践的抉择，是受到多方因素影响、在医护人员进行多维综合考量下的结果。这一权衡过程主要体现为国家显性在场的驱动与感召、家庭弥散渗透下的调整与适应和个人个体主义的觉醒与实践。国家与家庭在交织的状态下进行张力博弈，并以不同强度的力量作用于个体，而个体则在个体主义的引导下对国家与家庭的影响进行回应与反向作用，实现双向互动。权衡过程呈现出一幅国家、家庭和个体相互渗透、合纵连横的图景。

3.1 驱动与感召：国家的在场

3.1.1 作为“政治实体”的国家

在谈及支援实践动机时，几乎所有的被访者都提到了国家层面的驱动力，其中国家和政府对于对口支援的明确要求与指示是驱动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很多受访者的政治面貌是共产党员，政治要求成为了他们义无反顾地选择一线支援的重要动力。

“因为我在新疆的表现应该说还可以吧，就被入选了，所以这个第二次石家庄疫情的时候呢，这个省里面就直接通知我去的。”(受访者E)

“我们的调动这些问题都是要响应政府的号召的，根据政府的需要。”(受访者J)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往往在集中调配、统筹规划的基础上要求指定地区的指定医院派遣一定数量的医护人员前往高风险地区进行支援，而支援的名额往往在医院内部的各科室进行进一步细致的划分，最终落实到个体。这一政治动员实现的基础在于，目前我国医护职业已经历过国家化的过程，即把所有医护工作者都收归到公立医疗机构中、使他们成为单位人，医生被国家所“驯服”[18]。因此，各地公立医院以及医护人员有责任和义务响应政府的号召。整个分配过程依靠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地方医院领导层—地方医院科室的巨大科层制体系运作。在医护人员的支援实践中，作为科层制顶端、拥有实际政治权力的国家在场。此时，作为政治实体的“国家”概念往往表达为执政党、政府的叙事话语，构成医护人员对于“国家”实体的理解。

“我觉得就是作为一名党员，无条件地接受党的决定和计划，然后就是完成党交给我们的任务。”(受访者F)

“这个疫情就是命令啊，面对这个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在祖国有困难的时候，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必须要冲锋在前啊，那我必须义无反顾的。”(受访者E)

3.1.2 作为“共同体”的国家

除了上述以显性权威、作为政治实体在场的“国家”，研究者发现另外一部分受访者对于“国家”的理解是较为抽象与感性的，其支援实践则体现出与中国传统文化紧密联系的“家国情怀”。

“其实我当时也没想太多，就是挺想去的。有那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感觉。”(受访者B)

“我觉得家国情怀，可能我们中国人一般都是受这个儒家文化的影响吧，就是在国家征召或者是危难或者有急需的时候，你义不容辞地克服自身的困难，然后到国家最需要的地方去，人家不是说没有国哪有家，所以只有国家好了，你的小家才能好呀。”(受访者F)

受访者描述的“家国情怀”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观念，实则有深厚的文化根基，是传统家国观念在现代社会中的延续。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谓“天下一家”，就是建构了一种家国一体、由家及国的文化形态。它的基础是家族伦理，并进而扩大到家乡、国家、天下，是一种差序格局中同心圆式的放大[19]。个体对家庭、家族等共同体的认同、维护，表现为自觉承担共同体责任。中国传统的家国情怀以“天下一体”为逻辑基础，追求“天下太平”的价值理想[20]。这种观念成为了中国人思考国家观念的深层意识，并一直延续至今，成为了受访者口中的“到国家最需要的地方去”“没有国哪有家，所以只有国家好了，你的小家才能好”的话语叙述。因此，在面对肆虐的疫情时，中国人出于家国一体的考量，深知“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进而生发出一种承担匡时济世责任的内生性情怀。此时，他们不再斤斤计较个人得失和小家利益，而是自觉站在“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立场上，尽力维护国家共同体，以国家的安稳来保障小家庭的和谐。此时的国家是一种联合体，既有以小家外推的血缘、亲缘共同体的特征，亦有在思想和精神方面联结的情感共同体色彩。医护人员的“行动伦理”不仅体现了中国社会差序格局结构之“伦”，也体现了结构背后理念与精神之“理”[21]。

