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琳

DOI： 10.16758/j.cnki.1004-9371.2022.03.003

希腊化时代，希腊文化东传开始了东西方文化大规模融合的时期，希伯来与希腊两种文明相遇对西方历史的影响持久而深远，基督教作为希伯来文明与希腊文明交流的遗产延续至今。以地中海古代世界为视角，希腊—马其顿人并非唯一征服近东民族的外族，前有亚述人、巴比伦人、波斯人，后有罗马人和阿拉伯人;犹太人亦非唯一臣服于外族的近东民族。对比其他异族统治者，希腊文化对近东民族的影响与其他征服者的文化影响有无区别？犹太人与近东其他民族对异族统治者主流文化的回应是否相同？比对犹太人对其他异族统治者态度和希腊—马其顿人对其他臣民的态度，犹太人与希腊—马其顿统治者的互动是否存在特殊性？上述疑问，均是犹太人希腊化研究讨论的课题。对比近东其他民族，关于犹太人希腊化的史料相对丰富，学者关于犹太人希腊化研究成果可观。可以肯定，古代近东诸民族鲜少如犹太人一样具有持久的生命力，犹太人的希腊化具有代表性，它为近东民族如何应对希腊化、如何调适本土文化及如何延续民族认同提供了范例。目前国内学者相关译著与论著丰富，梳理国外学者相关研究，无疑对于国内犹太人希腊化问题研究的拓展具有借鉴意义。

“希腊化”（Hellenismus）一词并非现代发明，其词源为古希腊语“Ἑλληνισμός”（Hellenismos）。根据《希英辞典》，释义通常有三：模仿希腊人;践行纯粹的希腊风格、使用希腊语或通用希腊语即科因奈语（κοινή）;异教主义（paganism）。第一种释义与希腊化含义相关，最早出现在公元前2—前1世纪犹太作品《马加比二书》（II Maccabees 4： 13）中：耶路撒冷出现效仿希腊人的“希腊化的高潮”（ἀχμή Ἑλληνισμοῦ）。具有“希腊化”（Hellenize）这一动词含义的希腊词汇“ἀφελληνίζω”首次出现于犹太作家斐洛（Philo，约前20—约50）的记载中：奥古斯都（Augustus，前27—14年在位）“希腊化了最重要的蛮夷之地”（τὴν δὲ Βάρβαρον ἐν τοῖς ἀναγκαιοτάτοις τμήμασιν ἀφελληνίσας）。古代文献中尚未出现词汇表达现代含义的“希腊化”。德国学者赫尔德（J. G. Herder）用“Hellenismus”指说希腊语的犹太人的思想或思维方式，為德国学界广泛使用;法国学者马特（J. Matter）接受此说，用“Hellénisme”特指埃及说希腊语的犹太人的思想。

德国学者德罗伊森（J. G. Droysen）首次用“Hellenismus”（希腊化）指代一个时期，即公元前最后3个世纪亚历山大帝国及作为其后继者的希腊化王国的历史，旨在探讨希腊古典时代与基督教兴起之间的过渡与转折期。关于希腊化时代的断限，学界尚存争议，从政治史角度，一种普遍观点认为始于亚历山大帝国建立（前334）到前30年最后一个希腊化王国托勒密埃及被罗马征服为止。笔者认为从文化史的角度，文化的产生、发展以及衰亡是缓慢的渐变过程，没有明显的时间节点。亚历山大东征之前，希腊对东方的影响已经显而易见，公元前30年后，希腊化文化的影响力依然存在，它融入到罗马文化当中，并延续至拜占庭帝国时期。

随后，英语中也衍生出“Hellenism”和“Hellenization”。二者在不同语境下有时可互用，有时各有侧重。首先，“Hellenism”强调古典时代所延续下来的希腊本土文化，“Hellenization”指希腊化时代产生的所有文化。其次，“Hellenism”倾向于有意识地效仿希腊文化的集体的或公共的行为，可能引发各种社会冲突与分化。“Hellenization”倾向于宽泛的文化传播现象，自发的、无意识的、浅表的或标签式的以及深层次的文化互动。再次，“Hellenism”是静态的文化结果，“Hellenization”是一个持续的过程。李·莱文（Lee I. Levine）认为“Hellenism”与“Hellenization”是同一个现象的两个方面。Hellenism”指代希腊化时期到罗马帝国甚至某种程度上到拜占庭帝国时期希腊化文化的演进，“Hellenization”表述具体的某个地区接受和适用希腊文化的过程。综合来看，笔者认为，“Hellenism”可理解为“希腊化文化”，“Hellenization”则可译为“希腊化”。

