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礼娴 姚乐野

2021年,南开大学徐建华教授主持的《面向2035年远景目标的少年儿童图书馆员培养机制研究》作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之一立项,说明儿童图书馆员的专业性与职业性已成为业界关注的焦点并受到国家的高度重视,儿童图书馆学专业教育的开展势在必行。

我国儿童图书馆学专业教育始于20世纪20年代,几乎与图书馆学教育同步,贯穿整个民国时期。在南京金陵大学文学院图书馆专科、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以下简称:文华图专)、上海国民大学图书馆学系三所开设儿童图书馆课程的大学院系中,文华图专创办时间久、课程设置全、教学成果丰富,为当时儿童图书馆的创办与发展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持与实践指导,值得我们回顾和研究。

1 儿童图书馆学专业教育的概况

1.1 儿童图书馆学专业教育的缘起

民国时期,随着各类儿童图书馆的纷纷设立,图书馆界对儿童图书馆专业人才的需求也随之增长。由于儿童图书馆的读者群体、职能特点有别于成人图书馆,因此对馆员的要求也不尽相同。正如杜定友所言,“儿童图书馆在图书馆学中,已成为专门一科,而且是最难的……至少在我看来……(最难)的一科。”[1]因此,要办理儿童图书馆,“非有专门人才,不堪胜任”。儿童图书馆员作为儿童图书馆中的枢纽,其管理方法决定着服务与工作效率的高低。接受过专业训练的馆员,“则能运用其科学及经济方法”[2],管理儿童图书馆。儿童天性活泼,虽然知识尚浅但好奇心旺盛。因此,儿童图书馆从业人员不仅要善于引导,还应该了解儿童的心理和教育方法,“对于儿童文学,尤要有研究”,这样才可以指导儿童阅览,让儿童养成良好的读书习惯。鉴于此,称职的儿童图书馆管理者“要有普通图书馆学识,而且要有儿童图书馆的专门训练”,同时“对于教育学、图书馆学的原理,都要明瞭,而且能够实用儿童学的原理,要能够切实应用”[1],要担当起育人、育智的双重责任。

当时,外国的图书馆学校多设有儿童图书馆学系,“对于儿童图书馆管理设备,作专精的研究”[1]。反观我国图书馆界,“留学研究图书馆学海外归来者,如凤毛麟角。而国内各大学校附设图书馆学者,亦甚寥寥”[2],图书馆学专业人才尚且供不应求,更谈不上儿童图书馆学了。由于没有专业的管理人员,加之儿童图书馆工作复杂、工资低、经费支绌、设备简陋,工作人员缺乏对儿童图书馆原理和实践的了解,因此多因陋就简、敷衍了事,对儿童图书馆的发展极为不利。

1.2 儿童图书馆学专业教育的开展

1920年代,第一批在海外求学的图书馆学者陆续回国。在他们的奔走呼吁下,金陵大学、文华图专、上海国民大学、国立社会教育学院、北京大学五所大学先后设立了图书馆学系(科),开展了图书馆学教育。

初具规模的图书馆学教育为儿童图书馆学专业教育奠定了一定的基础。瑞典教师莉娜·斯考格兰曾对儿童图书馆服务和儿童图书馆员教育的历史规律进行了总结,她认为,儿童图书馆员的教育与培训,离不开图书馆学教育的充分发展[3]。儿童图书馆事业是图书馆事业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其专业人才的培养依赖一定的教育体系”[4]。美国儿童图书馆学教育的兴起也是以图书馆学教育的发展为基础的。1898年,布鲁克林普瑞特学院开设了全美第一个儿童图书馆学课程,而此时距离1887年麦维尔·杜威创办美国第一所图书馆学院,已经过去了十余年。

民国时期,在上述五所开展图书馆学教育的大学中,仅上海国民大学、金陵大学与文华图专三所或将“儿童图书馆”设置在某一课程内容中,或单独开设“儿童图书馆学”课程。尽管存续时间长短不一,也并非独立成科,但在儿童图书馆初现的年代,无疑是具有前瞻性的,对当今儿童图书馆学专业教育的开展仍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文华图专是民国时期存续时间最长的图书馆学专业学校。1934年,被教育部嘉评为“国内图书馆教育之最高学府”[5]。创始人韦棣华的新式图书馆学教育理念,影响了沈祖荣、胡庆生及前来文华求学的学子。从建校伊始,文华图专在制定本科课程计划时多次将“儿童图书馆”“儿童图书馆学”列入其中,开启了我国儿童图书馆学专业教育的先河。

