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建国

20世纪末，学术界逐渐关注情感、认知、行为在母子（女）间的代际传递效应[1-2]，并在大量研究中证实了儿少，尤其9～14 岁青少年的问题行为、消极情感（如暴力行为、吸烟行为、抑郁、孤独感、羞怯）等与母亲有关[3]。母亲是青少年社会化成长的“启蒙”教师，在许多社会情境，如居家身体活动方面，母亲并未意识到自身对子女的引导和示范功效[4]。探究居家身体活动在母子（女）间的代际传递效应，揭示其内在机制，是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发展、建立良好生活习惯的需要，亦是构建健康家庭体育环境的必要环节。

溢出假设理论认为，家庭成员（如母亲）的某种情感或行为会通过一种互动关系转移到其他成员（子女）[5]。换言之，在认知、情感、行为的代际传递中，亲子沟通具备中介作用。在亲子沟通环状模型理论中，亲子沟通被视为实现代际传递的核心要素[6]。有证据表明，母亲的日常生活习惯、目标期望和行为动机等则会为子代提供潜在的发展途径，并在亲子沟通中实现代际传递[7-8]。一般来说，具有积极生活态度和健康生活方式的母亲，更倾向于主动与家庭成员亲密互动和分享情感，形成良好的沟通方式和质量，从而促成社会行为的代际传递，即母子（女）间在生活惯习上的代际传递效应需在亲子沟通中实现。该现象在体育锻炼领域同样存在，且母子（女）间体育锻炼的代际传递效应常在同性别的亲子互动中得以强化，使女孩与母亲锻炼行为特征、运动项目偏好更为相似[9]。那么，在居家身体活动方面，这种母子（女）间的代际传递效应会否在亲子沟通的中介下得以强化？对该问题的解答至今尚未明晰。

根据完美主义理论相关观点，青少年社会心理和行为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家庭关系的亲密程度，尤其在家庭环境中学习、掌握社会技能时，青少年知觉到的家庭亲密度能够发挥重要的增益功效[10]。实证研究表明，在家庭系统中，积极的亲子沟通、高质量的沟通效果有助于亲子间建立情感联结，提升子女对家庭亲密度的评估水平，进而优化青少年的社会认知，促进社会行为；而惯于采用专制、责难等方式教育子女的父母，更易使子女产生疏离感，引发焦虑、反社会倾向、负性情绪状态，阻滞青少年日常的学习生活[11-12]。可见，良好的亲子沟通有助于提升青少年对家庭亲密度的感知水平，而且在亲子沟通与青少年社会行为的影响链上，青少年感知到的家庭亲密度具备中介作用。那么，在青少年居家身体活动的影响机制中是否存在类似关联？该问题尚需通过实证获得论证。

基于此，本文构建模型（见图1），并以初中阶段青少年及其母亲为被试，通过实证研究试图解决以下问题：（1）母亲和青少年的居家身体活动、亲子沟通、家庭亲密度是否在青少年的性别、年级上存在差异；（2）母亲与青少年的居家身体活动是否存在代际传递效应；（3）在母亲与青少年居家身体活动的代际传递效应中，母亲的亲子沟通、青少年感知到的家庭亲密度是否发挥链式中介的增值贡献。

图1 研究假设模型Figure1 Research Hypothesis Model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被 试

依据分层整群抽样原则，以浙江省为例，按省会城市、一般城市划分，在各类城市的市区、市郊各选取4 所初中学校，并在各初中的各年级随机抽取1 个班级（共64 个班级），并以学生所在的家庭为单位，由每个家庭的母亲和子女共同完成调研。本次调查共发放2 103 份问卷，以“反向题检验”“规则性填答”“填答时限不在240～600 s”“学号等信息编码缺失”“亲子关系为父子关系、父女关系、祖孙关系、其他旁系亲属关系等非母子/女关系”“任意强度体力活动的频率或时间数据缺失”等为筛查依据，共剔除217 份无效问卷，并以“来自双亲家庭”“独生子女”为纳入标准，最终保留1 849 份有效问卷，有效回收率87.92%。其中，男生1 007 人，女生842 人，（13.95±2.591）岁；母亲初中及以下学历556 人，高中/大专学历707 人，大 学/大 专及 以上 学历586 人，（40.80±4.025）岁。此外，2020 年7 月14—20 日，对某初中137 组家庭（即137 位青少年被试、137 位母亲被试）进行间隔7 天重测，最终配对数据样本量103 份（即103 位青少年被试、103 位母亲被试）。

