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清平

一、从求知欲看科学的本质

“需要”的缺位在这个问题上生成的头一个缺陷是，科学主义和反科学主义都没能抓住科学的本质，结果错失了关键：要是连“科学”是什么都说不清楚，无论你主张还是反对把它当成“主义”，怎么可能令人信服呀？举例来说，那些引发了激烈争执的流行定义，如“科学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的发展规律的知识体系”，“科学是分门别类的有条理的知识体系”，“科学是以可检验的方式解释和预测各种现象的知识体系”等，就忽略了一个简单的要害问题：人们为什么想要建立“科学”这种知识体系呢？

从这里看，人生在世为什么“需要”科学的问题就容易回答了：只有科学才能以价值中立的方式探究事实的真相，弥补知识的缺失，解开无知的困惑，满足好奇的需要。换言之，倘若没有因为知识缺失而产生的好奇求知的认知需要，人们就不会追求科学了。依据这一点，我们就能反驳科学主义的基本立论了：科学知识是唯一正确的神圣真理。表面上看，这个立论似乎是无懈可击的：既然求知欲以趋真避假为意向，以它为动机形成的科学知识岂不就是唯一正确的真理吗？然而，不管从行为展开的动态角度把科学看成是价值中立的认知活动，还是从成果结晶的静态角度把科学看成是价值中立的知识体系，这个见解都无从成立。

问题在于，即便人们在科学领域纯粹基于求知欲展开趋真避假的认知活动，也还是会在某些认知因素的约束下得出谬误的结论；其中，又以人们的认知能力、有关对象的信息、采用的研究方法片面有限造成的负面效应最严重。例如，由于人眼的特殊构造，无论人们怎样困惑惊诧，依然会把插进水里的棍子看成弯的。再如，地心说、燃素说、以太说等原本也是科学家们为求知而求知的结晶，还被当成了不容怀疑的真理备受推崇，但后来科学家们在同样基于好奇心展开的研究活动中，又通过“证假(证伪)”的途径揭示了它们的谬误。更有甚者，即便它们被日心说、氧化说、原子说取代后，我们也只能把它们连同这些正确的理论一起划归“科学”的范畴，从“科学史”的视角探讨它们误入歧途的机制。有鉴于此，我们显然没有理由在科学与真理之间直接划等号：“科学”只是人们纯粹基于好奇心展开的趋真避假的认知活动及其结晶，并没有排除人们由于认知因素的负面影响生成谬误的可能性，所以无法等同于符合事实的“真理”。

进一步看，如果把“可证实性”理解成真理的实质，还能提醒我们防止盲目崇拜真理的类似倾向：既然真理在于“知识被证明为符合事实”，它就同样难以逃脱人固有的有限性，因而也不足以享有科学主义所谓不容怀疑的神圣性。地心说等一度被视为真理的理论后来又被证假的事实，同样在这方面警示我们不要落入“真理主义”的陷阱，把真理当成了不容质疑的终极偶像。从需要视角看，真理只是人们为了摆脱无知基于求知欲追求的一种正面价值，因此有必要时刻置于“困惑惊诧”内在蕴含的质疑批判之下，经得起“到底是不是符合事实”、“有没有忽视某些事实、夸大另一些事实”的动态拷问，不可当成一经获得就僵化固定的静态成果景仰膜拜，却遗忘了“科学精神”总是包含着纯粹基于好奇心的质疑批判这个重要因素。

二、从求知欲和求晰欲看科学的方法

基于科学是神圣真理的立论，科学主义不仅将自然科学说成是包括人文社会科学在内的一切知识的典范，而且还把自然科学的某些方法说成是追求真理的唯一可靠方法。对于这种先把科学狭隘地理解成自然科学，再抹煞自然领域与人文社会领域的区别，将自然科学的标准方法照搬到人文社会科学的谬误，反科学主义已经从不同角度展开了大量批驳，这里不再重复，下面主要从求知欲和求晰欲的互动视角分析科学方法的共通性和差异性，揭示科学主义的自败悖论。

