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培浩 陈楚寒 等

统稿：陈培浩

参与：陈楚寒、陈榕、郭晨、帅沁彤、郑慧芳、陈丽珠、傅颖、张晓雪

导语：《白鹿原》以陕西关中白鹿村为缩影，将近代以来的社会变迁和历史变迁置于宗族文化的结构之中，在显性的政治风云、宗族矛盾和隐性的人情、人性中呈现历史轨迹，实现作者书写“民族秘史”的艺术构想。小说以关中人民的生存状态为文化背景，展开粗野朴实的乡村习俗、慎独隐忍的儒家精神的描摹，隐含着对中国传统向现代转型过程中文化根性的辨认。《白鹿原》是陈忠实先生以多年的创作体会和幼时深刻于脑海中的乡村生活为基础，历时六年创作完成，小说凝聚了作者的全部人生体验和艺术创造力。作为一部意蕴丰富的长篇小说，其宏大壮阔的历史背景、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复杂精致的写作结构，都值得反复咀嚼。

摘录一 语言

1.小娥跳起来：“你在佛爷殿里供着我在土地堂里蜷着；你在天上飞着我在涝池青泥里头钻着；你在保障所人五人六我在烂窑里开婊子店窑子院！你是佛爷你是天神你是人五人六的乡约，你钻到我婊子窑里来做啥？你日屄逛窑子还想成神成佛？你厉害咱俩现在就这么光溜溜到白鹿镇街道上走一回，看看人唾我还是唾你？”

2.一轮硕大的太阳正好托在白鹿原西部的平顶上，恰如一只滗去了蛋清的大蛋黄。白灵双手掬着膝头，瞅着对面陡峭的原坡，顶面上平整开阔的白鹿原，其底部却是这样的残破丑陋……

太阳在河天相接的地方已经变得难以辨认，像一只破碎的蛋黄，金黄的稠汁流摊开来，和黑色的乌云搅和在一起。

3.这都是图个啥为个啥嘛？刚刚长成小伙子还没出过大力，“嘎嘣”一声倒下就把伙食账结了！我不想算别人的伙食账，也甭让旁人把我的伙食账算了。我不想变成麦捆子，也不想把别人变成麦捆子，我还是回去种庄稼喂牲畜吆牛车踩踏轧花机子好些。（第三十一章）

4.平常的日月就像牛拉的铁箍木轮大车一样悠悠运行。灾荒瘟疫和骤然掀起的动乱，如同车轮陷进泥坑的牛车，或是窝死了轮子，或是颠断了车轴而被迫停滞不前；经过或长或短的一番折腾，或是换上一根新车轴，牛车又在辙印深凹的土路上吱嘎吱嘎缓慢地滚动起来了。

5.白孝文清醒地发现，这些复活的情愫仅仅只能引发怀旧的兴致，却根本不想重新再去领受，恰如一只红冠如血尾翎如帜的公鸡发现了曾经哺育自己的那只蛋壳，却再也无法重新蜷卧其中体验那蛋壳里头的全部美妙了，它还是更喜欢跳上墙头跃上柴火垛顶引颈鸣唱。

陈培浩：《白鹿原》并非没有招致非议和质疑，有些质疑并非道德或内容上的指责，而是艺术上的指责，不乏有人认为《白鹿原》语言不行。这里涉及一个问题，就是如何评价小说的语言。事实上，并没有一套绝对化的小说语言艺术标准。小说语言各有各的好，也应该各有各的好。语言风格必须跟其思想内容相匹配。假如我们用轻盈、灵动、水汽朦胧的语言标准来评价，陈忠实的语言当然太干了。但鲜肉嫩，腊肉香。陈忠实的语言是结实、筋道，也是活泼泼的。文段一出自第十七章田小娥对鹿子霖的怒斥，有人觉得“人五人六”就用了两次，语言是不是太贫乏了？可是，这段话无疑既符合田小娥的心理，符合她的身份、遭际、修养。事实上，语言的准确必须成为语言风格化的前提。这部分其他段落也体现了陈忠实的语言功力，大家都应该留意。

郭 晨：《白鹿原》的语言质朴灵动，读来令人印象深刻。文段一，当田小娥意识到自己只是鹿子霖报复白家的一枚棋子之后，她“跳起来”。跳这个动作是当人的情绪达到顶点的时候才会有的动作，我们常说“暴跳如雷”“狗急了还跳墙”，“跳”字生动表现了田小娥满腔的愤怒。而小娥说的话更值得我们细品，在“在佛爷殿里供着”“在天上飞着”是说鹿子霖位高权重，受人追捧，虽同样是人，小娥却在“土地堂里蜷着”“在涝池青泥里头钻着”，土地堂、涝池青泥与前面提到的佛爷殿和天上形成强烈反差。鹿子霖在人前是受人敬重的乡约，而小娥却是受人辱骂和嘲笑的“烂货”。“蜷”是指弯曲着身体，正常人通常是挺直腰背走路，但田小娥来到白鹿村后遭到村里人的鄙视，“蜷”字写出了小娥地位的卑微，以及她内心的自卑。我们常说“羞得钻进洞里”，“涝池青泥”表面上是指小娥生存的窑洞，更象征着白鹿原复杂而肮脏的社会环境，“钻”字写出了小娥在白鹿原逃避世人眼光、抬不起头的生存境遇。

文段二将太阳比作“滗去了蛋清的大蛋黄”，蛋黄的颜色是金黄，蛋黄表面上覆盖着些许蛋清，显得透亮。将太阳和鸡蛋联系起来，显得格外贴近生活。一开始写白鹿原的平顶托着太阳，此时白灵得知鹿兆鹏从大哥手里逃出来了，托起的太阳象征着希望，象征着共产党即将胜利。最后出现的蛋黄已经是一只破碎的蛋黄，白灵想到了和兆海不可挽回的感情，金黄的稠汁和黑色的乌云搅和在一起，隐喻着白灵和兆海的感情如同这破碎的蛋黄，难以回到从前。

