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俐蓉 曹均学

[摘要]党的十九大以来，学术界对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内涵、转化依据、价值意蕴及化解路径等方面进行了研究。但是，研究中存在对主要矛盾本身及其关系认识不深、研究方法单一、内容不全面、缺乏系统论思维、国际视野不足、实践转化不够等问题。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研究应有新思路，即准确把握其内涵，优化研究内容与方法，拓宽研究多重视野，使研究成果落地生根，向更高层次研究。

[关键词]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274（2022）03—0051—09

[作者简介]邵俐蓉，女，西华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21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曹均学，男，西华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1]这一重大政治论断，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基于世情、国情、党情和民情的变化，将马克思主义矛盾学说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所作的重大理论创新，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指明了方向。这一论断一经提出，迅速成为理论界和学术界讨论和研究的“热点”与“重点”，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全面梳理总结这些研究成果，分析研究中的不足，对我们党更好地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研究概述

党的十九大以来，学术界对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研究较为深入，成果颇丰，主要涉及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实质内涵、转化逻辑、价值意蕴、路径选择等方面。

（一）关于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内涵的研究

对基本概念的正确解读，是学术研究的前提和基础。在当代，何为美好生活需要？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指的又是什么？只有准确把握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基本内涵，才能深入探讨其价值所在，才能优化其路径选择。目前，学术界对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内涵的研究，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展开论述。

1.关于“美好生活需要”的界定。美好生活并非“乌托邦”式虚幻的理想，也异于改革开放初期解决温饱问题的生活目标，而是在新时代这个特定的语境下，能为人们目光所及并深切感受到，贯穿于社会各领域、多方面、深层次的高质量生活引领。“美好生活需要”是人民群众从无到有、从有到优不断增长的多元化、个性化的需要。这表现在2018年我国人均国民收入已经高于中等收入国家水平，同年我国恩格尔系数进入联合国划分的富足区间，消费热点由满足物质文化需要的实物消费，向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新兴服务消费转变。[2]韩喜平、金光旭认为，“美好生活需要”是人民多层次、多形式、多类型的全面需要，这种需要不是静态和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社会发展而不断变化的需要。[3]张明军、朱玉梅认为，美好生活需要主要是指人民群众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的多样化多层次需要。[4]王红霞认为，美好生活需要包括 “硬性需要”和“软性需要”，前者指的是人民群众在物质文化方面的需要，后者是说人民群众在精神心理上的需要。[5]新时代人民向往的美好生活的基础，是全面与均衡发展的理想生活，应全方位提升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成就感。美好生活需要与人的本质和人的全面发展需要相一致。佟德志、刘琳认为，美好生活需要的内涵更加多元，人民逐渐追求更高的生活品质。[6]具体来说，就是要“在更高水平上实现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7]

2.关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的研究。“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是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占据主导地位的一方。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关乎国计民生，是我们党对当今世界发展问题的反思、对我国发展历程的回顾。对于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的内涵，学者们也做了深入地解读与探究。董小君认为，不平衡是指横向层面诸多要素配置失衡，导致的过程、结果和机会不平衡现象。这种不平衡具体表现在城乡发展、区域发展、产业结构、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等方面。“生产力发展程度还不够高，导致全要素生产率（TFP）潜力没有得到充分发挥”，进而导致不充分的发展。[8]杨威、张秀梅认为，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由社会发展引起，主要表现为一部分地区快速发展之后，引发了另一部分地区呈现出发展的相对不平衡、不充分。[9]相较之前“落后的社会生产”而言，许晓丽认为，当前我国在诸多领域已领先于世界总体水平，但我国的发展在结构上凸显出不平衡的问题，在发展水平上呈现出不充分的问题，这些不足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短板，集中表现在社会领域和生态环境领域，突出表现在社会创新能力、发展动力、发展成果转化与共享等方面。[10]此外，实体经济水平还有待提高。王艳、余金成则认为，“不平衡不充分”实质上是指人们获取发展资源的不平等状态，指向获得发展资源条件方面，重点是教育资源的相对短缺状态。[11]