1925年,在上海国民大学图书馆学系创立之初,杜定友即制定了一个近、中、远期发展规划。他计划在发展中期将图书馆学系改为图书馆学科,下设六系,第三个便为儿童图书馆学系;在发展后期组建大型图书馆学院,开展有关大学图书馆、儿童图书馆与参考图书馆方面的高深图书馆学研究[6]。尽管该系仅存续一年,仍可以说明儿童图书馆学与儿童图书馆研究在1920年代的中国,已经被图书馆学家视为图书馆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了。

1927年金陵大学设立图书馆学系。在该校1933年的课程中,有“特种图书馆”一课。其内容是探讨各专门图书馆组织管理中的特殊问题,研究各种实用设施,其中还主要针对儿童图书馆、公共图书馆、学校图书馆和专门图书馆展开讨论并安排课外阅读[7]。此课程为选修课,每周三小时。据课程内容可知当时金陵大学是将“儿童图书馆”作为“特种图书馆”的重点授课内容进行讲授,讨论与研究的问题兼顾理论与实践。1940年,金陵大学文学院迁到成都华西坝,设立图书馆学专修科。“该专修科的成立,使金陵大学图书馆学教育从依附状态向独立教学转变”[8](177)。在专修科计划中,将“中小学图书馆”(2学分)与“儿童用书研究”(2学分)[9]列入了二年级下的选修课程之中。与1933年不同的是,此次设置的“中小学图书馆”与“儿童用书研究”已不单是作为授课内容,而是以独立的两门课程呈现了。

2 文华图专儿童图书馆学专业教育的创办与实施

儿童图书馆的职业需要及儿童社会教育大方向决定了儿童图书馆学专业教育的教学方向。文华图专的三位创始人都在西方接受过图书馆学专业教育,一向以适应当时社会职业需求为教学宗旨,办学中始终贯彻“教-学-研-用”[10]相结合的培养模式,不仅“开辟了中国图书馆学的多个研究领域”,还“扩大了研究范围”[11](260),将儿童图书馆等专业图书馆也列为研究对象,丰富了我国图书馆学教育内容,具有开创性意义。

2.1 创始人的教育背景

文华图专从建校初期就开设了儿童图书馆课程,这与韦棣华、沈祖荣、胡庆生三位创始人的教育背景密切相关。文华图专的创始人之一韦棣华,来自公共图书馆运动的发源地美国,是美国理查蒙得纪念图书馆首任馆长。来华后,作为圣公会传教士,她参与过许多与教会相关的工作。1902年,为满足儿童读书的需求,“在其美国朋友的帮助下,于文华学校旁边的一个八角形小屋里开办了中国第一个循环图书馆(巡回文库)”[12]。她深知图书馆可以开化民智,唤醒国民,于是在民国初年就提出,中国图书馆界急需成立公共图书馆、儿童图书馆及盲人图书馆[13]。为了提高自己的专业知识,韦棣华于1906年回到美国,在普拉特学院图书馆学校进修。而这所学校在1898年已率先开设了儿童图书馆学课程[4],是开展儿童图书馆学专业教育的先行者。当时的院长是著名的“图书馆运动的早期领导人,著名的儿童图书馆学家”[14]普卢默。普拉特学院免费图书馆内还设有儿童阅览室。以韦棣华对儿童图书馆重要性的认知,这些必然会引起她的关注。

普卢默1911年起担任美国纽约公共图书馆学校的校长,而这所学校也正是沈祖荣与胡庆生先后赴美学习图书馆学的地方。“纽约公共图书馆学校设在纽约公共图书馆内,其校舍设在中心馆一楼的中心儿童阅览室隔壁”[11](71)。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纽约公共图书馆1906年已设置有儿童服务部,在该部主任美国儿童图书馆事业早期发展的推动者安妮·卡罗尔·摩尔的努力下,到1941年,纽约公共图书馆的36个分馆都建立了儿童阅览室,逐步发展成为美国儿童图书馆服务的佼佼者与领军者[15]。