帅沁彤：《白鹿原》的语言从原上的土里“跳”到地面上来，充满了“土气息”和“泥滋味”。这“土气息”从关中方言的三字词、四字词透出来，如文段一中“佛爷殿”“土地堂”“天上飞着”“涝池青泥”，顺着“你在”和一连串的“你是……你是……”气势逐渐高涨，如雷如炮，滔滔不绝。

文段三中有“种庄稼喂牲畜吆牛车踩踏轧花机子”，一连串的农活是孝义对太平生活的急切向往。文段五有“跳上墙头跃上柴火垛顶引颈鸣唱”，跳、跃、引颈鸣唱，没有间断和阻碍，一气呵成。在人物语言中将具有地方色彩的“佛爷殿”“土地堂”“顺便”展现出来，在阳光与乌云的颜色中暗示家族与民族的命运，在铁箍木轮大车的运行中摊开恒长的乡土图景，将“自然相”与“人生相”融合在一起。

《白鹿原》的语言，在语音外壳上与其内涵相呼应。文段一表现小娥的“急”多用仄声字结尾，夹杂轻声，短促有力，字里行间相互碰撞。文段四形容乡村岁月的常与变，则多用阴平、阳平声字，尾声平缓上扬，应和着关中乡土岁月的节奏。

陈楚寒：陈忠实先生在《白鹿原》写作中主动探索用方言进行叙述，在加强文字表现力的同时也突出了小说的文化色彩和地域特色。文段一，田小娥怒骂鹿子霖，从“佛爷殿”到“土地堂”，从“天上飞”到“地里蜷”，一连串带着泥土气息的骂词如火花般爆发，构建起田小娥性格中不惧强权、敢于反抗的一面，人物形象丰满。乡音浓厚、生动传神的方言口语营造出一种让人触摸到的“真实感”，人物的神态跃然纸上，也为繁复沉重的历史叙述增添了几分灵气。

除独特的陕北语言风貌外，《白鹿原》还灵活运用多种修辞手法，其中比喻修辞运用较多。文段二中，太阳从一个“滗去了蛋清的大蛋黄”变成一只破碎的蛋黄。这一环境变化反映出白灵的心境变化，“蛋黄似的太阳”被赋予了新的含义，带来一种虚实相生的朦胧感受。文段三是孝义的内心独白，“麦捆子”与“士兵尸体”相联系的比喻在小说中多次出现。作为食物原料的麦子象征着生命与希望，而士兵的尸体则是死亡与悲剧的代表，二者有本质的不同。但成千上万倒下的尸体又确如镰刀下的麦子般，倒下一茬又涌上一茬。作者借助“麦捆子”与“尸体”间的反差感和相似性表现出战场上命如草芥的残酷真相。文段四把瘟疫带来的死亡、疾病等种种灾祸比喻为“车轮陷入泥坑”或“断了车轴”，换上一根便可继续前进，正如生活不应沉溺于眼前的悲痛而应继续向前。作者将人生哲理蕴含于可视的乡村日常事务之中，显得灵动又恰到好处。文段五将返乡的白孝文比作破壳而出的公鸡，这一新奇又贴切的比喻体现了对白孝文虚荣、虚伪心理的讽刺。“蛋黄”“麦捆子”“公鸡”这一系列带着农村烟火气的喻体被嵌入字里行间，不仅自然贴切，还暗含着不同情境下人物的情感变化。

摘录二 人物

1.白嘉轩在那一刻浑身有一种瘫软的感觉。他走出老六家的敞风院子，似乎有一千双手推着他疾步走上村子东头的慢坡，瞅见了那孔平时连正眼瞧一眼的兴致也没有的窑洞；想到把他逼到这个龌龊角落来干捉奸这种龌龊事的儿子，胸膛里的愤怒和悲哀搅和得他痛苦不堪；他从慢道跨上窑院的平场，两条腿失控地抖颤起来；他走到糊着一层黑麻纸的窑窗跟前，就听见了里头悄声低语着的狎昵声息；白嘉轩在那一瞬间走到了生命的末日走到终点，猛然狗似的朝前一纵，一脚踏到窑洞的门板上，咣当一声，自己同时也栽倒了。

2.我到白鹿村惹了谁了？我没偷掏旁人一朵棉花，没偷扯旁人一把麦秸柴火，我没骂过一个长辈人，也没搡戳过一个娃娃，白鹿村为啥容不得我住下？我不好，我不干净，说到底我是个婊子。可黑娃不嫌弃我，我跟黑娃过日月。村子里住不成，我跟黑娃搬到村外烂窑里住。族长不准俺进祠堂，俺也就不敢去了，咋么着还不容让俺呢？大呀，俺进你屋你不认，俺出你屋没拿一把米也没分一根蒿子棒棒儿，你咋么着还要拿梭镖刃子捅俺一刀？大呀，你好狠心……

3.那一瞬间，他脑子里闪过一个惊问，摔了碗以后下来的戏怎么往下唱呢？不可改易的关键是自己昨晚肯定做下丢脸的事了；不声不响把饭端进牲畜棚圈倒进牛槽，然后甩手到保障所去，似乎也不妥，往后还进不进这个门呢？经过迅疾的分析和判断之后，鹿子霖重新捉起竹筷，埋下头大口大口喝起稠粥来，声音响亮诱人，把一根一根麦草刮拨到大碗的一边，直到碗里的米粥喝光刮净只剩下一窝麦草，然后对着灶房喊：“盛饭。”