（二）關于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研究

今日之中国，早已不是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具有深刻的历史继承性和鲜明的时代性。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并不是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转化而来，而是时代主要矛盾转化的必然结果。鉴于此，学者们主要围绕理论依据、历史依据和现实依据等方面对其转化展开了广泛的研究。

1.关于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理论依据的研究。从历史的纵横交贯看，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与马克思主义的矛盾学说、毛泽东的矛盾论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追根溯源，罗朝远认为，一方面，它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创造性产物，是马克思主义的矛盾观在理论层面上的重大创新;另一方面，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直接理论基础，源自毛泽东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理论。从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建设，我们党在实践的基础上，对主要矛盾的不断认识与探索，是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历史演进。[12]张波、朱帅认为，这种演进呈现出三重维度，即马克思主义矛盾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辩证唯物主义。[13]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人民群众需要层次的变化也尤为突出。李萍认为，我国人民的需要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相应有了更高层次的提升，且具有非物质、个性化以及社会性的特征，这符合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对人的需要的社会历史性设定和需要的系统体系建构，也符合人的需要由生存到享受、再到发展的历史性变动规律。[14]76D78629-7DE1-41DC-AD9E-3363F79718D3

2.关于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历史渊源的研究。以史为鉴方可知兴替。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探索具有长期性和曲折性，习近平总书记也多次强调，历史、现实、未来是相通的。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历史依据，正是我们党带领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李晶晶、李国俊认为，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集中体现了21世纪人民群众的整体社会意识，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同时也是社会主义社会对“历史规律的再现与传承”。[15]因而亦可从我国在各个时期所处的历史方位中去把握。张瑞才认为，可通过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改革开放到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大以来这三个阶段进行分析。[16]张波、朱帅认为，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不仅是对社会主要矛盾理论的继承与发展，也是与现存社会相联系、并彼此结合的产物。[13]从整体性上看，对于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的历史逻辑和取向，孙贺、蒋岩桦认为，社会主要矛盾的“变”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不变”密切相连。[17]纵观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艾四林、康沛竹认为， 在不同时期正确判断和认识社会主要矛盾，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奋斗中积累的重要经验。[18]因此，社会主要矛盾随时代和实践的变化而不断丰富、持续发展，应用历史的眼光与思维去看待和把握。

3.关于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现实基础的研究。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是中国共产党站在“两个大局”的高度，基于人民至上的立场，作出的科学判断，具有现实针对性。田天亮、田克勤认为，现阶段我国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着哪些问题和挑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真实状况如何，可通过新时代社会矛盾得以显现。[19]王向明认为，新时代的人民需求，远远不如过去一样只停留在物质层面，而是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经济的良性发展，扩展为对高品质生活的“新需要”。与此相适应，在生产领域，主要表现出不平衡不充分的“新问题”。[20]马喜宁认为，从本质上看，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是由于我国需求侧远远大于供给侧的现状所促成的质变。具体来说，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现实依据主要表现为以下三点：一是我国社会生产力取得巨大进步，这是直接根据;二是社会需要的地位不断上升，作用不断突出;三是“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对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制约。[21]王进国则认为，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这一创造性理论，是中国共产党应对世情、国情、党情深刻变化所作的正确判断。[22]

（三）关于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价值意蕴的研究

新时代之所以“新”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是带有历史性、根本性、全局性的科学论断，这为党的大政方针和政策制定提供了根本遵循。对于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价值研究，学术界主要从以下三个层面展开论述。

1.关于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理论价值的研究。新时代我国的社会主要矛盾极具时代性和中国特色。常春、逄奉辉和沈旭认为，其孕育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坚实的“理论创设基点”。[23]对于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理论意蕴，胡炜杰、贺祥林从以下三个方面作了阐述：一是回答了人民是价值向往的主体。价值主体即人民的需要对价值客体即社会发展的向往，就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二是说明了价值创造的主体，是人民和来自人民群众的领导者、组织者。三是从价值向往和价值评价的主体出发，即从“现实的人”出发，对其理论的价值进行评价。在价值创造满足价值向往的价值实现过程中，对其进行阶段性反馈，以此来检验价值效果。[24]从漫漫的历史长河中寻觅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价值意蕴，从根基来看，徐茂华、李晓雯认为，无论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立科学社会主义时，还是列宁在领导俄国革命时，都作过相关论述。从源泉来看，毛泽东同志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时，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新时期，江泽民、胡锦涛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时，都是对社会主要矛盾的丰富与创新。[25]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作出的重大论断，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矛盾理论的新境界。

