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苏艳玲

“这个故事，你可以不写进书里。”齐老看着我，眼睛用力眨巴着。

这是四月的一天。就是说，从海棠走进我的寻梦工作室，签下为叔父撰写回忆录的合同，已过去半年之久。而我登门采访，已是第五次。我身心俱疲。好在，即将收尾。可我关掉录音笔，准备告辞时，齐老突然拉住我，说，还想补充一个故事。

海棠重新煮一壶普洱，飘出了书房。

“我们从一九四九年春天那个夜晚说起吧。你知道，半年前，太原被解放军围困，成了一座孤城。城里城外，明碉暗堡密布。就在那天晚上，我和父亲，住进自己的碉堡……”

齐老的声音浸在水汽里，透出湿漉漉的气息。

那是我和父亲在碉堡里度过的第一个夜晚。我们躺在硬邦邦的草垫上，父亲像秋风中的落叶一样，簌簌抖个不停。这是他的老毛病了。起初，我很抗拒和他靠得太近，可寒冷来势汹汹，驱赶着我，钻进那唯一的狗皮褥子底下。很快，我发觉了碉堡的好处，黑暗深不见底，世界安静得像死去一样。我心头一喜，紧绷的神经陡然松弛，比黑暗更深的睡眠乘机占领了我。

迷迷瞪瞪的，有狗叫声从头顶滚过，高亢，急促，横冲直撞。很久没有听到狗叫了，仿佛一夜之间，城里的狗都不知去向。我惊慌失措地挣扎着坐起，父亲的手臂钳子一样箍紧了我，将我又按回地上。

狗叫声戛然而止，父亲依然抖个不停。我屏气敛息，心跳加速。这时，起风了，狂风呼啸，卷起细碎的沙石，也卷走了似乎一触即发的凶险。我听到西厢房的门被踹开了，但他们只是稍作停留，便扬长而去。我长吁一口气，和父亲靠得更近一点，可再无睡意。远远地，枪炮声又在零星炸响，肚子跟着雷鸣般叫个不停。此起彼伏的喧嚣里，隐约有啜泣声萦绕，时高时低，若有若无。

直觉告诉我，是素素。一定是素素回来了。我掀掉狗皮褥子，一跃而起，摸索出去的方向。可触手可及的，只有比铁还坚硬的冻土。父亲依然一动不动地躺着，只悠悠吐出一句：“咱家再经不起折腾了。”声音是那么沉重，那么苍凉，仿佛一条吃饱了雨水的绳索，裹住我慌乱的手脚。

当黑暗烟雾一样消散，父亲迎着从通风口漏进的熹微晨光，小心翼翼地探出身体，双手托住洞口，轻轻一跃，跳回地面。我紧随其后，双脚刚一落地，父亲扯来一片破木板，盖住洞口，再扔几把黄土上去。我们踩着飞舞的尘埃，向院中心的槐树走去。不出父亲所料，现在，无论从哪个角度打量，谁也不会发现，蓑草丛中，断壁之下，竟藏着一座碉堡。

这是父亲的杰作。

作为西北修造厂曾经独当一面的工程师，一位从没坐过堂却名声在外的业余医生，在他并不漫长的职业生涯中，缔造过许多得意之作。但他说，与脚下这座简陋的秘密建筑相比，那些都算不得什么。

说来话长。那是两个月前的一天。如果不是素素的母亲毫无征兆地突然失踪，一袋红大米从天而降，将院子西南角的棚屋砸出一个大口子，那个意外与悲伤交织的日子，实在不值得铭记。但对父亲来说，却非同寻常。他黯淡的眼神，焕发出久违的奇异光彩。

可我无心洞察他的眼神。辍学，饥饿，看不见未来，所有这些，都让我沮丧。十二岁的素素，是我乏善可陈的生活里唯一的慰藉了。我像影子一样陪着她，几乎跑遍大街小巷，却一无所获。后来，我们放弃了漫无目的的寻找。素素病倒在床。而我则被一瘸一拐的父亲领着，拜访他的前同事，而今西北制造厂一位号称“鬼才李”的工程师。不久我便进入厂里做文书，而“鬼才李”，成了我的顶头上司。

这不是我的理想，也不是父亲的。他更希望我步他后尘，做工程师，或者教书也好。可战火频仍，摧毁了他的幸福，也动摇了他对人生的美好憧憬。眼下，他只巴望我活下去，不被饿死，或者无缘无故地意外死去。

数日之后，警察破门而入，把大病初愈的素素带走了。谁也不知道她去了哪里，她像她的母亲一样，不知去向。夜幕降临时，我收工回到家，发现已人去屋空。我的身体瞬间被掏空了，双膝一软，跌坐在门槛上，眼泪止不住地哗哗流淌。我不记得哭了多久，突然听到南房的门“咯吱”一声裂开了。月色浮动，刘嫂没有血色的瘦脸草纸一样在门里晃了晃。我不再哭泣。我蓦然想起，还有许多疑团要向她求证。警察闯入时，她一定在家，她应该见证了整个抓捕过程。可这个受到惊吓的可怜女人只是飞快地瞟了我一眼，便右手抱儿子，左手拉女儿，鱼儿般游进无边的暗夜。她的男人志刚走近我，拍拍我的肩膀，一字一顿吐出几个字：“兄弟，后会有期。”说完，挑起担子，颤巍巍走了。夜色苍茫，将他们吞噬。此后，我再没见过他们。

目睹素素被抓的人，也许，就只有父亲了。

我像一条丧魂失魄的狗，在槐树下徘徊，从未有过的绝望和孤寂笼罩着我。正屋住的李先生已多时不见，素素母女失踪，刘嫂一家逃难，我无法预知，早已支离破碎的生活，还蕴藏着多少未知的凶险和意外。

所有的星星都睡了，月亮摇摇晃晃打着瞌睡。困倦袭来，可我不想回屋睡觉。我席地而坐，将头枕在膝盖上。料峭的春风拍打着我，可我不觉得冷。似乎过了很久，一道光芒自夜的深处缓缓驶来，停泊在我额头。我吃惊地仰头看，父亲正举着油灯，笑容可掬地看着我。在我目不转睛的注视下，他有些发窘，挠了挠荆棘般的乱发，手指在虚空中轻轻一点，指向院子西南角，梦游似的告诉我，那儿，有碉堡。我瞪大眼睛，努力张望，可除了倾圯的断壁和黑魆魆的乱影，什么也看不到。

父亲又神秘莫测地笑了笑，大步流星朝他指的方向走。晚风浮荡，油灯摇曳，他破烂不堪的衣衫上下翻飞，使他像废弃的稻草人一样既凌乱又飘逸。我惊讶地一蹦而起，擦了擦眼睛，差点大叫失声。天哪，他没有瘸！他的脚步是多么坚定和麻利啊，简直比征战沙场的将士还要矫健。我目瞪口呆地看着他在瓦砾中停下脚步，向我招手。

我木偶一样跌跌撞撞地来到父亲身边。他把油灯递给我，弓身掀开一块木板。稀薄的光亮里，一只比夜更幽深的黑洞，舒缓而强韧地插入地下。洞很窄，仅容得下一人通过，四周错落着砖头大小的浅坑。父亲没作声，踩着坑，兔子一样一跳一跳地往下走，然后，一跃而下。

我迟疑了片刻，学着他的样子，跳了下去。猫着腰，走五六步，眼前豁然开朗。这分明是一间房子，比我和父亲的房间稍小一些。地上铺着草垫，角落里扣着一只木箱，很快我知道了里面锁着那袋从天而降的红大米。木箱另一边，油灯、餐具，还有夜壶，一应俱全。东西角上，有巴掌大小的通风口，通向西厢房的灶台。

我怔怔地看着，困扰过我的疑团，霎时都有了答案。我突然想拥抱父亲。可我手脚僵硬，最后只是呆立原地，发出比哭更难看的傻笑。

炸弹落下那天，黄昏时分，我回到家，只见父亲像枯藤一样缠绕在废墟上，手舞足蹈，念念有词。我漠然扫他一眼，后来总算听明白了，他要修复棚屋。这个决定如果来自一个四肢健全、头脑正常的人，准会被嗤之以鼻。烽火连天，命如草芥，一座早已破损不堪的棚屋，值得大动干戈吗？可是，对父亲，我们选择了宽容和原谅。自从一年前，他右腿被打残，整个人便疯疯癫癫，目光呆滞，神思恍惚，言语行止常令人莫名其妙。

父亲找来砖块瓦片，将倾圮的断壁围在中间。他是如何得到它们的？没有人关心。他像一个过家家的小孩子，将它们高高垒起，组成稀奇古怪的形状，又恶作剧似的一点点推倒。偶尔，我们向他投去匪夷所思的一瞥，多数时候则视若无睹。正是我们的无视与冷漠，如大网罩住了他，使他见缝插针，夜以继日地挖掘和构建。他瞒过了所有的人，包括，他唯一的，相依为命的儿子。