正是由于文华图专的三位创始人都曾在儿童图书馆学家普卢默任职的、开设儿童图书馆学课程并设置有儿童阅览室的图书馆学校学习,因此深谙儿童图书馆对儿童及社会的意义与价值,在文华图专建校伊始就开设儿童图书馆学相关课程。而沈祖荣1922年在中华教育改进社第一次年会上提交的议案“学校与图书馆有密切之关系,故凡中小学皆宜有附设学校图书馆之规定”[16]正说明了其对图书馆于中小学生重要性的深刻认识。

2.2 儿童图书馆学课程体系的形成

文华图专从成立伊始便仿照麦维尔·杜威创办的美国纽约州立图书馆学校来办理,在教学上采用学分制,所用课本和工具书均为从美国购买的英文教科书。课程设置亦参考美国模式,注重“专门学识”[17]与技能训练。在历年的课程设置中多有儿童图书馆相关内容。通过对授课时长、开设目的及授课内容的不断完善,儿童图书馆学课程体系化教育初步形成。

2.2.1 文华图专图书馆学课程内容举隅

1920年代为我国儿童图书馆推广阶段。随着中华教育改进社图书馆教育组、中华图书馆协会等行业组织的成立,呼吁中小学设立儿童图书馆、编制中小学用图书目录、谨慎选择儿童课外读物等提案相继被中华教育改进社年会、中华图书馆协会年会通过,围绕儿童图书馆发展的相关研究陆续出现。各类型儿童图书馆的设立,使儿童图书馆专业人才的需求日趋明显。

1928年,文华图书科独立建校前夕,在课程指导书中可见“各种图书馆之研究”一课列入第二学年第二学期,授课内容包括公立图书馆、学校图书馆、儿童图书馆、专门图书馆及特殊图书馆五类(见表1)[18](483)。

表1 1928年文华图专“各种图书馆之研究”课程安排

“各种图书馆之研究”在单学期课程中属于高密度授课、高学分分配(一般单学期课程为每周授课1小时,修完得1学分)。由于细化了图书馆的类型,使得儿童图书馆在该课程中较为凸显,学员可以清楚地了解儿童图书馆与其他图书馆的并列关系,学习掌握儿童图书馆行政、组织、经营、管理的梗概,激发对儿童图书馆的研究兴趣,最为重要的是让学员认识到儿童图书馆不是某种图书馆的附属品,而是一个独立的机构。“各种图书馆之研究”在授课时使用自编讲义,参考书共有8部,其中Children's Library为儿童图书馆专著。

文华图专除授课、实习外,还给学生布置“课外研究”,意在“对中国图书馆界所遇之种种困难问题,个人随其所好,分别在课外作有系统的研究,俾将来在中国图书馆界能有所供献”。庚午级学生曾宪文拟定的研究题目即为“儿童图书馆”[19]。可见,当时“儿童图书馆”虽然仅为“各种图书馆之研究”的授课内容之一,但已引起学生的注意与研究兴趣,并被认为有专门研究的必要。

2.2.2 儿童图书馆学课程体系化

1930年代初至抗战爆发是我国儿童图书馆事业的蓬勃发展期。特别是政府于1931年规定每年4月4日为儿童节,随后又将1935—1936年确定为“儿童年”,创办、扩建儿童图书馆或儿童阅览室、推广儿童阅读、出版儿童读物成为庆祝“儿童年”的主要形式,各界对儿童图书馆的关注将我国儿童图书馆事业推向了高潮。1936年教育部出版的《全国公私立图书馆调查报告》显示,当时中小学儿童图书馆有1963所之多,创历史最高纪录[20]。

文华图专紧随时代步伐,逐步将图书馆学课程体系化。到1935年,课程类别已归纳为“目录科目”“学术科目”“行政科目”“语言科目”与“其他科目”五类,儿童图书馆归于“行政科目”下,侧重图书馆的组织与运营[21],这一点从该校1935年“儿童图书馆学”课程中可见一斑(见表2)[22](366)。

