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华杰

与博物学(natural history)有重要关联的哲学家不限于老子、庄子、亚里士多德、卢梭、歌德、J.洛克、利奥波德、罗蒂、罗尔斯顿三世等，其实休谟和康德也做过很特别的博物学工作，有重要著作存世。现在全球范围的博物学文化研究虽然不断拓展视野，但提及康德和休谟的博物学，人们还是感到意外，有些疑问。本文只提供初步的线索，希望引起讨论。

为何会翻译得不准确呢？书名的用词一点都不偏，甚至可以说用的都是当时学界的常用词。书名为，翻译成英文，为(天体之万有博物学与理论)，基本上属于逐词照译。此书英文译本有多种，从未产生异议。在西方世界相关词组有相同的词源，背后有相似的文化传承。但是，翻译成中文，跨越较大，译者可能没有关注其Naturgeschichte(，博物学)文化的悠久历史。要说清楚中国学界为何忽视康德的这一工作，需要从朴素的二分法讨论起。

一、非本质主义与朴素二分法下的natural history

西方文化中在康德之前早就有universalis cosmographia这样的学问，大约相当于普遍宇宙志、天文学、天理学，比如16世纪中叶Sebastian Münster(1488-1552)的世界地理百科全书，以及Claudius Ptolemy的(1460)。Cosmographia一词在后来很少使用，以其名义所做的学问一部分收敛到地理学(geography)之下，一部分交给了天文学、天体物理学、宇宙学。

英语世界有相似结构的一组相关词组：natural history,natural philosophy,natural theology。前两者相对更古老，使用也更普遍。到了今日，这三个词组在日常英语中后两者已经消失，natural history却依然在广泛使用。亚马逊的图书分类、PBS和BBC及NG专门频道都在使用，相关民间组织也有许多，更不用说带有natural history字样的博物馆了。这是一个有趣现象。它为何持续两千多年以上而不衰？可以给出一个简单而笼统的回答：natural history是与日常生活相关的底层学问，任何时代任何人都离不开它，基督宗教和现代科学颇强势，都与之发生密切关联，却都没有真正融解它、带走它、取消它。风云过后，natural history依然。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它有什么不变的本质。本质主义地理解科学和natural history都不合适，它们确实都没有什么固定不变的本质。

对于康德而言，早于他一百年的培根所提倡的新博物学，早已不是新东西，其自然主义特点已经成为缺省配置。康德不会再如中世纪和近代早期一些博物学大佬们一般津津乐道于传说、典故、秩事。

有了这番铺垫，就容易理解康德1755年作品的书名了。康德的书名很长，现在只看正标题，其结构为并列词组。注意，中心名词或词组为两个而不是一个。标题暗含了学术上的二分法。西方近现代学术流行一种朴素的二分法：观察(observation)与理论(theory)，两者性质不同。在人类实际认知中，两者本来联系在一起，但是在分析和讲解过程中，为方便计，要把两者分别开来(如表1所示)。

表1 根据朴素的二分法给出的博物学相关概念划分

需要再次明确的是，上述划分是相对的，不可以设想为完全对立、水火不相容的关系。把它们明确分界可以说出于教学考虑，或者故意树立逻辑类型。实际的结构是分形的(fractal)，两类因素都存在，或多或少，分形地交织在一起。当然，此种交织可能是观念持有者本人未意识到的。

二、康德吸收了牛顿和布丰的看法

康德通过博物学家哈勒的介绍而获悉布丰的博物学思想。名义上正是通过布丰，康德才提出或赞成一种统一的、以数理为基础的博物学，想用它来一揽子解决世界的多样性问题，即由基础定律向上贯通若干系统层级，解释千姿百态的物质世界。以现在的眼光看，这没什么特别之处，当今的自然科学总论、科普就是这样宣称的。但在1755年时，这还是一个大胆的设想。

布丰的系列著作法文版第一卷出版仅一年，就被德国人哈斯特纳(Abraham Kästner)翻译成德文，书名为《大自然的博物学》()，由知名博物学家哈勒作序。哈斯特纳把布丰的博物学描绘为一种普遍的博物学，向读者暗示：可以把布丰的计划视为对牛顿万有引力理论的拓展。布丰曾提出非宗教的彗星碰撞假说，他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再进一步，吸收了莱布尼兹的观点，采取更加自然主义的方式解释世界的生成，即用广义牛顿力学来说明世界：世界是自治演化的。这种解释带有明显的反神学色彩——排除了神的直接干预。哈勒支持使用类比和假说来推进实验哲学，增进人们对世界的了解。

