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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左翼力量视野中的中西抗疫及其启示

2022-06-30吕莹

兵团党校学报 2022年3期
关键词:启示

[摘要]国外左翼学者在疫情中更进一步认识到资本主义的自身弊端及应对疫情的无效、无能、无语手段。疫情仿佛资本主义固有危机的催化剂,让本就充满矛盾的资本主义政治体制和新自由主义经济体制雪上加霜。在对比了中国抗疫和西方抗疫的原则、方法及所取得的成效后,相当一部分左翼学者和政党提出的“权力正由西方向东方转移”新判断,这一判断值得关注。后疫情时代背景下,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深入思考社会主义的价值和意义,坚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更加具有现实性和紧迫性,相信社会主义是新自由主义的最佳替代方案。

[关键词]国外左翼力量;中西抗疫;启示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274(2022)03—0044—07

[作者简介]吕莹,女,上海电力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与学校党建,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有赖于各国共产党、左翼学者的引导与探索,新冠肺炎常态化应对仍是各国面临的重要问题。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让国外左翼政党和学者对资本主义展开更加激烈地批判,他们批判政府的资产阶级政策,动员工人和各类组织开展自救互助活动。资本主义制度和政治体制、新自由主义在疫情的冲击下面临巨大危机。面对危机和矛盾,左翼力量得出什么样的结论?世界青年的思想流向有无改变?都是后疫情时代值得思索的重要问题。

一、疫情让资本主义制度弊端跃然纸上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围的大爆发,让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的无能和堕落更加清晰地暴露在世人面前。资本主义政治体制的弊端同时呈现,新自由主义也无法解决生产方式与所有制之间的矛盾,医疗保健结构的历史性失败,整个资本主义社会无序混乱,灾难愈演愈烈。

(一)资本主义政治体制在疫情的冲击下雪上加霜

截至北京时间2022年3月4日,全球已报告COVID-19确诊病例440,807,756例,包括5,978,096例死亡。[1]这一场席卷全球的危机没有让任何一个国家安宁。在这样的情况下,西方当局也争相回应,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直言不讳地告诉民众:“不幸的,您的亲人可能会去世”。同时,英国保守党当局也根本不知道如何应对这种流行病及其后果。弗雷德·韦斯顿是这样形容经济和社会危机的:股市暴跌、惊慌失措的人群批量购买物资。西方世界开始思考为什么资本主义在疫情中风雨飘摇。

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危机源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决定因素为利润前景,并非社会生产需要。胡安·克鲁斯·费雷更是直指彼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和资产阶级,他认为“自这场危机以来,白宫和大多数立法者更关心的是维持商业信心和避免经济中断,而不是挽救生命”[2]。他认为特朗普的抗疫政策实施曲曲折折,遭到民众斥责与反对原因除特朗普本身性格外,“表明资产阶级之间在如何应对这场危机上存在更深的分歧。”[3] 这样的分歧是由资本主义本质决定的。资本主义政治体系中包含了各种利益群体和力量,这些不同的群体促使资产阶级在应对危机时各怀鬼胎,无法形成抗疫合力。巴特勒曾经精准地描述过资本主义社会状态,“病毒本身不会歧视任何人,但我们人类会,因为我们是由民族主义、种族主义、仇外心理和资本主义的交织力量形成和驱动的”[4]。事实上,这一不平等状态是资本主义的正常社会状态。新冠肺炎疫情的出现对每个人的生命产生了潜在的威胁,这也使原本在虚假繁荣中掩盖的资本主义矛盾与危机再次显露。正如弗雷德解释的那样,该病毒最终是全球资本主义危机的诱因,这使所有现有的累积矛盾浮出。[5]

