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悠然

DOI： 10.16758/j.cnki.1004-9371.2022.03.001

对早期国家行政管理体系的组织、运作和自我调节的考察是古代文明研究的重要方面。官员的出身与选任，尤其是总领司法、税收、行政、工程等各部门工作的维齐尔（Vizier）群体的出身，关系到国王权力的限度和精英群体的身份构建，反映了国家在特定时段内官僚体系的组织方式和政治风气。

第六王朝（约前2345—前2181）大臣乌尼（Weni）的传记记录了其为3位国王服务、最终成为上埃及总督的职业生涯，强调了他在工作中的智慧、才干、忠诚与功绩。因此，乌尼“寒门能臣”的形象被树立起来，学界将其看作新阶层的代表。他的长篇传记被作为证明古王国时期维齐尔出身和选任出现变化的核心材料。一些学者据此认为：古王国时期，官僚群体在第五王朝（约前2494—前2345）出现了一个重大变化，在官僚体系扩张的背景下，非王室背景的官员不仅人数增多，还开始占据高位，选官原则由看重“血缘”转向重“功绩”（Merit），一个“白手起家”（self-made）、凭才干和功绩晋升的新阶层逐渐形成。这一观点影响了学界对古王国的政治变迁、王朝兴废等问题的讨论，官僚体系的扩张对王权的分割被视为古王国末期王权衰微、国家崩溃的原因之一。新出考古发现揭示了乌尼显赫的家庭背景，其“寒门能臣”的形象不攻自破，“白手起家”论也难以成立。但是，这部分材料的意义没有得到充分挖掘，以致早年形成的上述传统观点依然主导古王国的官僚体系研究。

本文详细分析关键材料《乌尼传记》（The Biographical Inscription of Weni）及相关考古发现，厘清此前对此传记及与此相关的官僚出身和选任问题的误读，并重新梳理古王国时期维齐尔群体出身的变化及影响其选任的因素。

1860年2月，马里埃特（A. Mariette）在阿拜多斯（Abydos）中部墓区发现一块石板，上刻第六王朝大臣乌尼的传记。这块石板高1.1米、宽2.7米，颜色微黄，已裂为两块，边角多损坏，仅余左下方边角完好。石板上下边缘有部分缺失，表面有若干破损，导致文本中有多处缺漏。石板上的文字与人像均为阴雕。正文竖写，共51行，第一列文字向左，其余各列向右，另在石板顶部有一行自右向左的献祭套语。石板左下角刻有乌尼的形象，他短发长裙，向右而立，右臂放在胸前，右手放于左肩，右肘则放在左手上。3目前，这块石板藏于开罗的埃及博物馆（馆藏号CG 1435）。

《乌尼传记》的石板实物照片及传记录文被多次出版。埃及学家们致力于补足传记缺漏部分，并将传记内容先后翻译成法、德、英等多种语言。1933年，塞瑟（K. Sethe）根据葛伯特（E. Grébaut）为传记石板拍摄的照片做出迄今为止最为准确、完整的录文，这一版本成为学界普遍使用的传记文本。5此后，利施泰姆（M. Lichtheim）、6辛普森（W. K. Simpson），7以及斯特鲁德维克（N. Strudwick）都以塞瑟的录文為基础来翻译《乌尼传记》，译文被收录在他们各自选译的文献集中。1在国内埃及学界，李晓东教授首次注意到《乌尼传记》的重要史料价值，将其收录在《埃及历史铭文举要》一书中，并作题解、翻译和注释，是为《乌尼传记》的首个中文译本;2郭丹彤教授则在《古代埃及象形文字文献译注》一书中提供了《乌尼传记》圣书体象形文字的全部录文，并对全文进行了转写、翻译和注释。

《乌尼传记》全文皆以第一人称口吻，按传主乌尼为泰提（Teti，约前2345—前2323年在位）、派皮一世（Pepi I，约前2321—前2287年在位）和麦瑞拉（Merenre，约前2287—前2278年在位）3位国王服务的时间顺序叙述，记录了传主为国王完成的一系列任务。笔者对乌尼的政治、军事活动及其职位头衔的变动进行梳理如下：