说实在的，父亲的碉堡，不过是地窖而已。在这城市的地下，分布着许多地窖，用来存放白菜土豆等等杂物。槐树左下方，就有这么一座。但显然，它不入父亲法眼。如果执意要找不同，那就是它的出口处，还堆积着砖块与瓦砾的组合体，俨然坍塌的断壁，内部也更加宽敞而已。可父亲坚持，它就是碉堡。如果不是碉堡，它还能是什么？太原城里城外，耸立着密密麻麻的数不清的碉堡。除了看得见的碉堡和工事，地堡和地道也星罗棋布。与这些阴森恐怖的庞然大物相比，他的碉堡微不足道，不值一提。可是，关键时刻，它或许能救命。

对此，我并不确定，但它的隐秘存在，让我踏实。但我们并不急于进入碉堡。那暗无天日的地方，奇冷无比，生活又极其不便。而且，嘴上不说，但我们心照不宣。我们在等待，等素素回家，等她的母亲回家。直到两个月后，夜晚的枪声越来越密集，我们才像地鼠一样，闷头扎入地下。

经历了一个充满悬念的夜晚，我们终于重见天日。此刻，阳光明媚，无限温柔地包裹着我们冰凉的身体，也将参差的光影投在西厢房虚掩的木门上。我和父亲久久打量着它，然后，悄没声地溜进屋。

父亲掏空口袋，将寥寥可数的红大米倒入铁锅，舀水，生火。不多时，米香溢满屋子。父亲贪婪地吸着鼻子，把粥舀进两只粗瓷碗里，白生生的水汽包围着他，使他消瘦肮脏的脸庞看起来生动而慈祥。我顾不得滚烫，风卷残云，将一碗稀粥灌进肚里。父亲双手捧起碗，坐进阳光里，慢条斯理地小口吸溜着，像在亲吻一块金子。

素素就在这时候推开了我们的门。或许是推门耗尽了所有力气，她面条一样软绵绵地黏在门槛上，眼神忧戚地看看父亲，在我脸上定格。

“家栋哥哥，我饿。”

我手足无措地看着她，脑袋嗡嗡作响。她真瘦啊，瘦到几乎认不出来了，布满冻疮的手却又红又肿。我后悔粥喝得太快，眼光飘向父亲，看他悬在半空的碗。父亲乱蓬蓬的头颅一扬，稀粥挟带着混浊的光，哗哗注入大张的嘴里，最后他将空碗晃了晃，傻笑着说：“我也饿。”

泪如泉涌，将素素的脸庞打湿，洗去污垢，露出殷红的血痂。我惊愕地看了她几秒，倒退一步，夺门而出。父亲追着我跑出大门，可他哪追得上我。

齐老眉毛一挑，你大概在想，我父亲为啥这样冷酷，不近人情？

我想了想，一定有难言之隐吧。

齐老没有回应，咕咚咽口茶，声音之大，让我吃惊。

飞跑的我，化身为一只鸟。如果有一种药，吃了以后可以变成鸟，我想，这城里每个人都恨不得吞下去。我们渴望飞走，逃离这苦难之地。可我们谁也逃不掉。我们沦为可悲的被囚禁的笼中鸟。眼下，令我们求之不得，能给予我们短暂快乐的，是比钻石还稀缺的粮食。

那时我们住在旱西关。我踩着父亲的大呼小叫冲出巷子，跑过红市街，钟楼街，宛如穿行在蝗虫扫荡过的麦田。面黄肌瘦的市民与我不时迎面撞上，像遭遇电击般迅速分开，唯恐一不小心，将对方碰倒，再也站不起来。他们在朝着城墙的方向跑，循着粮食的气味跑。空投的红大米有时会慌不择路，满世界地瞎撞。要是运气足够好，也许会撞到，偷偷摸摸地据为己有。当然，风险巨大。若运气不好，被警察发现，交粮不说，免不了被揍个半死。他们跑得歪歪扭扭，不管不顾，像蹒跚学步的小孩子。那是缺乏维生素，患上了夜盲症的缘故。我抬头望天，蓝得让人心碎，捕捉不到飞机的影子，甚至一片云彩都没有。心想，他们又要诅天骂地，空手而归了。

我的厂房，已搬到侯家巷的山西大学。那是中国最早的三所国立高等学府之一，此时书香已荡然无存，机器在日夜不停地轰鸣，空气中充斥着剑拔弩张的气息，枪炮源源不断地在此诞生，然后被运往大小碉堡。我讨厌这里，更加渴望变成鸟，飞得无影无踪。

午饭照样是发馊的红大米和黑乎乎的叫不出名字的汤。工人和当兵的端起碗，三五成群地晃向门外，坐在阳光里，狼吞虎咽。我呆坐在工位上，大脑飞速运转。与我一起做文书的是三个学生，穿着洗得发白的校服，却无学可上。我把汤喝得一滴不剩，装模作样地拨拉几口米饭，趁没人留意，倒入折好的草纸，藏进袖筒。

我自以为做得天衣无缝，可是快收工时，“鬼才李”找我来了。他把我带到墙根僻静处，在一株老柳树前站定。剥光了皮的树干裸露在血色残阳里，红得触目惊心。树梢处，一抹若有若无的新绿在浮动。

他举目凝视良久，说：“春天来了。”他抚摸着光溜溜的树干，像在摩挲一件易碎的瓷器，“这样的日子，不会太长了”。

我疑惑地看着他，看他胡子拉碴的面孔意味深长地慢慢转向我，压低了声音说：

“老头子早飞走了。”

“谁？”

“你也走吧。明天不要来了。”

我几乎落下泪来：“不，我不走。我爹会骂我的。”

他歪着嘴笑了：“我应许过他，要给你一条生路。”

我低下头，垂手而立。他是对的，可我不能走。我需要那一碗红米饭，素素也需要。我想辩解，却欲言又止。

“走吧。”他摆摆手，“保护好自己，保护好你父亲，准备迎接苦尽甘来的那一天。”

我后退几步，双手紧紧按在小腹上，袖筒里的米饭冰疙瘩一样硌疼了我。

见我无动于衷，他脸色一沉，厉声道：“走。”

我眼里的冰碎了。我知道我别无选择。

他一直把我送到门外。我弯下腰，向他鞠躬告别。要再过五天，解放军的红旗插上太原城头，我才能顿悟他的良苦用心。可当时，我垂头丧气，委屈又悲愤。

行色匆匆的市民再次与我相遇，他们在发疯似的奔跑，骑摩托车的军警挥舞着长鞭和大刀紧追不舍。夜幕低垂，将飞机来过的痕迹一笔勾销。抑或，它们压根儿就没有造访。我但愿它们永远不来。每次它们到来，奄奄一息的城市便陷入混乱。这个春天，被春风涤荡的太原城仿佛一只无法填饱的胃，时刻都在挨饿。

走进巷子，撕心裂肺的哀号狂风一样呼啸而至。那是周老太太在哭。一周前，从天而降的红大米撞倒了她的房子，砸死了她的丈夫。可随即赶来的军警才不理睬她的悲伤呢，他们怒气冲冲地用鞭子使劲抽打她，逼她交粮。之后，每当夜幕降临，她便坐在逐渐加深的天光里，恸哭不已，哭一命呜呼的丈夫，哭得而复失的粮食。

我蹑手蹑脚地走过周家，推开院门。父亲正端坐在槐树下，雕塑般肃穆而庄严。蓦然，所有的怨怪如雪融冰消。红大米落下那天，他是否也曾被打？我居然从没想过问他，而他也守口如瓶。

西厢房悄无声息。素素正在酣睡。

父亲告诉我，给她上过药了，又喂了点东西。

我依偎着父亲坐下。我们谁也不说话，然而，我们从未像现在这样心心相印。

号哭声还在回荡绵延，像要哭到地老天荒。渐渐，哭声远了，枪炮声近了，在看不见的地方轰鸣，似乎比往日更加密集、更加响亮，预示又一个险象环生的夜晚。

幸亏，我们有碉堡。我兴奋地站起来，迫不及待想回到碉堡里去。

父亲瞅着我，也慢慢站起身。可我们像僵住了似的，寸步没动。我们不约而同，向西厢房望去。

依然没有动静。素素还沉浸在悠长的睡梦之中。她是有多么困倦啊，世界乱成一团，都不能把她吵醒。

“素素她娘，是共产党。”

父亲自言自语。

我瞟了他一眼，并不惊讶。令我诧异的，是他吐出这句话时，语气从容，目光淡定，身体也不再簌簌发抖。

又一颗炸弹落下。这次似乎近在咫尺，震耳欲聋，火光冲天。紧闭的门终于开了，素素惊慌失措地跑出来。

“快，跟我走。”