越来越多的力量认识到,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使他们无法安稳地度过危机。在这种情况下,在西方社会中左翼组织的呼声越来越强,社会主义转向的诉求不断升温。社会主义诉求组织(劳动和青年的马克思主义声音)认为新冠肺炎疫情的突然流行正在加速资本主义的毁灭进程,暴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残酷性以及它无法适应人类的需要的事实。它表示这也是“一个全球性的现象,这样的生死问题将把阶级意识展现在突出的面前。”[6]资本主义政治体制的虚伪面具被揭开,人们越来越清醒到意识到资产阶级政府的自私与无能。胡安·克鲁兹·费雷以意大利为例描述了西方世界的政府被质疑的情形,做出世界范围内的阶级斗争正在兴起的判断。“在意大利,这种公开爆发阶级斗争的趋势达到了最高形式:工会联合会呼吁在3月25日举行总罢工,以抗议政府扩大‘基本业务的定义。”[7]比利时共产党公开倡议,“让我们不要被资产阶级政府的措施所愚弄:无论他们是谁,他们都会采取反人民的措施,并且会优先考虑垄断者的利益而不是工人的健康!组织起来,为社会主义社会而奋斗!”[8]与此同时,各国寻找本国出路的同时也看向东方,尤其是中国。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科克大学海事论坛的创始人和主任杰姆·古德尼兹十分肯定亚洲尤其是俄罗斯和中国的地位,他不断思考本國的出路,他认为新冠肺炎疫情使华盛顿共识岌岌可危,他倡议土耳其需要回归其创始价值观,即凯末尔主义国家模式,加强与亚洲特别是俄罗斯和中国的合作,吸取欧盟和美国人道主义价值观和危机管理失败的教训。[9]亚历山大·布兹加林对中国的措施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认为中国的隔离不仅对中国人而且对全世界公民,包括俄罗斯人都至关重要。“通过关闭他们的国家,中国人帮助我们做好了解决问题的准备。这同样适用于意大利。”[10]全球32个左翼政党组织在革命政党和组织国际协调(ICOR)联合发声,认为目前世界新冠肺炎疫情形势彰显了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的整个挫折和无能!这表明帝国主义已经进入了帝国主义不能再运行的阶段。社会主义是唯一的答案。[11]

除此外,美国年轻人开始关注到社会主义的可能。塞浦路斯劳动人民进步党阿克尔对美国共产党联合主席罗萨娜·坎布朗和乔·西姆斯的采访中问道“人们,特别是年轻人,对社会主义和另类社会的兴趣似乎正在高涨。你认为这是什么原因?CPUSA如何干预与左翼、进步和民主力量建立联盟?”两位领导人表示,的确,青年人和其他人的思想正在向社会主义方向转变,这是非常可喜的。这可以归因于麦卡锡主义反共势力的衰落以及资本主义系统性危机现阶段所引发的恐怖。[12]他们还认为,美国越来越少的人相信环境、战争、不平等和医疗体系等问题可以在资本主义框架内解决。他们认为这是目前正在发生的最好的事情之一,他们在尽一切努力鼓励和支持这一现象,并将其转向有效的政治行动。拉特格·布雷格曼在《新自由主义时代正在结束,接下来是什么?》中写道,如今,越来越多的美国年轻人对社会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持乐观态度——这在30年前是不可想象的(20世纪80年代初,年轻选民是新自由主义里根的最大支持者。)[13]8D1F0DCC-F69E-4D86-9D68-D55BDB1D34BB

(二)新自由主义面临新一轮巨大的危机

新冠肺炎的爆发和蔓延促使外国左翼从不同的角度批评新自由主义。大卫·马修斯(David Matthews)批评了新自由主义下的医疗体系,认为新自由主义是一种霸权力量,是统治阶级的“政治意识形态工程”。的确,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蔓延,资本主义所支持的新自由主义消费社会似乎无能为力,许多消极因素已经在多方面暴露出来。特别是,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在西方社会引发的资本逐利流动从根本上忽视了对社会保护机制和重大流行病相关药物的研究,这直接导致了疫情期间公众的大规模感染和疫情隔离期间新自由主义所构建的消费社会的无情破坏,导致“左翼”甚至“非左翼”西方学者的强烈批评。与此同时,在全球抗疫的背景下,“团结”“医疗保健”和“平等”等话题也变得越来越重要。正如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家戴维·哈维(David Harvey)在《新冠时代的反资本主义政治》所言,四十年的新自由主义让公众完全暴露在外,并没有做好应对冠状病毒规模的公共卫生危机的准备。[14]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很快变成了需要政府干预的经济危机。胡安·克鲁兹·费雷批判道,共和党和民主党提出的刺激计划是对资本的慷慨馈赠,并附有对工人的可怜的经济支持。[15]新自由主义严重阻碍生产力的发展,是现代国家治理失效的表现。在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原则下,私人资本进行无限增值,却使公共领域形成无人问津的真空地带。在疫情背景下,充分暴露出新自由主义的落后和腐朽,也正是在新自由主义的催化下,资本主义系统性危机加深造成此次疫情的严重危害。