乌尼为官的职业生涯始于其在泰提统治时期担任仓库总管一职。4派皮一世在位期间，乌尼得到了国王极大的信任，被多次委以远超他职级的重任，由此实现职业生涯的飞跃。在派皮一世和麦瑞拉统治时期，乌尼参与的政治、军事活动种类繁多，涉及对国王的公私服务两方面。在国王的私人服务方面，乌尼为国王进行护卫、运输国王丧葬用品所需石料;在国家的公共服务方面，乌尼参与司法、军事、工程和行政管理，几乎深入到了国家管理的方方面面。在结束每一项任务的描述后，传记都以乌尼口吻的高度评价作结。这些自夸的评价，将乌尼和其他官员获得的国王信任进行对比，以展示国王对乌尼办事能力和忠诚的高度满意，亦强调派皮一世和麦瑞拉这两位国王对乌尼的赏识、信任和宠爱远超其同侪。此外，传记中关于派皮一世统治时期的内容大量使用“尽管我只是……但陛下任命我……因为我在陛下心中是那么优秀忠诚……”的句式。这类句子以乌尼官职之低微与国王委派他的任务之关键、之机密做对比，以突出尽管乌尼的官职、地位本不足以参与传记所记录的活动，但国王依然因乌尼的忠诚品质和办事能力而给予信任和青睐。在麦瑞拉治下，国王依然重用乌尼，为他分配在上埃及的象岛（Elephantine）、伊布哈特（Ibhat）、哈特努布（Hatnub）等地区为国王收税、征募劳动力和各项资源的任务。最终，乌尼一路高升，被任命为上埃及总督，成为真正的高级官僚群体中的一员。

仅就文本而言，《乌尼传记》似乎为学界提供了一个古埃及官员依靠自身的行政能力和忠诚品质获得国王宠信、屡屡立功、在职业道路上不断攀升的案例。然而，1995年重新启动的阿拜多斯中部墓区考古调查带来了“第二次发现”乌尼的机会。

阿拜多斯中部墓区遍地垃圾、难以清理，自马里埃特1860年挖掘过后便无人问津。1995年起，密歇根大学凯尔西博物馆（Kelsey Museum）和宾夕法尼亚大学—耶鲁大学—纽约大学联合考古队在理查兹（J. Richards）的带领下开始对阿拜多斯中部墓区进行考古调查。基于1995、1996年两个考古季获得的地形图、陶片分析等成果，考古队发现，大量第六王朝陶器和一座泥砖马斯塔巴墓废墟（地上祭祀建筑）都与马里埃特100余年前的考古成果具有一致性。由此，考古队确定了乌尼墓葬的位置。乌尼墓葬是一座相当宏伟的泥砖建筑，砖块尺寸在阿拜多斯地区历史中拔得头筹，墓葬四周围墙目前仅余约5米的部分，厚度约为3米半，每道墙接近30米长。另一重要发现是两块彩色浮雕碎片拼起来后呈现出“长者乌尼”字样。还有一碎片上刻有“真正的上埃及总督”，这正是《乌尼传记》中所提及的乌尼拥有的最高头衔。考古队还发现了乌尼幼年时期的石灰岩小像，雕像上刻有“贵族乌尼”的铭文。一座已损的假门上刻有国王赐给乌尼的名字“尼弗尔—奈赫特—麦瑞—拉”，以及“大法官和维齐尔”的头衔。最重要的是，考古队在乌尼墓葬东面发现一近2米高的石灰岩门柱，上面刻有献给维齐尔伊乌乌（Iww）的铭文以及一些男性亲属为伊乌乌献上祭品的画面，其中一位男子被标注为“他的长子，上埃及总督，长者乌尼”。这些都是传记文本中没有记录的信息。在传记文本中，乌尼的职业生涯止于“上埃及总督”。5但墓葬考古成果却表明：乌尼在此之后，还进一步升迁为“大法官和维齐尔”。传记文本为什么没有记载乌尼的“大法官和维齐尔”头衔？较大可能是，乌尼是在其晚年才被提拔为大法官和维齐尔，那时他的传记铭文可能已经制作完毕。

