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青 钱莹洁 李雪 方一兵

摘要：[目的/意义]中国科学院学部是国家在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咨询机构，在不同时期为国家发展战略提供决策参考。本文分析了学部咨询工作的演进历程及特点，以期为国家高端智库的研究和建设提供借鉴。[方法/过程]本文利用档案和文献资料考察学部咨询工作的历史，探究了学部咨询工作的演进历程，分析了不同时期学部咨询模式，并对学部咨询工作的特点进行了讨论和总结。[结果/结论]各个时期的学部咨询工作模式不同，学部在服务国家重大需求和国民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取得了实质效果。国家高端智库建设为学部咨询能力拓展提供了更大空间。

关键词：中国科学院    学部    国家高端智库    思想库    国家战略

分类号：N289

DOI： 10.19318/j.cnki.issn.2096-1634.2022.03.12

1  引言

1949年11月，中国科学院（以下简称“中科院”）在接收原“中研院”、北平研究院等研究机构的基础上建立。中科院不仅是全国科学研究的中心，还具有计划和领导全国科学研究事业的职责。为了探索如何加强中科院的“学术领导”职能，1953年2月，中科院派出代表团访问苏联，了解和学习苏联如何组织和领导科学研究工作;同年11月，中科院党组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提出对各研究所分学部进行领导，以团结全国科学家推进我国科学事业。1954年9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组织法》，中科院不再是政府部门。1955年6月1日至10日，中科院举行学部成立大会，宣告正式成立物理数学化学部、生物学地学部、技术科学部以及哲学社会科学部等4个学部，将中科院内外最优秀的科学家聚拢到各学部，通过学部来加强中科院的学术领导。

中科院学部自成立至今60多年来，一直承担着国家在科学技术方面最高咨询机构的功能，依托其特有的优秀科学家群体优势对国家层面的战略问题开展咨询，为国家重大决策和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科学依据。学部咨询工作的发展历程，也侧面也反映了我国决策咨询制度发展变迁的历史缩影。我国部分学者对学部的发展历程[1-5]及学部发挥的作用进行了研究[6-10]，但学部咨询工作历史演进的阶段尚不明确，学部各时期对国家科技事业的咨詢模式特点及其发挥的作用有待系统地梳理和总结。本文以学部咨询工作发展史为视角，考察和研究学部开展国家战略咨询工作的演进历程，探讨在不同历史背景下学部咨询工作的模式、特点及发挥的作用，从而认知学部咨询工作演进过程中所折射出的对当前国家高端智库建设的价值。

2  学部咨询工作的历史演进

中科院学部成立后，其性质和职能历经了多次变化。根据学部咨询工作发展的重要时间节点，本文将学部咨询工作的发展历程分为4个阶段：奠基时期、探索时期、制度化时期和高端智库建设时期。

2.1  学部咨询工作的奠基时期（1955—1966年）

该时期以学部参与科技发展规划咨询为开端。中科院成立之初的方针是“改革过去的科研机构，以期培养科学建设人才，使科学研究真正能够服务于国家的工业、农业、保健和国防事业的建设”。学部成立后，中科院的学术领导得到了加强，有利于全国科研工作和科学事业的发展根据国家需要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在成立之初，学部开展的最重要的一项任务是组织各学部委员分学科集中攻关，为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简称“十二年规划”）的制订提供咨询，从而实现以“自上而下”为特点的国家科技规划的战略咨询任务。此外，学部通过中南海讲座等形式直接为国家最高决策层提供咨询。

1955年，学部成立大会决定拟订中科院15年发展远景计划，该计划于当年11月底完成，并为制订“十二年规划”奠定了基础。“十二年规划”以任务带学科，这个“任务”就是国家的战略需求。在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关心和领导下，李富春、陈毅、聂荣臻先后主持了科学规划工作[11]。1956年1月31日，国务院成立了由中科院和各部委负责人组成的科学规划10人小组，组织规划工作。1956年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科学规划小组改组为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由陈毅副总理担任主任，李富春、薄一波、郭沫若、李四光担任副主任。该委员会设有35名委员，吸收了中科院4个学部的主任和副主任以及钱三强、钱学森等有代表性的科学家。科学规划委员会的成立，为顺利制订完成“十二年规划”提供了组织保证[12]。规划期间，学部暂归国务院直接领导。