4.冷先生是白鹿原上的名医，穿着做工精细的米黄色蚕丝绸衫，黑色绸裤，一抬足一摆手那绸衫绸裤就忽悠悠地抖；四十多岁年纪，头发黑如墨染油亮如同打蜡，脸色红润，双目清明，他坐堂接诊，门庭红火。冷先生看病，不管门楼高矮更不因人废诊，财东人用轿子抬他或用垫了毛毯的牛车拉他他去，穷人拉一头毛驴接他他也去，连毛驴也没有的人家请他他就步行着去了。

陈培浩：谈论《白鹿原》有很多角度，比如史诗性、家族小说、民族秘史、魔幻现实主义等等，都有道理。不过，也可以更朴素一点说，就是它塑造了一批栩栩如生，又具有典型性的人物。一部小说能写活一两个人物就能让人记住，《白鹿原》中令人印象深刻的人物很多：白嘉轩、鹿子霖、冷先生、朱先生、鹿三、田小娥、黑娃、白孝文、白灵、鹿兆鹏、鹿兆海……这些人物，虽非每一个都达到相同的艺术高度，但确乎每一个都有其典型性、代表性、性格个性和艺术个性。这是很不容易的。更重要的是，陈忠实还探索了文化型人物的塑造方式，比如白嘉轩身上体现的乡绅根性，朱先生身上体现的儒生根性。

张晓雪：在《白鹿原》的众多人物悲剧中，田小娥无疑是最深刻最具特色的女性形象，也是陈忠实花了大量心思塑造的悲剧人物。在封建男权社会中，女子以男子为天，以丈夫为大，女性的地位与人格都无法得到基本的尊重与保障。田小娥的出现，是这个黑暗的封建社会里少有的女权之光。她既是封建男权社会的受害者又是传统礼教的反抗者。由于家境贫寒，田小娥被父亲卖给70多岁的举人做了小妾，命运的迫害让她本能地进行反抗，用出卖肉体的方式破坏礼教，以背井离乡为代价求安稳的生活。黑娃的出现给她的生活带来了新的希望。但“农协”失败后，她的人生真正地走入绝境。田小娥的悲剧命运是宗法制度下的男权社会造成的。她本是一个善良平凡的女性，她不怕吃糠咽菜，不怕住破窑洞，只求过上安稳的日子，可这简单的愿望被人们口中神圣的礼教一步步摧毁，她的一切尊严、自由、幸福都被剥夺，她的一切希望都被吃人的封建社会打压殆尽，连死都要被镇在六棱塔下不得超生。

陈忠实以超现实主义的手法描写了她的痛苦与冤屈。多年后，田小娥的鬼魂开始复仇，白鹿原上饥荒连连，瘟疫盛行。田小娥的鬼魂附在了鹿三身上，说出了她这一辈子也没能说出的话，这段看似荒诞的鬼魂之言，道尽了她一生的冤屈和无奈。可这最后的反抗依旧以失败告终，未寒的尸骨被挖出焚烧，到处纷飞的白蛾被打死，残存骨灰被镇压在六棱塔下，只剩孤苦伶仃的鬼魂，饱含冤屈地飘荡在这吃人的世间。

陈丽珠：《白鹿原》中人物形象的塑造极为出彩，每个人都是独特的个体，有其各自的性格特质。人物形象的生动立体得益于作者高超的语言驾驭能力。文段四，对冷先生出场的叙述，作者用了一连串典雅细致的词句勾勒出人物的轮廓，寥寥数语就刻画出一位“金钱名利淡如水，医德医道大于天”的仁义医者形象。文段一，白嘉轩在听到儿子的丑闻时，心中的愤怒和悲哀交织，“瘫软、疾步、失控的颤抖、栽倒”等一系列动作生动地还原了这个守护宗族礼法的老族长在证实儿子确有失德后身体上的反应。从人物动作上的细致表现中，可以窥见其精神世界崩塌的过程。

帅沁彤：《白鹿原》内部对人物的塑造方法有所不同。文段四是现实主义典型的外貌描写，文段一、二、三则多写人物语言和心理，有的和外部动作相结合，有的是人物内心的即时反应。其中，细节描写也更倾向于展示人物的视觉、听觉和感觉。比如文段一中写白嘉轩“瘫软的感觉”“似乎有一千双手推着他疾步走上村子东头的慢坡”，瞅见了窑洞，“两条腿失控地抖颤起来”。最后一句中“猛然狗似的朝前一纵”的“纵”字，体现了白嘉轩身体的僵硬，外化其内心的痛苦。作者不用“扑”字而用“纵”字，“纵”有一定的跳跃感，更能体现白嘉轩的愤怒，“纵”比“扑”又更符合白嘉轩的身份，狗似的白嘉轩，也要维持那摇摇欲坠的体面。

文段三中鹿子霖看到儿媳在碗底埋着的麦草，将碗举到半空又放回，作者未将描写的侧重点动作的转折，而以人物脑子里的“惊问”引出其心理动机。这样的描写，一方面避免了作者直露的议论，另一方面使得人物更具有主体性，从而将《白鹿原》的人物形象塑造引向“深层的真实”。

摘录三 情节

1.她惊叫一声，浑身燥热双腿颤抖，几乎陷入昏厥的恍惚中，又本能地央告说：“爸呀，这成啥话嘛……快丢手……”鹿子霖说：“这怕啥嘛……俺娃身上好软和……”儿媳终于从突发的慌乱中恢复理智，猛力挣脱出来奔进厦屋将门关死。

2.她有某种渴盼却完全是不成影像的模糊。她现在得到了具体的新鲜的被揉捏奶子时的酥麻，被毛茸茸嘴巴拱着脸颊时的奇痒难支，以及那骡马汗息一样的男人气味的浸润和刺激，如此具体，如此逼真，如此勾魂荡魄。她无力阻隔那些诱惑而又十分清楚这些全部都是罪恶。