多数人认为,此次危机比2008年的经济危机更甚,是让新自由主义面临崩溃的一次渗入型危机,一次更令人震惊、更具破坏性、更致命的危机。鲁特格·布雷格曼痛惜道,“根据英国中央银行的数据,英国正处于1709年冬季以来最大的经济衰退前夕。在短短三周的时间里,美国近1700万人申请了经济影响补偿金。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中国花了整整两年的时间才达到这一数字的一半。”[16]这一现象对西方世界来讲不容乐观。尽管来自美国、法国和德国的七国集团领导人表示他们正在与冠状病毒交战,但实际上他们的努力是为向新的全球经济体系过渡做准备的一部分,并没有真正、真心地站在人民的立场。如若如此,尽管新冠肺炎疫情被消灭,由此引发的社会经济海啸将震撼新的全球经济体系,陷入混乱和衰退。塞姆·居尔德尼兹直言道,“社会经济危机时代即将来临,随着各国与失业和经济失衡作斗争,威胁现在不再来自外部,而是来自内部。”[17]萨默斯认为,当前危机的深度至少是大衰退的两倍甚至三倍,也可能威胁到银行系统,并且衡量银行在危机时期的生存能力的压力测试是不可信的。乔·西姆斯表示如果萨默斯是对的,华尔街可能会遇到大麻烦。[18]

在新自由主义的前提下寻找解决新冠肺炎疫情的出路似乎并不奏效。杰姆·古德尼兹断言,依赖美元的新自由主义全球主义体系正在崩溃。这种情况为从金融资本的废墟中恢复实体经济体系打开了大门。他认为这次危机与2008年不同,仅通过改变利率或向市场释放资本并不能解决问题。[19]鲁特格·布雷格曼认为,资本主义的小伎俩再也不奏效,不像“债务抵押债券”或“信用违约掉期”经济名词的深奥不被了解,病毒是所有人都清楚的。“2008年后,鲁莽的银行家往往将责任推到债务人身上,但这种伎俩在今天不会奏效。”[20]疫情下的新自由主义表现让人们开始思考这样的问题,即“在新自由主义中能找到方法渡过危机吗?”乔·西姆斯肯定地说道:“被困在自由主义或新自由主义思想框架内是不可能找到替代品的。”[21]的确,只有脱离新自由主义才能寻找到正确的替代方案。我们应该走一条清晰、透明的新路,并始终如一地應用旨在实现广大公众利益的规则。在这里,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的原则和利益最大化所涉及的利益必须降到次要位置。正如亚历山大·布兹加林所提出的那样,替代方案是显而易见的——国家和民间社会有计划、直接(非市场)、协调一致的行动来支持重要系统。他还呼吁是时候回想一下浪漫左派看似乌托邦的口号:“为了人民,而不是利润!”[22]

二、疫情中中西方治理下的左翼新判断:权力正由西方向东方转移

西方自由主义和“中国模式”的对比在疫情中更加鲜明。疫情时代下,一个努力推进外交政策,发展伙伴关系,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另一个不断推诿责任、撕毁信誉,仍然奉行单边主义和霸权政治,哪种模式更优,已一目了然。就目前的结果而言,世界卫生组织对“中国模式”在抗疫方面的赞扬已很能说明世界普遍的观点和态度。

(一)在当前世界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斗争中,“中国之治”与“西方之乱”形成了鲜明对比

中国模式的“治理之道”。首先,中国取得了胜利,体现出了中国优势。中国政府在新冠疫情中与病毒作战时,以人为核心,不惜一切代价将民众放于第一位置,为此调动整个国家的资源,这就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在应对这样的全球危机时,资本主义的方式已然失效,以资本为核心的模式显然无法与社会主义模式下的“以人为本”相比拟。在这场战斗中,党在东西南北中的全面领导彰显了力量,是中国能够成功的关键。“中国共产党广泛扎根于社区和工作场所之中——这确保党能够时刻关注并及时满足民众的基本需求”[23],弗朗西斯科·马林乔如是说。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具备强大的战斗力和核心的领导力。匈牙利学者蒂尔默·久洛对中国一直依赖推行的政策表示高度肯定,他认为,“中国一直是全球化和多边贸易体系的坚定支持者,现已成为全世界最强劲的增长引擎。中国一直坚持改革开放基本国策,坚持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以及促进开放的世界经济”。[24]中国这股强劲力量已越来越受到关注,新冠肺炎疫情下的中国大放异彩。其次,中国为世界做出榜样和贡献,提供宝贵经验。疫情是世界人民面对的一场共同考试,中国在疫情中呈现的优异答卷,为世界其他国家提供了借鉴。中国在这次全球战疫中一直冲锋在前,同时号召各国相互合作,可以称得上国际合作名副其实的引领国。习近平总书记不断发出中国关于各国携手联防联控的倡议,得到大部分国家的拥护和肯定,展现了在国际合作中的中国面貌。捷克科学院哲学所全球研究中心主任赫鲁贝克说:“疫情需要各国充分共享信息、调配资源、互相扶持,中国在这些方面为全球树立了榜样。”[25]的确,中国在疫情中不断分享自身宝贵经验,主动向全球疫情严重的国家(伊朗、意大利等)提供支持,为赢取疫情防控全球阻击战做出表率。8D1F0DCC-F69E-4D86-9D68-D55BDB1D34BB