那么，科学主义的这种方法论诉求为什么又会陷入悖论呢？关键在于，它没有看到求晰欲在作为整体的认知需要中对于求知欲的从属关系，反倒夸大了某些方法帮助某些科学分支获得关于特定对象的精确知识的积极作用，将它们凌驾于价值中立这种唯一具有决定性的方法之上，结果把这些有限的分支方法当成了普遍适用的科学标尺，越界将它们强加在其他领域的不同对象上，最终造成了生搬硬套的扭曲后果。简言之，科学主义往往打着追求科学真理的旗号，抽空了真理知识在于价值中立地揭示事实真相的立足根基，只去追求清楚明晰、严密精确的逻辑形式，结果用这些抽象空泛的东西压倒了符合事实的正确认知内容。

例如，定量分析等方法主要适用于那些对象本身就有量化特征、能够进行计算的科学分支，并在运用于这些分支后的确也推动了它们的发展。然而，当科学主义因此宣称，其他分支只有运用这类以数学方式追求严密精确的方法才能成为科学的时候，它就以主次颠倒的方式把人们引入了歧途，因为从求知欲和求晰欲的互动角度看，科学的本质并不在于运用这些追求严密精确的方法，而在于坚持价值中立的态度，运用各种能让求知欲排除干扰误导、正常发挥效应的方法。

其实，从亚里士多德的论述中，我们就能看出两种认知需要的区别和关联。首先，如果说求知欲旨在获得内容上揭示了事实真相的正确知识，以求摆脱知识缺失引发的困惑惊诧的话，求晰欲则是旨在实现形式上维系了清楚明晰的思维言说，以求免除模糊混乱引发的困惑惊诧。其次，如果说“求知”是所有人本性的话，“求晰”则主要是学术研究者的认知追求，试图通过逻辑思维的严密精确和言语表述的融贯自洽，赋予知识内容清楚明晰的形式特征。再次，相对于求知欲来说，求晰欲因此主要处于从属的地位，表现在如果人们失去好奇心不想去追求知识了，也就谈不上他们还会追求知识的清楚明晰；所以，正如《工具论》的书名表明的那样，在认知行为中，求晰欲往往扮演着帮助求知欲达成正确认知这个目的的工具性作用。最后，求晰欲也能脱离求知欲发挥相对独立的效应，但恰恰由于不再依附于求知欲的缘故，它有可能沦为虚假谬误的工具，构成“把谎说圆了”的手段，并从这个侧面展示出它对求知欲的从属地位：它一旦不再成为求知欲的工具，就有可能成为那些会引发谬误认知的非认知需要的工具。

就此而言，科学主义陷入方法论悖论的原因也就一目了然了：它将从属性的求晰欲凌驾于主导性的求知欲之上，最终用“主义”压倒了“科学”。至于这种悖论的自败性质则在于：求晰欲原本是为求知欲服务的，在科学研究中扮演着工具性的角色，科学主义却在“工具变目的”的异化扭曲中颠倒了两者的地位，导致科学研究把重心放在了追求清楚明晰的理性形式上，反倒遗忘了追求符合事实的正确知识这一根本目的，最终让科学研究陷入了舍本逐末的自我否定。毕竟，无论定量分析等方法对于建立严密精确的科学体系如何重要，都无法取代求知欲达成正确知识的根本目的，也无法取代那些旨在保持价值中立的研究方法。尤其在对象本身缺乏量化特征、难以精确计算的人文社会科学分支中，强行以定量分析等方法作为评判它们是否科学的标尺，更会造成鹊巢鸠占的异化扭曲。归根结底，如果一门科学无法坚守价值中立，它无论采取怎样精确的方法，都不过是让某些虚假的认知具有了清楚明晰的形式，非但不能促进人们追求真理，反倒还会误导他们走入歧途。另一方面，反科学主义虽然抨击了科学主义在这方面的错误，却未能从两种认知需要的互动视角揭示科学主义陷入悖论的深层根源，结果一直收效甚微，其经验教训也值得我们认真汲取。

三、从非认知需要看科学的功用

如前所述，求知欲以及求晰欲在正常发挥效应的情况下，是不会趋于模糊混乱的谬误知识的，因为这样的知识无法让它们满足。有鉴于此，从动机源头的视角看，有可能导致谬误的只能是非认知需要：如果人们觉得正确知识妨碍了自己满足非认知需要，就会为了达到非认知目的而压抑求知欲，以致扭曲事实或言说假话。例如，虽然许多研究者也想基于求知欲追求真理，但由于自觉不自觉地受到了非认知需要的干预，却会在研究中倾向于忽略或贬抑对自己不利的事实，突出或夸大对自己有利的事实，结果遮蔽了真相。就此而言，非认知需要在冲突时阻碍求知欲正常发挥效应，可以说是人们趋于谬误知识的唯一动机。