3.当她把豆芽送进嘴里就呕哇一声吐了出来，吓得愣呆在石桌旁。她吃到了麦草。鹿子霖是在她回厦屋洗脸搽粉时，把麦草塞进豆芽碟子的。麦草和绿豆芽的颜色在月光下完全一致。鹿子霖哗啦一声把筷子甩到碟子上，站起身来厉声说：“学规矩点！你才是吃草的畜生！”

……

她不知不觉从石礅上溜跌下去，跌在地上，双手紧紧抓着胸前的衣襟，垂下无法支撑起来的头，意识到自己永远也站立不起来了。她四肢麻木，浑身冷得打颤发抖，上下牙齿咯噔咯噔碰响。她感觉到脖颈上有一股温热，用手摸到一把鲜血，才知道嘴唇咬破了，开始有疼痛的感觉。

4.那是早饭后，她纺罢五根棉花捻子刚接上第六根拉出线头儿，突然从身体的某一部位爆起一串灼亮的火花，便有一种被熔化成水的酥软，迫使她右手丢开纺车摇把，左手也扔了棉花捻子，双臂不由自主地掬抱住胸脯，像冰块融化，像雪山崩塌一样倒在纺车前浑身抽搐颤栗。她期望这种美丽的颤栗永不消失直到死亡，却猛乍听见脑子里嘎嘣一声，有如棉线绷断的响声，便一跃而起跑出厦屋，跑出街门，跑到村巷，直冲进阿公供职的白鹿保障所……

5.儿媳不再喊叫，不再疯张，不再纺线织布，连扫院做饭也不干，三天两天不进一口饭食，只是爬到水缸前用瓢舀凉水喝，随后日见消瘦，形同一桩骷髅，冬至交九那天夜里死在炕上。左邻右舍的女人们在给死者脱净衣服换穿寿衣的时候，闻到一股恶臭，发现她的下身糜烂不堪，脓血浸流……

陈培浩：这部分摘录主要来自第二十八章冷秋月之死的情节，从中可以看出陈忠实极强的情节安排能力。人们常一般化地说一个作家会不会讲故事，其实，会讲故事首先要有故事，其次还要会讲。讲故事就必然涉及情节安排调度，不仅是制造悬念问题，更是情节安排怎么跟精神叙事，跟思想表达相关联的文坛。在冷秋月之死这里，我们看到，陈忠实是进行了艰苦卓绝的艺术运思的，他通过障碍叙事来丰富故事的内在侧面。如果写鹿子霖将冷秋月强暴了，那可能是最糟糕的故事了。他写冷秋月的拒绝和无声控诉，妙在她打了一个空拳出去，自己的情欲却被挑起了，反过来去勾引鹿子霖。如果写两人有了奸情，倒也说得过去，可是终落俗套。却写冷秋月的勾引，反被鹿子霖站在道德制高点上羞辱。这就妙了。更绝的是，被逼疯的冷秋月，最后却被自己的父亲、名医冷先生的一服药毒哑了。这个情节在整个小说中并不占重要地位，但既书写了内心——冷秋月的内心起伏、刻画了人物——鹿子霖的好色、虚伪和深沉，还批判了连同冷先生在内的文化共谋结构，悲剧意蕴极深。

陈 榕：冷秋月之死是《白鹿原》中极为精彩的情节单元。一个贞洁的女人犯了淫疯病，被侵犯的反过来勾引侵犯者，受害者报复不成反遭羞辱，由一个“因”一步步过渡到看似不可能的“果”，作家对此做了极其详尽的心理铺垫。冷秋月是一位恪守礼教的女性，受到侵犯后愤怒难当，报复不成，反在欲望的支配下做出勾引之事。在心里的欲念被戳破后，礼教规训又使其感到羞愤难当，直至疯癫。作家细笔勾勒出冷秋月的心理变化曲线，人物的感觉描写极为精彩。文段三，冷秋月在受到鹿子霖的羞辱后，先是跌倒在地，之后从脖颈上的温热、手上的鲜血发现嘴唇被咬破，最后才感觉到疼痛。这是一个感知逐渐恢复的过程，巧妙地突出冷秋月灵与肉的搏斗：先是在肉身的欲望支配下做出越轨的行径，最后理智回归，精神的痛苦又遮蔽了身体的感知。文段四描写冷秋月发疯时刻的感知，作者采用人物心理的内聚焦。“被熔化成水的酥软”“美丽的颤栗”将发疯过程诗意化，读者从中感受到的不是恐怖，而是自由与惬意，冷秋月成为在性的渴望与家族的禁忌中出走的女性。

小说在情节设计不落俗套，人物的行为在意料之外却动机充分。双方心理拉锯战的描写极为精彩，鹿子霖在看到装有麦草的粥后是摔碗还是把饭倒进牛槽？冷秋月添粥是把麦草留住还是把碗里的麦草刮掉倒出来？面对情节的岔路口，作家总能贴着人物的性格，做出看似反常却最合乎人物性格的抉择。洁白无瑕的冷秋月坠入欲望的沼泽、沾染污渍的过程，因果逻辑环环相扣，具有悲剧的必然性。

郑慧芳：在冷秋月之死的故事中，作者并未按照情节发展的时间顺序进行叙述，而是先写“鹿子霖的儿媳疯了”，再写半年前鹿子霖醉酒戏儿媳、秋月麦草骂阿公、秋月勾引鹿子霖失败而发疯的过程，又转而回到冷秋月发疯后的时间点，续接第一部分的“儿媳疯了”，写冷先生为秋月开药、被毒哑后渐渐死去的情节。作者故意设计时序交错的叙述方式，来引起读者的阅读兴趣，并引发对冷秋月命运的深入思考。