表2 1935年文华图专“儿童图书馆学”课程安排

1935年文华图专在课程设置中已将“各种图书馆之研究”从第二学年第二学期开设,改至第一学年通年开设。校方的这种课程设置调整意在令入学学员先对各种图书馆有个总体了解,明确其中区别,为发掘自己感兴趣的图书馆类型做好铺垫。相比1928年的课程安排,“儿童图书馆”已从“各种图书馆之研究”中脱离出来,变身为“儿童图书馆学”课程,与“各种图书馆之研究”并列于行政类科目中。不仅开设时间从第二学年第二学期提前至第二学年的第一学期,授课时间也从之前与其他四个分支内容共占每周2小时课时,变成独占每周1小时,授课时间有了明显增长。授课目的也从之前对儿童图书馆的大概了解、激发研究兴趣,上升到明确儿童图书馆的重要性及管理方法。授课内容包括儿童图书馆学通论、儿童研究、儿童文学、儿童图书馆概观、儿童图书馆之经营、选择订购与登记、分类与编目、典藏与出纳、参考与指导、故事讲述10个方面,涵盖了从儿童图书馆学理论基础、服务对象、管理方法、藏书建设、阅读指导与实践等与儿童图书馆相关的方方面面。学校还为学生指定了5部英文参考书,内容不仅有儿童图书馆,还涉及学校图书馆与儿童读物。

文华图专在教学研究中坚持“学贵切用”[23],以学生所学可以在实际工作中发挥作用为宗旨。因此,在课程内容中规定了实习项目,实习地点就在文华图专图书馆的儿童阅览室,为学生提供了极大便利。

此后在文华图专拟定的授课计划中,依然可见“儿童图书馆”课程(见表3)[24,25]。在1936年第二学期的课程安排中,“儿童图书馆”课程被安排在每周二、周五下午1:30—2:20讲授[26]。而在1937年的课程安排中,虽然在下学期设置了“儿童图书馆”一课,但笔者在查阅该年文华图专实施情况档案时,发现“下学期所授课目”一栏中只显示“书选课未设,余同上学期”,未见有“儿童图书馆”字样[27],说明虽然计划开设“儿童图书馆”课程,但实际并未实施。1938年文华图专的预算表中同样拟定了周爱德下学期继续讲授儿童图书馆学(2小时)[28],又因学校奉命内迁,周爱德因故未能同行而作罢。

表3 1936—1937年“儿童图书馆”课程安排

文华图专内迁重庆后,在1940—1941年的课程中,将“儿童图书馆学”与“大学图书馆学”“中学图书馆学”“公共图书馆学”并设,同为2学分,一学期修完。此外,课程表中还增加了“儿童读物研究”这一新课程[29],这是该校首次将儿童读物作为单独的文献类型来加以研究。此次开设“儿童读物研究”一课,不仅是新增一门课程,也是沈祖荣准备在回迁后复兴文华图专所做的铺垫之一。他在《私立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募集基金启事》中透露想将文华图专“升格为独立学院,图书档案博物三系鼎立,以为东亚唯一研究文献管理之最高学府”[30]。他的这一想法从该校1940—1941年的课程设置上也有迹可循。这一年,文华图专增加了档案学、文秘学、出版学、考古学、博物馆学等诸多学科的授课,开设了儿童读物研究、成人读物研究等20余门新课程,使文华图专的教学结构逐渐向各类文献整理学科靠近[8](176)。

2.3 实习与社会服务

文华图专以借鉴美国图书馆学教学经验、培养中国的图书馆员为目标,在讲授课堂专业知识的同时亦注重实践技能培养。学校为使“学生将其逐日所学征诸行事”“以验学理与事实合否”,同时“以增所学之记忆而不忘”[22](387),规定“有实习一项为必修学程之一”[22](432-433)。儿童图书馆教育也不例外,课程内容中明确指出:“本课实习除随课实习外并派学生赴本校图书馆(文华公书林)儿童阅览室服务”[22](366),服务内容包括儿童故事讲述与儿童夜校讲演[22](387)。