1.2 测量工具

1.2.1 国际体力活动量表 采用C.L.CRAIG等[13]国际身体活动量表-简版，由母亲和青少年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分别作答。量表含7个题项，其中6个考察被试不同强度体力活动每周的频率和每次的时长，1个题项评估被试的久坐时间。结合题意修订提问语，如最近7 天内，您在家中有几天做了剧烈的身体活动（如提重物、高强度有氧运动、快速骑车等）。在测算居家身体活动时，对不同强度活动进行Methionine（简称MET）赋值，即高强度身体活动赋值8.0，中等强度赋值4.0，步行赋值3.3。对数据进行清理、重新编码、截断、异常值剔除、身体活动量测算等，并以身体活动量为母亲与青少年的居家身体活动评估指标。测试得知，母亲居家身体活动（母亲HPA）与青少年居家身体活动（青少年HPA）的K-S 参数检验达显著水平（P＜0.001，df=1 849）；间隔7天重测，母亲问卷与青少年问卷的再测信度系数分别为0.733和0.691。

1.2.2 家庭沟通模式量表 采用L.RITCHIE等[14]家庭沟通模式量表，含2 个维度26 题（“对话定向”15 题和“服从定向”11题），由母亲被试填答，如我允许我的孩子在一些事情上和我存在不一致意见（对话定向）；我认为孩子不要和大人顶嘴（服从定向）。适应性完美主义理论认为，青少年积极社会行为和完美主义往往源于父母合理的期望、支持、理解，以及较少的苛责与专制[17]。因此，结合专家意见，将“服从定向”维度各题项视为反向题。各题项采用Likert5点法，从“非常不符合（1）”到“非常符合（5）”计分，经反向题处理后，以各题项总分表示母亲与子女沟通状况，总分均值为78 分（26×3）。本测量各题项偏度绝对值为0.045～2.276，峰度绝对值为0.055～2.298，标准差最小值0.606；K-S参数检验未达显著水平（P=0.200，df=1849）；探索性因子分析：累积贡献率63.334%，KMO=0.753，Bartlett 球形检验达显著水平（Chi-Square=1 558.888，df=325，P＜0.001）；验证性因子分析：x2/df（298）=2.541，GFI=0.914，NFI=0.909，IFI=0.908，NNFI=0.906，CFI=0.900，SRMR=0.041 9，RMSEA=0.077；Cronbach'sα=0.889，各题项间隔7天重测稳定性系数为0.700～0.749；题总相关绝对值为0.232～0.642（P＜0.01）。

1.2.3 家庭亲密度量表 采用费立鹏等[15]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量表的家庭亲密度分量表，由青少年填答，共16个题项（含4个反向题），如在我们家庭里，娱乐活动都是全家人一起去做；我们家成员比较愿意与朋友商讨个人问题，而不太愿意与家人商讨。各题项采用Likert5点法，从“不是（1）”到“总是（5）”计分，沿用前人计算公式测算家庭亲密度水平，即亲密度得分=36+正向题-反向题。本测量各题项偏度绝对值为0.194～1.637，峰度绝对值为0.073～2.049，标准差最小值0.933；K-S 参数检验达显著水平（P=0.003，df=1849）；探索性因子分析：累积贡献率57.733%，KMO=0.870，Bartlett球形检验达显著水平（Chi-Square=814.389，df=120，P＜0.001）；验证性因子分析：x2/df（104）=2.260，GFI=0.929，NFI=0.906，IFI=0.936，NNFI=0.925，CFI=0.932，SRMR=0.0450，RMSEA=0.072；Cronbach'sα=0.846，各题项间隔7天重测稳定性系数为0.583～0.712；题总相关绝对值为0.323～0.596（P＜0.01）。

1.3 施测过程

测试在征得班主任和被试知情并同意的前提下进行。利用网络问卷星调查平台，于2020年4月11—21日，统一开放问卷调查并对抽样青少年及其母亲进行数据收集。两类问卷除基本信息外，青少年被试问卷包含“居家身体活动”“家庭亲密度”等，母亲被试问卷包含“居家身体活动”“家庭沟通模式”等。每类调查前由班主任负责解释指导语，并告知被试施测用途以及施测匿名性、保密性、自愿性等，同时反复提醒被试可在填答任意过程中自愿终止或放弃调查。此外，提醒被试在“居家身体活动”调查中，2、4、6、7 题为开放性问答题，填写格式为××小时××分钟，1、3、5 为跳题逻辑（即若自己某活动强度未涉及，可选择跳题），其他所有问题皆为必答单选题。两类问卷填答在4～10 min 内完成并提交。为保证青少年及其母亲被试可一一对应，除获取城市、年龄、性别等人口统计学资料外，两类调查还需被试填写子女（青少年）的学号后8位，如20170101。