其次，在现实中，认知需要与非认知需要往往保持和谐统一：一方面，非认知需要能够通过激发求知欲，推动人们正确认知那些能让自己在实践行为中得到满足的对象或条件，从而发挥出促使求知欲趋真避假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正确知识在大多数情况下都能推动非认知行为取得成功，从而让这些行为对于人们具有正当的价值。换句话说，在两类不同需要没有冲突的情况下，科学知识的正当价值能够为非认知行为的正当价值奠定基础——尽管在这类情况下，非认知行为归根结底还是由于能够满足人们非认知需要的缘故才具有正当价值的。

最后，在现实中，两类不同需要又会形成冲突抵触：一方面，某些实践行为虽然处在正确知识的指导下，却由于难以预料的不确定因素或不可抗拒的负面因素的作用无法满足非认知需要(如依据正确的病理学知识抢救病人，却由于病情危重、手术失误等失败了)，结果造成这些行为在认知维度上正确、在非认知维度上不正当的现象。另一方面，如前所述，由于正确知识会让某些非认知需要无法得到满足，人们为了达成非认知维度上的正当结果，也会放弃正确知识，结果造成实践行为在认知维度上不正确、但在非认知维度上正当的现象。

综上所述，即便在认知正确与非认知正当和谐一致的情况下，我们也没有理由把科学知识视为评判非认知行为是否正当的唯一依据，却否定了非认知需要对于评判非认知行为是否正当的决定性效应；而在冲突情况下，我们更没有理由把认知正确凌驾于非认知正当之上，单纯以前者作为评判非认知行为是否正当的标准了。毕竟，从元价值学的实然视角看，不管科学知识在非认知行为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非认知需要作为动机都是人们评判非认知行为是否正当的首要标准。

所以，尽管基于求知欲的科学知识对于非认知行为具有无可否认的重要意义，我们依然没有理由在非认知领域接受科学主义的主张，强行越界把科学知识说成是评判非认知行为是否正当的决定性因素，而必须根据非认知行为是否满足非认知需要、尤其是否符合不可害人的正义底线的标准，评判它们的正当性。

四、从需要看科学精神的重要意义

前面从不同需要及其关联的视角出发，分析了科学主义无法成立的原因；这里将以此为基础再从不同需要及其关联的视角论证：我们在否定科学主义的同时，应当弘扬科学精神。

科学精神与科学主义的主要区别在于，它不是把科学当成人类生活中的“正义”底线来崇拜，而只是当成人类生活中的重要“价值”来弘扬，在恪守不可害人这条规范性正义底线的前提下，充分肯定趋真避假的认知努力的正面意义，积极提倡将这种认知努力的成果结晶——科学知识运用于非认知行为中，指导它们成功地达到非认知目的。简言之，科学精神不是把科学当成了正义底线来推崇，而是在尊重人权的正义底线上充分肯定科学的积极价值——或者说充分肯定科学在人类生活中的正当性(合法性或合理性)。因此，考虑到需要在事实与价值之间扮演的中介角色，我们同样只有从不同需要及其关联的视角出发，才能令人信服地说明为什么应当把科学当成一种重要价值来弘扬的根本理据。

首先，提倡科学精神的头号理据就在求知欲中：既然它是人生五大需要之一，并具有趋真避假的诉求，那么，只要承认了这个动机源头的存在，我们就应当充分肯定科学认知对于人类生活的正当价值。如同大量事例所表明的那样，哪怕最后没有形成理论体系，人们纯粹基于好奇心围绕周围万物展开的业余探索活动，仍然体现了一种弥足珍贵的价值追求，足以为人生的意义增光添色。在专业的科学研究中，提倡以价值中立的趋真避假作为核心要素的科学精神就更是至关紧要了，构成了研究者排除种种干扰、获取正确知识的先决条件。换言之，与科学主义把科学知识当成了贯穿所有领域的唯一标准不同，科学精神重在彰显趋真避假的求知欲在所有认知行为包括科学研究中作为动机源头的首要地位。