2.3.1 专业设施设备提供实习保障

文华学生的实习离不开配套的硬件设施。“文华图专的图书和设备闻名于当时的图书馆界,为师生营造出浓厚的学术氛围,这是教学成效的重要保证”[11](116)。对儿童图书馆的硬件投入,除在文华图书馆设置儿童阅览室外,设备的置办费与规模也相当可观。这一点从1938年经费预算与西迁中的包装规模上可见一斑。在文华图专1938年的经费预算中,“实验儿童图书馆用书报”一项为256.1元,占总书报费的10%;“实验儿童图书馆设备用品”为1740元,占总器具用品的100%,这两项合计占设备费总预算的30%有余[31]。“实验儿童图书馆”是1937年前后文华图专鉴于华中地区尚无儿童图书馆而申请创办的供学生实习的儿童图书馆[32]。上述预算是针对“实验儿童图书馆”购买设备用品的费用,加上之前陆续置办的教育用具颇多,使得文华图专在1938年内迁重庆时要专门定制大箱来装运。这些设备在开展儿童图书馆活动、开办“儿童教育故事讲述会”时都发挥了作用。文华图专返迁武昌时,“以培养学生为第一目标的校方在考虑到仪器辎重一旦打包很难在短期内恢复,故而毅然决定待学期结束后再行搬迁”[11](121),可见该校教学设备规模之庞大,进而也反映出以学生学业优先的治学态度。

2.3.2 学有所用,回馈社会

文华学生在课外实习之余,还自发组织成立了“私立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学生服务团”[33],“这既反映了文华图专面向职业的人才培养的成效,也对磨砺学生的技能、品行和精神起到了重要作用”[34]。他们“本着服务的精神,尽一点辅助社会平民教育的宗旨,来提倡图书馆的事业与民众们接近”。服务团主要开展两项工作,一是儿童主日学,二是巡回文库,时间都安排在每周日下午,自1931年4月起实行。儿童主日学“要招集三四十位可爱的小朋友,由女同学强佩芬、吴元清二位女士教他们千字课、唱歌、游戏、卫生、故事等,同时也可以将儿童的书籍借给他们看,并且特制的小桌小凳为他们使用”[35]。巡回文库中备有许多适合民众和儿童阅览的读物,每次流通的书约有上百本。为了解民众的阅读喜好,服务团对1932年4月17日至1933年5月28日期间(暑假除外)出借的11类图书进行了详细统计,排名第1位的是小说类(536册),儿童读物以234册的借阅量位居第2位[36]。为购买儿童读物,添设运输车等,服务团先后于1931年4月和11月间举行了两次募款,得到华中大学及文华图专师生的大力支持,共收到捐款166.9银元,加上文华公书林的图书,“可以说足足够用”[35]。内迁后的1940年,文华图专学生开办了“儿童教育故事讲述会”[37],“一个学期举行八次。听众最初仅有10余人,逐渐增加至40余人”[38]。

正如研究者所言,文华图专学子推行巡回书库并不是临时起念,而是该校的图书馆学教育本就注重对图书馆操作技能的训练,同时也是文华图专服务精神的体现[39]。正是在这种精神的驱使下,文华图专在西迁之后的艰难环境中,依然重视儿童阅读,首先在重庆歌乐山第一儿童保育院内设立了难童图书馆阅览室。

2.4 儿童图书馆学课程师资组成

文华图专在课程设置中秉承学贯中西的办学理念,除开设中国传统文献学课程外,也设置了包括“儿童图书馆学”在内的西方图书馆学课程。为弥补新式课程师资的不足,文华图专在庚款的支持下,长期从美国聘请专兼职教师来华授课。“如欲本校课程有所改进,本校同学得受适当之造就,非聘有西国图书馆学之硕彦,来此施教,不克有济。”[40]在文华图专创办期间共有13位外籍教师在该校任教,任职时间集中在1925—1938年之间[11](132)。其中有国外儿童图书馆任职经历或在文华图专教授儿童图书馆课程、辅助学生课外实习的外籍教师有5位(见表4)[8](185-188),[11](214)。

表4 有国外儿童图书馆任职经历或教授儿童图书馆课程教师一览

李登伯夫人作为第一位兼职外籍教师,在文华图专儿童图书馆学专业教育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启蒙作用。其与裴锡恩来华前都在美国公共图书馆从事过儿童图书馆的管理工作。这段任职经历,让她们在授课中可以“用事实说话”,学生了解的不只是空洞的理论知识,还有儿童图书馆的实践价值与经营之法。郝乐德在授课之余,曾代表美国图书馆协会对中国儿童图书馆教育情况进行调查,并将所见所闻所感撰成《中国儿童图书馆教育》一文发表[41]。此文是外籍图书馆学家介绍研究中国儿童图书馆教育之嚆矢,反映了外国人对当时中国儿童图书馆教育的观感。其后,文华图专聘周爱德为特种教习,但因为种种原因“儿童图书馆”课程只设未授。韦德生虽然未在文华图专任教,但参与指导了学生服务团的巡回文库,对贯彻文华图专教育理念、推广儿童阅读做出了贡献。

