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 军 桂 淳

伴随着高等教育普及化的推进，大学已经卷入社会中心，并从古典象牙塔演变成现代服务站。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既是地方高校的历史使命，也是地方高校的社会责任。地方高校科技人才服务社会受多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但政府的政策供给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本研究基于威斯康星理念与三重螺旋理论，以Y市S校为例，在剖析其科技人才服务社会主要问题的基础上，着力从政策维度分析其成因，并借鉴国外政策经验，进而提出推动高校科技人才服务社会的若干政策建议。

一、地方高校科技人才服务社会的理论基础

高校科技人才是知识和科技的生产者、开发者，也是科学技术转化为实际生产力和竞争优势的推进者、实施者。高校科技人才服务社会，已经成为高等教育推动社会发展、科学技术支撑经济建设的重要渠道。威斯康星理念和三重螺旋理论，既说明了高校科技人才服务社会的重要性、必要性、可行性，也为推动和支持地方高校科技人才服务社会提供了方法论指引。

(一)威斯康星理念

(二)三重螺旋理论

图1 大学、产业、政府关系的三螺旋模型

大学-产业-政府关系的三重螺旋理论，为高校科技人才服务社会提供了一个研究工具。该理论的核心价值就在于将具有不同价值体系的政府、企业和高校在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上统一起来，形成知识领域、行政领域和生产领域的三力合一，进而为经济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的基础。创造这种合力的基石在于打破传统的边界并在边界切面上建立起新的管理、教育和社会运作机制。

二、地方高校科技人才服务社会的现状分析

S校地处湖北省域副中心城市Y市，与Y市已经形成血脉共融的关系。S校组建伊始，就确立了“服务水利电力行业、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双服务”的办学思路。S校作为人才队伍的高地，始终坚持与行业和地方人才资源共享，较好地发挥了人力资本的杠杆效应，推动了Y市经济社会的发展。S校科技人才在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也存在不足，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观念意识的偏差

(二)组织协调的乏力

目前学校科技人才服务社会在组织协调方面也还存在一些问题。一方面，支持高校科技人才服务社会的专项拨款安排还不尽合理。目前，科技人才还缺乏稳定的合作资金支持，在研发费用的划分、利益的分配方面，企业和科技人才的目标值还有较大落差，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学校科技人才对该类项目申报的积极性。另一方面，科技人才服务社会的引导和激励机制不尽合理。访谈表明，由于多方面原因，学校一些科技工作者相对重视短、平、快项目，轻视长时期、深层次、二次开发项目，这使得一些好项目缺乏开发后劲，服务社会的持续性不强；同时由于激励机制还不够明晰，科技工作者参与社会服务的积极性也相对偏低。

(三)成果转化的滞后

高校科研成果转化能够快速带动科研与产业领域的交流，促进科研进步，提升生产力水平。S校目前科技人才的成果转化还存在较大提升空间。学校近年来获得的各类科研项目，无论是在项目数量方面还是在资助额度方面，成绩都很亮眼，但这些项目的产出，更多以学术论文、研究报告、专著等方式呈现。这些成果固然对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应有的支撑和推动作用，但相对于项目数量和资助额度而言，其作用的发挥还明显存在不足。虽然近年来，学校科技人员获得的专利数也在增加，但专利的产业化之路还相当漫长，具有影响性的典型案例还相对较少。

(四)咨询服务的短板

咨询服务在高校科技人才服务社会的过程中充当着桥梁的作用，它使得高校科技人才、企业及政府紧密相连，有利于利益共同体的形成。S校在咨询服务方面虽然已经取得相应成就，但总体而言，其良性的外部运行机制还没有形成。当地政府主管部门有时会通过项目招标、购买服务等方式推动高校开展咨询服务，然而这些方式往往缺少连续性，无法形成长效的传递机制，加上沟通联系机制不畅通，如缺乏稳定的信息集散中枢、中介咨询服务力量薄弱等，这都导致S校很多专业技术人员在咨询服务领域缺少信息源，往往心有余而力不足。

三、地方高校科技人才服务社会的问题成因

案例分析表明，高校科技人才服务社会受多方面因素影响。但政府的政策安排与制度供给对于地方高校科技人才服务社会具有重要的影响。政府可以通过政策供给，加强高校基础能力建设，优化高校社会服务条件；完善高校内部激励机制，营造高校社会服务氛围；改革科技创新体制机制，改善高校社会服务环境；推动高校科研成果转化，提升高校社会服务水平等。但具体到湖北省以及Y市，其在推动地方高科技人才服务社会的政策供给方面还存在一些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研发投入依然薄弱，科技产出相对受限