冷秋月从小被父亲精心培养，将当个贤妻良母视作唯一的目标。在嫁入鹿家守活寡之后，她仍努力做一个好儿媳。公公的酒后调戏唤醒了她的性本能，灵与肉、欲望与理智的冲突从这一刻开始纠缠着冷秋月。行为上的矛盾反映着个体内心的挣扎：第二天为鹿子霖准备饭菜时，在粥里加入麦草，暗骂鹿子霖为禽兽，是她坚守贞操的一面；与此同时，她的性本能又支配她去勾引鹿子霖，彰显出渴望性的一面。最终，性渴望击退了理性，也打败了封建礼教。

冷秋月勾引鹿子霖其实是一种自发状态的觉醒，但作者并不想让她走上和田小娥相同的“性解放”“性反抗”道路。田小娥是放纵；冷秋月是克制；田小娥是反抗；冷秋月是忍受，两人一静一动相互呼应，走向了殊途同归的命运终点，实现了对封建礼教的深度批判。关于冷秋月的情节，我们可以想象到几种常规路线：或是冷秋月一生守活寡，性压抑而心灵扭曲，枯萎致死，这是张爱玲《金锁记》中曹七巧的模式；或是冷秋月和他人发展婚外情，在性放纵中被白嘉轩惩戒致死，这是田小娥的模式，也是潘金莲的模式；但陈忠实创造出了冷秋月自己的悲剧路线：将两者结合起来，造成巨大的心理矛盾。作者还把冷秋月的欲望放在了公公鹿子霖身上，理性与欲望之间又多了一层伦理的束缚，人物的悲剧性也就更加凸显。更让人拍案叫绝的是，公媳之间的你来我往完全是错位的，二者自始至终没有真正实现乱伦关系，既有民间艳情故事的元素，又避免了情节流于低俗与套路。在极富戏剧性的一波三折之间，冷秋月既做不成恪守妇道的好儿媳，也满足不了生理需要，在压抑与反压抑之间寻找不到支点，只能任凭原始欲望灼烧着自己的心。终于，她疯了。疯了还不够，作者还要在冷秋月的悲剧中再加一把火，把冷秋月的生命焚烧干净——亲生父亲冷先生一碗猛药灌下去，守住了冷先生和鹿子霖的脸面，但夺走了女儿的性命。

需要追问的是，谁是造成冷秋月悲剧命运的凶手？我们或许可以将其悲剧命运归因于封建婚姻与封建礼教的毒害，但值得注意的是，冷秋月的悲剧还是封建文化和现代文化冲突、过渡的结果。正因为丈夫鹿兆鹏接受了现代思想，追求婚姻自由，才无法像白孝武一样接受包办来的妻子。而封建传统的力量又过于强大，鹿兆鹏不得不妥协，从而成了冷秋月不幸的开端。

总之，冷秋月之死这一情节，既塑造了有血有肉的冷秋月、卑鄙奸诈的鹿子霖、封建礼教的忠实捍卫者冷先生，还构想了一波三折、峰回路转的戏剧性情节，更完成了对封建礼教的控诉与对传统和现代文明冲突的思考，体现了作者极高的创作才能与深刻的思想内涵。

陈楚寒：《白鹿原》的故事时间跨度长达近半世纪之久，在具体的情节设置中作者并未按照正常时间顺序推进，而是采用正逆时序交错的叙事结构。作者在小说中灵活地穿插运用倒叙和预叙手法，使每一个故事情节都不受制于时间顺序，而是被自由安插在恰当的时机。正逆向交错的情节相互对比碰撞，把故事“因”与“果”之间张力拉满，在形成高低起伏的节奏感的同时，增强了作品的可读性。

小说第二十八章开篇，开门见山地道出“鹿子霖的儿媳疯了”这一故事结果，引发读者对冷秋月骤然发疯原因的好奇。冷秋月是受封建礼教禁锢的典型女性，她常年遭受着丈夫的冷暴力却依旧恪守立法、侍奉公婆，但如文段二所写，其性本能在被鹿子霖挑起后便一发不可收。从小接受“三从四德”观念灌输的她深知其中的罪恶，由此便引发本能欲求与理性约束之间的痛苦挣扎。文段三中，她以“麦草”暗骂公公鹿子霖，最后却反被对方设计侮辱，这一情节是冷秋月坠入疯魔的关键转折点。作者用“溜跌”“紧紧抓着”“打颤发抖”“牙齿碰撞”等一系列动作词语，生动描摹出冷秋月被公公侮辱后彻底崩溃、陷入麻木的状态。鹿子霖放入的那一把麦草终结了她对肉体欲望最后的一点向往，也泯灭了她对封建男权的最后一丝反抗。文段五是对冷秋月之死的描写，这里作者又回到开篇的时间线上，冷秋月作为受害者却落得被父亲毒哑、发疯致死的下场，大大增强了小说的批判性。作者通过时间线的交错设置，强化了故事因果联系间的张力，进一步凸显人物命运的悲剧色彩。

摘录四 魔幻

1.她说她看见他前房的五个女人了。那五个女人掐她拧她抠她抓她撕她打她唾她，都争着拉他去睡觉。令嘉轩大惑不解的是，胡氏并没有见过死掉的任何一个女人，而她说出的那五个死者的相貌特征一个一个都与真人相吻合。

2.人们看见，佝偻着腰的族长从正殿大门奔跃出来时，像一只追袭兔子的狗；他奔到槐树下，双掌往桌面上一按就跳上了方桌，大吼一声：“吾乃西海黑乌梢！”他拈起一张黄表纸，一把抓住递上来的刚出炉的淡黄透亮的铁铧，紧紧攥在掌心，在头顶从左向右舞摆三匝，又从右到左摆舞三匝，掷下地去，那黄表纸呼啦一下烧成粉灰。他用左手再接住一根红亮亮的钢钎儿，“啊”地大吼一声，扑哧一响，从左腮穿到右腮，冒起一股皮肉焦灼的黑烟，狗似的佝偻着的腰杆端戳戳直立起来。