3 文华图专儿童图书馆学专业教育的研究成果

文华图专的师生在学术研究上也体现出美国图书馆学教育注重技术、方法及实用性的鲜明特征。重实用的方法有两种:一是“移植与引进”[42]。鉴于图书馆工作中的实用技术和方法在国内外都有许多共同特征,因此,翻译和引进国外先进成果为自己所用是一条捷径。二是“接轨与适应”。正如沈祖荣对初入门学子的忠告,一切经营方式的取舍要“视便利人民与否为转移”[43]。由于各国图书的结构、特点各异,各国国情和环境也不尽相同,很多时候是“在淮为橘、逾淮为枳”,需要在借鉴的基础上,进行本土化的植入与改良[42]。因此,文华师生的研究成果也充分体现出中西结合、学以致用的风格。

3.1 文华师生研究成果

从1928至1947年间,有9位文华图专师生发表了儿童图书馆专题论文20篇(含续)。这些论文多刊载于《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季刊》《图书馆学季刊》等在当时图书馆界学术水平高且影响力大的刊物上(见表5)。

表5 文华图专教师与本科班学生发表的儿童图书馆相关论文

续表

3.2 学术研究成果特点分析

通过对各篇论文内容的考察,文华图专儿童图书馆学专业教育研究成果的特点可归纳为以下三方面。

3.2.1 译文居多,关注点与时俱进

在文华师生发表的研究成果中,译文有9篇,约占总数的1/2;译文作者有6位,占总人数的2/3,论文发表年份从1928年至1947年。译文及其作者数量占比多、年份跨度大,译文主题不断变换,这主要受社会环境与学校教育两方面的影响。由于儿童图书馆在当时的中国属于新生事业,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借鉴,而外国儿童图书馆学研究在19世纪末已经起步,因此,译介国外相关理论与实践成果被认为是必经之路。译文主题随年代而变化,从对欧美儿童图书馆的整体介绍到对儿童阅读兴趣、馆员职业与文化素养、当时国内儿童图书馆学教育情况、儿童图书分类方法等某一方面的具体研究,研究主题的变化与各时期儿童图书馆的发展相一致,也体现了文华图专面向职业、学以致用的教学风格。尽管有几篇译文发表在文华图专创办的《武昌文华图书科季刊》与《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季刊》以外的刊物,但研究初衷亦与《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季刊》要“特重实事”“不避琐细题目”[43]相吻合。

发表的译文中,有几篇是翻译或节选自文华图专在讲授儿童图书馆课程时采用的英文教科书或参考书,如The Children's Library、Libraries for Children,说明论文内容的选取多是平日所学或所参考的内容。

值得一提的是,译文中的《中国儿童图书馆教育》,原作者是文华图专的外籍教习郝路得。郝女士来华前曾任美国纽约公立图书馆儿童部主任,该儿童部是“美国儿童图书馆服务开展的佼佼者与领军者”[15]。来华后,计划在文华图专教授“儿童图书馆”“档案管理”“图书馆经营法”等课程[44]。任教之余,郝女士参观了上海、北平的多所著名儿童图书馆、调查儿童图书馆设施教育情况,最后将观感汇成了Library Service for Children in China一文,供国外同行了解[41]。

3.2.2 立足本国,探讨儿童图书馆发展模式

在译介外国儿童图书馆经验的同时,也有一些文华师生致力于儿童图书馆本土化的研究。董明道在《最简单的儿童图书馆之经营法》中以小规模儿童图书馆为例,介绍了创办儿童图书馆所需经费、设施设备、组织结构、儿童读物等。并从当时中国实际出发,强调儿童图书馆人员设置可以从简,但儿童读物一定要谨慎选择[45]。