“十二年规划”主要以技术科学部、物理学数学化学部、生物学地学部等3个学部为基础，集中了全国600多名各方面的科学家和技术人员[13]，开展对草案的制定和审查。在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的领导下，各学部科学家的智慧和才华得以充分施展。据中科院院士、兰州冰川冻土研究所名誉所长施雅风回忆：“现在学部委员中70岁以上的和那时从苏联、欧美学成回国的专家，基本上都参加了规划工作。在中科院担任总顾问的拉扎连柯教授始终参加规划，各所和各部门的苏联专家也应邀参加讨论，还从苏联科学院请来16位院士帮助规划”[14]。规划制定完成后，科学家和各部门的干部陆续返回各自的工作岗位。“十二年规划”奠定了我国科技事业的基础。此后，在每一次重大的国家科技规划过程中，学部委员都起到了重要作用。例如，1963年在“十二年规划”提前完成的情况下，国家组织制订1963—1972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中科院科学家分别参加了国家科委和国防科委两个系统的规划工作。

在科技发展和科学规划工作的迫切需求下，学部委员受邀到中南海给国家领导人作学术报告并向其介绍科技发展情况，直接高效地帮助领导干部快速了解国家经济、安全发展等方面的科学知识，提高科学决策能力，由此开启另一服务国家决策的咨询模式。1956年1月，中共中央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全国知识分子问题会议期间，邀请物理学数学化学部主任吴有训、生物学地学部主任竺可桢、技术科学部主任严济慈、哲学社会科学部副主任潘梓年向与会的中央和省市干部作科学技术知识报告[1]，会后中央将这4份报告转发至相关干部。中南海科学讲座密切了科学家和领导人的联系，学部委员通过学术报告的形式将最新的科技发展情况介绍给中央领导，起到了一定的决策参考作用，这一形式一直延续至今。

2.2  学部咨询职能的探索时期（1979—1990年）

1967年1月，“造反派”奪权，学部被撤销。1979年1月，学部恢复活动，这时国家开始进入全面改革开放，科技体制改革被提上日程，学部积极为国家科技体制改革建言。在科技体制改革的推动下，科技事业的发展面临着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新问题和新机遇，比如如何更好地配置科技资源的新问题，以及新兴学科发展带来的新机遇，为学部战略咨询作用的发挥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

1978年3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全国科学大会，迎来了科学的春天，方毅在全国科学大会工作报告中提及了中科院的主要任务，中科院随后据此提出“侧重基础，侧重提高，为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服务”的办院方针。1979年，学部恢复活动。1981年，第四次学部大会上，学部委员大会被确立为中科院最高决策机构。但适值国家经济、科技、政治体制改革全面探索时期，关于中科院办院方针等的问题引起了中央领导的高度关注。1983年8月，国务院科技领导小组成立赴中科院调查组，就办院方针和任务、领导体制、体制改革和学部委员大会等4方面涉及中科院发展、同时也是中国科技体制改革方向的重要问题展开了调研，这次调查是我国20世纪80年代科技体制改革的先声[15]，院内外的学部委员纷纷对调查的问题发表重要意见。同年11月，调查组将“学部委员和中国科学院希望向中央反映的几个问题”独立作为一部分列入报党中央、国务院的调查报告中，其为我国科技体制改革方向提供了决策参考。随后根据中央指示，中科院将“大力加强应用研究，积极而有选择地参加发展工作，继续重视基础研究”作为新的办院方针。1984年，第五次学部大会确定学部委员大会的职能由中科院最高决策机构变为国家在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咨询机构，学部委员由原来的工作职称兼学术荣誉称号转变为国家在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学术荣誉称号，学部工作重心也从以学术评议为主转为以学术咨询为主。

20世纪80年代中期，时任国务院常务副总理万里同志提出党和国家重大决策要科学化与民主化。与此同时，中科院各专业学部也在积极思考和摸索如何开展咨询活动以适应学部新的定位。1986年，技术科学部师昌绪在《技术科学要面向经济建设》报告中提出了为决策提供参考的4类软科学研究专题，并谈到咨询专题的开展方法[16]。