2.关于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实践意义的研究。新时代社会主义矛盾是我们党担当历史使命的战略导向、决策指引。朱菊生、郭广银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与发展方向如何，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是其理论来源，并明确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在治国理政工作中的中心任务。[26]张波、朱帅认为，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深刻影响着我国社会发展战略的调整、发展方式的布局以及广大人民和整个社会的发展。因此，要推动当代中国的发展，就要牵住社会主要矛盾这个“牛鼻子”。[13]新时代我国的社会主要矛盾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彰显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强大生機与活力。张雪琴认为，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有利于坚定我国人民的“四个自信”、增强全球范围内其他国家及其人民的社会主义信念。国际上“华盛顿共识”“北京经验”的对比讨论，向世界展示了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强大生命力。[27]

3.关于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方法论价值的研究。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是我们党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过程中，深刻总结、科学分析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的基础上，灵活运用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基本观点作出的判断，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赵福浩认为，我们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过程中认识社会发展规律、判断形势，制定党和国家大政方针的重要经验，就是坚持运用唯物史观，科学分析和正确把握各个历史阶段的党情、国情、民情现状及其变化。[28]常春、逄奉辉和沈旭认为，对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首先呈现出历史思维方法。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是一个总体性范畴，需用历史的眼光认识和把握新旧矛盾及其转化。其次，体现了我们党坚持用联系、发展、对立统一的唯物辩证思想，观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思想与工作方法。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全面、动态地考察社会基本矛盾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同时期的具体表现形式。只有立足于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统筹兼顾与重点突出的辩证统一，才能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向前。[24]76D78629-7DE1-41DC-AD9E-3363F79718D3

（四）关于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化解路径的研究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了许多新要求。”[29]对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化解路径的研究，是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研究的重点和难点。当前，学术界从不同角度对此提出了诸多新方案。总的来看，可概括为以下五个层面。

一是从政治层面看，主张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冯锋认为，党的领导是思想引领也是组织保障，只有始终坚持党的坚强领导，才能推动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解决。[30]孙兰英认为，全面深化改革能有效破解“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满足人民对更高生活品质的追求，是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关键一招。[31]陈树文和王敏认为，人民至上是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根本立场。[32]在新时代社會主要矛盾的视阈下，要对“国之大者”做到心中有数，想人民所想，忧人民之所忧。此外，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背景下，还要使人的需要体系与法治保障体系协调发展。陈金钊认为，法治方式是化解社会主要矛盾的第一选择。[33]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与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破解有利于更好满足人民的美好政治生活需要。

二是从经济层面看，主张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建设经济现代化体系。与之前相比，我们在经济领域的成就发生了质的变化。张莉、徐曼认为，解决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需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深层结构上发力。这样不仅能为经济持续增长提供基础，也能为社会全面发展和人民生活全面改善提供保障。[34]从社会主义的本质角度来看，潘石认为，应大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一步解放与发展社会生产力，促进社会供给能力的大幅度跃升，[35]从而为共同富裕的更好实现奠定坚实基础。要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结构性”，抓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满足广大人民不断升级的新需要。此外，钱书法认为，新发展理念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思路，也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根本原则。[36]王永章认为，在合理的社会制度作保障的前提下，新一代人工智能可为经济增动力，为生活添彩，为高质量发展添薪蓄力。新时代要充分利用人工智能革命的巨大作用，推动经济社会转型高质量发展，克服“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37]更好满足人民的美好物质生活需要。