父亲声嘶力竭地大吼。

我拉起素素，跟着父亲向碉堡飞奔而去。我们从炸弹劈开的亮光中夜鸟一样奋力掠过，投入深不可测的黑暗。

无须油灯照明，父亲轻车熟路地找到草垫，打开狗皮褥子，安顿我和素素躺下，自己则披一条破棉被，窸窸窣窣地坐到墙角里。

枪炮声像春节里的鞭炮，响得劈劈啪啪，连绵不绝。当意识到我们是安全的，素素一个鲤鱼打挺，坐直了身体。

“齐叔，您没有瘸，也不是疯子。”

父亲干笑一声：“不装瘸，装疯，他们会打我，逼我修碉堡。”

“他们也打我妈妈。她全身是伤，疼得站不起来了。”

素素又缩进狗皮褥子，大放悲声。

我和父亲默不作声，任由她蓬勃的哭声横冲直撞，渐渐疲软和微弱。父亲长叹一声，用悲凉的声音说：“想听故事吗？”

素素抽抽噎噎，钻出了头。

那是一一二五年，金国大将粘罕率领五万大军，直取太原城。当时驻守太原的，是大奸臣童贯。他得到战报，吓破了胆，带着亲信，还有平日里搜刮来的金银财宝，逃之夭夭。知府张孝纯和副总管王禀没有逃，他们决定死守，与太原共存亡。

他们发动全城军民挖掘壕沟，加固城池，修筑防御工事。十五岁以上、六十岁以下的男丁，全部重新整编，昼夜巡逻。

这年冬天，粘罕大军兵临城下。双方交战，直打了个天昏地暗，山川易色。金兵攻城屡屡失利，便改变战术，把太原城围了个水泄不通。太原成了一座孤城。

双方又僵持了两个月，粘罕急了。他派人到朝廷里游说。威慑之下，皇帝怕了，同意与金兵讲和。附带条件是，把太原、中山、河间三镇割让给金人。

皇帝派出大臣，到太原宣谕。王禀跪在地上，听完圣旨，怒发冲冠。他拔出佩剑，正气凛然地说：“太原军民决不受命，愿以死固守。”军民深受感染，也大声疾呼：“我们愿与城共存亡，绝不投降！”

中山、河间两镇民众，也拒绝了屈辱的圣旨，与金兵展开了殊死决斗。

一直坚守到第二年夏天，城里存粮断绝。牛马驴骡，也全部被吃光了。兵士弓上的牛筋，盔甲上的牛皮，也煮了充饥。可还是饿，士兵们饿得头昏眼花，有的连兵器都握不住了。百姓更是惨不忍睹，树皮草根，被吃了个一干二净。

转眼，已是九月。金兵终于攻破太原城。王禀率领兵士，与金兵展开艰苦卓绝的巷战。最终，寡不敌众，节节败退。他和儿子且战且退，一直退到汾河边，投河自尽。

素素不再哭泣。头顶的枪炮声渐行渐远，像能量耗尽的雷鸣。

父亲感慨：“从古到今，太原就是一座英雄的城市。兵燹、烈火、水淹，每一次磨难，没有让它毁灭，反而更坚强。”

素素踢掉狗皮褥子，大叫：“不！我不要守城！我要太原快点打下来。妈妈说，太原解放了，我父亲就回来了。他还活着，是共产党。”

“快了。胜负很快见分晓。”父亲冷不丁又抖了下，“历史是一条河流，势不可当，也泥沙俱下，在正义与邪恶、进步与反动、光明与黑暗的较量中，终会做出正确选择。”他似乎非常疲惫，声音低沉沙哑，却清晰有力。

那天是四月十九日。齐老平静地说，解放太原的外围战打响了。

那是值得铭记的日子。被围困半年之久的太原城，将浴火重生，而百姓饥寒交迫的苦难生活，也将一去不返。

思维倏然一闪。我说，我有种感觉，您父亲和素素，很像父女。

齐老苦涩地笑了笑，他原本有女儿，因为战争，失去了。那些年，他一直都在失去。失去亲人，失去家园，失去热爱的事业。还有……

齐老顿了顿，还是，先说说素素母女吧。

素素母女第一次走进我们院子，是一九四六年初秋的一个黄昏。那年，我十五岁，刚考入国民师范，正踌躇满志又忐忑不安地等待入学通知。也可以说，那段时间里，我无所事事，相当悠闲。我渴望四处走走，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嘛。但父亲一句言简意赅的叮咛，把我拉回到书桌前。

“咱家再经不起折腾了。”

这句话像魔咒一样，牢牢将我罩住。

于是我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可我读得心不在焉，耳边总有个声音在倔强地呐喊，怂恿我，与父亲针锋相对。

刘嫂正坐在屋檐下哄她的第一个孩子，一边手脚麻利地腌制咸菜。手掌大小的白萝卜、胡萝卜簇拥着她，她像抟土造人的女娲一样，气定神闲地将它们一一捞起，刮去表皮，清洗，切成两寸大小的细条，再投入釉质光亮的咸菜坛子。她察觉到了陌生人的到来，抬起戒备的圆脸，用标准的太原方言招呼不速之客：“你们找谁？”

她与生俱来的大嗓门吸引了我，也打断了专心读书的父亲。我们对视一眼，好奇地望向窗外。首先看到的是一个年轻女人，留齐耳短发，着极普通的蓝布旗袍，戴黑框眼镜，一脸温婉的笑，像个女先生。在刘嫂的追问下，我的猜测很快被证实了，她果然在学堂里教书，姓周。九岁的素素被母亲牵着，素白旗袍，扎麻花辫的脑袋东张西望，宛如机警的白鸽。

周先生说：“以后，我们就是邻居了。”

刘嫂又问：“你家男人呢？”

周先生脸色暗了下：“日本人打太原的时候，战死了。”

刘嫂的表情和声音瞬间柔软，长吁道：“这兵荒马乱的，一个妇道人家，又带个小孩子，怪可怜的。”

“你不也一个妇道人家，带一个小孩子么。”

素素的反唇相讥，引得两个女人哈哈大笑。刘嫂在衣衫上擦了擦手，三步并作两步地走近周先生，抢过脚边的柳木箱子。周先生并不拒绝，两人说说笑笑地走向西厢房。当我恋恋不舍地收回目光，发现父亲苍白清瘦的面孔上，罕见地浮着一丝笑容。我冷冷剜他一眼。

这晚临睡前，父亲仍盘腿呆坐在炕沿上，眼睛紧闭，像入定的老僧。对此，我早习以为常。我熄灭油灯，将身体嵌入幽深的黑夜。眼皮子愈来愈重，重到无法睁开时，就听父亲自言自语：“家秀要活下来，也这么大了吧。”我一激灵，睡意全无。

家秀是我夭折的妹妹。

一九三七年冬天，日本鬼子兵临太原城。父亲背着行李和刚满月的妹妹，母亲则拉着五岁的我，向老家交城逃去。在汹涌嘈杂的人潮里，我们像一叶扁舟，向着意念中的故土，载浮载沉。枪炮声紧逼，妹妹大哭不止，令我既恐惧又烦躁不已。四周是乌泱泱的人，我们行进得比蜗牛还要缓慢。记不得走出去多远，一枚炸弹落在身边，强劲的气流腾空而起，将我们送上半空，之后便晕了过去。当父亲在我的哭声中艰难地苏醒，血肉模糊的母亲和妹妹早已冰凉僵硬。

我和父亲流着眼泪，把她们抬进冰雪覆盖的交通渠。走出几十步，父亲又挤过人群，踉踉跄跄跑回来，将妹妹抱起。又走出不远，父亲跺了跺脚，丧魂失魄地再次折回，把妹妹小心放入母亲怀里，双膝跪地，咚咚咚咚地磕四个响头，拉起呆若木鸡的我，头也不回地走了。

按照父亲的计划，把我们母子安顿妥当之后，他再返回厂里。西北修造厂已迁往川、陕，失去组织的父亲，像离群的孤雁，心急如焚。母亲和妹妹的猝然离世，令他万念俱灰，后悔不迭。他无心上路，无法继续工作。我们滞留在空荡荡的老宅里，在祖坟里起了两座新坟，把母亲和妹妹的衣物埋了进去。自此，父亲晨起头件事，是去问候她们。

第二年春天，交城也沦陷了。日本鬼子不时进村扫荡。父亲犹如惊弓之鸟，一听到风吹草动，便拎起弱不禁风的我，向村后大山里飞奔。我们东躲西藏，风餐露宿，苟全性命于乱世。直到一九四五年，日本人战败撤离，我们动荡不安的生活，才画上残缺不全的句号。

一天，父亲用悲喜交加的眼神看着我，哑着嗓子宣布：“你该进学堂读书了。”