3.2 调适与耦合：家庭的渗透

当国家以上述两种形式同时在场时，医护人员因此受到了政治与情感层面的双重感召，进而产生强烈的支援动机。但与此同时，医护人员的私人家庭则以一种弥散而细微的形态进行渗透，影响着其支援实践的权衡，构成“家国情怀”背后深层次的家国关系的矛盾与张力。

“当时告诉他(儿子)了，然后小孩儿嘛，一开始他是不同意的，他还跟我说：‘爸爸，古来征战几人回？’，意思说你不要去有危险。”(受访者G)

“我当时不是报名了吗，然后我就一直没告诉我爸妈。因为我知道他们肯定不同意让我去。我就一直没说。一直到我要走的前一天，我在跟我妈打电话的时候，她突然自己感觉到了，问我‘你是不是报名了？能不能不去？’”(受访者A)

“她们表面是支持但我能感觉到内心是反对的，就是跟我说的时候是那种面带微笑的神态，但是在自己屋里会叹气，然后各种千叮万嘱。”(受访者D)

多数受访者表示，自己的家人一开始是并不支持自己前往前线支援的。即使家人出于“深明大义”表示支持，其内心也充满了矛盾、担忧与不舍，家人的反应与支持程度无疑会对受访者的支援实践权衡造成影响。

“感觉自己还没留个根儿在世界上，愧对父母，毕竟这也是有风险的事。”(匿名网友)

“因为我的小家也是会受大家影响的，如果大家无法解决，那小家必定一直处在危险当中。父母当然也是要赡养，但他们那时候身体都很健康，我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顾虑。而且至少我知道即使遭遇不测也是为国家牺牲，我觉得我父母会以我为傲。”(受访者D)

“我和我对象说，我们没有结婚即使有什么意外你也可以再找一个，我爸妈有三个孩子，我是老二，姐姐弟弟都在他们身边，有他们我不害怕。”(网友小泪)

可见，在支援实践的权衡机制中，家庭的影响力体现在受访者往往会根据自身的家庭实际情况进行斟酌与考量，家庭结构、人口要素往往是重要考量维度。如果家庭情况较为适合进行支援实践，家国张力则得到了一定的缓解。但如果家庭会因为支援实践的不确定性陷入极大的风险之中，医护人员首先会从伦理层面生发出对于家庭的内疚感与愧疚感，然后会通过大国与小家的利益权衡，以“保护大国也是在保护我的小家”“父母会以我为傲”的利益一致性作为自己牺牲小家利益的实践理由，来进行家国张力的调适与和解。因此，在权衡机制中，家庭因素得到了足够的重视，但是其作用与影响方式则是弱化的、弥散的，不足以与国家驱动力形成对等的抵抗张力。在权威有力的国家之下，家庭的实质影响力被进一步消解。当家国关系出现矛盾时，医护人员会通过内心调适的方法，使家庭的价值契合于国家价值，进而巩固自己的行为合理性。

3.3 实践与自反性：个体的觉醒

在国家感召、家庭渗透的家国权衡的博弈过程中，研究者发现了医护人员自身个体主义觉醒的表征，而正是个体意识层面的觉醒与上述家国权衡相互呼应，使得最终的支援实践成为可能。个体主义的觉醒具体体现在两个维度：一是在拥有自我效能感与主观能动性的情况下勇敢追求个人利益与实现自我价值，并尽量平衡取舍家庭主义下家庭本位的利益与要求。二是在认同自身家庭成员身份的同时，亦对个体层面医护人员身份具有较强的职业认同感，而职业认同下的职业责任要求则促使其以个体职业人的身份重新嵌入国家。

3.3.1 脱嵌家庭：冲破小家庭的束缚

家庭是以弥散弱化的形态渗入家国权衡机制的，而这一形态不仅体现在与国家力量对比下的悬殊，也体现在其与家庭成员个体的博弈过程中。随着时代的变迁，在微观家庭内部，伴随着父辈权威制度的衰落，家庭重心从以父子关系为主轴向以夫妻关系为主轴变化[22]。同时，强调一切以家庭利益为重的家庭主义观念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消解。年长一代对家庭成员的控制逐渐减弱，年轻一代自我意识、自我权力的主体性随之增强。即使家庭明确表示不希望其进行支援实践，受访者也会出于个人利益与自我实现的考量，采取直接隐瞒或者劝说家人的方式。