3.白嘉轩走近两步，细细瞅视着鹿三，他的尖细的声调，轻佻的眼神和歪头侧脸的忸怩动作，显然都不是鹿三的习惯做派。白嘉轩不由地打个冷颤，加重威严的声调逼问：“你不是三哥你是谁？”鹿三扭扭腰晃晃头说：“你连我都认不得吗？你仔细认一认就认得了。”白嘉轩头顶“噌”的一声头发倒竖起来，浑身像浇下一桶凉水抽紧了筋骨，鹿三现在的忸怩姿态和轻佻的声调，使他突然想起了小娥。

4.他正出神地瞅着窑垴塄坎上的草丛，众人这才惊异地发现，雪后枯干的蓬蒿草丛里，居然有许多蝴蝶在飞舞。白嘉轩说：“那是鬼蛾儿，大伙把那些鬼蛾逮住，一个也甭给飞了。”族人们脱下衣衫，摘下帽子，满坡坎上追撵扑打着，把被打死的蛾子捡起来扔到白嘉轩脚下。那是许多彩色的蝴蝶，纯白的纯黄的纯黑的以及白翅黑斑的……

5.刚睡着，就看见咱原上飘过来一只白鹿，白毛白蹄，连茸角都是白的，端直直从远处朝我飘过来，待飘到我眼前时，我清清楚楚看见白鹿眼窝里流水水哩，哭着哩，委屈地流眼泪哩！在我眼前没停一下下，又掉头朝西飘走了。刚掉头那阵子，我看见那白鹿的脸变成灵灵的脸蛋，还委屈哭着叫了一声‘爸’。

陈培浩：1982年马尔克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魔幻现实主义也就此传入中国。《白鹿原》当然也是马尔克斯及《百年孤独》的学习者，不过它并不是《百年孤独》的山寨版，而是魔幻现实主义的中国化。很多人因为《白鹿原》开头和《百年孤独》开头句式上的相似性，就断定《白鹿原》在拙劣地模仿《百年孤独》。其实两部作品虽然都致力于思考一个民族的现代转型这一宏大议题，但风格相距甚远。《百年孤独》虚多于实，诗多于史，而《白鹿原》实多于虚，史多于诗。陈忠实本人的写作个性与马尔克斯也相去甚远。所以，作者还是非常务实地按照自身、历史、民族的特点来选择写作风格，《白鹿原》的魔幻元素如白鹿、鬼神等是非常中国化的。而且，魔幻作为一种文学元素，在《白鹿原》中终究归属于现实主义的一部分，它并不神秘化，而是可以获得历史的、文化的、人性的、心理的多方面解释的。换言之，《白鹿原》的魔幻现实主义处理好了外来资源的本土化问题，也处理好了魔幻与现实的辩证关系。这是它得以经典化的重要原因。

郭 晨：《白鹿原》大量使用魔幻手法，作家将幻觉交织于现实，使情节不会过度失真。文段五，鹿在中国古代是吉祥的象征，有浓厚的历史文化内涵。白鹿也是文中的一个重要线索，它在人物的梦境、幻想和现实中穿梭，推动着故事情节的发展。小说中，白鹿出现之时便是人物命运转变之时：白嘉轩在鹿家的土地上发现白鹿，他设计换来鹿家的土地，才有日后飞黄腾达的命运；朱先生去世时，朱白氏看到一只白鹿飞过房檐最后消失；白灵被活埋，白鹿出现在白嘉轩和白赵氏的梦里，“白鹿眼窝里流水”暗示着白灵委屈地死去。白鹿没停留多久，“又掉头朝西飘走了”，这里的“飘”字给人若隐若现的感觉，是抓不住的事物。但白鹿的脸又变成白灵的脸，在虚无缥缈之间又多了一丝现实的痕迹，白鹿的形象便深入人心。

小说魔幻的表象之下处处通往现实。文段四，为镇压田小娥的邪气，白嘉轩在村中建起“镇妖塔”，在塔即将竣工之时，雪后枯干的草丛里有蝴蝶在飞舞，蝴蝶是由蛾变成的，而蛾又与小娥的“娥”同音，人们“追撵扑打着”蝴蝶，隐喻着人们对小娥的厌恶、排斥。在瘟疫灾难的年代里，活着的人们忙着拜神以消灾，最后还集中叩拜小娥，这与小娥生前所遭受的冷眼形成鲜明的反差，揭露了人性的虚伪和不堪。

傅 颖：《白鹿原》中存在着大量非现实、非理性的因素，作者热衷于描绘各种各样的幻觉与梦境，通过尚处“原生状态”的梦，表现人物的最隐蔽、最深层，同时也是最真实的心灵活动。文段一，“那五个女人掐她拧她抠她抓她撕她打她唾她”，连续七个动词，要置人于死地一般。白嘉轩在死了五房女人后，村子里的女人即使嫁进了白家，恐惧的心理日夜叨扰影响着他们的生活。看似不真实的梦幻中蕴含着人本质的内心世界。

小说中关于死亡的描写，打破了生与死、人与鬼、人间与冥世的界限，带有浓厚的神秘色彩。在田小娥死亡的描写上，作者采用了非理性、荒诞的手法。小娥惨遭横死，死后魂附鹿三，不仅托梦诉冤于鹿惠氏和白吴氏，而且引发瘟疫以示报复。蛾者娥也，那来历不明、似真似幻的飞蛾，其实是田小娥郁结不解、冤屈无告、不甘心沉沦于幽冥的精魂所化。在形象的层面和审美的层次上，小娥是《白鹿原》所塑造的最成功的形象之一，如果作者不是采用魔幻、荒诞、夸张、变形的手法，而以逻辑的、理性的思维安排她的死，这一形象的悲剧性及艺术力量势必有所减弱。