其次，科学精神也包含了求晰欲的诉求，努力赋予正确的知识清楚明晰、逻辑自洽的体系化形式，使其容易为人们理解、接受、传播和交流。在专业的科学研究中，这个诉求甚至构成了一项应尽的义务，否则无论得出的知识怎样符合事实，也不意味着科研活动的完成。对普通人来说，这个诉求也有优长的德性意义，能够提升业余探索活动及其成果的科学品格。当然，这个诉求同时预设了求晰欲的从属地位，因而不会像科学主义那样将它凌驾于求知欲之上，误入只强调逻辑融贯、却轻视符合事实的歧途。换言之，科学精神是在把趋真避假视为头号诉求的基础上，提倡人们赋予正确知识清楚明晰、逻辑自洽的体系化形式。

再次，在恪守不可害人的正义底线的前提下，科学精神还要求人们一方面努力避免非认知需要对于求知欲的干扰，另一方面把正确的科学知识运用于实践行为，通过尽可能如其所是地描述预测各种对象的价值属性、冲突状况和变化趋势，引导人们的非认知行为成功地达到满足非认知需要的目的。从某种意思上说，这种务实有效的诉求构成了科学精神对于普通人来说最有意义的一面：如果说科学精神在认知领域特别是科学研究中的主要作用是推动人们追求清楚明晰的正确认知，它在非认知领域的主要作用则是推动人们运用正确的科学知识指导自己的非认知行为，避免它们在错谬认知的引导下陷入挫折失败。

最后，科学精神包含的另一个直接源于求知欲的重要因素就是质疑批判态度：由于自觉意识到了人们在认知能力等方面的内在有限，并因此处在“自知己无知”的困惑惊诧中，对于人类获得的各种知识及其指导下取得的实践成果，科学精神始终主张在价值中立的基础上采取质疑批判的态度展开反思和审视，确认它们成立的范围和适用的界限，找出可能存在的漏洞缺陷，拒绝把它们当成不容怀疑的神圣东西来崇拜。同时，也正是由于与求知欲的趋真避假意向融为一体的缘故，科学精神的质疑批判态度才不同于那些植根于非认知立场的质疑批判态度：它不是以“是否符合某种规范性立场”，而是以是否“符合事实”为标尺，批评和否定所有遮蔽真相的因素，认同和肯定所有揭示真相的因素，努力确保科学精神在与三种不同需要的关联中实现自身的时候，始终走在趋真避假的大道上。

从这个角度看，只要以恪守正义底线为前提，无论人们以怎样的劲头在怎样的范围内弘扬科学精神，都无可非议，反倒还应当大力提倡；否则的话，放弃科学精神势必造成人生在世的种种不足缺失，包括但不限于求知欲被压制，错谬知识占据主导地位并误导实践活动遭致失败，乃至给人们带来严重伤害。就此而言，科学精神和正义底线其实是根本一致的，因为放弃科学精神也会造成坑人害人的不义后果；只有提倡科学精神，消除错谬知识的误导效应，才能在现实生活中维系正义底线，确保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说穿了，这个见解也是本文立论虽然属于反科学主义，却又截然不同于反科学思潮的集中体现。

最后再对科学知识在人类历史上发挥的宏观效应做一些批判性的反思，或许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当前否定科学主义、弘扬科学精神的必要意义。

从历史视角指出了科学主义试图以科学知识取代宗教信仰曾经具有的终极地位这一原初动机后，我们就能进一步看出，今天之所以要否定科学主义，弘扬科学精神，不仅是因为这样才能从理论上解释科学知识与人们的不同需要相互关联的本来面目，而且更因为这样才能在现实中确立不可害人、尊重人权的正义一元主义底线。归根结底，科学主义的致命弊端不在于它扭曲了求知欲、求晰欲和非认知需要的互动关联，而在于它将科学视为“主义”会在现实中否定不可害人底线的终极地位，最终让它试图克服占据终极地位的宗教神学的不义效应的原初动机陷入自败境地。就此而言，我们今天在这条正义底线的基础上否定科学主义、弘扬科学精神，同时也意味着从根本上消解现代性(包括理性启明运动)的致命弊端，通过在所有领域确立不可害人的正义底线，将人类社会建设成严格意思上的“正义社会”：人们在恪守这条正义底线的基础上，一方面根本否定将其他价值诉求视为“主义”并将其凌驾于这条正义底线之上的企图，另一方面积极提倡任何符合这条底线的多样性价值诉求亦即“精神”，最终使人类生活在正义底线的基础上获得尽可能充分的全面发展。在这个意思上说，否定科学“主义”、弘扬科学“精神”，构成了我们建设正义社会的一个必不可少的重要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