莫米利亚诺（Arnaldo Momigliano）认为希腊化不仅是一个历史时期，它具有两层含义：一项文化运动，孕育了东方与希腊思想新的融合;一种政治演化，产生了希腊—马其顿人统治东方民族的政治体系。笔者认为希腊化具有多层内涵，它代表一个时空，被纳入其中的民族无疑都历经这个时代的洗礼。它是一个文化交融和文明演进的过程和对一种文化现象的描述，在这一过程中诸民族或多或少地均与希腊文化发生了接触，问题在于深度和广度不尽相同。希腊化历经漫长、缓慢而复杂的历史演变，存在着希腊文化的传播、东方文化与希腊文化的互动以及东方文化内核以希腊文化为载体等多种形式，形成一个自成体系的文化实体，内容丰富，表现形式多样，兼具多维性与不均衡性。因此，希腊化是一个包容性强的多面体，需要从不同角度予以审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19世纪后期，犹太人的希腊化已为学者关注，集中在宗教领域。受欧洲古典学教育影响的学者，倾向于将希腊文化的传播作为亚历山大帝国及后继者王国的基本文化政策之一，过于强调希腊文化的重要性。20世纪以来，西方世界对犹太人逐步开放，犹太人的自主流动性增强，与外部世界互动频率增加，深受影响。这种历史境遇与希腊—罗马世界犹太人具有某种程度的相似性，犹太人希腊化问题被重新审视。关于犹太人希腊化问题，目前学界观点分为3类。

（一）同化—互异的二元对立论

19世纪，德罗伊森提出希腊化概念，东方文化被纳入希腊文化熔炉的观点成为学界主流。20世纪前期，希腊化文明研究的领军者塔恩（W. W. Tarn）、格里菲思（G. T. Griffith）以及沃尔班克（F. W. Walbank）等学者仍强调希腊文化在东方社会的渗入，希腊文化对东方文化的全面征服，东方民族被希腊文化吸引、影响甚至同化，始终处于希腊文化的洗礼之下。近东诸民族中，犹太人特立独行，由于希腊文化与犹太信仰相悖，坚决抵制希腊化，马加比起义（Maccabean Revolt，前167—前141）便是犹太人反对安条克四世（Antioch IV，前175—前164年在位）希腊化政策的表现。几位学者代表了早期学界关于犹太人希腊化问题的普遍看法。目前，将马加比起义归因于这种简单的“文化冲突说”已经过时。笔者认为，从长时段分析马加比起义，其中存在复杂的利益冲突与现实因素。犹太古史专家切利科夫（Victor A. Tcherikover），以犹太人视角审视犹太人与希腊化关系，不像上述古典学者那样完全否定犹太人的希腊化，而是强调希腊文化与犹太文化本质上互异。其《希腊化文明与犹太人》（Hellenistic Civilization and the Jews）中提出，政治层面而言，犹太人的希腊化以失败告终，犹太政制与希腊政制难以调和，希腊化政权不可能建立在神权政治基础之上，犹太文化与希腊化难以在同一政体下共存。切利科夫不反对某些犹太人如其他近东民族一样无法抵制希腊化“诱惑”的提法，但认为仅限于个案，总体而言，犹太人坚守民族性，未被希腊化文明同化。基于犹太文化与希腊化对立的观点，他认为本土与流散地犹太人希腊化存在差异，流散地犹太人需面临同化或对立的选择。尽管希腊化遍及巴勒斯坦，尤其各希腊城市，但耶路撒冷的希腊化是暂时的，犹太人通过暴力或文化手段能够有效保护犹太传统。流散地犹太人与希腊化的对抗具有持续性，或被希腊人同化，或依赖于犹太社区坚守传统，而后者成为主流。包括切利科夫关于流散地犹太人对希腊化同化或排斥的对立说在内，20世纪前期广泛影响一代学人的希腊化即希腊文化大规模东传、东方民族被同化或坚决排斥的观点，目前已被多数学者否定;哈里森（R. Harrison）即指出所谓希腊化便是希腊文明在后古典时代的传播，把已知世界团结为共享相同文化的统一民族的过程。