白鹿是贯穿在《白鹿原》中的一个中心意象。作为一个被赋予了美和善等终极意义的象征，白鹿从出现在历史上、神话中，到游荡在人们传说里，最终毁灭在人们的梦幻中，其深层意蕴是白鹿所象征的仁义之德在当代的逐渐消亡，由此展现了仁义之德无可挽回的悲剧。不管是历史传说中的白鹿，还是《白鹿原》中的白鹿，都是时隐时现，并且只能被有缘人看见，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这种朦胧、“捉摸不定”的感觉，更使人神往和敬畏，显得更耐人寻味。

郑慧芳：从整体上看，《白鹿原》是一部描写陕西关中白鹿原大地上百年社会历史变迁的现实主义小说，与此同时，小说中还穿插了种种神秘离奇的现象，这种非写实、非理性的成分保持了历史的丰富性和混沌性，蕴含着隐秘的民族意识和文化心理。

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唤醒了作者记忆中沉睡的民间传说、鬼怪故事，这些充满东方神秘色彩的离奇情节便被作者融入历史与现实的描摹当中。小娥化蝶有《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影子，修建镇妖塔又是《白蛇传》中法海镇压白娘子的手段，“鬼魂附体”“死人托梦”更是《聊斋志异》等民间鬼神故事的典型。作品的独特性在于，魔幻情节的书写是紧紧依靠着客观现实的，魔幻成为反映社会现实的手段。

小说中魔幻色彩的第一个表现是梦境与现实的对应。文段一，白嘉轩的第六个老婆胡氏在梦中看到前五房死去的女人，“都争着拉他去睡觉”体现了胡氏对于嫁入白家以及白嘉轩性传闻的恐惧心理。文段五，白灵冤死的当晚，她的父母、祖母都梦到一只白鹿在流泪哭泣，白鹿又转眼变成了白灵，再一次突出了白鹿与白灵之间的象征关系，引起读者对其背后文化意蕴的思考。白鹿是真善美的象征，代表好运，也代表理想。小说中与白鹿密切相关的人物是白灵和朱先生，白灵的白鹿代表着革命理想，朱先生的白鹿代表着优秀传统文化，但随着白灵和朱先生的相继死亡，白鹿原也走向了最终的衰落。

小说中魔幻色彩的第二个表现是人鬼界限的模糊。田小娥的叛逆者形象通过离奇的“闹鬼”情节得到丰满。田小娥鬼魂附体的对象不是别人，正是杀了她的鹿三，这本身就是一种对抗性的行为。她还用忸怩、轻佻的姿态，借鹿三之口直接嘲讽了白嘉轩和整个白鹿原，“族长跟我平起平坐在一张桌子上吃饭哩”表现了田小娥对封建礼教、仁义道德的讽刺与痛恨。如果作者没有采用如此魔幻、荒诞、夸张的手法，在封建宗族力量强大的现实中，田小娥的反抗根本无处实现。“鬼魂不散”成为作者丰富故事情节、深入表现主题、塑造人物形象的艺术手段，达到了震撼人心的悲剧效果。

小说中魔幻色彩的第三个表现是神秘的民间习俗。白嘉轩带领村民进行庄严的伐神取水活动，不仅佝偻的腰突然能直立起来，还忘记了附体期间发生的事情，充满了神秘色彩。此情节一则塑造了白嘉轩仁义、大义的传奇形象，二则体现了“天人感应”“祥瑞灾异”的民间文化心理，三则通过祈雨的同时白孝文与田小娥的性狂欢描写、祈雨的失败结果，解构了祈雨仪式与牺牲的神圣性，体现了作者对于民间传统文化中的愚昧成分的批判态度。

总之，小说中各种光怪陆离的魔幻情节是作者立足民间立场对现实的夸大和变形，具有艺术真实和情感的真实，达到了对民族文化心理的深层探寻与反思的效果。

摘录五 悲剧性

1.那一瞬间，小娥猛然回过头来，双手撑住炕边，惊异而又凄婉地叫了一声：“啊……大呀……”鹿三瞧见眼前的黑暗里有两束灼亮的光，那是她的骤然闪现的眼睛；他瞪着双眼死死逼视着那两束亮光（对死人不能背过脸去，必须瞅住不放，鬼魂怯了就逃了），两束光亮渐渐细弱以至消失。

2.孝文从针刺的剧疼里跳起来，一只皮毛染着血污的白狗呜呜叫着纵起尾巴跳开了，回过头对他凝视一阵儿，便失望地叫了两声溜走了。他抱住脚一看，脚面上和脚掌上留着两排对称的洞眼儿，却没有血流出来，他猜想自己的皮肉里大概挤不出一滴血了。

3.她关了新房的木门，很从容地用那根结婚头一天系上的红色线织腰带绾成套环儿，挂到屋梁的一颗钉子上，毫不犹豫地把头伸了进去，连一滴眼泪也不流。

4.这是白姓里的一个六口人家，最后死掉的是这个家庭的内当家，她和老阿公一起埋葬了丈夫，接着她和哑巴弟弟埋葬了老阿公，又埋葬了已经订亲许人的女儿，随之又埋葬了小儿子，最后由她单独张罗邀来本族的弟兄为哑巴弟弟掘墓送葬。埋葬毕哑巴弟弟那天晚上，她一个人躺在四壁皆空的屋内的火炕上疲惫憔悴默然无语，第二天天亮以后再没有醒来……人们惊奇地发现，人原来什么病不生也是可以死掉的。