1.4 数据处理与分析

将数据导入Excel2016，根据“先IP 对应，再学号对应”等整合、对应青少年及其母亲问卷数据，将有效数据导入SPSS24.0分析软件。经反向题换算、潜变量计算等处理后，利用描述性统计、参数检验、可靠性分析、探索性因子分析、验证性因子分析等检验工具信效度。采用描述性统计、Mann-Whitney U 检验、Krus‐kal-Wallis H 检验考察母亲和子女居家身体活动人口统计学差异；相关数据经“自然对数”正态化处理、标准化处理后，采用Spearman 相关性分析、回归分析、AMOS 结构方程模型的极大似然法等，考察母亲及其子女居家身体活动的代际传递效应，以及家庭亲密度、亲子沟通在此代际传递效应中的增值贡献（即链式中介效应）。

2.4 两组患者术后临床疗效比较 观察组总有效率约为94.12%，对照组总有效率只有77.14%，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4.010 1，P<0.05)。见表5。

2 结 果

2.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1）程序控制法：问卷设计时，在问卷引导语中着重强调施测的用途，以及调查自愿性、匿名性和保密性等；《家庭亲密度量表》中含4 项反向题，《家庭沟通模式量表》中含12 项反向题；数据采集方式为填写完毕当场回收。（2）采用Harman 单因素法考察施测共同方法偏差，即排除基本信息和问卷编码（学号后8位），分别对两类问卷进行单因素未旋转的探索性因子分析，其中青少年问卷共提取2 个特征根大于1 的因子，第1因子变异率为27.135%，母亲问卷共提取3个特征根大于1 的因子，第1 因子变异率为33.195%，皆未达临界值40%，证实两类问卷在施测中的共同方法偏差可接受。

2.2 母亲与子女居家身体活动的群体差异分析

结果显示：母亲和青少年的居家身体活动、亲子沟通、家庭亲密度在青少年性别上的差异皆不显著（P＞0.05）；母亲和青少年的居家身体活动、亲子沟通在青少年年级上的差异也不显著（P＞0.05），但家庭亲密度的年级差异显著（P＜0.05）。比较得知，青少年报告的家庭亲密度得分从六年级（预备班）、七年级（初中一年级）到八年级（初中二年级）依次递减（见表1、表2）。

表1 各变量描述性统计（M±SD）Table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Each Variable

表2 性别的Mann-Whitney U检验和年级的Kruskal-Wallis H检验Table2 Mann-Whitney U Test of Gender and Kruskal-Wallis H Test of Grade

2.3 居家身体活动的代际传递及家庭亲密度、亲子沟通增值效应分析

采用自然对数法对青少年居家身体活动正态化处理，经各变量标准化后的Spearman相关性分析显示（见表3）：母亲居家身体活动与青少年居家身体活动（r=0.366，P＜0.001）、亲子沟通（r=0.209，P＜0.01）显著相关；亲子沟通（r=0.209，P<0.01）、家庭亲密度（r=0.324，P<0.001）与青少年居家身体活动皆显著相关；亲子沟通与家庭亲密度显著相关（r=0.129，P<0.05）。

表3 各变量的Spearman相关性分析Table3 Spearman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Each Variable

分别以性别、年级、母亲居家身体活动、亲子沟通、家庭亲密度为自变量，青少年居家身体活动为因变量，采用强行进入法进行5 组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见表4）：性别[F（1，1848）=1.970，β=0.084]、年级[F（1，1848）=2.067，β=0.091]对青少年居家身体活动的影响皆不显著（P＞0.05）；母亲居家身体活动[F（1，1848）=11.758，β=0.298，P＜0.001]、亲子 沟通[F（1，1848）=4.565，β=0.191，P=0.035＜0.05]、家庭亲密度[F（1，1848）=7.618，β=0.243，P=0.007＜0.01]对青少年居家身体活动的正向影响皆显著，分别解释青少年居家身体活动8.1%、2.8%和5.1%的变异。

表4 母亲居家身体活动、亲子沟通、家庭亲密度分别对青少年居家身体活动的回归分析Table4 Regression Analysis of Mother's HPA，Parent-adolescent Communication and Family Cohesion on Adolescent's HPA，Indi‐vidually