“我当时主要是觉得这个事情对我是很有帮助的，这病属于国家支援嘛，肯定会载入史册吧，然后包括后期可能有很多的补贴扶持的。我就很有力地说服父母，就是我父母，他们就后来也比较(同意)。”(受访者C)

“但是我真的很想去，我和他(对象)说我想为自己活一次，我还年轻(1996年出生)，要我们的时候一辈子也遇不到几次，我不想失去这次机会。”(网友小泪)

“我们两个决定瞒着家里人，不让家里担心。”(网友cushmilu)

正如阎云翔的“下行式家庭主义”所指出的那样，当下中国家庭的传统家庭主义与家长权威被部分消解了，家庭出现了“孝而不顺”的新型孝道观念，年长一辈不再要求年轻一辈对自己进行绝对的服从[23]，而子代的幸福生活被置于传统以家庭为整体的利益考量之上，代际关系呈现出一种“协商式”亲密关系的特征[24]。在疫情支援的背景之下，医护人员敢于做出可能违背家庭整体价值取向的支援实践，冲破小家庭的束缚而实现暂时性的结构脱嵌。这是一种“去家化”[25]，正是在个体主义立场下个体对作为实体的家庭的解构与重构。而在从家庭中脱嵌之后，医护人员在为自己的支援实践作合理性陈述之时，一方面要从个体自身出发，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回应家庭整体提出的对个人的约束，那么个体往往会通过协商、劝说的方式，改变家人的想法，进而得以达到一种既脱嵌于家庭又与家庭和解的状态，这表现为“去家化”之后的“再家化”[25]，与上述新家庭主义的观念不谋而合。

3.3.2 嵌入国家：医护人员的天职与关切

当国家作为强有力的政治实体与承载着文化意蕴和情感动力的共同体，对医护人员发出号召时，医护人员则需要通过个体的回应使支援实践成为闭环。在访谈过程中，受访者频繁提及自己作为医护人员的责任和义务。可见，医护人员对于国家号召的响应，是通过职业责任的关切而得以可能的。

“这个更多的应该是我们这个作为一个医务工作者的责任和担当，我们想的最多的，就是尽快地做好检测工作。”(受访者E)

“我作为一个专业的人员来讲，这个就是我的一个本职工作，我觉得也没有什么特别害怕的，就是说我们想在做好防护的情况，应该是不会有什么大问题。我觉得该我去。”(受访者J)

“其实当时也没有想那么多，因为我觉得从事医生行业就是需要一些付出。觉得这就是一个自己做贡献，其实就把它当成一种正常的工作一样，这只是换了一种环境。”(受访者C)

“责任”“担当”与“工作”，这样的叙事话语下是医护人员对于自身职业以及其承载的责任与职业伦理的强烈认同。对医护人员而言，他们不仅是家庭成员，同时也是医学职业共同体的有机组成部分。当国家对整个医护群体发出号召时，他们的职业认同与责任意识被宏观架构所激活，医护人员内化这一号召的过程体现了“国家需要医护人员，而医护人员是我”的从宏观到微观、抽象到具体的认知转变过程。这使得暂时从家庭脱嵌的医护人员，重新以职业身份再次作为个体嵌入到宏观的国家。此时，家庭不再是连接个体与国家的必要中介。医护人员作为一个承载责任的公民，开始直接关心更大的国家实体，其对于自身职业的认同以及自我效能感体现在他们相信可以通过自我行动来影响、拯救更为广泛的社会与国家。

作为医护人员的个体兼具对国家与家庭应尽的责任与义务。但是“个人-家庭-社会”这种松散结构下的伦理本位使得国家对个人的动员与组织能力无法达到最大化[25]。而在疫情下，国家为了实现全民动员下的政治凝聚，必须通过消解“家庭”的方式来使得自身的权力与地位被空前突出，让医护人员聚焦于国家这一特定场域，将“三重域”变成“二重域”[25]。“国家”的词语本身便可体现出“家”被“国”吸纳的过程，这意味着以国为家，“国”被直接建构为个体的“家”，同时具有不同于小家庭的意蕴与内涵。而从小家庭中脱嵌的个体成为了原子化的单位，这就使得国家作为一种强大的实体直接团结、凝聚、管控个体行动成为可能。