三是从文化层面看，主张坚定文化自信，建设文化强国。新时代要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最深厚的底蕴。杨小勇、王文娟认为，文化是满足人民精神需要的“食粮”。要坚定文化自信，不断推进理想信念教育和文化体制改革，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38]“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李兵园、陈泽华认为，要为社会主要矛盾的化解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就要大力提升我国的文化软实力，提供更多高质量文化产品，还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39]回首中国共产党建党治国为民的百年历程，对马克思主义的真学、真懂、真信、真用，对理想信念的忠贞不渝，对革命文化的继承，对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坚持不懈地探索与实践，都启示我们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地弘扬“中华新文明”。

四是从社会层面看，主张改善民生，创新社会治理。社会建设的重要方面、国家治理的重要领域便是社会治理。同时，民生是一项“大工程”，要把握好经济发展与改善民生的关系，抓民生就是抓发展。牛刚认为，基层社区与人民群众的社会生活紧密相连，基层社会治理工作关乎民生福祉，关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对贯彻和落实我们党的大政方针与政策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40]虞崇胜认为，在解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诸多路径中， 民生和民主往往能起到纲举目张的作用，二者可喻为解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双重杠杆”。[41]文宏认为，将“人民获得感作为新时代国家发展的价值标度与理性评估”，是破解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的源头活水。[42]要加强社会治理能力，提高社会治理水平。例如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能有效缓解人民的健康服务需要与公共健康供给之间的矛盾。

五是从生态层面看，主张贯彻绿色发展理念，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现代化。当前，我国广大人民的生态文明理念与社会生态发展、实现美好生活的要求之间，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张兴茂认为，我们欠账较多的领域、人民群众意见较集中的领域便是生态建设。在现阶段，要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势必要贯彻“新发展理念”。对党和政府来说，要建立健全生态环境系统相关的体制机制，对人民群众来说，要加强对生态环境系统的保护力度。[43]任玲认为，从本质上看，生态需要的基础，是维系人的内在需要，和人与环境之间的外在和谐。因此，要满足人类合理、适度的需要，推进社会生态环境治理和生态文明建设。[44]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必须坚持，不能背离。只有坚定生态文明发展道路，加快构建“两型”社会，形成 “现代化建设新格局”， [45]才能更好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态生活需要，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新贡献。

二、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自党的十九大提出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以来，理论界和学术界对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同时，应看到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研究中的问题与不足。总的来说，在理论层面上，对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缺乏认识的深刻性、内容的全面性、方法的系统性、路径的创新性以及视野的开阔性等;在实践层面上，缺乏对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研究成果的实践落实，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理论与人民群众在实际生活中的结合不够紧密，未切实有效地推动社会主要矛盾的解决。

（一）对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本身及其关系缺乏深入研究

通过全面梳理发现，研究鲜少涉及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本身。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对于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内涵的研究。大部分学者是从“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对其进行解读，也有部分学者有其他角度阐述。因此，学术界在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内涵研究上还存在分歧或“误区”，亟需达成共识。第二，对于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基本特征的研究。多数仅停留在“变”与“不变”及其辩证关系的浅层解读。那么，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历经了怎样的变化？演进过程中又有哪些值得研究的问题？应怎样挖掘历史、立足现实又面向未来地来认识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只有搞清楚主要矛盾发展的历史逻辑，才能把握主要矛盾转换的内在规律。第三，对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两个方面之间关系的研究，缺乏客观性和整体性。“美好生活需要”“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有什么关系？在现阶段，如何将“一个中心”和“以人民为中心”结合起来？此外，学术界对于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还缺乏深度研究，从社会主义本质的层面来说，要实现共同富裕，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的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如何化解？“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所引起的贫富差距过大如何化解？此问题需着重研究。76D78629-7DE1-41DC-AD9E-3363F79718D3