在上述回归分析基础上，以母亲居家身体活动、亲子沟通、家庭亲密度为自变量，青少年居家身体活动为因变量，进行3 个步骤的序列层次回归分析（见表5）。（1）Step1：在单独回归分析中已证实，即母亲居家身体活动对青少年居家身体活动的影响显著[F（1，1848）=11.758，β=0.298，95%CI[0.002，0.015]，P<0.001]解释8.1%的变异；（2）Step2：在母亲居家身体活动的基础上将亲子沟通加入自变量，此时母亲居家身体活动（β=0.105，95%CI[0.001，0.012]，P<0.05）和亲子沟通（β=0.149，95%CI[0.103，0.243]，P<0.01）分别对青少年居家身体活动的影响显著，且二者共同解释青少年居家身体活动12.4%的变异，ΔR2=0.035；（3）Step3：在上述回归分析的基础上，再将家庭亲密度加入自变量，此时母亲居家身体活动（β=0.085，95%CI[0.001，0.007]，P<0.05）、亲子沟通（β=0.128，95%CI[0.014，0.021]，P<0.01）、家庭亲密度（β=0.158，95%CI[0.010，0.021]，P<0.01）分别对青少年居家身体活动的影响显著，且三者共同解释青少年居家身体活动14.4%的变异，ΔR2=0.020。综合来看，因亲子沟通、家庭亲密度逐步介入自变量，母亲居家身体活动对青少年居家身体活动的回归系数逐步由0.298 经0.105 降至0.085（皆显著），解释力由8.9%经12.4%升至14.4%。根据温忠麟等[16]中介效应检验的理论观点，证实在母亲与子女居家身体活动的代际传递效应中亲子沟通、家庭亲密度具备链式中介作用。换言之，二者在母亲与子女居家体力活动的代际传递效应中发挥显著的增值贡献。

表5 母亲居家身体活动、亲子沟通、家庭亲密度对青少年居家身体活动的序列层次回归分析Table5 Hierarchical Regression Analysis of Mother's HPA，Parent-adolescent Communication and Family Cohesion on Adolescent's HPA

基于以上分析，为从结构层面直观揭示诸变量内在机制，排除变量间相关不显著的连线，即母亲居家身体活动与家庭亲密度（r=0.088，P>0.05），利用AMOS 软件构建结构关系模型。模型拟合指标显示（见图2）：x2/df（3）=0.128（P=0.003，n=1 849）；拟合优度指标：GFI=0.999，NFI=0.992，IFI=0.998，NNFI=0.999，CFI=0.999（全部>0.9，且接近1）；近似误差均方根RM⁃SEA=0.012（<0.08），90%CI[0.013，0.172]，标准化残差均方根SRMR=0.010 5<0.05。上述指标证实所构多重中介模型具有较好的适配性。

图2 结构方程模型Figure2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3 讨 论

3.1 母亲与子女居家身体活动的群体差异

分析还发现，青少年居家身体活动、家庭亲密度的性别差异也不显著。与在校期间不同的是，青少年居家体育活动场地、器材相对缺乏，在某种程度上难于满足锻炼需求，且受疫情防控影响，青少年相对减少户外活动，尤其是男性青少年的中高强度锻炼活动（如篮球、足球）次数减少，使男女青少年居家身体活动内容相对单一，且皆以低强度活动为主。另外，我国家庭观念和家庭凝聚力相对较强，家庭关系是儿少社会成长的必备基本需求，该需求会内化儿少的自我知觉，并维系子代对亲代的依恋[18]。因此，不论男女青少年，皆对家庭亲密关系存有一致性的依赖和期待。

3.1.2 年级差异讨论 对于不同年级青少年，其母亲居家身体活动、亲子沟通具有一致性特征，该结果与前人观点基本一致[19]。早在孩童时期，其母亲在家庭中便扮演“主内”“厨师”“老师”等角色，肩负“负责家庭衣食住行”“教辅子女”等职责。因此，对于初中阶段不同年级青少年，其母亲居家身体活动和亲子沟通具有跨时间稳定性和一致性。分析还发现，青少年居家身体活动的年级差异也不显著，该结果与前人部分观点一致[20]。社会学习理论认为，习得性行为往往取决于主体周围的环境[21]。换言之，青少年居家身体活动的优劣程度在很大程度上赖于其所处的自然环境和人际环境，而且同一学段青少年的家庭体育环境具有一定相似性[22]。因此，相较于在校期间充足的自然条件支持、适宜的人际氛围，居家情境中不同年级的青少年皆会受限于周围环境而难于形成稳定、规律的中高强度身体活动，致使各年级青少年的居家身体活动具有相同性。

