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昊，王文涛

（湖南科技大学商学院，湖南 湘潭 411201）

中国作为大豆原产国，长期以来是大豆主要生产国和出口国。但是自1996 年起特别是加入WTO 之后，中国大豆进口量猛增，2003 年就成为大豆全球第一进口国，2020 年大豆进口量已经超过1 亿t，占我国粮食进口总量的70%。与此同时，大豆播种面积和产量增长缓慢。这导致中国大豆对外依存度很高，成为影响我国粮食安全的主要品种。针对大豆对外依存度高的不利形势，国家多次启动保护国产大豆及提高产量的政策。例如：2008 年实施大豆临时收储政策，2014年起改为实施大豆目标价格补贴制度，2017 年又改为实施大豆生产者补贴制度；还在2001 年、2019 年2次实施大豆振兴计划。但是目前来看，大豆产业的不利局面尚未得到有效扭转。

为了应对中美贸易战及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2021 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稳定粮食面积，大力扩大大豆和油料生产；2022 年中央一号文件中也明确指出要全力抓好粮食生产和重要农产品供给，大力实施大豆和油料产能提升工程[1]。这些都必然要求我国要大力提升国产大豆的国际竞争力，建立大豆增长的长效机制，而不仅是应急性的提出政策反应机制。理论界关于大豆产业发展的相关研究较多，例如分析我国大豆生产和贸易的形势，构建大豆国际竞争力的评价指标，提出提升国产大豆竞争力的建议等[2-5]。然而，国际形势风云变化，我国大豆的产业布局和发展策略也要结合国内外形势而有所变化。为此，笔者从分析大豆产业生产、贸易等变化趋势入手，对国产大豆的竞争力进行测度，并借鉴波特菱形理论来分析影响大豆国际竞争力的因素，进而提出提升大豆国际竞争力的长效机制与对策，为我国大豆产业的发展提供依据。

1 大豆供需与贸易演变趋势分析

1.1 大豆国内外生产概况

20 世纪90 年代前，我国一直是大豆的主要生产国和出口国。随着人口及收入的不断增长，大豆需求不断增加，但是国内大豆的生产没有与需求同步增长，播种面积、单位面积产量（以下简称单产）、总产量方面与世界大豆主产国出现较大差距。

1.1.1 大豆播种面积如图1 所示，我国的大豆播种面积自1996 年以来，呈现出波动下降趋势，波动周期越来越长，1996—2002 年波动周期为3 a，2002—2007 年波动周期为5 a，2007—2015 年波动周期为8 a，2015 年起处于波动上升期；播种面积最大值即波峰最大值为2005 年的959 万hm2，播种面积最小值为2015 年的651 万hm2。通过与大豆主要生产国播种面积比较可以看出：（1）1996 年中国的大豆播种面积与其他国家差距不大，甚至高于个别国家，1996 年美国和巴西的大豆播种面积分别比中国多1 817 万和283 万hm2，而阿根廷的大豆播种面积比我国少156万hm2；（2）1996 年以后，巴西和阿根廷的大豆播种面积增长速度快于中国，除个别年份出现下降外，整体呈现出线性增长趋势，与中国播种面积的差距不断拉大；与1996 年相比，2019 年中国大豆播种面积仅增长了12%，而巴西、阿根廷以及美国则分别增长了248%、180%、18%，均高于中国大豆播种面积的增长幅度；（3）截至2019 年，我国大豆播种面积仅为842 万hm2，而巴西及美国的大豆播种面积突破了3 000 万hm2，分别是中国的4.25 倍和3.60 倍，阿根廷的大豆播种面积为1 658 万hm2，为中国的1.96 倍。