（二）互鉴与充分融合论

19世纪初德国宗教学家已关注希腊文化对犹太教的影响，“Synkretismus”（和合/混融）一度成为学界流行术语。20世纪30年代以来，学者逐渐认识到巴勒斯坦的阿拉米文献与希伯来文献中存在希腊元素，在巴勒斯坦也出乎意料地发掘出希腊语使用与希腊艺术品的痕迹。3比克曼（E. J. Bickerman）犹太裔古典学家的双重身份使他成为20世纪早期犹太古史与古典学跨学科研究的领军者。他强调犹太古史与古典学具有互鉴性。一方面，第二圣殿时期（前530—70）犹太人处于古希腊—罗马人的辐射范围，从希腊—罗马世界或者更广范围的古代地中海世界的视角审视这一时期犹太人的历史，可深化对犹太宗教思想为何及如何演进的认识。另一方面，犹太人是近东古代民族之一，研究犹太古史，对理解古希腊罗马人与近东民族关系具有借鉴意义。学术思想与研究视角的转变使学者对希腊化时期的犹太人研究的重心从犹太教扩展至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多个方面，并认为犹太人与希腊化关系不局限于同化与对抗这类简单的二元对立。以比克曼为代表，古迪纳夫（E. R. Goodenough）、莫尔顿·史密斯（Morton Smith）、莫米利亚诺等犹太人希腊化问题的专家均不同程度地强调了犹太古史与古希腊罗马史研究结合的重要性。

古迪纳夫认为希腊化犹太人与传统犹太人的身份认同具有一致性，不论释读传统有何差别，他们仍视自己忠于犹太同胞与犹太教。作为古代犹太艺术史的开拓者，自1953年至1968年，他持续出版了13卷《希腊—罗马时代的犹太符号》（Jewish Symbols in the Greco-Roman Period），结合考古与文献证据分析了古代犹太人的物质文化遗产。他认为犹太符号对理解古犹太教意义重大，但犹太艺术及其所蕴含的宗教思想也需置于希腊—罗马世界中去理解;公元后最初几个世纪，希腊语或拉丁语在希腊—罗马世界犹太人的普及程度胜于希伯来语或阿拉米语。利伯曼（Saul Lieberman）是20世纪拉比文献研究的学术巨擘;1942年出版的《希腊语在犹太人的巴勒斯坦》（Greek in Jewish Palestine），首次全面探讨了拉比群体对希腊语和希腊文化的熟悉程度。19世紀末学者已注意到拉比文献的希腊和拉丁外来词汇达3000个以上，利伯曼的研究超出语言层面，认为拉比群体对希腊—罗马的风俗、制度、法律甚至自然科学等文化均有不同程度的理解和研究。8年后出版的《巴勒斯坦犹太人的希腊化》（Hellenism in Jewish Palestine）补充前作，考察了1世纪后拉比犹太教时代犹太人与希腊文化的关系。利伯曼研究旨趣不在于犹太人希腊化，但他关于拉比阶层希腊化程度的界定是犹太古史与古典学研究结合的典范，对希腊化犹太文献研究具有借鉴意义。莫尔顿·史密斯指出，希腊化时代在土地所有制、宗教信仰、公民生活、艺术科学等各文化层面均不同于古典时代，但文化融合的历史根源可追溯至公元前6—前4世纪前亚历山大时期，早在波斯帝国统治时期，巴勒斯坦已受到波斯和希腊的影响。综上，20世纪上半期以来，学者们已突破早期研究将犹太人排除在希腊化之外的观念，尝试尽可能全面地阐释犹太人希腊化的例证与表现。马丁·亨格尔关于犹太文化与希腊化关系的讨论引发学界热议，影响几代学人，至今仍为学术经典。