4 结论与讨论

4.1 个体、家庭与国家关系的探讨

综上，医护人员支援实践的抉择是复杂的，其往往受到多维因素的综合影响，国家、家庭与个体三方主体的关系也是彼此交织错综的。一方面，在疫情下国家的地位与影响得到进一步的凸显，小家庭的利益逐步让渡于更大的国家整体利益。另一方面，医护人员的个体化觉醒在家国权衡机制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而这是使得支援实践成为可能的重要条件与基础。

具体而言，国家以一种混合了政治、文化与情感的共同体在场，其提出明确的政治要求，以传统政治文化延续下的科层制与官僚制治理方式，唤醒根植于医护人员内心深处的集体意识、集体主义价值观和爱国情怀。医护人员则出于个体层面对自身职业与责任的认同，回应上述感召，进而以医护人员的身份直接嵌入到国家共同体中，在这过程中追求自我价值与个人利益。同时，同作为家庭成员的医护人员，也受到了来源于微观家庭利益考量的影响，因为支援实践会使得小家庭陷入风险性与不确定性之中，这与以家庭为本位的家庭主义观念是矛盾的。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传统的家庭主义观念已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消解，家庭本身已不再对个体具有严格的束缚，而这使得个体得以暂时性地从小家庭结构中脱嵌而重新嵌入国家之中。正如陈赟[25]所言，现代国家的建立是一个不断消解“家”与“天下”的两极，把个人的确证方式聚焦于国家这一特定场域的过程。

在整个家国权衡机制中，家庭始终是以一种弥散、弱化、协商的形式对医护人员施加影响。医护人员不再盲目地遵循家庭主义观念下家庭本位的价值取向，而是在个体主义的牵引下，通过反思以自认为合理的方式对待家庭的诉求。例如，在权衡过程中充分考虑家庭的具体情况，在支援过程中会主动和家人保持联系报平安，清晰地认识到自己对家庭应尽的责任与义务，运用传统文化中家国情怀与家国同构一体观来进行认知调试，缓解家国利益的矛盾等。可见，家庭价值通过结构中的文化途径时刻在场。

综合来看，医护人员的支援实践是个体行为，但是这个行为的权衡过程是嵌入到微观家庭与宏观的文化与社会之中的，其受到深刻的结构性因素的影响，同时个体的能动性也有一定的空间得以展现。因此，当医护人员以个体的视角切入家国权衡机制，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受现代性影响的个体在结构的桎梏中进行反思、界定与自我行动的过程。见图1。

图1 医护人员做出支援实践的家国权衡机制

4.2 疫情支援实践下的新家庭主义

虽然近代中国社会经历了政治变革和经济变迁，但价值观和社会行为的文化基础并未发生改变[26]。新时代社会中的家庭与新家庭主义，亦是一种依循传统而适应社会变迁的新形式体现。

在疫情支援实践的背景下，我们可以看到“新家庭主义”的新表现形式。阎云翔等[12]的“大我”主要体现在第三代身上，而本研究则认为“大我”体现在医护人员个体所嵌入的国家和家庭，医护人员以“大我”之名进行的个体化实践。贝克曾指出，完整的个体化进程展现出三个维度：解放、失去稳定性以及重新嵌入社会[24]。而医护人员支援实践的选择，恰恰体现了脱嵌家庭而再嵌入国家的个体化过程。不论是家庭还是国家，其都不足以定义其中的个体。这种新家庭主义的最显著特征在于个体既身处于“家”的结构之中，又得以展现能动性的个体化进程，个体不再是被动地“被嵌入”，而是主动灵活地“再嵌入”，笔者将其称之为因为疫情得以凸显的“新家庭主义”。那么，这样一种“新家庭主义”的产生是否仅仅由于疫情场景而触发？在其余情境中，这种新家庭主义是否会再现？这些问题，都值得未来的研究来继续回答。

同时，本研究亦存在一些不足。首先，本文的访谈量较少，仅是一个小样本的质性研究。并且滚雪球的抽样方法存在一定偏误，因此研究结论欠缺一定的普遍性与代表性，从而在推论的时候需要特别谨慎，其只能反映疫情期间部分医护人员支援实践的现实。其次，由于本研究的研究对象具有一定的稀缺性，所以研究者并没有深入挖掘某些特定变量(如性别)对研究结果可能产生的差异化影响。未来研究也可以此为创新点，对本研究结论进行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