西方模式的“乱象之势”。首先,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应对疫情自身的失败彰显了制度的劣势。他们在面对疫情时,展现出其一贯的金钱至上和盲目自信的原则,以经济和生产为唯一标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普遍失败通过这场危机得到了表达和广泛的记录,世界上成百上千万的观察者同时见证并受到资本主义整体无能的影响。正如赛勒斯·比纳描述的那样,美国的真实形象是:战后国际机构的瓦解和腐朽,国内社会严重的分裂和不平等,中心地位在最近几十年早已消失,自内战以来在阶级和种族关系上几乎没有任何进步。[26]在这次的跨国威胁中,美国将自身利益置于首位、只考虑自身的权力战略面临失败。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政府与机构、政治体制的混乱导致困难加剧。正如世界著名国际政治学者约瑟夫·奈在《美国权力需要一种新战略》中认为的那样,这次COVID-19的疫情表明,美国未能调整战略以适应这个新世界。其次,搞疫情下的政治甩锅行为暴露了西方国家的本质。面对新冠病毒的侵袭,本应全球合作战疫,共同面对病毒这个共同敌人。但西方某些国家却把某个国家和某个种族当成敌人,持有傲慢和偏见,“甩锅”推责,将疫情政治化。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从2020年3月开始,在媒体、社交网站及各种国际场合,不断“甩锅”中国,用“中国瘟疫”“武汉病毒”“中国病毒”等名词污名化中国,用以实现转移其国内抗疫不利的视线的目的。这些西方国家带有强烈政治意图的政策,已偏离战疫精神的核心,损害了全球化合作和国际秩序。尽管他们很努力地掩盖他们面对疫情的无能和不足,但其真实形象已暴露无遗。“中国阻止病毒传播靠的是依据现实采取行动,这种原则如今几乎被所有国家效仿。遗憾的是,美国做法与之相反,沉浸于作假和国家妄自尊大。”[27]美国固执的执行偏离的政策,将国际秩序和全球化趋势置于不顾,暴露了他们的本质。“这场疫情的全球影响本可以通过国际组织提供更加丰富有效的信息,以便给各国政府更多时间进行准备并调配资源到最需要的地方而被极大削弱。但在这场领导力测试中,美国“挂科”了,世界也会因此而更加糟糕”[28]。美国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科里·舍克在《美国未能通过这场领导力测试》中批评道。

(二)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下,话语权逐步向东方转移

新冠疫情会重新将国际秩序和世界权力结构洗牌,它是权力领域的一次地震,影响世界格局和秩序,导致经济和政治权力的永久性转向。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研究所特聘研究员马凯硕(Kishore Mahbubani)在《更加以中国为中心的全球化》中指出“COVID-19的疫情不会从根本上改变全球经济方向。它只会加速已经开始的变化:从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化转向更以中国为中心的全球化。”[29]阿里·奥斯曼·巴尔干在《资本危机与世界经济中的生产转移》一书中对资本流动、生产转移和全球趋势进行了集中研究。他讨论了世界经济中的对外贸易基础和生产转移问题,世界经济所经历的生产资本、金融资本关系和危机以及到2018年的危机,指出世界资本主义在生产转移过程中的主要焦点是中国经济。[30]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贝尔福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教授斯蒂芬·沃尔特在《一个开放、繁荣与自由皆倒退的世界》一文中明确指出:新冠疫情将加速权力和影响力由西方向东方的转移。在这场疫情中,韩国和新加坡两国应对得最为出色,中国也在早期的失误之后作出了良好反应。相比之下,欧洲和美国则反应迟缓、应对失策,这进一步损害了西方的“形象”。[31]当前,美国不顾人类理性的利益诉求,不顾合作共赢新秩序,不顾多元化国际新格局,固执的推行单边霸权主義政策,其结局毋庸置疑,将会面临政策破产。与之成为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将在后疫情时代奋力崛起,成为全球典范,权力也将从西方向东方流动。