马丁·亨格尔著作《犹太文化与希腊化：希腊化时代早期在巴勒斯坦的相遇》的英译版出版于1974年。如标题所言，他从希腊化时代早期切入，以马加比起义起因为中心展开讨论。他认同比克曼的观点，认为安条克四世对犹太人的宗教迫害由希腊化犹太人所主导。早在公元前3世纪犹太人已深受希腊化影响，诸多犹太人很快适应并吸收了主流文化。3在该书德文版出版（1969）30年后，他撰文纪念，考虑到学界研究不断进步，其论著的细节需增补或修订，但他不打算改变基本立论和成果。相反，亨格尔认为随着铭文、钱币、建筑等考古遗存或新的文献证据的出现，他的结论得到强化。他毫不犹豫地重申观点：公元前3世纪托勒密埃及统治犹太人以来，希腊语世界的流散地与巴勒斯坦本土的犹太教均可称为希腊化犹太教。巴勒斯坦希腊语与阿拉米语（或希伯来语）双语犹太人对基督教起源意义重大，这是他过去30年研究的重要结论之一。亨格尔重新思考了“syncretism”（混融性/和合性）的概念，认为在宗教层面德国学者提出的“混融性”无法视为犹太与希腊宗教互动的特有属性，以色列—犹太教从起源伊始便不断受到埃及、亚述、腓尼基、波斯甚至后来希腊人的影响。用希腊方式解释闪米特神祗或者说将希腊神与近东神进行身份对等和神名互换并不能称之为宗教“融合”。所谓宗教层面的“混融性”指有意识地在思想意识方面的融合甚至人为地创立新崇拜的过程。尽管亨格尔认为需慎用这一概念，尤其在宗教层面，可他仍然强调以色列—犹太宗教的历史演进伴随着“和合性”的特征。应该指出的是，他忽视了希腊化时代的特殊性。犹太教确实不断受到外族影响，但从未如希腊化时期一样，与希腊文化的互动孕育了新宗教的产生即基督教，从这一层面来看，希腊化时期犹太宗教的混融性特征具有特殊性。公元前3世纪，希腊化犹太文献与考古资料有限，是否能够说明犹太人的态度和犹太教属性存在疑问，《犹太文化与希腊化》的举证也存在可商榷之处。亨格尔在随后论著也指出希腊化早期资料稀缺，希腊化的过程不仅远比想象的长久，也不止于公元前31年亚克兴战役（Battle of Actium）。叙利亚和巴勒斯坦深入下层民众的希腊化可能在罗马帝国时期才得以实现，可以说，罗马是希腊文化遗产的保护伞。总体而言，《犹太文化与希腊化》体量惊人，亨格尔广博的学识和新颖的论断引发学界关注，批判性观点随之而来。

莫米利亚诺较早对亨格尔的论著做了简评。他肯定了亨格尔论著论证详实，所搜集的史料在长时间内都不过时，具有引领性。他指出，由于公元前3世纪犹太宗教与文化的史料稀缺有限，亨格尔实际上在没有理清这一时期犹太文化演进的前提下，探讨了一个未知本体的希腊化。莫米利亚诺与比克曼友善，既是犹太裔历史学家（Jewish Historian），也是犹太古史专家（Historian of Jews）。与比克曼一样，他也认为古希腊罗马史与犹太古史研究能够相互借鉴，相互补充。一方面古希腊罗马历史学者能够开阔犹太古史研究视野;一方面犹太人的历史遗产与贡献对古希腊罗马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1975年莫米利亚诺出版文集《外族的智慧：希腊化的局限性》（Alien wisdom： the Limits of Hellenization），指出犹太人不排斥希腊文化，在物质与世俗文化层面交流互动，但并未全盘吸收，始终保持信仰独立，使得犹太人并未如希腊化王国治下的埃及人和巴比伦人一样走向文化枯竭的险境。这是希腊化时期政治上依附希腊人的犹太民族能够延存的根本原因。

弗格斯·米勒（Fergus Millar）认可了亨格尔的论著，称它是从长时段考察犹太人与希腊化历史真相的代表性论著，是继罗斯托夫采夫（M. I. Rostovtzeff）之后研究希腊化世界历史的重要论著。米勒以马加比起义为切入点，反思并调整了亨格尔的观点。米勒将犹太社会的希腊化进程从亨格尔认定的公元前3世纪延迟至公元前2世纪中期耶孙（Jason，前175—前171年任大司祭）改革之后。安条克四世洗劫耶路撒冷、废除犹太律法以及亵渎圣殿等行为均为本人意志使然，所谓的“希腊化党派”之说并无可靠史料佐证。