(二)宏观政策不够细化，操作条款相对欠缺

近年来，国家和地方出台了系列政策，推动高校科技人才开展社会服务。这些政策既体现为中央层面，如《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科学技术进步法》《国家大学科技园认定和管理办法》等，也体现在地方层面，如《中共湖北省委湖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科技创新引领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湖北省深化项目评审、人才评价、机构评估改革实施方案》等。这些宏观政策总体方向是积极有利的，但其还存在操作性条款有待细化补充等问题。如Y市发布的《关于加强科技创新引领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的通知提出，“支持企业与高校院所开展技术合作。对企业支付给高校科研院所开展技术合作的经费，经认定后按10%的比例给予一次性补贴，最高补贴金额不超过20万元”。但该措施在实施中还有待进一步细化，譬如“经认定”的程序、“技术合作”的界定等，都还需要相应的文件或条款来落实。

(三)政策资源缺乏整合，政策落地相对困难

(四)激励机制偏向单一，联动意识相对单薄

高校科技人才服务社会，不是单一的科技人才面向社会提供服务，而是多元主体的互动联合，离不开市场、政府、高校的多方合作和协同。但从目前的政策供给来看，政策激励机制还相对单一。一方面，政策的制定和出台更多强化了高校与企业之间联合推动科技创新、科技成果转化，没有很好地将人才培养和科研创新与成果转化有机结合。Y市在2015年发布了《关于加强产学研合作推动科技成果转化的实施意见》，2019年又发布了《关于加强科技创新引领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这些文件对于推动Y市的产学研合作、科技创新都具有里程碑意义。但这些政策，在强调“产学研”结合时，对“学”的体现远远不够，更多关注的是“产研”结合。只关注“产研”结合，也就意味着没有真正考虑到高校以人才培养为核心的战略需求。事实上，离开了“学”，高校“产研”结合的积极性必然受到限制。另一方面，现有的政策还没有很好地挖掘区域性高校优势，政策导向还不够明朗。目前地方高校虽然与地方行业企业、政府事务部门等签订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但该协议往往偏向于概念性框架，而缺乏实质性内容。产生该现象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很多合作往往是地方高校剃头挑子一头热，联动意识淡薄，社会对其认可度不高。

(五)绩效评价不够科学，服务成效相对不足

绩效评价不够科学，既指推动评价社会服务的政策绩效本身不够科学，也指现有政策下社会服务成效评价本身不够科学。就前者而言，一方面是指政策内容很详实，但政策的保障机制却不够明晰，政策绩效评价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如2020年湖北省人民政府发布的《关于在中国(湖北)自由贸易试验区试行进一步激发人才创新创业活力措施的意见》指出，“鼓励高校院所科研人员离岗创办企业性质的新型研发机构，或到国有、民营及混合所有制企业性质的新型研发机构兼职。科研人员向所在单位书面报备，所在单位应予支持。”但科研人员所在单位是否提供了支持则往往没有相应的督促和评价机制。另一方面，虽然有些政策强调了绩效考评，但关于绩效考评的内容往往是发文部门要求各收文单位或实施单位开展考评工作，而对如何实行也往往没有提出具体的要求。其结果容易导致各收文或实施单位缺少考评的方向，或者根本不进行考评。就后者而言，目前社会服务成果评价机制也存在不少问题。首先，地方高校承担的纵向、横向项目的数量呈上升趋势，其次，这些项目的产出不尽如人意。很多项目在立项、项目监理、经费审查、项目中期检查验收评审等环节中，都还缺少科学而严格的制度体系，其成果验收、科技奖励等还偏向于论文、专著，成果评价指标相对单一。行业企业对高校科技研发寄予厚望，但其成果产出却又不尽如人意，两相对比，又反过来影响了行业企业与高校之间的深度合作。

四、地方高校科技人才服务社会的政策借鉴

威斯康星理念揭示，社会服务职能是大学的核心职能之一，是大学存在合法性的重要支撑。三重螺旋理论揭示，政府在推动高校科技人才服务社会中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国外很多高校在社会服务方面成效显著，均与政府提供的支持和服务息息相关。这些支持和服务尤其表现在科研成果的研发和转化、社会服务的组织和协调、科技人才的协同和流动，以及财税风险的统筹和激励等方面。

(一)科研成果的研发和转化

(二)社会服务的组织和协调

(三)科技人才的协同和流动

(四)财税风险的统筹和激励

五、地方高校科技人才服务社会的政策建议

威斯康星理念和三重螺旋理论为地方高校科技人才服务社会提供了方法论指导。发挥高校科技人才服务社会作用，必须尊重高校科技人才社会服务的基本逻辑。基于案例研究和比较分析，研究认为，推动地方高校科技人才服务社会，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其区域政策供给还存在显著的优化空间。

(一)加大高校科技研发投入，夯实科研成果转化基础

高校是人才培养、科技创新的基地。高校科技研发是高校科技人才服务社会的重要依托。高校科技研发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但目前高校科技研发投入还相对不足，这限制了科技研发成果的产出和转化。为此建议政府在资金投入方面，实施政策组合拳。一是要继续加大政府对高校科研经费的投入力度，形成高校科研经费投入的长效机制。二是充分发挥政府科技经费的导向作用，建立有利于提升科研产出和成果转化的资金分配机制。政府投放的资金分配机制具有引导性作用，政府必须充分考虑如何发挥资金效益的最大化，使得科研经费投入真正有利于提升科技水平和生产力的发展。三是要建立资金投入激励机制，引导金融机构、企业单位等向高等学校提升科技研发资金支持力度。政府可以尝试通过“政府引导、市场运作、专家管理”模式，构建多渠道的筹融资体系以扩充高校的科技经费。四是完善财税政策，营造高校与企业合作的良好环境。运用财政、税收等手段，如设立校企合作专项资金、针对性减免企业所得税、开辟校企合作信贷业务等，鼓励和支持企业与高校联合开展科技研发，促进校企的深度合作。