康德在哈勒的基础上前行，特别是吸收了其“普遍(万有)博物学”的解释。但哈勒和康德都清楚牛顿力学与现实复杂性之间的距离，不过他们都相信其间的鸿沟可以填补。这种信念算是自然主义的还原论的、世界统一性的信念。康德意识到新思想与自然神学的矛盾，他采取了比布丰更老练的策略，没有直接针对神学，而是试图把机械论(力学)哲学与神学目的论结合在一起。用库珀(Andrew Cooper)的话说，康德试图发展出一种机械式目的论(mechanical teleology)，既满足牛顿定律又满足神学要求。但康德保留的神学思想是极有限的，他反对过程之中的神之干预，也就是说通常情况下神并不介入，相当于架空上帝的作为，仅保留一个虚名。

库珀认为，康德把传统博物学由对事物的分类、描述变换为对物质多样性及一般机理的揭示。其背景是，17世纪末和18世纪初，为真正科学(被说成是“自然哲学”)提供归纳依据的博物学仍然扮演着基础角色，同时数学在研究大自然时展示了令人印象深刻的作用。前者内容杂多，后者形式简明。康德想把两者融合起来。康德对博物学的这样一种转换，相当于模糊了natural history与natural philosophy的大致分工。它是否成功是另外一回事，这肯定可以算作康德博物学的一个特点。由于博物学一直强调多样性，而哥白尼、伽利略、牛顿以来的natural philosophy强调简明定律和说明的普适性，康德的努力似乎令人费解。这条进路是他的原创吗？结合培根和布丰的博物学，会发现康德的想法虽有新意，却并非完全创新。培根的博物学已经与实验探究接轨(波义耳等具体加以实施)，而布丰又迈出了一步。布丰和康德拥有培根不曾拥有的智识优势地位，因为培根不曾感受到牛顿力学的伟大成功，培根去世17年后牛顿才出生，培根本人的数理基础更无法与牛顿、布丰甚至康德相比。因此，培根虽然赋予博物学以相当地位，却没有构想万有博物学的雄心壮志。

我们现在站在21世纪，回头看康德的万有博物学，如何评论它？成功了还是失败了？就字面而论，无疑失败了。从18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的发展，博物学中间红火过，最终还是衰落了。它并没有预想的一统江湖的本事，反而把自己丢在了学术舞台的边角处。如今以自然科学为代表的主流学术界已经不知道博物学为何物。但换个角度，若不拘泥于用词，就对自然万物甚至天地人三才而论，一种叫作现代科学的东西确实已经一统天下，至少掌握了话语权。这种叫作science的东西无所不能，能做原来natural history的分类和描述，也能做原来natural philosophy的还原和统一说明，原则上它能做一切理性范围的事情，并且除此之外它几乎否定了其他所有的智识努力，即它具有独占性，真正一统天下。环宇大尺度地观赏，唯有基督宗教才可以与当下的科学相对照，它们俩才处于同一层次。这一对前后相继的大概念大思潮，有着根本区别，但社会角色、功能却是一致的，牢牢掌控着话语权，表征着一切秩序。

如果不无限放大，不笼统议论康德之后的学术进展，而是具体看与博物相关领域的进展，康德所依据或者期望的统一杂多现象的规律是什么，找到了吗？从后向前看，此规律便是达尔文的演化论，就生命而言便是自然选择理论。自然选择理论堪比牛顿的万有引力理论。虽然康德1755年的书讨论的对象是宇宙、天体，但也提及具体的生物现象，如果认真对待康德设想的博物学革新、变换，也可以说康德又做了一项有价值的预言(参照人们经常提及的他关于宇宙形成的星云假说、力与空间之关系的猜测等)。达尔文发表他的成果是在1859年，康德言及博物学的变换是在1755年，相距104年。就大的格局而论，这样排列思想史中的重大事件也讲得通。思想史链条是：阿格里科拉(1494-1555)和格斯纳(1516-1565)—培根(1561-1626)—伽利略(1564-1642)—波义耳(1627-1691)—牛顿(1643-1727)—布丰(1707-1788)—休谟(1711-1776)—康德(1724-1804)—达尔文(1809-1882)—麦克斯韦(1831-1879)。这不是单一的链条，隐约可以看出两根链条交织在一起，也可以命名这是natural history与natural philosophy的“双螺旋”。单列博物学思想这一链则有：阿格里科拉和格斯纳—培根—布丰—(康德)—达尔文，注意这里重点考虑的是博物学思想的逻辑区分度，就内容而言康德没有做一般意义上的具体博物学工作。数理科学或自然哲学一条链是：伽利略—波义耳—牛顿—(康德)—麦克斯韦。两条线都列上了康德，并非他真的有那么重要(因而用了括号)，而是从本文的角度，考虑了一般思想的情况。