（二）研究方法单一，内容不全面，缺乏系统论思维

根据目前的研究成果分析，关于研究方法，学者们主要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矛盾分析法和辩证思维方法。然而，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处于关键时期，在这个充满挑战与机遇的大环境下，能否运用其他方法对社会主要矛盾进行研究，以便我国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过程中，更好地适应时代发展，紧跟时代步伐。另一方面，关于路径研究成果显示，我们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普遍有所涉及，但呈现出泛而不精的特点。具体来说，这些研究成果多集中在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那么人民群众最需要满足的社会领域、生态这个最薄弱的领域以及文化领域，还可用哪些方法研究？再者，关于内容研究，学者们主要围绕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内涵、转化依据以及价值展开论述，其中不乏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但是，我们应考虑到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内容研究的整体性。目前，缺乏对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基本特征研究和形成研究，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与“五位一体”“四个全面”的关系研究，国外资源又有哪些可供借鉴的方法？上述问题，都更需系统分析，运用系统论观点，将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纳入国家发展整体战略进行分析，找到破解矛盾的方法。

（三）路径研究较为狭隘，对国际经验缺乏有效借鉴

关于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路径的研究，在经济层面、政治层面、社会层面、文化层面和生态层面都有所收获。但针对具体领域，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化解路径研究又不够深入，突出表现在文化领域、社会领域和生态领域。文化层面尤其缺少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深度的研究。我们的发展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要使全体人民在现实生活中有更多、更直接、更实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和成就感。如何化解社会发展与人民需要的矛盾？文化是人民的精神家园，为我们提供智力支持，由文化大国转化为文化强国是中华民族的历史使命。要解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势必要满足人民群众对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需要，来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弘扬“中华新文明”。生态问题是关乎民生福祉的重大问题，又是现实发展与人民需要最薄弱的环节，如何解决生态发展与人民生态需要之间的矛盾？目前关于上述路径问题研究很少。那么，国外的一些矛盾破解路径研究经验是否可以为我们所吸收和借鉴，是否可以避免我们陷入研究困境，从而将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路径推向更高层次？对此，需花长时间和大功夫探析。

（四）对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研究成果缺乏实践转化

客观上讲，学者们对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研究时间不够长，但也取得了许多有益成果。从宏观来看，在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逻辑、时代意义与路径选择等方面研究成果丰硕。从微观来讲，对于转化逻辑层面的研究，多数学者从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展开论述。对于路径选择层面的研究，多数学者从坚持党的领导、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进行探究。总体来说，关于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理论性研究成果囊括众多领域、许多方面，但研究成果的落实策略缺乏深入研究。在实践过程中，怎样将理论研究与实践活动相结合，从而实现研究成果的价值最大化？在現实生活中，人民群众应通过何种渠道，了解为什么要解决社会主要矛盾？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是什么？怎么样推动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有效解决？除此之外，如何让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研究成果为人民群众自觉掌握、如何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参与到化解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过程中来？值得深思与探究。

三、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研究的几点建议

准确把握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内涵，优化研究内容与方法，拓宽研究多重视野，使研究成果落地生根，有助于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有效化解，推动中国梦的实现。

（一）厘清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内涵，深入研究其内在关联性

对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内涵进行正确解读，避免认识上存在的“误区”，是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研究的基础和前提。“基础不牢，地动山摇”。一方面，针对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内涵的分歧，应学习“四史”，深入领会党的十九大报告以及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对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内涵、外延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作出更深刻、更精准的界定。另一方面，“发展是硬道理”，在推进矛盾两个方面的整体研究时，需要突出重点，着重破解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研究。经过多年的持续奋斗，我们党带领人民消除了绝对贫困，打赢了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决定性成就。但更要看到，我国的基尼系数多年来已明显超出合理界限，由此所致的家庭财富差距和背后的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应充分估计贫富差距两极分化所带来的不良后果，制定必要的政策调整予以改善收入差距，防患于未然。再者，破解落后地区的主要矛盾，需讲究政策制定与执行的针对性，特别是要聚焦破解深度贫困地区的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从共同富裕的角度来说，缩小收入差距、家庭财富差距、贫富差距是今后党在治国理政方面的一个重点难点任务，贯彻新发展理念，进一步促进社会分配的公平正义可作为其着力点。