我躲开他的注视。时光如刀，一天一天，在他身上锲而不舍地雕镂，削去他的儒雅，他的睿智，他的玉树临风，将他变成一个肮脏、猥琐、摇摇欲坠的风烛老人。只有当我读书时，他颓败凄楚的表情，才泛出些许欣慰。可他有所不知。我发奋读书，不过是梦想未来有一天，可以远走高飞，与他离得越远越好。

几天之后，我们打点行装，走了一天一夜，风尘仆仆地回到太原。我们朝思暮想的家，位于小东门街的小四合院，父亲的父亲穷尽一生心血缔造的家园，已面目全非。睹物思人，父亲禁不住涕泪滂沱。后来经“鬼才李”做保，我们才暂住于此。可是，一年后，当我们的旧居修葺一新，父亲像忘了之前的计划，没有丝毫要搬走的意思。

我求之不得。那些年里，我和父亲有太多的貌合神离，在这点上，却父唱子随，心气相投。据说，房主早年经商，生意遍及大江南北，宏阔的房屋，西南角阔绰的马棚，都在见证主人当年走南闯北的辉煌。只可惜，房主后来不知去向，房子便闲置下来，日益衰颓。诚然，它又破又旧，看上去像有一百多岁了，可我才不介意呢。我喜欢它的开敞大气，喜欢名目繁多的树。槐树、枣树、梨树、丁香树、葡萄树，应有尽有，想必是不同的房客，在不同时段里兴之所至栽种下的。每到春天，它们便奋力生长，偌大的院子一时间格外拥挤。我很乐意和它们挤在一起，像它们一样无拘无束地恣意生长。夏日午后，躺在绿树深情的环抱里，看枝叶婆娑，听蝉嘶鸟鸣，倦了，眼睛一合，睡个天昏地暗，不知今夕何夕。秋天，树们争先恐后地交作业了，或是红得发紫的果实，或是肥硕的叶片。伸出手来，轻轻一拧，将一颗乌溜溜的葡萄送入口中，汁液四溅，饱满的甜，一直沁入心窝里。冬天，树们安然睡去，而我依然醒着，期待与一场大雪邂逅，做一场春秋大梦。

何况，还有刘嫂，她细致入微地为我们打理生活起居。她有着山西女人标签似的勤快厚道，总在一刻不停地找活儿干，贴补捉襟见肘的贫寒日子。她包揽了李先生的清扫杂务。只是，李先生常年在北平和太原两地奔波，神龙见首不见尾。新搬来的我们，让闲不住的刘嫂有了用武之地。我们求之不得。清晨，当我和父亲走出家门，她洒扫庭除，将小屋拾掇得窗明几净，纤尘不染。夜晚，当我们披着霞光倦鸟归林，洗手的工夫，饭菜已摆上桌。夏天时，一盘拍黄瓜，偶尔加一小盘豆角炒菜。冬天，麻油炒土豆丝、醋溜白，加一小碟老咸菜，淋几滴宁化府老陈醋，就小米稀饭、玉米面窝窝，暖胃也暖心。我喜欢看刘嫂白杨一样插在灶台边，手中菜刀翻飞，面条们嬉戏着，以欢快流畅的姿势，跃入热气腾腾的铁锅。滚两个滚儿，捞入碗中，调入刘氏特制炸酱，一个字，香！

许多年后，我在远离太原的他乡一次次午夜梦回，辗转反侧，无法入眠。前尘往事雨水般淅淅沥沥，将我淋得透湿。我又回到从前，槐花的清香裹着炸酱面的浓香，热切而盛大地涌向我，顿如百爪挠心，饥饿难忍。我像被抛弃的孩子，泣不成声。当时我和父亲贪恋的，不过是骤然消失的家的温暖吧？然而，这来之不易的温暖，也稍纵即逝。

当父亲终于痛下决心，要打道回府时，素素母女姗姗来迟。酝酿已久的搬迁计划，再次搁浅。

不过，对我来说，搬与不搬，又有什么关系呢。几天后，我如愿以偿地走进国师校园，新生活扑面而来，我应接不暇，只有周末才例行公事似的回家。每次，迎接我的，是欢天喜地的素素。

当我写字，当我做代数题，当我煞有介事地打开一本书来读，素素依人小鸟般围绕着我，长长的睫毛刷子一样扫来扫去，扫得我心花怒放。她攒了一肚子的话要和我倾诉，小嘴叽叽喳喳，说个不停。

“我们校长可凶了，像老巫婆。她训话的时候，同学被吓哭了。”

这是在讲她的学校，鼎鼎大名的克难小学，她细眉紧蹙，流露与年龄不相称的哀愁与愤慨。

“你也哭鼻子吗？”

“嘁，才不！妈妈说，她讲的都是骗人的。”

如果父亲恰好在家，他便静坐一旁，若有所思地听我们聊天，青白的瘦脸上时而笑意浮动，像刷了一层透明的油彩。

纵然我时刻都想摆脱他，可我还是被他的笑容击中，心头涌起无限伤感。只有我和父亲的家是宁静而冷清的。我们都是少言寡语之人，终日愁着一张脸，交流可有可无。有了素素的屋子不再死气沉沉，而是生机盎然，温情款款。有时，我会产生一种错觉，我们是一家人。母亲从未曾离开，而妹妹一直在无忧无虑地成长。只是，假想中的女主人，总是缺席。周先生似乎很忙，即便周日，也难得在家。素素半是惆怅半是自豪地解释：妈妈去做家教了，她必须同时做两份工，才养得活她们。

转眼，已是满院春色。一个风雨交加的周末，因突感风寒，我没有返校。昏昏沉沉地睡到掌灯时分，才刚睁眼，周先生来敲门了。她带来了一瓶晋裕汾酒，说要感谢父亲。

谢从何来？这念头一闪而过。没容我细思量，门帘子一挑，身怀六甲的刘嫂笑嘻嘻进来，短小粗壮的志刚龟壳一样紧贴其后。

为配得上汾酒的金贵，刘嫂特意宰杀了一只芦花鸡。她在闲置多年的马棚里养了七八只鸡。它们为她生蛋，改善单调的伙食，也陪她聊天解闷。她打算坐月子时再杀一只。可事与愿违，几天后，鸡们相继病倒，追随芦花鸡而去。刘嫂哭得泪人儿般，说要是狠狠心，把它们都吃进肚里，也算不亏了。她发誓再不养鸡。又过了两年，当又一个春天战战兢兢地到来，她追悔莫及，说要是当初它们不被吃掉，或者病死，或者她再养几只鸡，日子兴许还有一点点盼头。话说回来，这时的我们，已无粮可吃，终日挨饿，哪有鸡们享用的份？

在一连串的打击接踵而至之前，我们谨小慎微地打发日子，偶尔也苦中作乐。就像那天，我们过年似的围坐桌旁，谈笑风生，大快朵颐。

我和素素分到一只鸡腿。我们像让梨的孔融一样，让来让去，谁也不动筷。还是刘嫂做主，把肉剔出来，分到我们碗里。

刘嫂粗声大嗓地打趣：“这兄妹俩，要做了夫妻，铁定的举案齐眉，相敬如宾。”

我登时面红耳赤，素素则一脸困惑。

周先生笑盈盈看着我们，又瞧了父亲一眼。在酒精作用下，她面颊绯红，星目流转。她像男人一样，推杯换盏，一反平日的斯文拘谨，令我们既诧异又刮目相看。已经微醺的父亲微微侧头，赤红着脸赞叹：“女中豪杰！女中豪杰！”眯成一条细缝的眼睛里，流光溢彩。

简直丢人现眼。惊讶、愤怒、羞愧，还有种种不可名状的情绪，一起向我袭来。我很想拂袖离去，可鸡肉的诱惑太过强大，我只好按捺满心不爽，继续装聋作哑。何况，他们的谈话，也勾起我的兴致。

话题是志刚挑起的。他讲日子的艰难，讲传闻中的“三自传训”，脸色一会儿红一会儿白，声音一会儿高一会儿低。父亲向我频频递眼色，想让我知趣地走开，我佯作不知。

“他这是困兽犹斗，自取灭亡。”周先生接过志刚的话头，愤愤地说，“一切与人民为敌的反动政权，迟早会以惨败收场。而且，为时不远。”

父亲大惊失色，箭一样射向门口，轻手轻脚地挑起帘子，左右看看，又紧张兮兮地把门合上，坐回原位，嗔怪她喝多了。周先生笑而不语，举杯到嘴边，一饮而尽。

我还想听下去，可脑袋发沉，双腿发软，只好提前离席。我浑身滚烫地躺在里屋炕上，素素侧坐在炕沿上，悲天悯人地守护着我，用湿毛巾一遍遍为我冷敷。霎时，头痛消失了，病好了大半。我混沌的大脑冒出一个念头，也许，素素长大后，可以如刘嫂所说，嫁给我，而不只是妹妹……脑袋又开始疼了。