图1 1996—2019 年中国与主要大豆生产国的播种面积变化趋势

1.1.2 大豆单产如表1 所示，中国的大豆单产增长很慢，由2005 年的1.70 t/hm2增长到2019 年的1.87 t/hm2，14 a 时间单产仅增加了0.17 t/hm2，增长率仅为10%。相比阿根廷、巴西、美国的大豆单产及其增长速度，差距一直较大。2005 年中国的单产分别比阿根廷、巴西和美国低1.03、0.53 和1.20 t/hm2。2019 年较2005 年的大豆单产增长率，中国为10.0%，与美国持平，但比阿根廷（22.0%）和巴西（42.6%）分别低12.0 和32.6 个百分点。可见巴西大豆单产增速最为明显。当前，我国大豆单产与其他3 国仍有较大差距，2019 年单产仅分别为阿根廷、巴西和美国的56.2%、58.8%和58.6%。

表1 2005—2019 年大豆主要产出国的单产比较 （t/hm2）

1.1.3 大豆总产量由图2 可知，2005—2019 年我国大豆总产量在1 178 万～1 600 万t 间波动，总产量增长变化不大。而阿根廷、巴西及美国大豆总产量呈现出明显的波动增长趋势，中国与这3 国的产量相比差距越来越大。2005 年，我国大豆总产量比阿根廷、巴西和美国分别少2 194 万、3 483 万和6 716 万t。美国、巴西分别在2014 年、2017 年大豆总产量突破1 亿t大关，阿根廷在2015 年突破了6 000 万t 大关。2019年中国大豆产量分别比阿根廷、巴西和美国低3 954万、9 855 万和8 107 万t，仅为阿根廷的28.5%、巴西的13.8%、美国的16.2%。

图2 2005—2019 年4 国大豆总产量变化趋势

1.2 大豆国际贸易变化情况

自1996 年我国取消大豆进口配额限制后，特别是2001 年12 月加入WTO 以来，国外低价的转基因大豆大量涌入我国市场，大豆进口量呈现逐步递增的趋势，2003 年起我国的大豆进口量稳居世界第一位。如图3 所示，1996 年以前，我国还是大豆净出口国，但是，1996 年以后我国大豆转为净进口，2003 年进口量已经超过2 000 万t，首次高于国内产量，并成为世界大豆进口第一大国，2020 年我国大豆进口量突破了1 亿t。我国大豆进口量在全球大豆贸易量中的比重，呈现波动上升趋势，2009 年起突破50%并稳定在50%以上，2011 年、2016 年和2017 年甚至超过60%。与进口量相比，我国大豆出口量少且不断下降，2020 年出口量仅为7.9 万t。可见，影响我国大豆贸易的主要方面是进口贸易而不是出口贸易。而且，我国大豆进口量与全球贸易量同步增长，这也说明我国大豆进口量增长是拉动大豆全球贸易增长的主要力量。

图3 1994—2020 中国大豆进口量与全球贸易量变化趋势

1.3 大豆需求变化情况

如表2 所示，2009—2020 年，我国大豆总消费量呈现出持续增长的特征。2009 年大豆总消费量为5 473 万t，2020 年则增长为11 985 万t，11 a 间增长了109%，增长速度很快。大豆消费量的增长，一是源于人口的增长，二是人均消费量的增长。人口方面，2009 年我国人口为133 474 万人，2020 年为141 212万人，增长了5.80%；人均大豆消费量方面；大豆人均消费量2009 年仅为42 kg，2020 年则高达86 kg，增长了104.8%。可见，影响大豆消费总量的主要因素是人均消费量而不是人口的增长。