三、新冠肺炎疫情应对中的启示

在人类与病毒灾难长期共处的后疫情时代,我们应该记住什么?应该坚持什么?如何持续回答好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何以存在”“何以必要”“何以发展”的问题,推动马克思主义话语在和新自由主义话语的交锋中不断胜利,是我们值得思考的问题。

(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现实性和紧迫性

新冠肺炎疫情向全世界发起了警告,让世界人民的命运再次紧紧地团结在一起。杰姆·古德尼兹认为,新冠肺炎疫情危机不是武装冲突,但其影响只能与世界大战相提并论。他以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法国大革命和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作对比,认为微观病毒在打破全球地缘政治断层线和改变地缘政治范式方面更为有效。“据一些环保人士称,自从实施隔离以来,世界终于可以自由呼吸了。”[32]世界越来越成为一个共同呼吸的整体,地区与地区之间日益密切。与此同时,新冠肺炎疫情证明了各国人民友好原则和国际主义原则的重要性。“国际团结”便是治疗新冠肺炎疫情所需的药物中的一种。亚历山大·布兹加林认为国际团结十分必要,即使是基于自己的利益,也要帮助其他国家和地区。他认为国际团结这不仅仅涉及对局势最困难的国家和地区的援助,还包括对贫困程度无法自行解决的国家和地区提供帮助。[33]这说明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不可抗拒的潮流。正如革命政党和组织国际协调(ICOR)所表达的那样,虽然病毒不识别类边界,但今天,人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人类的未来在于一个没有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和建设一个没有人类和自然剥削的国际社会。[34]鲁特格·布雷格曼形容这个世界为一个空间,一种向不同的、更现实的人性观打开的空间。在这个空间中,人类已经进化为合作。基于这一信念,其他一切都可以效仿——一个基于信任的政府,一个植根于团结的税收体系,以及确保我们未来所需的可持续投资。[35]因此,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这一事情上,人类更需要保持团结与一致,“抗击病毒的所有成就——新发现、制造疫苗的不同方法,或者更重要的疫苗和生产技术——必须属于人类,免费且无限制。无论是谁或在何处制造,都不得对适用于该病毒的疫苗进行私有知识产权限制”。[36]世界应加强团结合作,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促进全球抗疫进程,共同抵御全球性风险。这也正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和西方左翼运动所倡导的,一个始终把人民的生命和健康放在第一位的全球“社区”,这是疫情期间给予我们的重要启示和选择。8D1F0DCC-F69E-4D86-9D68-D55BDB1D34BB

(二)社會主义是新自由主义的最佳替代方案

放眼全球抗“疫”行动,在西方左翼看来,中国的成功经验昭彰出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突显了以人为本的价值,塑造着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健康丝绸之路的典范。新冠肺炎疫情再度证明资本主义危机从未远去,时代呼唤社会主义替代方案。一个新型工人党政党——德国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认为资本主义追求利润、充满竞争,在这样的环境下医疗体系遭到破坏。他们认为社会主义可以通过社会的革命性、根本性变革来实现。他们呼吁大家组织起来,为了医疗保健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工作和生活条件的利益。他们表示,跨党派团结一致是当今的潮流。[37]的确,事实证明,当今的马克思主义依然彰显十分深厚的魅力,它不仅竭力的批判资本主义制度,揭露其剥削本质,而且还向被压迫者提供了政治行动的参考方案。各国共产党的努力和奋斗证明马克思依然可以持续指导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在抗疫过程中,无论疫情轻重仍顾大局、识大体的中国人乃至东亚人受到世界人民的尊重和肯定,一些外国人看来,这种顾大局、识大体“真的是一种全政府、全社会,你甚至想象不到的一种乌托邦式的集体意愿。”古德尼兹十分赞赏中国在新冠肺炎疫情中的表现,十分肯定中国模式,认为“中国在道德和经济上一直保持强大,为21世纪提供了一个稳定的模式。”[38]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进一步证明了社会主义方案的可行性和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同时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提供可复制的经验和可借鉴的方案。