在当时我国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程序不完善、咨询尚未成为决策必要步骤[17]的情况下，各学部的领导不甘心坐等国家和部委的咨询题目①，认为应充分发挥学部委员学术特长和本学科优势，“自下而上”提出“主动咨询”，这成为这个时期学部咨询最突出的特征。技术科学部1986—1989年组织完成了集成电路、钢铁工业、通信技术等6项咨询报告（见表1），参与调查研究的有关学部委员、专家及科技工作者达160多人[18]。李鹏总理对6个专题报告做出批示，要求在“八五计划”中适当采纳，随后多数被有关部门采纳或部分采纳[19];数理学部于1985年组织了数十位学部委员和科技专家对长江三峡地区进行了实地考察研究，提供了大量考察资料和综合性意见与建议，为国家对长江三峡工程的科学决策起到了参考作用[20];地学部于1987年分别就黄河整治与流域综合开发以及海洋资源开发问题向国务院报送咨询报告，当时的总理和两位副总理先后作出批示，要求适时组织实施[21];化学部于1986年确定了催化和煤炭转化新技术两大咨询专题，1990年将这两个专题咨询报告上报中央、国务院及有关部门[22]。

此外，学部委员直接上书建言，推动国家政策出台。1981年，谢希德等89位学部委员联名提出设立面向全国的自然科学基金会的倡议，得到了科学界的广泛拥护，后经发展成立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1986年，王大珩、王淦昌、杨嘉墀、陈芳允等4位中科院学部委员将《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直接呈交给邓小平同志，两天内就得到邓小平“此事宜速作决断，不可拖延”的重要批示，不久，国务院组织制订了我国高技术发展规划，即“863计划”，该计划的实施有力地推动了我国高技术的进步。1992年，张光斗、王大珩、师昌绪、张维、罗沛霖、侯祥麟等6位学部委员向党中央、国务院报送了《关于早日建立中国工程与技术科学院的建议》，促成了中国工程院的成立。

随着学部主动咨询的开展，委托学部咨询的任务逐步增多。例如，1990年初，受国家计委委托，各学部对我国科技攻关计划项目进行了前咨询、中评估和后评议;受国家科委委托，学部对我国中长期科学技术发展和国家自然科学研究重大项目遴选进行咨询。80%的学部委员参加了国家科委、国家计委的重大咨询工作[19]，所提建议基本都得到了采纳。

2.3  学部咨询的制度化时期（1991—2012年）

该时期起始于学部委员增选工作的制度化和规范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开始确立，国家提出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经济社会发展对科技战略咨询的需求越来越迫切，学部咨询组织工作不断地改进完善。

1990年11月，国务院批准了中科院、国家科委联合上报的关于增选学部委员的请示，并批示“增选学部委员工作，今后每两年进行一次，逐步使增选工作制度化、规范化”。1991年，在学部委员增选工作停顿10年后，进行了学部委员增选。1992年，第六次学部委员大会通过了学部成立以来第一个法规性文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章程（试行）》。1994年第七次院士大会通过了修订完成的《中国科学院院士章程》，这标志着我国院士制度的建立。

1994年，学部开始以《中国科学院院士建议》的形式，向中央及有关部门呈送院士的意见和建议，对于涉及重大长远战略问题的院士建议，学部组织和开展了进一步的深入研究，作为学部咨询项目立项。

1995年6月，学部咨询评议工作委员会（简称“咨委会”）成立，与各专业学部常委会共同承担咨询的组织工作。同年9月，学部主席团审议通过《中国科学院学部咨询评议工作暂行办法》。

1998年1月，时任中科院院长路甬祥在1998年度院工作会议上作的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要进行“国家科学思想库”建设，指出中科院是一支国家科技队同时又是国家的科学思想库，并强调了学部在科学思想库建设中的重要地位。2002年，中科院出台《关于进一步发挥院士作用，加强重大科技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和制度化建设的决定》，要求在院重大科技决策过程中必须充分发挥学部的咨询作用、听取院士的咨询建议，明确了学部咨询工作制度化建设的举措。

2002年，中科院办院方针从“把主要力量动员和组织到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的主战场，同时保持一支精干力量从事基础研究和高技术创新”，改变为“面向国家战略需求，面向世界科学前沿，加强原始科学创新，加强关键技术创新与集成，攀登世界科技高峰，为我国经济建设、国家安全和社会可持续发展不断作出基础性、战略性、前瞻性的重大创新贡献”。2005年，中科院党组基于原科技政策局和综合计划局的部分职能成立了规划战略局;同年，规划战略局出台了《关于建立院战略研究平台的通知》，将3个研究中心纳入其内，为院士咨询工作提供研究支撑。