在哲学中，我们经常讲“运动、变化和发展”，三者实际上都与事物的一般改变有关系，但分属不同的层次。运动最简单，只与空间位置改变有关，不涉及事物本身质的改变；变化则牵涉事物自己的内容、质料、结构等方面的微小改变；发展则代表事物本身质的变化。对于某个物种而言，运动层面相当于一般的活动，种物之个体只是到处溜达，没有根本改变。变化层面，相当于个体有变异，但改变还不算大。发展层面，相当于变异足够大后，新种形成，即出现了全新的物种。由此观之，牛顿力学讨论的是简单系统中物体随时间的改变，有运动学和动力学，数学上可用微分方程描述。但是，比这再复杂的变化、发展问题，牛顿力学便无能为力，更不可能用微分方程刻画。康德1755年关于天体的作品，主要借用了牛顿的力学理论讨论天体演化，理论上说此演化问题并不是牛顿的长项，牛顿理论并不能直接用来讨论银河系、整个宇宙的演化。康德之引用牛顿理论，做了一种类比性扩展。牛顿只用引力，康德觉得宇宙大范围的时空变化，只用引力是不够的，于是用了引力和斥力两种相对照的力。牛顿的引力虽然也说不清其本质，但是可以定量描述，康德的斥力是什么东西？人们并不清楚，只能直观上想象一下。其实它不是一个严格的科学概念，而是一种自然哲学层面的思辨概念。对康德而言，只有同时借助吸引和排斥，才能大致说清宇宙的演化。宇宙之演化，是太大的问题，牛顿即使想考虑，也拿不出严格的成果，他不会贸然行动的。而这对于还没有取得教职的康德硕士就不同了，这是个大好机会，正好可以发挥一下哲学想象力。于是有了现在任何一部科学通史中都要提及的“康德-拉普拉斯星云假说”。哲学有什么用？现在经常有人这样责难哲学工作者。康德之例，有时被端出来为哲学辩护。这当然算是一例，可是说明力有限。要明确，康德1755年提出的东西，只能算一种前科学猜测，它有多重要，要放在具体语境、框架中考虑。

除了自然科学，康德的工作还有其他方面的有趣性和重要性。他在1755年之书附录中展望了外星生命：“这些高天层行星上的生物的优越性似乎是通过自然关系而与它们应有的持久性相联系着的。对于这些优越的生物来说，衰败和死亡所造成的损害不会像对我们低等的自然物所造成的那么多。物质的迟钝与物料的粗糙，才是低级生物之所以卑贱的特殊本源，也是他们趋向衰亡的原因。”青年康德是不是很有意思？康德很关注生物与太阳的距离，他认为越远甚至越好。关于组成人体之物料的粗糙性，康德隔几段就重复一遍，此时他的唯物主义倾向十分明显。人类之愚昧、迟钝相当程度上被康德归因于物质基础不佳。不过，在思辨中，康德也强调，宇宙虽大，但没有哪个微小的局部是无关紧要的，哪一个都不能少，合起来构成彼此关联的整体美。康德认为地球上的人类既不很高级也不特别低劣，而是处于中间层。“上帝的完善性已在我们这个阶段上清楚地显示出来，而且它在最低贱的一级中所显示出来的庄严宏大并不比在高贵的等级中所显示的有所逊色。”康德虽持人类中心论的见解，但也能换位思考。在论及昆虫时，他说，按照昆虫的想象，“自然界是无限看重它的生存的，所以凡是不以它的生存为中心目的而创造出来的所有东西都被认为是多余无用的。”康德借蒲柏(A.Pope,1688-1744)的诗句表达了类似的意思：“最近高天层上的人都在看/地上人的行动很离奇/有人发现了自然规律/居然做出这样的事体/他们在看我们的牛顿/好比我们在欣赏猢狲。”这些看似缺少内在关联的讨论，恰好与博物学的做法相合。在附录的结束语中论及“对整个自然界的新关系”时康德说：“万物的总体必然符合至高原始存在的喜悦，这个总体也必然会把万物当作自己的亲属，而且永远使其满意。”如果变换一下，把万物视为人类的亲属，就将是我所关心的种间性(IP)和物间性(IT)了。《庄子·知北游》已经勾勒了新IT原则：“圣人处物不伤物。不伤物者，物亦不能伤也。唯无所伤者，为能与人相将迎。”