“乌尼之父是维齐尔伊乌乌”这一发现促使卡纳瓦提（N. Kanawati）进一步考察伊乌乌的家庭情况。他收集了CG1576、CG1439、CG1643等一系列与伊乌乌有关的纪念碑，通过辨析碑文中的人名、官名并为其构建时间序列，指出伊乌乌可能是派皮一世的岳丈、上埃及总督库辉（Khui）的儿子;他进而将乌尼与库辉的庞大家族联系起来，并构建出乌尼显贵的家族谱系，即库辉为乌尼的祖父，派皮一世的王妃為乌尼的姑母，上埃及总督、国王泰提的女婿伊努敏（Inumin）则是乌尼的曾祖父。1乌尼的传记虽未载其曾祖父伊努敏为泰提宠臣这一信息，但事实上乌尼自释褐起就不可能不受惠于其家族的门荫。

纵观《乌尼传记》研究史，不难发现，古王国官僚群体研究，尤其是对官僚群体选拔和出身的认识几乎都立足于《乌尼传记》文本。考古学家对乌尼的“第二次发现”揭示了乌尼的显赫出身，这与此前研究者眼中“寒门能臣”的形象形成冲突，理应激发对乌尼及其相关政治、历史问题的再研究。但阿拜多斯中部墓区的二次考古调查成果刊布后，前引“寒门能臣”、“白手起家”等成说不仅未得到清理和反思，甚至还有后来者为这种值得商榷的传统观点继续添砖加瓦。因此，有必要检讨《乌尼传记》及以此为基础的古王国时期官僚群体的出身、选任和分工研究的形成过程。

乌尼是一位“寒门能臣”的结论最早出自加德纳（A. Gardiner），他指出，《乌尼传记》记录的是“一个出身卑微之人如何攀爬到埃及最尊贵的位置之一”的故事。但他似因“乌尼出身卑微”这一点不言自明而未做论证。蒲慕州也认为，“乌尼的出身可能并不是很好”。政治学家芬纳（S. E. Finer）的《统治史》（The History of Government）中还援引加德纳对乌尼的分析作为古埃及官僚体系研究的案例使用。可见，乌尼形象的偏误已经传播到政治学领域中。事实上，传记文本中从未给出乌尼的家庭背景信息。学者可能误将传记首句讲述乌尼职业生涯始于“仓库总管”（imy-r3 pr-Sno）的内容解读为乌尼的职业生涯起步较低，因而出身必然卑微。5不过，“仓库总管”职位具体地位相当多样，传记中并未详细记录此仓库总管所属部门或仓库主人的身份，目前难以判断此职位在古埃及官僚体系中的具体地位。故不应对乌尼的出身做出未经考察的判断。

贝恩斯（J. Baines）据传记中“陛下提拔我为唯一的朋友和侍卫总管，4名曾在此岗位的侍卫总管被我取代”一句，7认为当时“‘功绩制’（Meritocracy）的存在是很明显的”，他进而提出：“这种对功绩制的展示（Meritocratic Display）已经是第五、六王朝时期官僚体系制度化的一个部分……（古王国）从一个血缘导向、特别是以‘贵族的一员’头衔为象征的等级制度，转变为一个基于行政职务的体系。”8贝恩斯似乎认为，乌尼在获得侍卫总管职位前经历了一番“竞争”并凭借自己的功绩胜出。然而，单凭传记文本实际上无从获知乌尼在竞争中是否凭才干与功绩胜出。理查兹刊布阿拜多斯中部墓区的考古发现后，乌尼的显贵出身说明他可以凭家族势力获得职位。因此，现有材料无法说明乌尼在职业生涯中的成功是古王国中晚期实行“功绩制”的表现。而贝恩斯据此做出的古王国等级制发生由重“贵族身份”转至重“行政职务”之变化的观点，自然也值得商榷。