值得一提的是，青少年感知到的家庭亲密度水平存在年级差异，6 年级、7 年级、8 年级报告的家庭亲密度水平依次降低，与前人部分观点一致[23]。初中阶段青少年正值自我意识和独立思想发展的敏感期，其社会认知能力、归因风格等逐渐趋于成熟，且随其主要社会关系的转变（血缘→学缘）而进入叛逆期。因此，随着在校年限增加，青少年的叛逆思维意识不断加强，往往在某些行为的观点、意向和选择上试图主观摆脱家庭决策，且依赖于在同侪协同、陪伴、影响的作用下选择行为内容、决策行为方式，亦会因自我独立思想的形成而与亲代产生分歧、矛盾，使家庭亲密度下降[24]。

3.2 母亲与子女居家身体活动的代际传递效应

Spearman相关性分析和回归分析显示，母亲与子女的居家身体活动存在代际传递效应，该结果与前人观点一致[9]。根据J.PIAGET[25]儿童认知发展理论和社会学习过程理论相关观点：在婴儿时期，个体便会通过长辈的示范来认识世界并形成认知图式；进入儿少时期，个体能通过观察家庭权威者行为来获得习得性经验、建立行为范式[21]。从家庭体育氛围的角度理解，规律、积极从事居家身体活动的母亲能够为子女营造一种充满活力的生活氛围，有助于激发青少年正性的生活态度、保持积极的生活状态，即便受限于匮乏的居家体育场地和器材，依旧能在活跃的家庭氛围下自主、自觉进行一些身体活动或体育活动[3]。可见，在居家身体活动情境中，母亲的示范、引领和表率功效，有助于改善青少年居家身体活动水平，帮助青少年形成健康生活方式。正如代际效应理论所言：亲代的某些特定惯习可在非特定传授情景下通过一种独特的发展途径传播给子代[7-8]。

3.3 亲子沟通、家庭亲密度的增值效应

序列层次回归分析证实，母亲的亲子沟通水平、青少年感知到的家庭亲密度具备链式中介效应，且在母亲与子女居家身体活动的代际传递效应中具有显著的增值效应。

首先，母亲与子女积极的亲子沟通有助于强化母子（女）间居家身体活动的代际传递效应。根据代际传递机制模型和垂直机制模型相关理论观点，遗传基因、亲代教育、子代模仿是实现代际传递的3种主要途径，而亲代通常会将自我认知中的正确价值观念和合理行为偏好以一种直接教育（沟通、交流）的方式传递给子代[26]。数据分析结果显示，母亲与子女的居家身体活动存在直接性的代际效应，且该代际传递效应能够在母亲合理的教养行为、积极的亲子沟通下得以强化。

其次，母子（女）间居家身体活动的代际传递效应，能够在亲子沟通与家庭亲密度的链式中介作用下得到进一步提升。既有研究表明，青少年的行为发展往往取决于家庭关系的亲密程度，而家庭亲密度又源于母亲积极的沟通行为。根据认知内化理论相关观点，主体的认知与行为发展往往源于人际互动的内化过程[27]。在这一层面，活跃的居家身体活动映射了母亲对待生活的积极态度，而长期保持活跃居家身体活动状态的母亲，通常善于主动与家人建立亲密的情感互动和联结，在教辅子女方面亦能非专制性地建立高质量的双向沟通模式，较易让青少年感知到家庭的亲密关系以及长辈的关爱与理解，有助于青少年形成健康的生活态度，并产生积极的居家身体活动模式[23]。综上所述，母亲积极的居家身体活动是构筑高质量亲子沟通的一个前因，而青少年会在公平、双向的亲子沟通中调试、重构家庭亲密度感知，并由此形成与家庭关系相匹配的居家生活惯习（居家身体活动）。

本研究以青少年及其母亲为被试，考察母亲与子女居家身体活动的代际传递效应，以及亲子沟通和家庭亲密度在此效应中的增值贡献，所构建的链式中介模型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母亲在改善子女健康生活方式中的定位与功效，可为发展家庭体育提供一些实践参考。但仍存在不足之处：采用自陈式报告的形式获取数据，或因施测中的霍桑效应而影响被试真实性表达；作为横断面调查研究，所得因果关系的论断尚需在实验或纵向研究中获得支持和论证。

4 结 论

对于不同性别青少年，母亲居家身体活动、亲子沟通，以及青少年居家身体活动、家庭亲密度具有一致性特征；对于不同年级青少年，母亲居家身体活动、亲子沟通，以及青少年居家身体活动具有一致性特征，而家庭亲密度随着年级升高而逐渐降低；母亲与子女居家身体活动存在代际传递效应，且母亲亲子沟通、青少年感知的家庭亲密度在该代际效应中发挥重要的增值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