烧退之后，面对父亲，我又恢复了惯常的冷若冰霜。像一切从未发生，又像有什么东西硬挤进来，将我们父子隔开。我在父亲的欲言又止和充满惆怅的注视中，在学校与家之间，来来往往，与父亲的交流愈发可有可无。我想不到，一年后，父亲生不如死的倒霉日子，瘟疫一样发生了。

窗外，几只麻雀飞来，又飞走了。

齐老收回目光，说，抗战胜利后，阎锡山回到太原，继续做“山西王”。但他做得很不踏实。他认为在他离开的八年里，太原已被共产党控制，于是丧心病狂地“肃伪”。他认定太原城内的共产党七成在工厂，是“肃伪”的重点。一九四八年春天，臭名昭著的“自白转生，三自传训”，在工厂和学校里，大张旗鼓地铺开了。

他语速悠缓，仿佛激流遭遇险滩，须小心躲避。

你大概猜到了，我的父亲，一个已经在战争中家破人亡，胆小，怯懦，性情散淡，甚至与世无争的人，不幸中招了。

而我对已经降临的灾难，毫无察觉。那个周末，我没有像往常一样回家，而是借住于同学家里。我们把被子蒙在窗户上，围着如豆的油灯，如饥似渴地阅读进步刊物。意犹未尽地合上最后一本《大众哲学》，已东方破晓，我揉揉酸痛的双眼，想起家，想起父亲。

这天的太阳以别样的热情向我问好，将脚下的土路照得闪闪发光。我像获得了某种神秘启示，步态轻盈，神采飞扬。

院门洞开，刘嫂正哗啦哗啦地扫地，一见我，大叫道：“家栋，你可回来了。”一种不祥的预感揪紧了我，我立刻飞跑进屋。

父亲一动不动地躺在炕上，脸色乌青，像一团被揉皱的宣纸。他想活动下身体，但随即，尴尬地挤出一丝笑容，放弃了挣扎。

刘嫂红着眼圈告诉我：“他躺了三天了，不让我们找你，说你读书要紧，不能分心。”

我惭愧地低下了头，眼泪想要流出来，拼命忍住。

父亲惨淡一笑：“我以为，交了关系，就真的没关系了。你大爷的事，厂里人都知道，瞒不住的。结果，可是……”

毕业于北平师范大学的大爷，曾是我们家的骄傲，也是我们家永远的痛。我们家世代行医，做一名悬壶济世的郎中，是我们家一代又一代男人的共同命运。在草药苦涩而蓬勃的香气里，大爷和父亲耳濡目染，望闻问切，了然于心。只是，他们成年后，谁也没有如爷爷所愿，继承先祖衣钵。爷爷为此而耿耿于怀。不过，他并非泥古不化之人，很快，他对两个儿子萌生新的期待。可大爷再一次让他希望落空。在北平执教数年后，大爷回到太原，参与筹建成成中学。他死于一九三六年，据爷爷说，是被请去参加省里一个宴会，回来后，便七窍流血，暴病而亡。大爷去世前一年，父亲从上海三极无线电校毕业。与大爷不同，父亲信奉实业救国。他进入西北修造厂，成为一名工程师。

爷爷一蹶不振，不久，也随大爷而去。弥留之际，他叮嘱父亲：“你哥是阎锡山杀害的。话说回来，他不搞革命，哪会招致杀身之祸？记住，平安是福。你这一生，不要参与政事，不要革命。”

父亲含着眼泪，拼命点头，将爷爷的叮咛谨记于心。母亲和妹妹死后，他给我的叮咛里，又添了一句：“咱家再经不起折腾了。”

他紧蹙的眉头，此刻像山峦一样凝重。我呆呆看着，突然茅塞顿开。我们父子之间所有的裂痕，顿时有了注解。世事艰难，变化莫测，在屡次挫败之后，父亲选择了逆来顺受。他为我指点迷津，执拗地想把我扯进一种看似风平浪静的生活里，而我，时刻都想打破它，挣脱它。

门帘子一响，周先生和素素进来了，忧伤地看着父亲和我。

父亲云淡风轻地笑了笑，安慰我们：“别担心。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父亲在炕上躺了整整一个月。能够下地后，走路开始一瘸一拐。他脊背像遭遇重击的枝条，不可思议地弯曲变形。晴朗无风的午后，他常独坐于槐树下，佝偻着背，目光空洞，任阳光温和而浩荡地穿过他的肢体，俨然龙钟老人。

而每个周日下午，他树桩一样伫立在门外，用糅合了关切与期冀的目光为我送行。我劝他大可不必这样，又不是生离死别。他只是默然微笑，依然故我。

如果换一种角度审视，那也许是父亲余生中，所剩无几的惬意时光。尽管理想与现实早已南辕北辙，但至少，他艰难而满怀希望地活着。

这期间，只有“鬼才李”登门看过父亲。他两手空空而来，紧闭的嘴巴里，却携带着新的使命。父亲攥紧他的手，老泪纵横地乞求，他已是废人一个，力不从心，无法继续工作。他痛哭流涕的样子，丑陋而卑微，令我羞愧难当。

“鬼才李”无可奈何地耸耸肩膀，表示爱莫能助。他不容置疑地告诉父亲，只有这样，才能戴罪立功，洗清他的罪大恶极。

父亲的眼泪显然白流了。两天之后，一伙人二话不说闯入我家，把枯叶一样孱弱的父亲席卷而去。他又回到工厂，回到梦想的起点。他的残疾并没有为他减轻负累，此时的他，不光要修理轻机枪、步枪、迫击炮，各种金属切削机床，而且，常被发配到城墙和壕沟里，监督加固碉堡。

刘嫂为他打抱不平。父亲却不以为然：“如果不是我还有用，早被打死了。”父亲愈发苍白的瘦脸上，竟荡漾着劫后余生的庆幸。

始建于宋代初年的太原城垣，此时已碉堡密布。父亲弓身曲背，拖着蹒跚的腿脚，像牛马一样被驱赶着，在城墙上，在壕沟里，疲惫地奔波来去。他一定渴望隐身，不被人发现。或者，像我一样，渴望化身为鸟。可是，我们只能偶尔想想而已。每次，从乱哄哄的街市走过，我总感觉有一双眼睛，躲在城墙的某个堞垛后，或某个阴森的碉堡里，悲怆而无力地追逐着我。于是，我像父亲一样，总是低头走路。

我不再与他针锋相对。我尝试着理解他，原谅他。不过，我还是急切地想要离开他。

时光不居，眨眼间，暑假已近尾声。太原被围，大军压境。山西大学师生纷纷去往北平。我的同学也摩拳擦掌，筹划离开太原。我无法再无动于衷。思谋良久，一天晚上，当油灯熄灭之后，我决定和父亲摊牌。父亲沉吟半响，说：“这回，咱谁也不走。”过一会儿，又老生常谈地补充道，“咱家再经不起折腾了。”

那次刻骨铭心的逃难，让他失去了妻子，失去了女儿。他不想再失去了，他宁愿守着空荡荡的老巢，以静制动，以不变应万变。可我，去意已决。既然他不允，那么，我便背着他，酝酿一场不辞而别的逃离。

不过，父亲貌似坚不可摧的决定，只延续了两个晚上。第三天清晨，当晨曦将我唤醒，他红着眼睛，信誓旦旦地对我说，他会想办法，帮我离开的。我喉头耸动，想说点什么，却笨嘴拙舌，不置一词。他猝然转身，抛给我一个孤绝的背影。

最终，我没能成行。因为，不久后，父亲疯了。

又是一个残阳如血的黄昏，失踪三天的父亲，被“鬼才李”像拖一条死狗一样拖回了家。他披头散发，衣衫不整，目光呆滞，胡言乱语，俨然疯子一个。“鬼才李”痛心疾首地告诉我，所有人都不相信，父亲会疯。他恪尽职守，又那么的洁身自好，怎么可能疯掉呢。他们不甘心，使出各种招数试验他，比如，把粪便丢给他吃，把菜刀扔给他玩。结论是，这个人无可救药，真的疯了。

那一刻，我也疯了。我抱住父亲，将脸紧紧贴上他的脸，捕捉他游移不定的眼神，确认这消息的真伪。他拼命躲闪，继而歇斯底里地发出一声惨叫。我一阵战栗，放开了他。

泪水迷蒙了我的双眼。我痛楚地意识到，我们父子命运的轨迹，将被彻底改写。

成为疯子的父亲，不再被驱赶到城墙上，因为他不停抽搐的双手，总是把机器损坏，令当兵的怒不可遏，哇哇怪叫。他也不必跟在趾高气扬的兵士后面，诚惶诚恐地指点城外的暗道、暗堡等防御工事。为此，他一定没少挨打，他的脸上身上，总是新伤覆盖旧痂。在人们的怜悯与厌烦里，他活成了一个游手好闲的落魄男人，一个彻头彻尾的胆小鬼，一个滑稽可笑的疯子。