曾宪文在《儿童图书馆之分类与编目》篇首表述了自己发表儿童图书馆事业与儿童图书分类编目方面文章的初衷,此篇文章的多数内容源自梭亚氏夫人(Mrs.Horriet Price Sowyer)所编《图书馆及其内容》(Library and Its Contents)一书中的两篇文章。但“其中有与中国国情不合者,则删去而略加更改,庶求适用于中国儿童图书馆,并备国人参考”[46]。曾宪文认为书籍的分类有一定道理可循,但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要根据环境因地制宜。在比较分析杜威、开特、布鲁克林三种分类法后,认为这三种方法“似均不能完全适用于吾国,故吾人处理儿童图书馆时,不能不稍事变通办法,以求便于适用”,并提出了个人观点。

吕绍虞在《推行儿童巡回文库》《再谈儿童巡回文库》中以普及儿童图书馆、减轻儿童购书负担、避免路途危险、拯救儿童远离街头巷尾不健康的儿童读物为由,提倡上海在健全儿童图书馆各部门外,还应设立儿童巡回文库以满足儿童的阅书需求,同时对巡回文库的工具、巡回站的设置等都提出了详细的规划[47,48]。

3.2.3 探讨儿童图书馆的重要性与价值

儿童图书馆是辅助学校教育与实施儿童社会教育的重要设施,不仅是对在校学生,也对社会上的失学儿童有同样重大的意义。然而,除业内人士外,社会民众仍缺乏对儿童图书馆价值的认知。因此,宣传研究儿童图书馆对儿童的意义也被文华师生视为责任所在。

曾宪文鉴于当时“国内儿童小学毕业而失学的,不可胜数”[49],提议应多设立儿童图书馆,让这些孩子有继续受教育的机会,满足他们的求知欲。同时也认为在探讨如何经营儿童图书馆前,应先了解其重要性。董明道在《儿童图书馆在教育上之价值》中,列举了儿童图书馆在增加儿童课外生活兴趣、养成儿童良好阅读习惯与图书馆习惯、培养儿童遵守公共道德与正确行为规范等方面的重大价值,以便引起教育家的重视,达到提倡、扩建儿童图书馆的目的[50]。

文华图专儿童图书馆教学成果不仅体现在文华师生的学术成果上,也间接反映在文华学子日后工作的教育理念中。由于文华图专为自主招生,在招生简章上对报考者性别未作规定,因此也有女生报名参加考试,这在文华图专独立建校前所依托的华中大学是史无前例的。1926年9月,陆秀作为文华图专的第一位女学生出现在第7届图书馆本科教育9名入学者名单中[51]。在校期间,她“对于儿童图书馆尤为关注”[11](138),这与她早年立志成为幼教工作者且入校前就读于师范学校有关。从文华图专毕业后,陆秀不忘初心继续到美英求学深造。回国后鉴于当时四川幼儿教育比较落后,于1941年创建了四川省立成都实验幼稚园并出任园主任一职。尽管陆秀没有直接从事儿童图书馆相关工作,但她在工作中强调对儿童要“教养并重”,“既重视身心健康和智力的发展,同时亦重视儿童思想、品德、习惯的培养”[52],这与儿童图书馆的教育理念可谓如出一辙。

4 结语

民国时期儿童图书馆专业人才缺乏一直是制约儿童图书馆发展的主要问题。为缓解这一难题,文华图专审时度势,把握职业特点,仿照美国纽约公共图书馆学校设置了儿童图书馆学相关课程,在讲授专业知识的同时也注重实践技能。在1920—1946年间,“儿童图书馆”演变为独立课程,积极开展校内外实习与社会服务。文华师生据此发表了多篇儿童图书馆研究论文,观点新颖、方法实用。与此同时,文华图专师生通过参加中华图书馆协会与地方图书馆协会会议,提出儿童图书馆相关议案,推动与教育界、图书馆界的互动。如1931年,在北平图书馆协会常会上,赵福来、于镜宇两名第十届本科在校生分别提交了“中小学生读物介绍问题案”与“各中小学应于课外讲授图书馆利用法案”[53],并被大会通过。

中国图书馆学教育的发展极大地促进了西方图书馆学在中国的传播和改进,“儿童图书馆学”作为图书馆学的分支,丰富了我国图书馆学教育与研究内容,儿童图书馆学相关课程的设置同样促进了西方儿童图书馆学在中国落地生根,儿童图书馆学专业教育及相关研究成果也推动了儿童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同时,文华图专儿童图书馆学专业教育在图书馆员职业化与专业化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使儿童图书馆员作为一种职业的社会价值逐渐得以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