在该时期内，学部结合国家需求开展有顶层设计、有计划、有组织的战略咨询，并更注重科技领域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相结合的问题，学部咨询的深度和广度不断拓展，越来越多的咨询项目呈现跨学部、跨部门协作的特点，与前一时期主要凭借学部委员自身优势开展的较为随机分散、学科领域较为单一的主动咨询有所不同。例如，地学部于1996年向国务院提交《关于东南红壤丘陵坡地农业持续发展问题的建议——江西、广东考察报告》，生命科学和医学学部于2000年提交《关于迅速遏制艾滋病在我国蔓延的呼吁》咨询报告，技术科学部向国家有关部门报送《关于“发展我国高技术产业的若干问题”》咨询报告。又如，中科院和中国工程院组织近40位有关院士和专家共同完成《对1998年长江洪水的认识和今后工作的建议》，并提交党中央和国务院;2000年，学部咨委会成立“西部地区生态环境建设与可持续发展问题”重大咨询研究项目，先后向国务院报送了7份咨询报告;2008年，学部组织“四川汶川地震”咨询项目研究组院士咨询会，来自地学部、生命科学部、技术科学部、信息技术科学部、数理学部等专业学部的20位院士参会，对抗震救灾、灾后重建等紧迫工作向国家提供咨询意见和建议。

在咨询成果传播方面，学部逐步向社会开放院士咨询和建言，对适宜公开的报告组织出版发行。自2009年开始，学部系统地对重要咨询报告和院士建议进行了梳理和精编，以《中国科学家思想录》系列丛书的形式公开出版，提升了学部咨询的公众影响力。

据不完全统计，“八五”期间学部完成了政府有关部门委托的34项重大科技决策咨询任务，提交了45项主动咨询报告和建议。1994—2004年，学部完成咨询报告104份，院士建议118份。2005—2012年，学部完成咨询报告80份，院士建议119份。许多咨询意见和建议得到采纳。

2.4  高端智库建设中的学部咨询工作新时期（2013年至今）

该时期以2013年7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中科院并要求中科院“率先建成国家高水平科技智库”为开始标志。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2015年11月，中科院被确定为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直属的首批10家第一类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单位之一。此后，中科院科技战略咨询建制化步伐加快。学部结合我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战略目标，研究新时期事关全局的重大问题。

2013年，中科院成立了发展咨询委员会、学术委员会、科学思想库建设委员会等组织。科学思想库建设委员会负责组织开展全局性、战略性、综合性的重大研究，其支撑工作由规划战略局和院士工作局承担，该委员会是科技智库理事会前身的一部分。

2015年，中科院的办院方针确定为“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率先实现科学技术跨越发展，率先建成国家创新人才高地，率先建成国家高水平科技智库，率先建设国际一流科研机构”。为率先建成高水平科技智库，2015年12月，中科院党组决定以中科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更名的方式组建事业法人机构——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以下简称“战略咨询院”）。战略咨询院作为学部发挥国家科学技术方面最高咨询机构作用的研究和支撐机构，设有科技发展战略研究所等5个研究所，中科院中国创新战略和政策研究中心等8个战略咨询院交叉研究单元，以及学部咨询研究、学部学科研究等4个学部研究支撑中心。

为强化咨询工作的顶层设计，2019年，中科院成立了科技智库建设的领导决策机构——中科院科技智库理事会。时任中科院院长、党组书记白春礼任科技智库理事会理事长，副院长丁仲礼任科技智库理事会副理事长。2020年，《中国科学院科技智库理事会重大项目管理办法》印发，强调加强重大项目组织、成果管理等国家急需、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任务、院先导专项以及学部咨询等工作的协调衔接。

中科院依托具有专业特色的高水平科研机构，设立了若干个学部专业研究支撑中心，包括区域可持续发展、科技与法治、心理健康与社会治理、经济分析与预测科学以及科学文化等研究支撑中心，以推进高水平科技智库建设，服务国家科学决策。

