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宏运

相虎、淑惠两口子和我，四十多年前就结识了，虽分属不同的文化单位，但相虎画画，我爬“格子”，都算沾了点文艺创作，便自觉亲近，一旦见面就有说不尽的话，成了好朋友。

后来，相虎调去了西安半坡博物馆，淑惠也跟着调进了省艺校，我们的联系便不那么及时、顺畅。

大约十年前的一天，相虎不知从哪儿得到信息，说是距我们县城东南七十多里外，有个鞑子梁，适宜美术写生，他便和淑惠背了帐篷，径直从西安住到了那儿。安顿好后，突然给我来了电话，劈头盖脑地质问：你也是搞创作的么，鞑子梁这么好的地方，咋还不来？

我有点儿蒙，仓促间支吾道，听说过那儿，但好像没直达的班车，也不知道该咋走……

他更来气了，啥？你连咋走也不知道？——算了，你别说了，我女子李晴明早开车来看我，我让她路过县城时把你捎上。

第二天中午，我便坐着李晴的红色小轿车来到鞑子梁下，气喘吁吁地爬上梁顶，见到了相虎。接过他递来的两瓶矿泉水，一口气喝完，便抓起傻瓜相机，吱儿吱儿地拍照起来。镜头里的世界，是石板的天下，一律的白，或一律的黑，可辨分为房子和堤埝。有孤立着的，如欧美的古城堡，村落则像苏州河畔的民居，夹出小巷上空的一线天。墙是层层叠叠的青石板，仿佛一摞摞的千层饼。房前屋后，围裹镶嵌有冬青和迎春，根藤粗壮，茎叶墨绿，垂吊成长廊凉亭。场院似巨型的青花磁盘，中间卧有吊着锈迹斑斑大铁环的石磨、石碾、碌碡，种种密不透风的美，紧凑得使我喘不过气来。忽然天朗气清，淡泊、舒缓了——我已转至村外。天底下只一个小小的我了，身边再无他物，我就又是一个大大的人。山啊，川啊，远处的河流啊，都匍匐了，远远地退去，躲闪在薄膜似的雾霭中。苍黄的草色里，遍地马兰花，自觉地装饰起紫色的绚丽背景。两只拇指大小的蝴蝶，一黄一黑，表演着双人舞蹈翻飞追逐……

转回到相虎两口子住的地方，一户村民小院。偏左的一棵核桃树下，搭了顶蓝白相间的帐篷。村民已搬去山下，留着灶房的门。房前的台阶便成了他俩的会客室兼餐厅。淑惠已在电饭锅里熬好了稀饭，正用小刀往一个深口的青花瓷碗里削黄瓜。边削边灿烂地对我笑说，早上在帐篷，听小鸟在树上叫，才能真切地体会到古诗里的“打起黄雀儿，莫教枝上啼”多么的妙趣横生。相虎便嘲笑她，鞑子梁这么大，她在他写生时，一声儿招呼也不打，就到处乱逛，“要是碰到坏人，把你要怎么，你可该怎么？”淑惠正将削进碗里的黄瓜块放进盐和蒜水、醋汁，颠簸了调拌，突然的一下，朝相虎扬去，像似恶狠狠地要砸他，“我倒想碰到个坏人，一个和你不一样的人，可就是碰不到么！”

我的脑子却开起了小差。想起今早来时，小轿车如履薄冰地在破损的柏油路面上作S形穿梭，底盘不时刮蹭出“卡拉拉”声；拄着拐杖到梁下接我们的淑惠，黑的像非洲野人，她手里削的那黄瓜，是相虎要我买的，特意叮咛我洗净了再拿来，梁上没水，现在的用水是他花钱雇村民挑的；又吩咐我别买馒头葱花饼等等干粮，它们都容易发霉，要买就买锅盔，锅盔耐放……

我忽然不好意思吃这饭了，但肚子不争气，干渴难耐，便没出息地喝了一碗稀饭，吃了几口黄瓜，故意抚摸起肚皮，嚷道，哎呀，我吃不进去了！早上出发时，在县城吃了一份羊肉泡，带着拖挂。