路易斯·费尔德曼（Louis H. Feldman）于1977年和1986年分别发表《重审亨格尔的<犹太文化与希腊化>》和《巴勒斯坦犹太人有多少希腊化元素？》，指出亨格尔在观点与举证两方面的不当之处。他认为希腊化时代早期，希腊文化对犹太文化的影响是浅表的，未渗入文献、宗教和思想文化等层面。皈依犹太教的异教徒数量远多于通过改宗信仰或以通婚方式背离犹太信仰的犹太人。以色列是近东唯一一个保留大量本土语言即希伯来和阿拉米语文献的地区，希腊语文献反而较为稀少且水平有限。2006年的文集收录《以色列的希腊化程度有多少？》（How Much Hellenism in the Land of Israel？）一文，重新梳理了对亨格尔的评论，路易斯·费尔德不否认犹太人在社会生活各个层面受到希腊文化影响，认为犹太人坚守传统与信仰并非源自抵制希腊文化，而是犹太文化自身的韧性，但他质疑亨格尔提出的犹太人希腊化的速度和程度，他认为书信、文书、官文、死海古卷以及拉比文献等资料表明，从巴比伦之囚（Babylonian captivity，前586—前538）至阿拉伯帝国之后的两个世纪，巴勒斯坦犹太人书面用语以阿拉米语为主。1费尔德曼对马丁·亨格尔的批驳主要有以下两点。首先，他认为希腊文化在战争、士兵、钱币、地产等物质层面的印记只是表象，希腊化的内核体现在思想和精神层面，关于后者，希腊化时代早期犹太人希腊化例证显然不足。2笔者认为“希腊化”的概念具有较强的包容性与延展性，物质层面本就是希腊化的一个维度，不论普及程度如何，均是犹太人希腊化的表现方式。界定犹太人希腊化的程度需要文化分层，不能因希腊化的不均衡性否定犹太社会希腊化或者低估希腊化的深度。其次，他考量猶太人希腊化程度的原则以希腊文化在犹太社会传播的广度、证据是否充分、是否具有代表性为参照，认为亨格尔所列举的希腊化证据有限，集中在犹太上层社会，未渗入大众，影响力有限。3古代传世文献数量相对有限，是古代史研究普遍面临的一个问题，若从数量上诟病学者的论证，可能诸多观点均难成立。古代社会文化精英和政治精英有条件集中优质资源，他们借鉴、吸收希腊文化不一定获得大众认可，但容易被大众感知，即使人数少，作品少，影响力不一定立即奏效，但比普罗大众的精神生命力相对深远。从长远来看，文化精英和政治精英是维系犹太人与希腊文化关系的媒介。若过度强调论据的数量与广度，找寻精英阶层论据以外的尝试难免带来失望的结果。总体而言，笔者认为费尔德曼对亨格尔的反驳存在矫枉过正之嫌。

综上，学者们虽对亨格尔的观点有所批驳，但他们的认识则基本建立在亨格尔成果之上，属于观点重解，并未突破亨格尔的史料基础。他们批判亨格尔的先验性预设，即犹太人希腊化在希腊化时代初期已开始，难道学者们没有先入为主地以史料稀缺为由，否定了公元前3世纪希腊文化在犹太社会的广泛传播？在难以短时间内拓展史料数量和广度的情况下，批评者忽视了希腊化文化的特质，它包含从器物、制度到思想等多个维度，因文化要素属性不同，希腊化程度和速率本就有别。犹太人最早从陶器、建筑、艺术品、钱币等实物感知希腊文化，进而学习希腊语，引进希腊文化制度，用希腊语写作，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不能因为希腊文化的印记不明或例证不足否定了文化融合的初始阶段。总体而言，笔者认为亨格尔关于希腊化时代早期犹太人与希腊文化互动的论著，至少在史料与研究文献的参考价值层面，无出其右。

德罗伊森提出希腊化概念的初衷旨在探究希腊与东方文化互动视域下基督教的起源，遗憾的是仅完成政治史部分，以希腊化王国国际关系的嬗变为主线，尚未执笔文化史卷便转为普鲁士历史研究。从某种程度而言，亨格尔实现了德罗伊森最初设想，从文化史角度全面分析了从亚历山大至安条克四世时期犹太社会的希腊化进程。亨格尔是否受到西方新文化史学思潮的影响，值得思考。正如莫米利亚诺所言：犹太人希腊化问题由德国神学家提出，最初是一个宗教问题，他们关注希腊哲学在多大程度上被亚历山大里亚犹太人所吸收并渐趋传播给早期基督教徒，但“现在”（20世纪70年代），它已经成为文化层面的问题，即公元前3—前2世纪期间，犹太人与希腊文化的接触多大程度上影响了犹太人的制度、风俗与信仰。亨格尔的研究开启了犹太人希腊化研究的新风向，从社会文化史角度，重释史料、重塑历史。