结合新时期国家战略决策需求，学部组织并参与系列重大咨询项目研究。例如，2021年，学部设立“中国碳中和框架路线图研究”重大咨询项目，围绕9个专题开展研究，组织百余位院士专家深入研究并形成了《统筹全国力量，尽快形成面向碳中和目标的技术研发体系》咨询报告，得到了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和认可。2021年，科技智库理事会部署“基础研究十年行动方案”重大咨询项目，跨学科、跨领域组织150余位院士专家深入研究并形成了《关于制定基础研究十年行动方案的若干建议》咨询报告。

该时期学部咨询的数量比以往各时期有较大增长：2012—2014年，学部新设立咨询研究课题40余项，完成并向国务院报送36份咨询报告，许多报告受到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国家发改委等部委和单位多次专门听取相关咨询项目组的意见;2014—2016年，学部共设立咨询研究项目50余项，300余人次院士参与，完成40余份咨询报告，绝大部分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批示;2016—2018年，学部共部署重大咨询项目96项，各常委会组织开展咨询研究，完成上报咨询报告46份、院士建议21份，得到中央领导同志重要批示近百次;2018—2021年，学部共部署咨询评议项目112个，向党中央、国务院报送咨询报告90余份、院士建议30余份，部分重要意见或建议在国家重大战略规划、重要法律法规、重大战略部署中得到采纳。

2.5  小结

学部自成立60多年来紧扣国家战略需求，其咨询工作规范性、组织性和前瞻性越来越强。本文对学部不同时期咨询工作的模式归纳如下（见表2）。

在不同历史阶段，学部咨询工作的特点表现虽有不同，但其发展中有一以贯之的目标和动力机制。在发挥院士群体优势方面，其通过院士遴选制度化、倡导科学家明德楷模作用、弘扬科学精神、完善院士服务体系、院士制度改革等举措，促进并激发了科学家咨询建言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在咨询工作模式方面，其通过加强顶层设计部署研究选题、统筹协调咨询研究、建设研究支撑体系、加强咨询工作评议机制、完善成果管理机制、建立咨询跟踪反馈机制等，保障了学部咨询工作的质量和影响力。在思想传播方面，除呈送咨询报告外，其还通过建言“直通车”、受邀进中南海学术报告和座谈等方式直接向国家最高决策者建言，通过院士科技报告会、院士专家巡讲活动、科学讲座、汇录院士报告和建议、编写院士科普书系等形式进行大众传播，在发挥决策咨询作用的同时也产生了较好的社会影响。

3  学部咨询工作的特点

学部自成立60多年来，紧扣国家战略需求，服务国家决策，立足科技前沿，服务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咨询的建制化发展使咨询工作综合能力得到不断拓展。

3.1  聚焦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服务国家决策

中科院以其独有的战略地位，成为国家重要战略咨询力量，学部作为我国科技界人才重要汇聚地，成立伊始就承担了服务国家重大科技战略的职能。

科学家依靠长期的学术积淀思考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以学术理论和科学范式开展前瞻、独立、客观的咨询研究，提出基于中国国情的政策建议。例如，在建国初期，国家科技基础薄弱、重大关键技术缺乏，无法适应发展国防和经济的需要，党中央于1956年向全国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学部即刻全力以赴参与到“十二年规划”制定中，“十二年规划”建立了我国科学技术体系，促成“两弹一星”等一系列有关国家安全的重大技术突破。以“十二年规划”的制定为标志，我国进入了以长期规划来全面布局科技事业发展的时期。又如，为了满足并适应最高决策层对国家战略决策的科技知识需求，学部通过为高层决策者举办报告等形式，直接向最高决策者传播科技知识，从而间接地影响战略决策。

学部聚焦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服务国家决策的另一特点是：既关切当前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又能适度地跳出当下，以全球视野和历史维度思考未来政策方向，敏锐把握关键节点，为国家决策提供政策建议。部分涉及国家安全、社会发展的方向的重大战略问题，可能不为当时公众所关注，甚至相关政策出台后也不为公众理解，从长远来看却关乎国家未来发展与民族兴衰。例如，20世纪80年代，学部委员提出跟踪国外战略性高技术建议时，国内经济发展的主要任务是摆脱贫困，许多人认为中国当时不具备发展高科技的经济实力，在资金尚不充足时，发展高投入的高新技术产业与国情不符，因此，发展高技术以实现国家安全和战略目标问题难以引起社会公众的共鸣。这时具有知识优势、有爱国情怀的学部委员向最高决策者直接建言，促成了我国高技术发展规划的出台，推动了我国高技术及其产业的迅速发展，实现了国家安全和战略目标，充分体现了学部建言的战略性和前瞻性。