表2 2009—2020 年我国大豆的年均消耗量与人均消费量的变化

那么，影响大豆人均消费量增长的主要因素又是什么呢?大豆人均消费量的增长主要有2 大因素：一是人均收入增加进而肉蛋奶需求增加，大豆作为重要的植物蛋白来源，其需求量随之增加；二是由于大豆价格优势，其在饲料需求中逐渐替代了玉米。就人均收入而言，2009 年我国城乡加权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0 754 元，2020 年为32 188 元，增长了199.3%，似乎人均收入的增长会成为肉蛋奶需求增加并进一步引发大豆需求增长的主要因素。但是，通过主要农产品的人均占有量分析发现，我国大豆需求的主要农产品产业的增长并没有与人均需求的增长同步，猪牛羊肉人均占有量2009 年为44.4 kg，2020 年降为37.4 kg，水产品人均占有量2009 年为38.4 kg，2020 年增长为46.4 kg。可见，人均收入的增长不是导致大豆人均需求增长的主要力量，大豆对玉米的需求替代才是影响大豆人均消费的关键因素。

大豆对玉米需求替代产生的原因，主要是大豆相对于玉米的比价优势。2011 年国内玉米期货价格为2 325.24 元/t，国外大豆期货报价3 122.40 元/t，比价为1.343；2020 年国内玉米期货价格为2 214.71 元/t，国外大豆期货报价2 258.10 元/t，比价为1.020。由此可见，大豆与玉米比价的下降，是导致大豆在饲料配方中逐渐替代玉米，在畜产品产量变化不大的情况下大豆消耗量却大幅增加的原因。因此，大豆饲料需求的增加成为影响我国大豆需求的主要因素。

2 我国大豆国际竞争力测度

目前，国内外衡量一国农产品竞争力的指标主要有微观层面的相对贸易优势、出口增长率、显性比较优势指数、国际市场占有率、净出口指数等[6-9]，这些指标从不同角度衡量了一国农产品竞争力的大小。由于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大豆进口国，故仅从国际市场占有率、相对贸易优势及净出口指数3 个角度来分析我国大豆的国际竞争力。通过测算发现，我国大豆国际竞争力相当弱，这与我国大豆消费大国和生产大国的地位不符，亟待提升。

2.1 国际市场占有率

国际市场占有率（MS）是指一个国家的某一特定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所占据的份额。其计算公式如下。

国际市场占有率越高，该种产品的出口竞争力越强；反之，则越弱。且国际市场占有率升高，说明该种产品的竞争力也在增强；反之，则减弱。由图4 可以了解到，美国和巴西的大豆国际市场占有率占据前2 名，且这2 个国家的大豆占到了整个国际市场的7成左右。而中国大豆的国际市场占有率相对于美国、巴西、阿根廷、巴拉圭4 国来说是较低的，占有率始终在0 附近徘徊。可见，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大豆的国际竞争力十分弱小，且具有逐年递减的倾向。

图4 2015—2019 世界大豆主要产出国MS 值

2.2 相对贸易优势指标

相对贸易优势指标，即RTA 指标，是衡量一国产品贸易竞争优势的指标。RTA 指标将进口与出口相结合，更为全面。其计算公式如下。

一般来说，RTA 大于0 时，出口大于进口，相对竞争优势明显；反之，竞争劣势明显。图5 给出了2015—2019 年大豆主要产出国的RTA 数值，从中可以看出，美国和巴西的相对贸易优势十分明显，平均都在0.3 左右；阿根廷和巴拉圭也显示出了较高的RTA 指数，2015—2019 年均为正值。但反观中国，大豆的RTA 数值在5 a 内均为负值，且绝对值均超过了0.5，竞争劣势十分明显。

图5 2015—2019 世界大豆主要产出国RTA 值

2.3 净出口指数

净出口指数是指一个国家某种产品的进出口的差值占该种产品进出口总额的比重。该指标消除了国家之间汇率变动等的影响，使得国家之间的比较更具可信性。其计算公式如下。

净出口指数的大小均在-1 至1 之间，越接近1，说明该种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越强；反之，则越弱。由图6 可知，巴西、巴拉圭以及美国的净出口指数均接近于1，具有很强的国际竞争力，阿根廷的大豆净出口指数除2018 年外也均为正数，且在2015 年和2016年达到0.8 以上，也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但是，中国的大豆净出口指数在2015—2019 年均接近-1，表明我国大豆的国际竞争力十分低下。