艾尔（C. Eyre）在其对《乌尼传记》的专门研究中提出两个观点。其一，他将乌尼在政治格局中扮演的角色称为“新人”（New Men），他认为乌尼作为一个出身低微的国王宠臣，依靠为国王提供贴身服务而获得国王的信任与职业生涯中的上升机会，其主要任务是代表国王本人与作为既得利益者的地方大族势力抗衡。统治者扶植缺乏背景的寒门官员以对抗庞大的权贵家族势力，使此群体成为社会中的新兴阶层，在世界各文明的历史中并不鲜见，这可能是艾尔受到其他文明中类似现象影响的结果。“新人”有其特定含义，指成为其家族中第一个获得高级职位并进入元老院的人物，即那些出身并不显贵而最终身居高位的官员。1然而，这一概念无论其内涵还是其群体的出身特征对乌尼这一个案都不适用。对“新人”一词的使用表明，艾尔在未经考证的情况下预设了乌尼并不显赫的出身层次，那么他进一步得出乌尼“白手起家”的结论也是一个“水到渠成”的偏误。在时空背景和政治体制截然不同的情况下将具有特定含义的其他领域术语不加考索地直接挪用至本领域中的做法，消解了古埃及历史的独特性和复杂性，也令艾尔对乌尼其人及当时政治背景的判断缺乏可靠的根基。其二，艾尔指出，在第五王朝中期，官僚群体中出现了有实际职务的技术官僚与无实际职责的宫廷贵族两者间的分化;乌尼自然是被归入有实际职务的技术官僚一类，这一群体即所谓“白手起家”人群。2由此，官员的出身与职务虚实的变化被研究者们联系起来，寒门出身的技术官僚掌“实职”，世袭贵族则有“虚衔”，不必参与具体工作。但乌尼的出身情况说明，官员的出身与职务的“虚实”并无确定的联系。

事实上，自马里埃特于1860年发现《乌尼传记》以降的100余年中，埃及学家们因缺乏其他的相关材料，只能通过《乌尼传记》本身这件孤立的文本考察其中的历史信息，故加德纳、贝恩斯和艾尔的研究受文本影响发生对官僚群体认识的偏误。但他们的根本问题主要不在材料的缺乏，而在于过于大胆、武断地在缺乏考证的情况下建立联系，或对文本细节分析不够彻底，或未加甄别地使用其他学科有特定背景、意义和使用范围的术语。在乌尼的“二次发现”后，尽管卡纳瓦提在重构乌尼家族世系的研究中做出了突出贡献，但他依然肯定了单纯考察传记文本“会使人相信乌尼在官僚体系中凭能力、效率、勤奋和国王的信任升迁”。他认为，“与《乌尼传记》类似的文本说明古王国后期出现了一个冉冉升起的新阶层，他们将自己在职业生涯中的升迁归因于能力而非裙带关系”。3与此类似，虽然学界普遍接受了考古材料与传记文本在塑造乌尼形象上的差距，4但并未对官僚群体的出身和选任作出“知识更新”后的研究，下一部分将聚焦于维齐尔群体，并对这个方面做出讨论。

在古埃及官僚体系中，由维齐尔、中央政府各部门总管、王宫总管等官员组成的高层官员群体在国王统辖下管理国家。1而这一群体中，又以维齐尔为重。他们不仅是中央政府的首脑人物，下辖财政、官吏、工程、粮食、法律等多个部门，还参与宫廷管理，与国王有密切的个人联系，可被视为国王的代表和国王意志的传达者、执行者。维齐尔的出身与选任是古王国选官原则的最显著表征。