（三）有限互动论

20世纪70年代以来，考虑到希腊化在各领域的进程存在差异，学者就犹太人希腊化的具体问题进行了深度的探讨，涉及希腊化犹太文献、犹太作家、希腊化犹太教、流散地犹太人、民族与文化认同、文化交流与文明史等方面研究。20世纪后期以来，学者对希腊化时代晚期至罗马帝国早期的犹太人政权哈西蒙尼王国（Hasmonean Dynasty，约前140—前37）与希律王国（Herodian Dynasty，约前47—92/100）的希腊化问题尤为关注，除历史与宗教、政治军事、外交关系等传统论题外，学者注重结合钱币、建筑、艺术等考古证据探讨希腊化元素，史料基础比希腊化时代早期优越。例如金德勒（Arie Kindler）的《希腊化对哈西蒙尼钱币的影响》一文从钱币样式、图案与文字、币值等方面对比塞琉古王国与哈西蒙尼王国的钱币，呈现出希腊钱币对哈西蒙尼王国的影响。拉帕波特（Uriel Rappaport）认为，哈西蒙尼王国对待希腊化态度以利己主义与实用主义为准则，守卫犹太教与接纳希腊化并不从冲突。总体而言，学者围绕是否希腊化、程度如何、论据是否有力等问题展开，普遍弱化了此前学者论述的希腊化文化对犹太人的影响程度，强调希腊文化与犹太文化有限互动的论调渐趋明显。

库特（A. Kuhrt）与舍温—怀特（S. Sherwin-White）从方法论角度指出在希腊人與东方关系的研究中，传统观点以希腊文化为中心，强调希腊文化在东方的建立与传播，沃尔班克主编的第二版《剑桥古代史》第七卷《希腊化时代》仍然延续传统思路，对东方民族关注较少。中东地区考古工作的发展使学者认识到古希腊—罗马史料的地域局限。忽视、猜疑甚至仇视是古代文明交流模式的常态之一，对外族宗教与生活方式表现浓厚兴趣的现象相对较少，希腊人与东方民族交流存在有限性。拉亚克（Tessa Rajak）打破传统的“希腊主体论”，以东方民族为视角，将希腊化分为3个层面：本土文化被压制，完全地或主要地被希腊风格所取代，这种情况较为罕见;希腊文化与东方文化的充分融合;希腊文化元素附着或被吸收到一种既有文化体当中，主体文化特征明显且相对恒定。犹太人的希腊化应属于第三种。李·莱文从“希腊化”内涵的视角出发，认为关于希腊化的片面认识和笼统表述是学者对犹太人希腊化问题存在分歧的症结所在。希腊化过程往往是一个自发的文化交流现象而非强制的文化植入或入侵，希腊化在各地各民族各阶层中表现各异，没有统一的标准。5桑德梅尔（Samuel Sandmel）强调巴勒斯坦犹太教是希腊化时代产物，毫无疑问它吸收了希腊词汇和某些文学形式，但并未受希腊化思想和思维模式的影响。桑德梅尔明确提出了类比法的危险性，认为相似的历史现象不一定存在直接的互益性。塞思·施瓦茨（Seth Schwartz）认为近东城市的希腊化主要体现在公共生活领域，民间日常生活难以捕捉。希腊化城市的市民能够兼顾“希腊人”与“原住民”两种身份，但基本延续传统信仰，这是近东希腊化城市的本土文化意识保有活力的重要原因，犹地亚犹太人同样如此。

格伦（Erich Gruen）是希腊—罗马世界流散地犹太人研究的代表学者，论著丰硕。他回应了切利科夫的同化或对立两难选择论断，认为现存史料并未表明犹太人在异族世界存在身份认同的困境和抗争，犹太人不一定需要面临同化或对立的两难选择。相反，他们在未触及传统文化内核的前提下，调整文化机制，重新自我界定。格伦认为希腊—罗马文化存在强大的包容性与影响力，犹太民族尽管历史悠久，仍不足以与之抗衡，这一观点可能低估了犹太文化自身强度与韧度。