图6 2015—2019 世界大豆主要产出国净出口指数

3 大豆产业竞争力影响机制研究

以下将以“波特菱形”理论为基础[10]，从基础资源、科技人才、产业发展、政策管理4 个方面来分析影响我国大豆产业竞争力的机制。

3.1 基础资源

土地资源方面，中国作为世界上主要的大豆种植国之一，一方面拥有东北地区肥沃的黑土地，另一方面也拥有大量的中低产田。但是，中国人均耕地面积是远远落后于美国、巴西等大豆主要出口国的，2018年我国人均耕地面积仅为美国的19%、印度的75%、世界平均水平的50%。同时，中国人多地少的国情以及确保中国饭碗主要装中国粮的战略决定，使我国难以有足够的土地投入大豆生产，这严重制约着我国大豆产业的规模化经营以及成本的降低。因此，从土地资源来看，现有耕地资源制约着我国大豆竞争力的提高。这必然要求挖掘耕地使用潜力，增加复种指数，充分利用好我国东北地区的黑土地，以此来提高国产大豆的产量及竞争力。

水资源方面，我国国土辽阔，境内河流众多且大坝容水量居世界前列，可以满足大豆种植要求。但是，我国人均淡水量却严重不足。2017 年我国人均淡水资源仅有2 029 m3，只占到世界人均水平的35%，与其他大豆主要种植国相比，我国人均淡水资源仅为美国的23%，只领先于印度和乌克兰。人均淡水资源量的不足也是制约大豆产业发展的因素之一，进而限制了大豆竞争力的提高。

劳动力方面，一方面我国虽然劳动力众多，但是从事农业的劳动力却是极其有限的，而且我国劳动力成本也在不断增加；另一方面我国农业劳动力素质难以适应现代竞争要求，呈现老龄化以及低教育化的特征。根据第三次农业报告显示，从事农业的劳动力人口中，55 岁及以上的人口比例可达到33.6%，且从事农业的劳动力人口中，学历为大专及以上的人口仅为1.2%。这对于大豆产业现代化的发展以及竞争力的提高都十分不利。

3.2 科技人才

在科学技术方面，我国大豆育种技术的研发投入不仅低于稻谷、小麦、玉米3 大谷物的投入，更低于美国等主要大豆生产国的投入。种子是农业的“芯片”，育种技术对于农业的发展有重要影响。国外现已培育出拥有较多集合基因的转基因大豆，而我国转基因大豆育种研究仍有较大发展空间。值得庆幸的是，我国作为大豆的原产国，具有丰富的大豆种质资源。因此，利用种质资源优势，加大科研投入，提高育种技术及单产水平，是未来大豆产业的主要发展方向。

在人才培养方面，虽然我国高等院校的入学率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且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但是仍低于美国等发达国家。截至2018 年，我国高等院校的入学率为54%，而美国高达88%，巴西为55%。与此同时，农业专业人才培养力度不够，行业人才的吸引力也相对较弱，这也进一步扩大了我国与主要大豆生产国在大豆产业人力资源方面的差距。

3.3 产业发展

对于大豆的产业发展而言，不仅需要上游相关产业发展的支撑，也需要下游需求市场的支持。但我国大豆的产业发展前景并不乐观，产业链并不成熟。

首先是上游相关产业。相关产业可以分为竞争性产业和互补性产业，都会对产业的发展产生较大的影响。一方面，大豆和玉米在东北产区属于竞争性作物。农户进行种植决策时要比较二者的成本与收益。据《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显示，2013—2019 年虽然大豆的单位面积产值和成本均低于玉米，但是大豆的净利润和成本利润率却都小于玉米，因此农户种植玉米的倾向比较大。另一方面，大豆产业是互补性产业，需要如农机产业、化肥农药产业等的支撑。以农机产业为例，2020 年美国的机械化程度已经高达99%，而我国机械化程度仅为71.25%，明显落后于美国，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大豆产业的发展。