几乎同时，在我们家门口，出现了一些行迹可疑的人。他们探头探脑，面容凶狠，神色慌张。不用问，也猜得出，他们为何而来。我惶惶不可终日，感觉背后总有一双鹰一样犀利的眼睛，时时刻刻盯着我。我担心有一天，会莫名其妙被抓走，或者像蚂蚁一样，被轻而易举地碾死。我开始怀疑自己，是否足够勇敢，足够信仰坚定。从父亲的胆小与怯懦里，我看到了另一个自己，我为此而懊丧不已。

我绝想不到，这些人，并非只为了父亲而来。

在炮火连绵不绝的轰炸声里，新学期开始了。每次出门，父亲像忠实的保镖一样，紧跟着我，令我颜面扫地，无地自容。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强烈地想要摆脱他。可我能做的，只是选一个无人的僻静处，气咻咻地回头，大声喝斥他，让他滚开，立刻滚开。他忤在原地，一脸无辜地与我默默对视。我丢下他，气急败坏地向校园飞奔。当我走进校门，心有余悸地回头望，一眼便发现了父亲，他躲在一棵树后，用羊一样温顺柔软的目光，传达着可怜巴巴的关切。

我简直要崩溃了。

我决定辍学。唯其如此，才能精准无误地伤及他痛处。果然，当我抱着书本，故作轻松地走出校门，从他百转千回的眼神里，我品尝到胜利者的欢欣。其实我不走，学校也很快要放假了。

尤令我忍无可忍的，是他开始讨厌素素母女。他时而清醒，时而糊涂。而无论清醒还是糊涂，他不再把素素当女儿，他把她粗暴地挡在门外，不准我和她说话。看周先生的眼神，也不再一往情深。每次见到周先生，就像撞见了鬼一样，立刻逃之夭夭。

我可以讨厌他，骂他，躲避他，可相依为命的我们，已被抛置于命运的孤岛。我们别无选择，只能继续相依为命。

刘嫂银盘一样的圆脸迅速形销骨立，脾气越来越坏，越来越难以捉摸。她不再为我们打理生活起居，我和父亲的屋子不再窗明几净，闪闪发光，终日尘土飞扬，弥漫着类似下水道的味道。而且，我们经常饿肚子。

刘嫂欲哭无泪地诉苦，不是不给你们父子做饭，实在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一块豆饼，涨到五六块银圆了。我们支付她的工钱，不够买一块豆饼。

我羞愧万分，又无能为力。

一天，天还没亮，志刚就出了门，去抢购大米。直到日薄西山，才两手空空地回来。第二天，他出去得更早，回来时鼻青脸肿，依旧两手空空。又熬过一天，刘嫂扔下嗷嗷待哺的儿女，去察院后一家妓院里做工。

是时候离开了。我自作主张，决定搬家。可是，回不去了。我们焕然一新的家，已被蒋介石中央的军队占据。他们堂而皇之地花天酒地，仿佛空降到此，不是为了冲锋陷阵，而是通宵达旦地寻欢作乐。每次，父亲上门讨要，都被打得半死。这帮浑蛋，我恨不得他们早点灭亡。

父亲之所以没被打死，大概是因为，他救了一个大官。或者说，他活着，并非一无是处。其实他完全可以见死不救的，可当那庞大的身躯死猪一样匍匐在他脚下，他医者的仁心，蓦然被唤醒了。在五六只枪管的威慑之下，他抓起对方蒲扇样的大手，煞有介事地捏了捏，又在胸膛上噼里啪啦地一顿拍打，那人竟起死回生，张开臭烘烘的大嘴，排泄出一口浊气。为此，他得到两块豆饼的奖赏。当年，我们在交城避难时，父亲正是靠着自称勉强可以糊口的医术，使我们不致饿死。从那天起，疯疯癫癫的父亲，不得不顶着“神医”名号重操旧业。他为富人诊病，也为穷人诊病，用富人的钱，给穷人买药，顺便讨要些吃食。偶尔，疯病发作，烦不胜烦，他便踩着梯子，窜上屋顶。这时的他，出奇的身轻如燕，宛如身怀绝技的侠客。他浮雕一样侧卧于凹凸有致的瓦片上，高高在上地俯瞰众生，晒太阳，睡大觉，旁若无人地解开裤带捉虱子。

我久久地，痴痴地仰视他，心里五味杂陈。其实，我早该想到的，一个瘸子，腿脚怎会如此利落？一个疯子，如何救死扶伤？可我，思维像冬日里的汾河水一样凝滞了。而且，每次，看着看着，竟油然滋生出几丝羡慕，心想，在这慌乱的人世间，像他那样，疯得忘了自己，也蛮好。

不过，父亲诊病的机会，也像我们的食物一样日益稀少。到处是死人，病人，挨饿的人和绝望的人，而且，药已经买不到了。父亲理直气壮地，再度失业。

不管怎样，我们只能继续流落在外，守着越来越空旷的院落，度日如年。

齐老目光灼灼地问我，了解过碉堡吗？解放战争中，太原以“碉堡城”而闻名，被蒋介石当作反共模范堡垒。

我点点头。资料里记载，太原城内城外的碉堡，达五千六百多座，它们名目繁多，形态各异，有梅花碉、三角碉、庙碉，等等。它们像阴郁的巨人，也像毒瘤，野蛮生长。修筑这些碉堡，榨干了山西财富。尽管如此，阎锡山仍声称，这样的工事还要随着地球转动而加强。他扬言，不仅要把太原建成“碉堡城”，还要打造成“战斗城”。所有的市民，无论男女老幼，或拿起武器，或加入助战队。而且，除兵工外，还有工程队和由日本战俘组成的各种技术队。

齐老脸色变凝重了，可是，再坚固的堡垒，也挡不住解放军的攻势。

在碉堡里度过的第二个夜晚，我睡得格外沉，格外香甜。我是翌日清晨被冻醒的。当我惶恐不安地睁开眼睛，枪炮声已销声匿迹。一缕细细的，洋葱一样的味道飘过来。我皱了皱眉头。随即，我听到了熟悉的呼吸，轻盈，婉约，飘逸，像夏夜的小风在呢喃絮语。

我喊一声“素素”，扶着墙根，浑身酸痛地站起来。

父亲呢？我心头一紧。

素素吃吃笑了：“等着吧，齐叔会给你一个大大的惊喜。”

可我笑不出来。我仰起脖子，望眼欲穿地朝向洞口。我想爬出去，但素素不允，死死抱住了我，说是父亲交代过的。我只好乖乖站立，继续等待。

总算，听到了父亲的脚步声。不是一个人，而是，两个。

油灯燃起，定睛看，是面容浮肿，破棉絮般虚弱不堪的周老太太。我向素素扮个鬼脸。她眼睛一翻，嘟了嘟嘴巴，身子一拧，悻悻地缩进角落里。这个肮脏霸道，嘴巴不饶人的老太婆，她一向讨厌。

周老太太才不理我们呢。她直勾勾盯着父亲手里的篮子，嗷地怪叫一声，扑过去，伸手就要抓。父亲眼疾手快，躲开了。

父亲吩咐我把她拦住，盛一碗稀粥，蹾到她面前。她挣脱了我，抓起碗，呼噜噜一阵猛吞，然后像狗一样贪婪地舔来舔去。她还要扑将过来，我和素素同样眼疾手快，一左一右地拖住了她。

“你想撑死吗？”父亲说。

周老太太又荡气回肠地哭作一团。

父亲沉声道：“不想把当兵的喊来抓你，就安静点。”

哭声戛然而止，周老太太像一团烂泥，瘫倒在墙角。过一小会儿，她又幽幽咽咽地哭起来。

“为啥你家有红大米？”

父亲反问：“还要吗？要的话，就别哭。”

她收起眼泪，鸡啄米似的拼命点头。但父亲只给她一个浅浅的碗底，无论她如何撒泼咆哮，都不再理她，待我和素素吃完，吹灭了油灯。

周老太太筛糠似的颤抖着，向我们靠了靠。显然，她被深不可测的黑暗吓住了。这回，素素没再躲她。我们静静地躺着，任由他们左膀右臂一样庇护着。

“这地窖，啥时修的？我一点不知道。”

“是碉堡。”父亲更正道，“去年夏天，我腿断了以后。”

“你的腿，嘻嘻，压根儿就没断。没断。嘻嘻。你也没疯。装的。”