5.冷先生的中药和针灸对鹿子霖全部无能为力，他被家人捆在树上灌进一碗又一碗汤药，仍然在裤裆里尿尿屙屎。他的有灵性的生命已经宣告结束，没有一丝灵性的生命继续延缓下来。

陈 榕：传统悲剧模式中，作家往往热衷于创设极限境遇，制造无法调和的激烈矛盾冲突、无法抵抗的客观因子，是以构造出“热闹”的悲剧景观。《白鹿原》扎根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悲剧的力度来源于人物内心的挣扎、无望的反抗以及灵魂内部的深。

文段一，鹿三杀害田小娥这一情节单元中，田小娥往往被视为悲剧的主人公，实际上，加害者鹿三亦是受害者。鹿三杀害田小娥是出于仁义，众人称赞他“替天行道”。然而，个体毕竟不是文化的注脚，作家立足鲜活个体的心理，细腻地展示了鹿三在基于文化立场做出选择之后内心的撕裂。淳朴忠厚的鹿三做出杀人行径后，内心饱受折磨。田小娥附身于鹿三之后的抱怨与控诉，或许出自鹿三的潜意识，他对田小娥的无辜心知肚明。本能的鹿三与被规训的鹿三不断搏斗，最终在自我拷问的精神折磨中渐至委顿。田小娥之死是被害者与加害者的双重悲剧。归根结底，二者的冲突不是人与人的冲突，而是人与环境的冲突，是自由人性与宗法伦理道德规范的矛盾。于个体而言，并无纯粹的善恶之分——行为不端的田小娥骨子里想做个温良女子，她与黑娃、白孝文的交往不乏人性真与善的展露；作为儒家道德规范践行者的白嘉轩，骨子里的残酷与冷漠显示了礼教“吃人”的一面。小说中的矛盾不是善与恶、正与邪的势不两立，而是人性与仁义的冲突、正义与善的冲突，悲剧性因子根植于人的本性之中，根植于所处的文化环境之中，由此带来了无解的悲剧。

从悲剧的外部动因深入人物精神的罅隙，悲剧的呈现方式不是激烈的矛盾冲突，而是人性隐秘角落中的灵魂扭结。类似的，从冲破纲理伦常、大胆挑战传统礼教到皈依儒教、向封建宗法制度投降，黑娃灵魂的变异、精神的凌迟比肉身的毁灭更具悲剧意味。此外，还有冷秋月与白孝文性压抑下的心理畸变，白嘉轩的儒家道德理想的破灭。作家聚焦个体精神追求与生存环境的悲剧性冲突，书写个体内部的精神悲剧。悲剧的内倾化与矛盾的复杂化彰显了人性的真实。

如果说《生死场》注重展现群体生命之沦丧，借“人和动物一起忙着生，忙着死”的宏大悲剧场面引起灵魂的震颤；那么《白鹿原》则聚焦一个个鲜活的个体生命之凋零，死亡、疯狂、残疾、自戕……芸芸众生精神之光的熄灭像密密麻麻的针，带来深入骨髓的刺痛。如果说《生死场》的悲剧底色是“红”，东北乡民从庸碌麻木的生奔赴血淋淋的死，构造出“热闹”的悲剧景观；《白鹿原》悲剧的底色则是白，内敛而无声，小说像是关中大地上举行的一场盛大葬礼，个体的生命走向不断向下，像一曲秦腔呜咽，留下的唯有曲终人散尽的苍凉。

傅 颖：从秀才家的小家碧玉、举人的小妾、到村妇、荡妇，再到复仇的冤魂，田小娥的一生短暂而坎坷，她的悲剧命运是封建意识形态压抑下的必然结果。田小娥有着追求爱情和平等生活的强烈愿望，跟随黑娃一起到白鹿原，是她对封建礼教抗争的开始，但也是她真正悲剧命运的开始。以鹿子霖为代表的乡里社会的流氓恶势力对田小娥的悲剧命运火上加油，田小娥不仅受其侮辱，还被裹挟其中成为“帮凶”，连最后的“道德立足点”也失去了。文段一中田小娥“眼里的亮光逐渐细弱到消失”，她悲剧的一生在惊异又凄婉中结束。田小娥“非正常”的死反映出中国传统礼教蔑视、践踏女性生命意志的阴暗面，升华了全篇的悲剧意蕴。

陈丽珠：白孝文是小说中极力刻画的人物，他的命运是大起大落的，从一个端庄持重的族长继承人沦落为投机革命的阴谋家，这一剧烈的蜕变体现着人物深刻的悲剧性。作为族长的长子，白孝文在父亲的悉心教育培养下，成了信奉“仁义”的规矩人以及受人敬仰的继承人。族长父亲的威严、传统文化的规训、长子的家族责任如同三座大山横亘在白孝文的心中，他无法摆脱也没有勇气去冲破这有形和无形的束缚，只能在既定的命运中前行。但这也压制了个人的内心欲求，为性格的剧变埋下了种子。与田小娥的偷情被披露，他开始自暴自弃，走向了人性的放纵，纵欲、吸毒、乞食，变成了人人诟病的败家子。从人物命运的大起大落中我们可以窥见白孝文身上无法抗拒的悲剧性。无论是信奉传统还是抛弃传统，他的命运始终不掌握在自己手里，即使短暂地获得不被人束缚的自由，也要面临新的困境。田小娥的死使他尊奉的仁义消失殆尽，饥饿的体验与人性的凉薄让他变得自私、冷漠、虚伪，同时也深刻意识到权势的重要性，以至于为了前途毫不犹豫地杀害对他有恩的张团长，为邀功而掩盖起义的真相，设计陷害结拜兄弟黑娃。他事业的辉煌建立在血污和算计之上，此时的白孝文俨然成为权势的奴隶，丧失了应有的人性。从人的价值来说，由善走向恶的深渊，他无疑是悲剧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