三、恩格斯评博物学与康德

恩格斯在这里讨论人类近代对大自然的探索，指出在早期阶段并没有考虑演化问题，即没有展现大自然的历史。扩展一下，如果再读一读之前和之后更广泛的内容，更可以确认这一点。恩格斯非常强调“历史的东西”。他说：“那时，自然界根本不被看做某种历史地发展着的、在时间上具有自己的历史的东西。”意思是，大自然显然是历史地演化着的，但是当时的自然科学(或者称类似的某种学问)并未展示这一点，当时的学术界“注意的仅仅是自然界在空间的广延性”。即使涉及了、描述了前后相继的事物，依然没有把它们真正连接起来，也只是把它们彼此并列地组合在一起。接着，恩格斯举例说明了那时的一种学问，它没有发现和展示“历史”。这门学问不是别的，恰好是博物学(natural history)! 恩格斯的话很深刻，字面意思是，某种history其实并不是history! 他给出了一个著名的判断：“博物学被认为适用于一切时代，就像行星的椭圆形轨道被认为适用于一切时代一样。”也就是说，博物学研究虽然取得了不少成绩，但是它并不研究事物的历史演化、发展，它对事物对物种的刻画依然是死板的，被想象为永恒的，“适用于一切时代”，就像行星轨道长久不变一样。因此，这一句话并非在表扬博物学，而是在批评它做得不够好。

但是，也有一个问题，若再接受库珀的判断，康德似乎进一步改变了natural history的基本含义：用数理来推导博物，再引伸一步相当于用更加扩展的博物概念代表一切自然探索，使博物涉及包罗万象的认知、审美、道德修炼。这一想法康德没有展开讲，现在还难以判断他只是偶然涉及还是极为认真的，这个需要全面研究康德的所有作品才能有定论。退一步讲，即使认可康德有那样一种构思，在今日也难以通过它来扭转学科分化的大趋势。如果积极一点理解，它有助于对分科之学提高警惕。

四、休谟的“博物+”实践

比康德年长13岁的英国人休谟，也用过natural history词组，与康德一样用在了书名中。可以猜到，汉语世界仍然进行了字面翻译。2003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徐晓宏译本为《宗教的自然史》()；2017年商务印书馆曾晓平译本也为《宗教的自然史》。休谟讨论宗教的作品除此之外主要还有《自然宗教对话录》(商务印书馆2002年有中译本)，两者都是长篇论文或者小册子，合起来不到250页。

休谟在此做了什么？作为历史学家、哲学家、经济学家的休谟，实际上做了我们今日说的“博物+”工作。“博物+”本来是21世纪模仿“互联网+”而造出来的一种表述，意在说明在高科技时代研究和推广博物学不需要藉专业人员通过设置专门学科来实现，而是通过把博物要素和情怀融入日常生活和工作实践来实现。重要的是，当事人可采用博物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来处理各种事情。相比于《人性论》《人类理解研究》《大不列颠史》，休谟对宗教的研究是第二位的，其观念也可以从其一般哲学观和历史观中推导出来。但他毕竟做了一件在当时还算令人吃惊并有相当风险的学术探究。休谟的经验主义、怀疑论肯定与宗教观有联系，这些学者容易看出来，这里不再讨论。这里要说的是他研究宗教所采用的博物学方法：一种以自然主义为主导的方法。

这便涉及natural history词组中natural这个形容词的含义。这似乎是十分清楚的，以为它指“大自然的”、与“自然有关的”。由博物学历史上所探究的对象回头看，这样理解似乎合理，比如它研究动物、植物、地衣、山川等。但是它也研究人的问题！虽然可以采用扩大的“自然”概念，把人也算在“自然”之中，但是那样解释仍然勉强。实际上，博物学还研究独角兽、龙、鬼神及其他虚构的怪物等。于是可顺口说，它是研究物的学问，包括实存的物和虚拟的物。借用中国文化的话语演绎便有：含道映物，处物不伤；澄怀味象，神与物游。齐物以齐天体道，博物君子矣。看似高妙，仍然两层皮。仅从对象来理解，是不完整的，还需要从态度、方法上理解。上述中国古代话语，也不具有西方“对象学术”的意思。除了对象的考虑，方法论上的考虑便是自然主义(naturalism)。自然主义与物理主义、经验主义、惟科学主义等比较近，也通常受人诟病，但它是启动较早的一种低调、平和的哲学思想，古希腊的博物学有极强的自然主义色彩。在西方，自然主义到很晚才通过近现代自然科学而做大做强。自然主义的对立面是目的论、神秘主义、神意论、神圣论，由此可以想到在古代和中世纪，自然主义想夺得一定话语权是比较困难的，但是它竟然连绵不绝，在西方真的从古希腊一直延续到现在。但路没有走完，自然主义在哲学界有很长的路要走，塞拉斯(R.W.Sellars，1880-1973)、蒯因(1908-2000)、布鲁尔(David Bloor,1942-)、迪普雷(John Dupré,1952-)、唐斯(Stephen M.Downes)等都在推进之。不过，自然主义不等于自然科学的自然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