周老太太发出老母鸡一样咯咯咯的清脆笑声。要是她知道，地窖竣工不久，一袋红大米从天而降，不偏不倚投入其中，一准又会呼天抢地。

周老太太养精蓄锐了一会儿，又咿咿呀呀哭起来。声音发干发硬，像一千张布匹同时撕裂，又像无数颗石头在疯狂撞击，令我们脆弱的耳朵备受折磨。好在，她没哭多久，枪炮声大作，把哭声完全遮蔽了。

我们在碉堡里度过了两天三夜。渴了，吸一口透心凉的水。饿了，抓一把红大米，泡在透心凉的水里，吞下去。困了，跳起来，跑一会儿。最尴尬的是内急，夜壶很快被填满，臭气挥之不去。

当又一个清晨到来时，我想出去走走，透透气。父亲阻止了我，自己却踩着我们焦灼不安的目光，再次翻身出了洞口。

父亲去了很久。返回来时，跟着七八个人。他们的房子被炸塌了。这些无家可归的人，楔子一样把有限的空间填满，我们不再冷得瑟瑟发抖。他们七嘴八舌地诅咒一番，恸哭一番，之后，谁也不再说话。恐惧和黑暗，将我们埋葬了。

父亲没再点灯，许是油将耗尽。他抓了把红大米，泡在凉水里，分给每个人吃。没人说话，我的耳朵里灌满了咀嚼和啜泣声。周老太太又哭了，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没有人阻止她，也没有人安慰她。我把脸贴在冰凉的洞壁上，祈祷战争快点结束，让我重回人间。素素把头靠在我肩上，身体微微颤抖。我握紧她肿胀的手。

“别怕。会好起来的。”

“出去以后，最想做什么？”

“把你的冻疮治好。”

“我要找我妈，还有我爸。”

我心里一阵抽搐，更紧地握了下她的手。

又是漫长的一天。夜晚来临时，枪炮声消停了，天地间罕见的宁静祥和。我们并不知道，几个小时之后，解放太原的炮声将响彻寰宇。趁父亲不留神，我和素素溜出了碉堡。当清新的晚风抚慰我的身体，我有些虚脱，有些沉重，还好，没有栽倒在地。

银辉满地，槐香脉脉，我踩着斑驳的树影，绕树走了三圈，仰头感慨道：“当黑夜走到尽头，天就亮了。”素素困惑不解地看着我，呆若某种鸟类标本。

时光分秒不停，进入四月二十四日的凌晨。这天是素素的生日，她十二岁了。

她收到的第一份生日礼物，是比往日更猛烈的炮火，排山倒海，地动山摇，仿佛在贴着头皮盘旋。所有人都抱在了一起，屏气息声，连周老太太都停止了哭泣。我怀疑自己已经死了，唯有炮火声不绝如缕。过了很久，像是一场大剧终了，轰炸声消遁，整个世界安静下来。充沛的光芒不断挤进来，照亮我们死灰样的脸。我们依然一动不动。直到，脚步声杂沓，由远及近，在我们头顶落定。

“有人吗？我们是解放军。”

我们面面相觑，大气都不敢出。然后，父亲拨开人群，跌跌撞撞地向洞口爬去，边爬边用力地喊：“欢迎解放军。我们拥护共产党。”

我们像大梦方醒，愣怔了下，随即跟着父亲，鱼贯而出。眼前的景象，令我们目瞪口呆。西厢房倒塌了，槐树被一劈为二，浓烟还在翻滚不息，碎石瓦片散落一地。在这残破的背景里，伫立着两个荷枪实弹的年轻战士。

周老太太瘫倒在地，发出凄厉的号叫。小战士被吓了一跳，后退几步，又交代了一些注意事项，拔腿便走。

我们围坐在一分为二的槐树下，不知所措地等待。脑袋是空的，肚子是空的，心也是空的。周老太太突然从背后揪住了我，用干燥得要冒火的声音喊饿。我怜悯又厌恶地回敬她一眼，爬回碉堡，搜索到最后一把红大米。当我精疲力竭地爬出来，素素和父亲已不知去向。一个面色黧黑的小伙有气无力地指了下院门，告诉我，父亲去追素素了。

接下来，我心神不宁地做了平生最难忘的一顿大米粥。在四溢的米香中，我翘首以待，心乱如麻。父亲和素素依然没有出现。院门外，枪声不时响起，令我心惊肉跳。我想，不能再等了。我发疯似的跑了出去，像有一万条恶狗撵着我，紧追不舍。

到处是残垣断壁，到处是浓烟滚滚。我不敢看，也不敢听，否则我会崩溃。我更加拼命地奔跑，边跑边大声呼叫，为自己壮胆。在一条小巷深处，传来素素的哭声，循着这熟悉而陌生的号哭，我终于看到了父亲，倒在血泊里的父亲。他静静地趴伏在地，侧着脸，嘴巴紧闭，眼睛紧闭，双臂大张，像一只折翅的鹰。

素素坐在父亲身边，满头满脸是血，还有红的鼻涕和眼泪。

“齐叔是为了救我。”

她声音怯怯的，像是生怕把父亲惊醒。

城破之后，巷战同样惨烈。但素素，哪会想到这些？寻找父母的执念，让她跑得不管不顾。冷不丁的，一个阎兵冒了出来，抓住了她。解放军闻讯赶来，素素成了人质。随后赶来的父亲目睹了这一切。他悄悄潜入一所房子，想伺机而动。机会来了，他猛扑过去。枪声响了。父亲和阎兵，同时倒地。倒下的瞬间，他使出全身力气，把素素推开。

我木木地抬头望天，阳光普照，惠风和畅。春天来了。可是，我的父亲，永远地留在这个春天里。

父亲说过，他修建碉堡，是为寻一条生路。他费尽心机缔造的秘密建筑，庇护了许多人，唯独他自己，未能笑到最后。

齐老问我，如果换作是你，将如何面对素素？

我哑口无言。

我无法再面对素素。齐老长叹一声，如果我的人生可以一分为二，这一天便是分界点。

我木着脸，木着腿脚，把父亲背回了家，为他仔细擦洗身体，换上干净衣裳。周老太太不请自来，轻车熟路地帮我打点张罗。她不再没完没了地流泪，或许，她的眼泪早已干涸。素素也想帮我，被暴怒的我挡在门外。我恨她。我不想再见到她。要不是她，父亲不会离开院子，不会被子弹击中。

我要送父亲回家，回到他出生和生长的地方，让他和母亲，和妹妹，在另一个世界里安享天伦之乐。

“鬼才李”是第二天黄昏时来的，要送父亲一程。太原解放的最初日子，他公务缠身，忙得不可开交。果不其然，他是地下党员。

他一进门，便跪地大哭，捶胸顿足：“好兄弟，我来晚一步！”

我终于知道了，父亲装瘸，装疯，是他们一起策划的结果。周先生曾想介绍父亲入党，未及实现，便被捕了，牺牲在太原解放的前两天。

和“鬼才李”同来的，是个年轻女人，自称是周先生的朋友，叫玉婉。她说，她曾和周先生关在一间牢里，亲眼目睹周先生被特务带走。她答应过周先生，要把素素当自己女儿，养大成人。

“鬼才李”义正词严地告诉素素：“你的父母，都是为了正义的事业而牺牲的。”

素素大哭：“我明白了。妈妈骗我父亲还活着，是想让我坚强地活下去。”

我始终低着头，一言不发。在我眼角的余光里，素素眼泪汪汪地，跟着叫玉婉的女人，一步两回头地走出了屋。

“鬼才李”问我：“今后有什么打算？”

昏暗的光线里，他军帽上的五角星鲜艳明亮。顿时，我不再茫然无措。我说，我想参军。过去两年里，这念头无数次闪现，又一次次化作泡影。

“鬼才李”苦涩一笑：“老齐家就剩你一个了，留条根吧。”

但我坚持：“就让我勇敢一回吧。像父亲一样勇敢。”

父亲死后，我一直没流泪。此刻，话一出口，我泪如雨下。我一直以为，父亲是懦夫，胆小怕事，畏首畏尾，为此，我时刻都想摆脱他。可我错了。

当然，还有一个无法说出口的原因：我要离开素素。尽管我再三说服自己，她是无辜的。如果父亲在天有灵，一定希望我们还像过去，像一家人那样和睦相处。但我，没有勇气与她和好如初。既然她将留在这里，那我，只好远走高飞，永远不再回来。

父亲入土为安后，我参军入伍，成为63 军187 师的一名战士。我跟着部队，过黄河，经陕北，一路向西南挺进。参加解放兰州战役之后，我感觉自己真正是一个兵了。

一九五一年二月，我赴朝作战。经历枪林弹雨，九死一生，很幸运地，我活了下来。有一次，炸弹在我身边落下，我昏了过去，不省人事。迷迷糊糊中，我看到了父亲，他静静地趴伏在地，双臂大张，如雄鹰展翅翱翔。我睁开了眼睛，忍着剧痛，顽强地站起来，与死神擦肩而过。一九五五年，我从朝鲜回国，之后转业到邯郸。同一年，我结婚了。新娘是土生土长的邯郸人，小学数学教师。