3.2  立足科技前沿，服务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在服务国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方面，与国内其他咨询力量相比，学部咨询的特色和优势是立足科技前沿，从专业视角对与科学技术相关的经济、社会问题提出科学的建议。

学部职能转变后，各学部积极探索适应新的角色，立足科技前沿，扎根学术研究。除进行国家科技发展规划、科技创新战略、自然科学领域创新研究和战略分析等科技战略咨询外，以自然科学的理论方法为依据，对涉及国情、“三农”问题、能源战略、公共卫生、区域发展、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等广泛的经济與社会中的战略问题开展创新性和前瞻性的研究，为国家重大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和重要建议，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咨询中发挥了应有力量。例如，周立三院士作为最早提出“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家之一，提出建立资源节约型国民经济体系等学术观点，其领衔承担并组成国情小组推出的一系列国情分析报告，得到了政府和社会各界高度评价;陆大道院士提出“点-轴系统”理论，提出的“T”字形空间结构战略被国家采纳;孙鸿烈等院士提出“主体功能区”概念，“全国功能区的划分及其发展的支撑条件”院士咨询项目在国家“十一五规划”中被采纳等。学部科学家新思想、新理念和理论研究体系的建构，成为决策的重要支撑。

20世纪70年代，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独立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客观上削弱了中科院以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结合的综合政策研究力量，学部面对交叉领域的、需要综合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共同开展的综合性和复杂性问题，注重以自然科学家为主体，与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等方面专家密切协作，通过专业互补获得综合研究优势，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咨询研究中的视角和专业性的限制。此外，学部依托具有在本领域学术引领地位的专业研究支撑中心的智力资源和专门研究力量，发挥这些专业研究支撑中心凝聚高水平专家的作用和专业积累优势，开展前瞻性、针对性和储备性研究，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涉及相关专业问题的咨询中发挥了智库功能。

学部服务国计民生、促进国民经济和科技发展的咨询建言产生了广泛影响，引起国家和社会的高度关注。例如，1992年4月，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在第六次学部委员大会开幕式讲话中指出，要充分发挥科学家的咨询作用，以保证重大决策的正确性。各级政府和各个部门，凡属对国计民生有重大影响的决策，应向有关方面的科技人员进行认真咨询或组织论证，并逐步建立起相应的制度[23]。1992年4月22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刊发《积极组织论证 主动提出建议 地学部围绕重大问题开展咨询》，指出地学部于1987—1992年组织了11个方面的重要咨询会议，所提的建议均被采纳，促进了我国国民经济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

3.3  建制化发展使咨询工作综合能力得到拓展

学部咨询工作60多年来的发展历程，也是咨询工作不断规范化、制度化演进，咨询工作综合能力不断拓展的历程。

学部咨询工作前期阶段主要依靠科学家个人学术特长的发挥，咨询质量主要依赖科学家的水平和能力;随后，学部咨询的工作越来越多地依靠组织力量有计划、有设计地进行。学部先后规范了院士增选、推出组织章程、成立咨委会、出台院士行为规范和科学道德自律准则、建立学部综合研究支撑平台、开展国家科学思想库建设、推进学部咨询丛书制度化。学部咨询形成了学部主席团、咨委会及学部常委会等组成的基本的治理结构，通过吸纳专门的研究中心和专职的政策研究人员，能够有条件组织协调多方面有生研究力量对重点难点问题开展持久深入的跟踪研究。学部作为思想库的组织形式和职责范围逐渐清晰，规范化、制度化建设促使学部战略咨询的作用得到了更加充分的发挥。