古王国早期，维齐尔从国王的男性直系亲属中挑选。君臣之间的信任关系以血缘为基础。这就使得内廷管理与国家管理互相交织，两者间没有明确的界限。在目前发现的材料中，维齐尔一职最早出现在第四王朝（约前2613—前2494）国王斯尼弗鲁（Snefru，约前2613—前2589年在位）统治时期，此人名为尼弗尔玛阿特（Nefermaat）。2在研究者看来，尼弗尔玛阿特是国王胡尼（Huni，约公元前2637—前2613年在位）之子，即斯尼弗鲁的兄弟。3他的宏大墓葬位于梅渡姆（Meydum）金字塔附近。4墓葬的位置和规模暗示了尼弗尔玛阿特与国王的紧密联系。尼弗尔玛阿特的长子海姆伊乌努（Hemiunu）亦拥有维齐尔的头衔，并被称为“真正的国王之子”。他的墓葬位于吉萨大金字塔附近墓场的核心位置，其墓葬石料的采石场标记表明，海姆伊乌努墓可能修建于胡夫（Khufu，约公元前2589—前2566年在位）统治时期，他本人则是国王胡夫的维齐尔。5这正与他父亲尼弗尔玛阿特是胡夫的父亲斯尼弗鲁的维齐尔相对应。海姆伊乌努的继任者维齐尔昂赫哈夫（Ankhhaf）据传是斯尼弗鲁偏妃的儿子，为国王哈夫拉（Khafra，约前2558—前2532年在位）服务。6所以，在古王国时期中，直到第四王朝，维齐尔一职都由国王的儿子担任。

古王国中央官僚体系于第五、六王朝期间明显扩大，以管理、档案、工程、税收和库房5个部门分工运作，中央还会派出官员在各诺姆征税并招募劳动力。由此，官僚群体的人数也显著增加。这说明当时国家治理所要面对的局面变得日益复杂。国王的男性直系亲属人数有限，仅从王子中挑选维齐尔，不足以维持中央政府的运转。塞内杰米布·因提（Senedjemib Inti）就是在官僚体系扩张后得以担任维齐尔的。他埋葬在吉萨的塞内杰米布（Senedjemib）家族墓葬群中，这个家族中的第一个为人所知的人物正是因提。因提的家庭出身不得而知，他的墓葬铭文显示，因提从杰德卡拉（Djedkara，约前2414—前2375年在位）统治的后半程开始担任维齐尔，同时，将“王室档案书吏的总管”、“六大法庭总管”、“国王的一切工程总管”、“两国库总管”、“两粮仓总管”等权柄集于一身。因提既要统领众臣，指导书吏的文书工作，也要处理法律事务、管理公共工程、粮食布匹等物的供应与分配等问题，是典型的掌握中央政府实权的人物。因提的两个儿子塞内杰米布·麦西（Senedjemib Mehi）和赫奴门提（Khnumenti）的形象都被镌刻在因提墓室之中，他们都有维齐尔的头衔。通过墓室铭文中透露的时间信息可以推知，因提死后，麦西不仅担任维齐尔，还担任上下埃及王室建筑大师、双粮仓总管以及王室书吏总管。麦西的妻子肯特考斯（Khentkaus）有“国王之女”的头衔，限于匮乏的史料，目前无法确定麦西是否真的娶了一位公主，但其身份应是比较显赫的。因提的另一子赫奴门提的墓葬中刻有乌纳斯和泰提的王名圈，故赫奴门提应是为这两位国王服务的维齐尔。古王国时期派皮一世的工程总管奈赫布（Nekhebu）的传记记录了他职业生涯中详细的晋升过程。奈赫布自“普通建筑工”做起，历任“建筑工程督工”、“建筑工程总管”和“（建筑工人）某部总管”，逐步被提拔为“王室建筑大师”，进而成为“宫廷大臣和国王的建筑大师”、“唯一的朋友（上下埃及）两房子的国王的建筑大师”，最终成为派皮一世时期著名的工程总管。这样看来，他似乎是典型的在“功绩导向”下获得职业成功的人物。但是，莱森纳（G. A. Reinser）指出，奈赫布也属于塞内杰米布家族。奈赫布的墓葬中虽然没有父母的信息，但他的墓葬位于塞内杰米布家族墓葬群之中，其头衔“建筑工程总管”也是塞内杰米布家族成员普遍拥有的头衔之一。奈赫布的两子之墓在其墓葬对面。此二子普塔舍普塞斯·伊姆匹（Ptahshepses Impy）和萨布普塔·伊波比（Sabuptah Ibebi）的头衔都是“贵族，国王的一切工程总管，两房子中的王室建筑大师，两工坊的总管”。4塞内杰米布家族的4代人主要担任维齐尔和建筑总管，从杰德卡拉统治时期一直延续到派皮二世（Pepi II，约前2278—前2184年在位）时期，虽然他们并非国王的直系亲属，但他们已经通过家族的传承形成了一支不容小视的势力。