时光如电。转眼，人已年暮，我离休了。我和妻子说，我要回家乡看看，也许，要多住些时候。

我是在清明前一周回去的。清晨，我踩着清脆欢快的鸟鸣到达坟前，上一炷香，磕三个响头，便坐在不远处，静静地等。我有种预感，素素会来的。三天后，素素出现了。然而突然间，攒了许多天的勇气全失，我逃也似的藏进树丛里。

这些年里，我回过三次家，每次都恰逢清明。素素每年都由玉婉陪着，雷打不动地来。但我们每次都擦肩而过。这次她是独自来的。她默默地烧香，磕头，又呆呆站了许久，才形影相吊地离开。

我瞧着她渐行渐远，心如刀绞。有个声音在耳边呼喊，怂恿我：“把她追回来呀。快去！去啊！”可我，始终提不起勇气。

回到邯郸后，我一直闷闷不乐。在妻子再三追问下，我如实相告。她想了想，说：“这样吧，明年，我陪你一起回。我还从没回去过呢，也该走这一趟了。”我感动得一塌糊涂。可是，这年冬天第一场雪到来时，她下楼晨练，突然心梗发作，摔倒在白茫茫的雪地里，再没醒来。

我熬过一个漫长而悲伤的冬天。第二年，清明又来时，我带着妻子的叮咛，踏上归途。我告诫自己，这次，一定要等到素素。你不光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了却一个女人没来得及完成的遗愿。妻子是烈士子女，父母都曾是地下党员，牺牲在邯郸解放前夕。我从没告诉过她，第一次见她，我便想起素素。她们，是如此相像。

我焦灼不安地等了三天，素素始终没有出现。她为何不来？出事了吗？捱过一个无眠之夜，第二天，天刚放亮，我跳上开往太原的长途汽车。

那些年里，我和“鬼才李”一直保持着书信联系，直到他溘然长逝。素素的近况，住址的每一次变化，我都知晓。因此找到她并没费太多周折。让我惊讶的是她们正在肿瘤医院的病房里。玉婉蜡黄的脸色，细若游丝的声音，都在提示我，她已来日无多。

漫长的光阴里，我曾无数次设想与素素重逢的情形，但那天，在飘满福尔马林气味的地方，我们只是平静地打量对方一眼。她当然老了，正如我，早已两鬓斑白。可是她的眼睛，一如过去的机警，淡淡一瞥，拂去覆盖在我心底的寒冷。我们像亲人那样随口问候一声，“你来了”“来了”，再无多余交流。然而，内心深处，分明有一条河流，在奔腾呼啸。

第二天，吃罢早饭，素素打来电话说，玉婉姨有话要说。她一直叫她姨。是玉婉要求的，她说她只配当姨。作为母亲和英雄的周先生，谁也无法替代。

玉婉的讲述，有些断断续续：

认识周先生之前，我在一家小报当记者。当时，报纸有个栏目，叫“耳闻目睹”。因为刊登了一则中央军强闯民宅的消息，第二天，报社被砸了个稀烂。而我，作为那名追求正义和进步的记者，被关进了特警队。我和周先生，由此认识了。她已被折磨得遍体鳞伤，仍然淡定自若，不屈不挠地做斗争。我断定，她是共产党员。只有共产党员，骨头才这样硬，不禁肃然起敬。

我和她，还有四五个女犯人，挤在一间牢房里。熟了以后，我知道她只有女儿一个亲人了。每次说起女儿，她都泪流满面。更熟了一些后，她提起一个人，说因为她，那人无辜受牵连，经历了非人折磨，成了疯子。

当时，我父亲在绥靖公署里做事。他四处活动，也因为我初出茅庐，实在找不到太多蛛丝马迹，所以，他们便答应放我。但有一个条件：出狱以后，要监视那个疯子，两天一报告。他们怀疑，他是周先生的同伙。我纠结极了。但出狱心切，我妥协了。我为此而恨自己。

找到你父亲，并不难。当时，城里的疯子已近绝迹。而你父亲，又常在特警队周围转悠。这不是自投罗网吗？何况，他还懂医术。我亲眼见他救过特警队一个处长。我明白了，他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想寻找机会，营救周先生。也是那次，我被你父亲发现了。只是我没想到他那么机敏，只看过我一眼，便过目不忘。

四月二十二日黄昏，枪炮声四起，声音比往日更加剧烈。我带着新任务，潜入你家门口。我口袋里揣着毒药，是特务们硬塞给我的。他们要求我，全部撒在碉堡入口处。从一开始，他们就断定，你父亲是装疯。他们想通过他，钓到更大的鱼，进而一网打尽。那座秘密地堡，令他们喜出望外。既然鱼没钓到，就让这些倒霉蛋一起去死吧。

一进门，便看见你父亲端坐在槐树下，像是已经等了很久。

他面带嘲讽地说：“太原城守不住了，别助纣为虐了。”

我警惕地问：“你是共产党？”

他没回答我，咬牙切齿道：“你背叛了周先生。”

我哭了：“我知道你想救她。可你的努力是徒劳的。周先生已经死了。”

他冷笑：“你以为，我会信你吗？”

更多的炸弹在我们周围轰响，你父亲横眉立目，在火光映照下，像门神一样狰狞恐怖。我大惊，落荒而逃。我心慌意乱地回到家，在震耳欲聋的枪炮声里坐立不安，惶惶不可终日。随后的事实证明，我的担忧纯属多余。没有人来找我麻烦。在解放军强大的攻势下，他们末日来临，仓惶逃窜，自顾不暇。

又过了一天，太原解放。你的父亲，死在城破这天。消息传来，我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哭一阵，笑一阵。我分不清楚，那缤纷的眼泪，是因高兴，还是悲哀。

我必须履行当初的承诺，否则，我会更加罪责难逃。我去看你，为你父亲送行，把素素领回家。之后，我曾四处找寻周先生的遗体。五月四日那天，我与几位失踪者家属、新闻记者和民工，一起走进特警队。高墙之内，是一座残存的孤楼。地上三层，地下一层。犯人就被关押在地下室。太原城破前，特务头子梁化之下令紧急处置，仅本部和感训队，就处死二百多人。有的无法运出，便就地掩埋。到处是血痕和烧毁的文件灰烬，浓烈的血腥味和焦臭味令人作呕。一想到曾被关押在此，受尽非人折磨，我便不寒而栗。

这次找寻，一无所获。我又到城外寻找。不断有尸体被挖出，有的脖子上套着绳索。这是一种酷刑。把犯人双手反缚，用力向后拉，再用一条细绳从背后绕过咽喉，拉到后背，与双手捆在一起。用这种方法，用不了多久，犯人即窒息而死。整个过程，不见血，不出声，死后埋掉，把案卷一烧，了无痕迹。可还是没找到周先生，她无声无息地消失了。但我知道，她的身体，她的灵魂，还留在这个城市里。

随着特务们一个个被绳之以法，知道内情的人，永远地闭上了嘴巴。我成为漏网之鱼。可我高兴不起来。我无法原谅自己。内疚与懊悔，日甚一日地压迫着我。有时，我很想一吐为快，又担心被人瞧不起，骂我是可耻的叛徒。

她攥紧我的手，泪眼朦胧地说：“我终于彻底解脱了。”

一周之后，她平静地合上了双眼。

又是十年光阴飞逝。后来，我回到太原。素素病了，肺癌晚期。素素早年离婚，海棠归她，母女相依为命。海棠自主创业，事业做得很大，工作很忙。我干脆租了房子，与素素上下楼，方便照顾她。

当天气晴朗，素素状况良好时，我会陪着她，在太原城里闲逛。这座城市越来越年轻亮丽，越来越生机勃勃，而我们却已经老了。像我们一样，亲历七十多年前那场战争的人，已经不多了。

我最后一次带她出门，是去坐地铁。二〇二〇年将要落幕时，这座饱经沧桑的古城，终于有了地铁。素素兴致很高，一定要去亲自体验。

进入站口，踩着电梯往下走时，记忆瞬间回到七十多年前。待在父亲的碉堡里，度日如年的日子，竟恍如隔世。素素一定也想起来了。因为她突然抓着我的手，颤抖不已。两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就在人头攒动的站台，相拥而泣。

长长的通道，贯穿南北。坐在车厢里，人像鸟儿一样飞了起来。我闭上眼睛。一瞬间，我又看到了父亲，他像鹰一样趴伏在地，一动不动。这个城市，已经不再需要一座救命的碉堡。父亲和他的碉堡，消失在时间的褶皱里。

齐老慢慢站起来，踱步到窗前。

第二年春末的一天，素素走了。她宛如秋叶一样，静谧地离去。再过一天，就是素素的生日，也是我父亲的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