20世纪后期学界关于犹太人希腊化有限性的讨论逐渐成为学界主流，21世纪以来学者们仍延续这一思路深入探讨。如莱斯特·格拉贝（Lester L. Grabbe）认为以希腊语的犹太文献论证希腊文化的影响相对容易，但希伯来语或阿拉米语的文献是否存在希腊化特征难以确定，争议较大;亨格尔夸大了希腊化时代早期希腊教育和希腊语在巴勒斯坦的地位与作用，没有证据表明希腊语在犹太社会广泛普及，巴勒斯坦具备双语能力（希腊语与希伯来语）或仅会说希腊语的犹太人数量有限，关于希腊化时期犹太人教育的史料有限，遑论反映接受希腊教育的史料。约翰·科林斯（John J. Collins）认为希腊化时期，对于流散地与本土犹太人而言，宗教文化与世俗文化始终界限分明，他们坚守底线，保持信仰的纯净，这是犹太人希腊化有限性的本质。这种宗教范式在古代社会实属特例，但为后世西方世界犹太教与基督教的存在方式提供范本。

关于犹太人希腊化问题的探讨，学者经历了文化对立、充分融合到有限互动的阶段，基本上否认了犹太人完全抵制希腊化或者犹太人深受希腊化文化影响甚至被完全同化的论断。随着史料的扩增和解读的细化，学者对希腊化界定趋于具体化，犹太人希腊化问题的讨论渐趋多元化，但基本沿着犹太人对外来文化始终保有自主的选择这一方向进行。文化要素的相似性不等于互关性，不一定存在相互的影响。古希腊与近东民族的文化交流古已有之，二者所表现出的某些文化上的相似性有时难以从源流上考证，是源自古希腊还是近东抑或分别根植于各自的文化土壤再或者源自另一种文化？其中充满各种可能，尤其是在希腊化这样一个文化交流频繁的历史阶段，文化融合更为复杂。古已有之的文化交流遗产与希腊化环境产生的新反应使学者往往难以而且也不可能追根溯源。因此，希腊化研究的要旨不是辨识希腊化文化的希腊元素，而是包括犹太人在内的各族与希腊化精神博弈的历史过程，不应陷入不可解的文化谜团止步不前。

第一、拓展史料尤其是考古资料，借鉴有效的理论与方法，开展微观研究。任何群体不论古今，都无法避免外来因素的影响，只是程度和范围有别。东方民族的希腊化不是有无的问题，而是多少的问题，不应笼统地、宏观地谈论希腊化，应分析具体案例，考察不同社会、群体、地域、文化维度的希腊化差异。囿于史料局限，学者不可能了解全部细节，但渗入个体才能掌握全局。理论与方法创新同史料更新不一定同步，难以兼顾的情况下，笔者认为可以倾斜前者，基于跨学科的研究方式，吸收人类学、文化学、艺术学、哲学甚至统计、地理、环境等学科的理论方法，转变思路，重新解读史料，诸多问题仍有待深入或重新讨论。例如，关于古犹太艺术史研究，需考察犹太符号在希腊化时代的消逝、变更或推新;犹太文化与希腊化文化的双向交互的问题，犹太人对希腊文化、对近东民族产生何种影响，异族对犹太文化有无兴趣及有何种兴趣;希腊化时期巴勒斯坦城乡关系背景下犹太平民的日常生活等问题。

第二、转换视角，以近东民族为主体，将犹太人希腊化研究置于近东民族的历史进程之下。希腊化是近东民族共同面对的一个命题，希腊化文化传播与各民族的回应构成希腊化的两个层面，各族希腊化的方式与态度兼具共性与特性。不可否认，古代作家关于犹太人的邻族或者阿拉伯人、斯基泰人、利比亚人等希腊化世界的边缘民族的记载较少，关于犹太人的史料相对丰富，一定程度反映了犹太人在希腊化世界的影响力，但不能由此断定犹太人在希腊化进程中是完全特殊的存在。犹太人所接受的某些希腊化文化经由周边民族的过滤，他们对待异族文化的某些方式可能借鉴了周边民族，因此需置于希腊化的“大同世界”与近东民族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去理解和考察犹太人的希腊化。希腊化不等于希腊文化早已是学界的共识，希腊化时代的开启者是希腊—马其顿人，在它发展早期，希腊文化是主导，所以将其称为希腊化文化，公元前2世纪之后，希腊化王国日渐式微，东方民族的影响力渐显。传统研究注重以希腊文化元素为参照审视希腊化现象，探寻犹太文化的希腊特征是犹太人希腊化问题研究的共性。实际上希腊化不仅是文化融合的过程，更是希腊与东方文化的再造与被造，不能忽视东方民族的能动性。希腊化文化为犹太文化提供了新的载体，注入新鲜血液，推动犹太人不断强化其文化的独特性，是犹太文化的调和剂、保鲜剂甚至生长剂。鲍尔索克（G. W. Bowersock）曾指出，希腊化体现在语言、艺术、思想等诸层面，为东方的文化表达提供了灵活的方式与媒介。它不一定背离原住民的传统，相反，为其提供了新的、有力的发声方式。因此，需以近东民族为主体，重新审视既有史料，开拓新史料，发掘新问题。例如，犹太人与近东民族的冲突与交往;比较近东民族对希腊化回应的异同，分析犹太人与近东民族希腊化的特性与共性;犹太人与近东诸民族的宗教对基督教起源的影响;近东民族的希腊化成果如何延续，在丝路文明的演进中是否以及如何发挥作用等，诸多问题有待置于“希腊化”背景下被重释或发现。