在经历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之后,人们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看法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共产主义”的讨论热潮在西方世界频频泛起,尤其集中于左翼学者、西方共产主义组织等群体中。在后疫情时代,人们开始凝聚社会主义的共识,掀起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新潮流。他们意识到,反对社会主义的斗争与他们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反对资本主义意味着保护每个人的生命。受新自由主义压迫的年轻一代在政治问题上也开始有了更高的敏感性和接受度。他们一些人组织激进的社会主义政党,高喊着“代表社会主义的未来”的口号。疫情在结束新自由主义之时,也激活了通往共产主义之路。关于通往共产主义之路,乔·西姆斯提出了值得研究的问题,“如果我们害怕向社会主义前进,我们能前进吗?”答案必然是否定的。他认为实现社会主义和广泛的民主的力量只能是受危机影响最大的工人和人民,工人和农民必须在这场斗争中发挥领导作用。他进一步强调,我们必须要做出改变,要向社会主义前进,必须要依靠工人和农民力量,并且要像鲍比·西尔(Bobby Seale)曾经说过的那样,是时候“抓紧时间”了。[39]除此,学者亚历山大·布兹加林也分析了历史发展规律,对自由王国——共产主义的诞生和意义加以呐喊。他总结道:新社会出现的早期迹象是团结、正义和国际主义的冲动,新社会在第二个世纪以来,通过了流血、矛盾和汗水,一直在诞生的过程中。一百五十年前,马克思和恩格斯称之为“自由王国”——共产主义。他认为这个名词是这个新社会赢得的,因为它具有与名称相适应的内容,即团结、正义和国际主义,还有自由。在分析基础上,他还呼吁人们是时候改变世界了。“如果今天我们不坚定地向左移动,那么明天降临在我们身上的将是法西斯主义的棕色瘟疫,比任何冠状病毒大流行都更可怕。替代方案再次提上议程:‘要么共产主义,要么野蛮”。[40]

就这样,共产主义的呼声日渐升高。新冠肺炎疫情便是一个加速器,加速了资本主义政治体制矛盾的激化,加速新自由主义的崩溃,也加速了社会主义发展的进程,同时加速了全球化的发展。后疫情时代,西方世界必须脱离新自由主义的桎梏才能让社会重获新生。全球日益成为一个联合体,社会主义也成为西方社会未来发展的新选择。西方左翼政党和青年将在新一轮的社会主义呼声中,继续承担起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的伟大使命。左翼力量对中西抗疫的讨论和宣传,增加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的信心,凝聚了左翼运动的理论共识,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全球性影响力,奠定了后疫情时代社会主义发展的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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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SOCIALIST APPEAL. Help build the Marxist tendency-donate to our fighting fund today! https://www.socialist.net/socialist-appeal-supporters-club.htm.

[8]Communist Party of Belgium. CP of Belgium, Les pouvoirsspéciaux ne répondront pas à la crise sanitaire ni aux besoins de la population,http://www.solidnet.org/article/CP-of-Belgium-Les-pouvoirs-speciaux-ne-repondront-pas-a-la-crise-sanitaire-ni-aux-besoins-de-la-population/.8D1F0DCC-F69E-4D86-9D68-D55BDB1D34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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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2][33][36][40]AleksandrBuzgalin. The Coronavirus Is Stirring the Impulse to Communism:Only collective action can save us from the pandemic. https://www.rosalux.de/en/news/id/42001/the-coronavirus-is-stirring-the-impulse-to-communism?cHash=938bf516ecdf87fc9ba7cc5ea82acba9.

[11][34]ICOR . Deklarasi ICOR MeresponPandemi Korona https://www.icor.info/2020/deklarasi-icor-merespon-pandemi-koro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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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David Harvey. Anti-Capitalist Politics in the Fime of COVID 19[EB/OL].(2020-03-20)[2020-07-20].https:// jacobinmag.com /2020 /03 /David-harvey-coronavirus-political-economy-disruptions.

[18][21][39]JOE SIMS. The pandemic is killing us. So is neoliberalism. MAY 22, 2020. https://www.cpusa.org/article/the-pandemic-is-killing-us-so-is-neoliber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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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展现出负责任大国担当——习近平主席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应对新冠肺炎特别峰会重要讲话引发国际社会热烈反响[N].人民日报,2020-3-2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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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29][31]Yalibnan:How the World Will Look After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Foreign Policy, March 20, 2020, http://yalibnan.com/2020/03/24/how-the-world-will-look-after-the-coronavirus-pandemic/.

[30]Ali Osman Balkanl?. Capital Crises and Translocation of Production at the World Economy,LAP LAMBERT Academic Publishing,2017.11.15,pp.1-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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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编辑:杨伟民8D1F0DCC-F69E-4D86-9D68-D55BDB1D34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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