(二)建立政策资源整合平台，加大政策资源整合力度

目前政府在推动高校科技人才社会服务方面，呈现出多部门、多单位共同推进的格局。但这种格局，还没有很好地形成合力。建议政府牵头，建立政策资源整合平台，加大政策资源整合力度。一是建立高校社会服务网络平台，将各部门的政策汇聚到该平台，做好政策宣传和引导，扩大政策影响；同时依托该网络平台，建立各类合作需求交流共享机制，减少合作共享的信息损耗和交流成本，加速高校与市场的对接。二是定期组织召开各类宣讲会，搭建政策咨询平台。政府要主动组织相关业务部门开展政策宣讲，了解政策、用好政策，发挥群众的政策推动作用，真正最大限度提升政策的生产力价值。三是要推动政策协调手段的多元化。目前很多政策，从文本本身来看，已经体现出多部门统筹协调的意义，但政策落实时，还主要是通过从上至下的政策、制度以及规定的渗透来进行，协调方式也主要是各种会议和文件。由于高校的社会服务涉及到多元利益相关者，且社会服务形式多样，问题复杂，其间充满着不确定性和不可控性。因此，要整合政策资源，推动单一协调走向多元协调，譬如根据区域或功能建立政策协调中心，专人负责制等，以更好地整合相关资源，推动政策的落实。

(三)构建利益多赢共享机制，打造六位一体战略联盟

(四)推进政策文本整体优化，确保政策文本落地生根

推动现有政策的整体优化，应着力解决两个问题。首先，提升政策操作性，将“鼓励”和“支持”措施进一步明确。好的政策文本，不仅在于其方向性正确，更在于能操作可落实。支持地方高校科技人才更好地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目前在政府和高校界是能够达成共识的，但如何支持和鼓励，则需要相应的政策导向，更需要详细的操作条款来落实和保障。其次，强化政策针对性。该针对性包括二层含义，一是指政策对象的针对性，即同等条件下，高校应优先服务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地方行业企业、实务部门应优先与地方高校合作。这样地方高校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优势，实现共生共融共发展。二是指政策内容的针对性。政策内容的完善，既要从利益相关者最迫切的需求角度出发，也要基于问题导向，解决政策中的现有问题，不断提升政策绩效。要明确政策的落实保障和绩效评价机制，做到政策保障措施有效、政策监控主体明确、政策评价标准科学，还要改进社会服务效果评价办法，真正发挥成果评价的科学导向和正向激励作用。

(五)加强社会服务运行研究，建立政策运行调适机制

威斯康星理念和三重螺旋理论都充分揭示了高校科技人才服务社会的重要性，也不同程度上说明了高校科技人才服务社会所具有的内在逻辑。高校科技人才服务社会，离不开市场的逻辑、大学的逻辑以及政府的逻辑的综合作用。高校科技人才服务社会的过程，本质上是一个多主体、多组织的互动过程。因此，必须加强高校科技人才社会服务运行研究，了解高校科技人才服务社会的运行逻辑。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高校，其科技人才服务社会的内部和外部的动力机制、保障机制，也都有差异性。这对于政府的政策制定，也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政府在制定政策时要因时、因地、因校制宜，加强社会服务运行研究，了解不同类型高校社会服务运行模式，并能够根据高校及其科技人才开展社会服务的实际需求，适时进行政策的调整和完善。

(六)借鉴国外高校成功经验，助推社会服务弯道超车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要进一步提升社会服务水平和质量，发挥社会服务的效果，也有必要借鉴国外高校的成功经验。基于前述的国外高校科技人才服务社会的典型做法，建议地方政府围绕科研成果的研发和转化、社会服务的组织和协调、科技人才的协同和流动，以及财税风险的统筹和激励四个方面，进行选择性的借鉴和吸收。就科研成果的研发和转化而言，应重点了解科技园区和成果转化机构的运作机制，掌握其策略和方法，真正为国外做法的本土化提供详实的参考。就社会服务的组织和协调而言，应强化政府的职能优势，重点借鉴政府在推动跨界合作以及建立中介组织方面的经验和做法。就科技人才的协同和流动而言，关键是要突破传统观念，对高校科技人才的流动，尤其是对区域的跨界流动给予重新认识，要克服某些单位和部门狭隘的人才保护主义意识，鼓励和支持人才在企业、高校、科研院所之间的流动。就财税风险的统筹和激励而言，国外以立法的形式来构建激励机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这对于激励企业加强与高校合作开展重大项目攻关，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