（二）优化研究方法，灵活运用联系观、系统观，从战略层面展开研究

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归根结底是“需要”与“满足”之间的矛盾。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两个方面，是涵盖多领域各方面的矛盾。第一，针对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研究方法，除了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和辩证法，还应善于运用联系观。例如社会主要矛盾与新时代的关系，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与中国梦的关系，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与党的八大和十一届六中全会所作的主要矛盾论断的关系等。另外，可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例如文献法、实证法，加强调查研究。也可运用现代科学思维方法，借助互联网大数据进行研究。针对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研究内容，可借鉴其他社会重点、热点、难点问题的研究思路，不断丰富其内容研究。第二，针对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路径应注重短板领域的研究，从“五位一体”“四个全面”协调推进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解决。以法制做支撑，改革推创新，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胸怀“国之大者”，要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除此之外，当今世界之于中国充满挑战与机遇，应花大力气深入矛盾化解研究，转“危”为“机”。要胸怀“两个大局”，高瞻远瞩，善于把握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趋势和方向，未雨绸缪，统筹推进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研究精细化，增强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研究的有效性。76D78629-7DE1-41DC-AD9E-3363F79718D3

（三）拓宽视野，将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研究引向更高层次

一方面，要拓宽国内视野，深刻洞悉国情、党情与民情。“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要深入研究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应加强对中国革命、建设、改革正反两方面经验进行总结，挖掘各个历史时期的特定阶段，社会矛盾现象背后所蕴含的矛盾本质，做到“古为今用”。在当代社会，要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寻求化解社会主要矛盾的突破口。例如在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路径研究中，应推进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向互联网、人工智能或其他学科研究“借力”，向文化生态社会等薄弱环节“使力”，如是做法，才能在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研究中“不费力”。

另一方面，要洞悉世情，拓宽国际视野。解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研究应紧扣时代主题。国外社会矛盾存在大量的实践经验，用辩证的眼光看待，做到“洋为中用”，可供我们少走“弯路”。需指出，无论参照国内其他学科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还是借鉴国外优秀研究资源，最终都要使其适合我国国情和最大实际，要与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相融合，使矛盾理论研究“为我所用”，令研究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进而将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研究引向更高层次。

（四）加大宣传，使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研究成果落地生根

实践是认识的目的和动力。实现理论研究与实践落实的良性互动，是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研究的应有之义，也是检验研究成果是否行之有效的标准。要使得研究成果生根发芽，首先应将研究成果推向大众，同时加大研究成果的宣传力度，将其科学内涵、转化依据、价值意义与践行路径，循序渐进、潜移默化地灌输到人民群众中去。“润物细无声”，让人民群众深刻理解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是什么，为什么要化解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以及怎么样破解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另一方面，还应拓宽宣传途径，让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理论研究贴近群众、贴近实际、贴近生活，形成社会合力。其次，让人民自觉接受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研究成果，深切感受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带来的各方面益处，逐步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幸福指数”。从而不断促进研究成果与实践落实的具体化、生动化，体现研究成果的科学性和有效性。最后，面向世界加强国际传播、拓宽国际宣传渠道。文明因交流而多彩，因互鉴而丰富，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此举也顺应时代发展潮流，有利于推进“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贡献中国力量，为世界其他国家和人民提供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总之，新时代提出主要矛盾转换以来，学术界进行了广泛深入研究，但现有研究还有待进一步加强，只有将主要矛盾弄清弄懂弄透，才能解决好实践中遇到的困境，从而实现党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17-10-28.

[2]國家统计局.人民生活实现历史性跨越阔步迈向全面小康—新中国成立70周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十四[EB/OL]. http：//www. stats. gov. cn/ tjsj/ zxfb/ 201908/ t20190809_ 1690098. html，2019-08-19.

[3]韩喜平，金光旭.准确把握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内涵[J].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18（2）：94-101.

[4]张明军，朱玉梅.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新论断的依据、内涵和价值[J].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6）：133-137.

[5]王红霞.精准理解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9（12）：9-13.