其次是大豆的需求市场。虽然国产大豆相对于进口大豆在需求端有一定的差异化优势，但是受到国际资本的影响，外资企业在我国大豆市场形成了垄断性的优势，使得我国大豆的差异化优势难以有效发挥。国产大豆虽然可以占领豆制品行业这个市场。但是，在压榨市场，国产大豆的非转基因优势却难以发挥。因为转基因豆粕（压榨副产品，饲料原料）价格更低，所以其市场需求更大；而作为大豆油脂，转基因油脂具有价格优势，跨国粮商如金龙鱼所宣传的1 ∶1 ∶1的健康油脂消费理念掩盖了转基因所具有的不确定性劣势，而国产大豆油脂企业限于实力，难以将非转基因的优势发挥出来。这最终导致大豆市场需求旺盛，但是需求旺盛的却是进口大豆而非国产大豆。

第三是对于大豆产业本身而言。一方面，我国大豆的种植以小农户为主，而反观美国、巴西等大豆主产国，人均耕地面积较大，种植大豆的企业或家庭农场的规模大，管理水平高，竞争能力强；另一方面，我国大豆种植户的组织程度及其与上下游产业的关联程度低于国外，这导致我国市场上的大豆产品品质不一，降低了国产大豆对加工企业的吸引力。

3.4 政策管理

首先是大豆的战略地位。大豆在粮食安全中的战略地位，决定了国家对大豆产业的支持和保护力度，进而影响大豆产业的竞争力。长期以来，国家高度重视谷物安全及口粮安全，提出了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和口粮绝对安全的战略底线。但将大豆作为自由贸易的粮食品种，长期利用国际市场来保障国内供给，因此对大豆的科技、资金等方面的投入及保护力度均低于其他粮食作物。虽然，2001 年、2018 年先后提出了大豆产业振兴计划，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时又提出了增加大豆种植、扩产大豆的政策[11]，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这些政策都是为了应急性地解决大豆或粮食市场出现的问题，不具有长远的战略性。

其次是大豆补贴政策。政府补贴是影响大豆生产成本及竞争力的重要因素之一，但是根据《WTO 农业协议》及入世协议，我国对大豆的补贴空间要小于美国等大豆主产国的补贴空间。我国仅能对大豆实施占其产值为8.5%的微量允许补贴，而美国等国能够对大豆实行微量允许之外的补贴[12]。因此，美国等大豆主产国可以对大豆实施的补贴更多。我国要扩大对大豆产业的补贴，就要创新补贴办法，更多地实施针对整个农业而非大豆产业的非特定补贴和绿箱补贴。2014—2016 年，我国对大豆实施目标价格补贴政策，该补贴属特定农产品黄箱补贴受到国际约束；2017 年实施大豆生产者补贴政策，该政策属于不受国际约束的蓝箱补贴。补贴对产量的提升是显而易见的，2017年起大豆补贴力度不断加大，2020 年我国大豆产量达到了1 960 万t，增长了28.3%。

再次是市场信息系统等基础条件。市场信息系统及期货市场的运用，既可以影响大豆价格的形成，又可以起到价格发现和套期保值的作用，从而保护本国大豆产业的发展。与美国相比，我国大豆等粮食市场的信息系统还不健全，农户及企业对期货市场的利用还不成熟，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大豆进口国，还没有大豆定价权，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大豆产业竞争力的提升。