前引传统观点对古王国官僚体系的认识中，选官原则从“血缘”转向“功绩”论的重要支撑是第五王朝时期的王子们不再担任维齐尔等高级职务，而非王室出身者可凭借其才能或功绩出任重要官职。实际上，王子们从高级职位中的退出并不能充分地证明选官原则的转变。王子们从维齐尔等高级职位中退出后，接任维齐尔的杜阿恩拉（Duaenra）、塞沙霍特普·赫提（Seshathotep Heti）和巴巴夫（Babaf）虽然确实并非国王之子，但他们来自更广泛的王室亲族，也不是真正的“寒门能臣”。而且，巴巴夫是杜阿恩拉之子;上引塞内杰米布家族虽非王室出身，但也有4代高官。这说明国家即使在王子以外的群体中选择官员，“功绩”在官员选任上发挥的意义也远不如“血缘”。

近年来，部分埃及学家开始尝试使用“复杂网络分析”（CNA）的数据处理手段，对古王国超过2000位男性、500位女性的墓葬考古材料进行分析。这项研究发现，自第五王朝起，高级职位的人选基本来自与王室通婚的权贵家族成员。6也就是说，第五王朝时期，维齐尔群体的出身确实出现了变化，但这并非本质的变化。维齐尔选官的范围仅仅从第四王朝时期国王的男性直系亲属小圈子扩大到与王室有姻亲关系的权贵家族子弟之中。这一变化既是国家行政体系走向复杂、成熟的过程中所需人员增多的要求，也是国王为平衡各大家族势力、巩固统治做出的必然选择。官员的出身，即其背后的家族姻亲关系，一直是古王国时期维齐尔选任的关键影响因素。

尽管乌尼在传记中频繁展示自己在工作上的效率、才华和忠诚，但是，阿拜多斯中部墓区的二次考古调查成果已经令现代人对乌尼的家庭背景有全面的认识，“乌尼仅凭为国王服务的功绩就在职业生涯中步步高升”一事自然不会被轻易采信。当然，也没有必要对乌尼在传记中的一切叙述持怀疑态度。如乌尼一样在传记中详述为官功绩的官员不在少数，可见以记录官员职业生涯为主的传记传达了当时社会对官员的价值取向，即推崇为官勤奋高效、忠实可靠的风气。社会观念未必与社会现实完全吻合，在现实中，血缘门第、裙带关系依然是古王国时期维齐尔选任的主要影响因素。

乌尼案例的特殊性、典型性在于其文本材料与考古材料相隔100余年的发现，也在于《乌尼传记》研究与古王国时期官僚群体研究交织的复杂历程。这段极具参考价值的研究史提示，要抛却未经考察的预设，将新出考古材料与古老文本等量齐观，进入考古与文献共同构建的历史情境;也要沟通语文学、考古学等学科，重视不同学科对同一问题的研究進展，以不断推进对古埃及历史的认识。面对与现代社会有着相当隔膜的古代世界，使用其他时空背景下的特定术语（如“新人”）需要仔细甄别，谨慎对待。

[收稿日期：2021年11月15日]

（责任编辑：李晓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