[6]佟德志，刘琳.美好生活需要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迁分析——基于1990—2012年世界价值观调查（WVS）数据的分析[J]理论与改革，2019（2）：39-50.

[7]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8-5-5.

[8]董小君.如何认识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J].理论探索，2020（3）：91-101.

[9]杨威，张秀梅.对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论断的思考[J].中学政治教学参考，2019（18）：36-38.

[10]许晓丽.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判断的理论内蕴[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5）： 197-208.

[11]王艳，余金成.社会主要矛盾转变与新时代发展主题的确立[J].党政研究，2020（1）：21-28.

[12]罗朝远.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理论的三个解读维度[J].重庆社会科学，2019（12）：36-44.

[13]张波，朱帅.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历史逻辑、理论维度和价值意蕴[J].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1）：5-11+140.

[14]李萍.科学认识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及其新表述[J].财经科学，2017（11）：1-4.

[15]李晶晶，李国俊.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三重逻辑[J].学术交流，2019（6）：63-70.

[16]张瑞才.新时代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J].科学社会主义，2018（6）：44-49.

[17]孙贺，蒋岩桦.社会主要矛盾及其转化的历史逻辑[J].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19（2）：86-94.

[18]艾四林，康沛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理论与实践逻辑[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8（1）：13-18.

[19]田天亮，田克勤.从三重维度研判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19（3）：9-13.76D78629-7DE1-41DC-AD9E-3363F79718D3

[20]王向明.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历史逻辑与现实依据[J].人民论坛，2018（11）：56-57.

[21]马喜宁.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四维论析——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19（2）：20-24.

[22]王进国.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现实基础与理论依据[J].中学政治教学参考，2019（21）：24-27.

[23]常春，逄奉辉，沈旭.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新论断的价值认知[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2020（12）：8-10.

[24]胡炜杰，贺祥林. 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理论的价值之思[J].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20（12）：88-90.

[25]徐茂华.李晓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三重维度及现实价值[J].重庆社会科学，2017（11）：6-11.

[26]朱菊生，郭广银.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概括及其划时代意义[J].学习与实践，2018（2）：13-19.

[27]张雪琴.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内涵、理论依据和价值意蕴[J].中学政治教学参考，2019（6）：20-22.

[28]赵福浩.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逻辑分析[J].贵州社会科学，2019（5）：13-19.

[29]中國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9.

[30]冯锋.解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必须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J].理论学刊，2018（9）：18-24.

[31]孙兰英.全民深化改革是解决新时代主要矛盾的关键[J].前线，2018（4）：39-42.

[32]陈树文，王敏.国家治理现代化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研究——基于社会主要矛盾转化分析[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Doi：10.11835/j.issn.1008-5831.zs.202 1.06.002.

[33]陈金钊.用法治推进社会平衡发展——化解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基本方式[J].社会科学战线，2020（5）：189-200.

[34]张莉，徐曼.解决中国社会新的主要矛盾的价值原则与根本途径—在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的背景下[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6）：83-89.

[35]潘石.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及其应对战略策[J].当代经济研究，2021（8）：29-42.

[36]钱书法.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与应对——一个政治经济学的解读[J].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9（5）：119-126.

[37]王永章.充分利用人工智能化解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J].宁夏社会科学，2021（2）：12-19.

[38]杨小勇，王文娟.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逻辑及化解路径[J].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18（1）：17-28.

[39]李兵园，陈泽华. 社会主要矛盾转化视域下我国意识形态工作新理路论析[J].理论导刊，2019（10）：29-33.

[40]牛刚.社会主要矛盾变化语境下基层社会治理路径创新探析[J].治理科学，2019（16）：35-37.

[41]虞崇胜.民生与民主：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双重杠杆[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9（11）：18-21.

[42]文宏.新时期我国主要矛盾视角下人民获得感的空间差序格局[J].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0（4）47-54.

[43]张兴茂.科学认识和正确处理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1）：13-19.

[44]任玲.我国生态治理现代化的历程、创新及经验研究[J].马克思主义研究，2021（6）：93-100.

[45]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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