学部的建制化发展与国家决策咨询制度的发展完善相辅相成。学部职能一经转变，其咨询工作就得到国家决策层的特别关切。例如，国务院科技领导小组于1986年10月强调“重视王大珩等提出的建立学部委员咨询制度、咨询工作实施方法和规定等建议，进一步从制度上研究解决发挥学部委员咨询参谋作用问题”②，推动将学部委员咨询纳入国家重大决策程序。又如，随着学部咨询工作在国家战略咨询中作用的发挥，部分部委将学部咨询工作纳入决策程序，2001年11月，为推进院士对我国科技发展中重大问题咨询工作的开展，科学技术部印发《关于加强院士咨询工作的若干意见》，明确了将我国科技发展中具有战略性、前瞻性的重大课题纳入院士咨询;2002年3月，发展计划委员会印发《关于将院士咨询纳入国家重大工程科技问题决策程序的意见》，将关系到国家长远利益、影响全局、制约经济发展的关键领域、薄弱环节等重大问题，以及需要建设的重大工程开展的跨学科、跨行业、跨部门的科技咨询活动，纳入院士咨询内容。学部咨询工作在政府和相关部门决策科学、民主化进程中的作用得到了进一步体现。

近年来，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有力地促进了中科院科技特色的决策咨询工作，让学部科技战略咨询工作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学部咨询工作的整体能力也在高水平科技智库建设背景下得到跨越式发展。

4  结语

中科院学部自成立60多年来，其咨询工作历经奠基、转型探索、制度化和规范化以及高端智库建设的发展历程。从围绕国家重大任务临时组织咨询，到根据国家科学经济社会发展状况主动建言，从科学家群体结合自身优势开展咨询活动，到学部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咨询工作，从咨询体系的不完善到咨询工作的规范化和制度化，直至国家高端智库建设推动学部咨询整体跃迁，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学部咨询工作都取得了实质性效果。

当前，我国官方智库、大学智库、企业和社会智库等各类智库竞相发展，在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背景下，学部如何更好地发挥智库功能值得进一步思考和探讨。其一，充分调动和发挥院士咨询的积极性和潜能。学部自成立起就发挥了较好的智库作用，而相对于院士的数量而言，咨询报告的产出并不算多。应进一步加强咨询工作的创新，更好地促进院士个体智慧凝聚升华为学部的集体智慧，产出更多高质量的智库成果。其二，完善咨询的质量控制机制。学部咨询成果产出，既体现在科学家研究团队的真知灼见，也体现在内部评审把关审核的高水准。应进一步完善咨询研究的相关组织流程和审查把关制度，以更好地保持学部咨询成果的高价值和高品质。其三，推进咨询成果的传播扩散。与美国国家科学院、英国皇家学会等国家科学院相比，学部在成果传播方面较为缺乏全方位、立体化的传播体系。应加强搭建政府、公众和政策研究界之间的公共政策探讨平台，在影响和引领社会舆论的同时，进一步提升学部咨询对决策的影响力。

致谢：感谢中国科学院档案馆老师为笔者查阅档案资料提供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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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贡献说明：

吕  青：撰写论文初稿并修改论文;

钱莹洁：提出修改建议，修订部分论点;

李  雪：提供资料，修改完善论文;

方一兵：确定选题，方法指导，修改及审定论文。

Evolu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rategy Consulting Role of the Academic Divisions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CASAD）

Lyu Qing1，2，3   Qian Yingjie4   Li Xue4  Fang Yibing1

1Institute for the History of Natural Sciences，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90

2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49

3National Science Librar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90

4Bureau of the Academic Divisions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90

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The Academic Divisions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CASAD） is the country’s highest advisory body in term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has provided decision-making references for nat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ies in different period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evolution proces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onsulting role of the CASAD， 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research and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high-end think tank. [Method/process] The paper investigates the history of the consulting role of the CASAD， explores the evolution of the consulting role， analyzes the consulting modes in different periods， discusses and summari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onsulting role of the CASAD. [Result/conclusion] The consulting modes of the CASAD in different periods are different， and the CASAD has achieved substantial results in serving the country’s decision-making requirement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ational economy and society.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high-end think tank provides a wider space for the expansion of consulting capabilities the CASAD.

Keywords：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Academic Divisions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CASAD）    national high-end think tank    think tank    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rategy

收稿日期：2022-05-22      修回日期：2022-05-26

* 本文系中國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重大突破项目“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史纲”（项目编号：Y621081）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吕青，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大学博士研究生，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副研究馆员，E-mail： luq@mail.las.ac.cn;钱莹洁，中国科学院学部工作局数理化学办公室主任，E-mail： yjqian@cashq.ac.cn;李雪，中国科学院学部工作局副研究员，E-mail： lixue@cashq.ac.cn;方一兵，通信作者，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E-mail： yibingfang@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