之后，便谢绝了他两口子急赤白眼、近乎于恼怒的挽留，径自下山，回到了县城我的家。大约半个多月后，写了篇《画家夫妇的鞑子梁生活》，分两次，刊载在了《商洛日报》（周末版）上。

相虎看了， 大不以为然，淡淡道：急了点，有些儿早……

但他两口子在鞑子梁的事儿，似乎却就此得到了传扬。众人注目的焦点，自然聚集在相虎的主业——鞑子梁写生上。他先是以油画，之后转换为焦墨。触目惊心的鞑子梁石板，在他的笔下焕发出时尚和青春。荒凉孤寂的鞑子梁草木，在他的画板上，繁复重叠了，荣耀着厚重生命的辉煌和顽强。至于那些荒凉的掩映在草丛飞蚊中的小径啊、扁扁肚子的黄牛啊，也都生趣盎然，别具了童真的意味……

相虎却总感觉他的笔触，这儿还缺点什么，那儿还遗漏了什么，如洁癖症患者似的，在鸡蛋里面挑骨头，寻觅他的画面中的缺憾、不足：今天是思想、学养，明天可能是境界、趣味，到大后天呢，也许又成了生活、视野、功底、技巧，等等等等。继2013年7月7日，西安大秦美术馆慕名为他举办了“焦墨写生展”后，翌年12月，陕西国画院又以“中国有个鞑子梁”为题，举办了他的焦墨写生展，鞑子梁所在县的县政协，和他供职的西安半坡博物馆，又联合出版了《行者独步——李相虎焦墨写生作品集》，获得了国画山水写生大师级人物，如崔振宽、钱志强等的交口称赞，他却仍以为自己的作品，仅是顽石、璞玉，拿出了，会糟贱世人的眼珠，亵渎了先贤、经典。便一年又一年地背起帐篷，携妻安家，在鞑子梁上，达摩面壁似的，对着那幽木乱石，横撇竖点，不停地在纸上涂抹晕染……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他就以作品《槐乡》摘得过全国青年画展油画三等奖，随即又有油画作品《马兰花》入选全国六届美展。他的书法作品，章草隶篆，也旨趣卓然，独特地挺立于书坛。他的每一次鞑子梁写生，都可以当作他的“封山之作”，足够他的余生受用。就连鞑子梁上的遗民老者也困惑不已，悄悄问淑惠，这里常有画画、照相的来，转转看看就走了，你俩却下这么大的茬，扎根在这儿，想干啥哩？为卖钱吧？但有慕名者、粉丝，欲以数十万的银子，购买他的写生画，他却一概拒之于千里之外。那鞑子梁再好，长年累月地身处其境，也早该没了神秘、新鲜、好奇，他到底还想怎么样呢？

相虎听了，大多付诸一笑，间或嗤之以鼻，轻蔑我的目光短浅、世俗，他自诩“行者独步”。他的形象，便定格在了我给他拍的那张照片里：背着个大背囊，驮一筒状的长条，像玄奘西天取经似的，一步一步地朝鞑子梁上攀爬。

无论我怎么质疑，和他争辩，他怎么反诘，不屑于我，他都从未生发出厌恶、厌倦，或恼怒，似乎还把这些当作快活、快感和享受。

由此及彼，爱屋及乌，我俩便愈来愈格外互相关注起彼此的家庭，子女的教育、就业，各自血压血糖的高低、眼睛白内障的薄与厚等等。节假日了，频频致以问候祝福。每隔半年、数月，相虎随淑惠回娘家来到县城，或者我去西安路过半坡，我们都要相聚欢庆，举杯畅饮，斟茶、品酒。言谈之间，鞑子梁和鞑子梁写生，总或沉或浮地闪烁了亮点，或近或远地显现在我们的心里。虽年逾古稀，都成皓首的老翁老妇了，还常常聊发少年狂，给嘴过生日，啥时再去，弥补缺憾，憧憬向往着新的发现和诗意。这便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吧，老朋老友，不了的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