4 大豆竞争力长效提升政策建议

4.1 明确大豆安全在粮食安全中的战略地位

国际上的粮食安全实质上是食物安全，而我国长期以来强调的粮食安全主要是谷物安全及口粮安全。在我国谷物特别是口粮综合生产能力已经得到大幅度提升、谷物安全和口粮安全的基础有充分保障的情况下，粮食安全的主要矛盾已经悄然发生了变化，大豆安全成为制约我国粮食安全的主要矛盾之一。2020年，我国人均粮食占有量达到470 kg，远远超过了国际粮食安全标准线，而随着居民食物消费结构的调整，对于肉蛋奶等食物的需求不断增加，使我国对大豆的需求不断增加。大豆产业国际竞争力低，对外依存大，严重影响我国粮食安全。只有实现大豆安全，才会有真正的粮食安全。因此，国家在制定粮食安全策略时应明确提高大豆的战略地位，而不是将大豆问题作为应急性问题来解决，必需建立系统、全面的战略规划，来扶持和保护大豆产业，真正提升大豆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建议：农业部、科技部、财政部等部门联合协作支持大豆产业发展，采取系统化的措施提升大豆竞争力；对大豆产业实行适度的贸易保护政策，创新大豆补贴办法，提高大豆补贴标准，实现大豆进口与国内生产的均衡发展；加大对跨国粮商的反垄断与不正当竞争的规制，为国产大豆加工企业的发展创造公平、自由的竞争环境，培育自己的跨国粮商。

4.2 加大对生产要素的培育和保护

不仅要保护和开发基础要素和高级要素，而且要用高级要素来开发利用好基础要素。基础要素方面，要加强水资源保护力度，特别是要保护好黑土地这一耕地中的“大熊猫”；而且还要不断提升中低产田的质量，特别是通过加强耕地基础设施建设来提升土地的生产能力。高级要素方面，首先要加大对大豆的科研投入，特别是育种科研的投入，要建立重大专项科研计划，提高单产水平，同时培育可适应不利耕作条件的大豆新品种，不断扩大大豆生产的可能性边界[13]；其次要加强高级人才的吸引与培养，改变农学相关专业在高校人才中的边缘地位，通过国家级的大豆人才计划来培养国内的高级人才，并吸引海外的高级人才。

4.3 调控国产大豆的有效需求

当前紧要的是要发挥好国产大豆相对于进口大豆的差异化优势，从而提高市场对国产大豆的有效需求，控制市场对进口大豆的有效需求，特别是要发挥好国产大豆的非转基因优势。一是要培养消费者的理性认知，认识到转基因与非转基因产品的差异，特别是加强转基因油脂标识的管理，从而真正提升消费者对国产大豆的偏好，克服价格劣势对国产大豆竞争力的不利影响；二是国产大豆要走绿色生产之路，推进牲畜粪便的资源利用，减少农药化肥的使用；三是开发新的饲料配方，扩大原料来源，以减少对豆粕的需求量。

4.4 合理发展大豆相关产业

首先，要合理控制好东北玉米产业的发展。从国家粮食安全来看，玉米作为高产谷物应该优先发展，但是从可持续的角度出发，东北地区的玉米发展要适当控制，要恢复大豆、玉米或大豆、小麦轮作制度。因为从历史来看，东北地区特别是黑龙江省以大豆而非以玉米种植为主，长期的玉米种植对黑土地的地力损害不容忽视。玉米与大豆作为替代作物，适当控制东北玉米的发展，才能有力提升大豆的生产规模与竞争力。其次，要大力发展农机、肥料等相关产业。既要研发与各地区土壤相适应的新型肥料，又要加大对化肥产业的补贴，降低化肥生产成本。

4.5 加强市场基础条件建设

首先，政府要建设好大豆等粮食供求信息系统。可由农业部牵头，利用好中粮公司、政府研究机构以及各高校、科研院所的人才，建立向国内外免费发布的国内外大豆供求信息系统，最终达到能与美国农业部粮食供求信息相媲美的水平，打破美国农业部对世界大豆有关信息的垄断。其次，建设并利用好期货市场。加大期货市场知识的普及宣传，鼓励更多的企业与个体参与期货市场进行套期保值，并加强现货市场配套设施的建设，完善大连期货交易所建设，提高其在国际市场中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