第三、延展希臘化的时间维度，关注古代晚期至拜占庭帝国时期希腊化的演进。上已述及，希腊化内涵丰富，指代一个时空范围，一个文化实体，亦是一种文化现象或者文化演进的过程。文化互动产生和合性的希腊化文化，是希腊与东方民族的复杂集合，在不同历史环境下持续变化。从文化史角度，不论在时间、过程还是结果层面，可以说希腊化延续至拜占庭帝国时期。有学者认为拜占庭帝国时期希腊化文化取代传统的希腊—罗马文化成为主流。目前关于犹太人希腊化问题的史料集中在公元前最后3个世纪，罗马帝国之后，以拉比文献、铭文以及会堂资料为主，史料相对零散，这与希腊化进程持续深入呈明显反差。莱文认为可能与犹太人逐渐熟悉和适应异族文化、对异族文化的畏惧感减弱有关。虽然史料渐少，但在地域和阶层的分布更广，体现了希腊化在社会的影响趋于稳定。因此，需关注古代晚期至拜占庭帝国时期犹太人历史，完善这一时期犹太人希腊化的历史轨迹，探讨更多问题。例如，希腊化成果的延续与流变;近东希腊化城市在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以及阿拉伯帝国时期变化;希腊化遗产对犹太社会深远影响等。

“希腊文化东渐”与“希腊文化西来”并非义同形异的话术表达，而是不同情境下以希腊或东方为视角的转换。希腊文化东传落地需要调适以适应东方环境;面对希腊文化西来，东方民族文化必会修整以作反应。东西方文化互动实际上就是一种文化再生的过程，“混融性/和合性”（Syncretism）是希腊化的显性特征，长期以来被学者所强调与关注。笔者认为“混融性”所伴生的或者另一种表现形式是“重构性”（Reassignment），二者构成了钱币的两面，在重构方面，各族差异更为明显。重构不仅是希腊文化在东方民族传统模式下的文化调适，也包括东方民族面对希腊化冲击的文化自觉。在希腊—马其顿人的统治下，被征服的东方民族感知到希腊化文化对本土文化的威胁，有意识地强调民族传统与价值。犹太人同样如此，采取类似或创造新方式重申并强化身份认同，努力表达犹太人在异族世界的优越性。犹太人希腊化的特殊性源于犹太教，面对希腊化，犹太教存续了生命力、信念感、使命感以及创造力，使犹太人保有文化自信，从未产生卑劣感。因此，古代犹太人在希腊—罗马世界的文化适应并未以放弃犹太身份为代价，不能以丧失族群或宗教认同为参照判定犹太人的希腊化程度。

古代社会本质上没有突破封闭性的特质，但异族的影响不可避免，各族能够适时地修正传统与舶来之间的关系，有边界地接纳异族文化，在二者之间找寻合适的立身之处和有效的立身之本。在探讨犹太人希腊化的有限性问题时，需正视这一前提的存在，不以当代标准评估犹太人的希腊化程度。希腊化时代的近东民族包括犹太人在内，选择、过滤和修整是一种文化常态，不限于希腊化时期。某种程度而言，“希腊化”是理解犹太历史与文化的一种视角而非研究的目的。当然，这种学理上的探讨并非没有现实意义。可以说，合理解释希腊化的内涵、准确复原希腊化世界中各民族的境遇，对于当代多元化世界中各民族的共存、全球化浪潮中文化间的交流以及跨国语境中的历史认知而言，无疑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收稿日期：2022年2月9日]

（责任编辑：刘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