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振 中国人民大学

在全球金融体系的发展中，新冠疫情对金融发展的稳定性带来一定威胁，从某种层面上而言，新冠疫情让全球金融治理的开展更为艰难。受到疫情的影响，全球范围内的金融治理体现出一定的发展困境，立足于全球金融治理的实际条件，后疫情时代全球金融治理体系的建构十分必要，应顾及治理主体、治理目标和治理过程的建设。我国在追求持续性的经营与运行时，应该科学的选择中国策略应对新冠疫情对国家带来的影响，推动区域货币金融合作进程，金融体系的数字化管理，由此更好地规避全球金融风险，让中国在国际市场上占据有利地位。

一、后疫情时代全球金融治理面临的困境

（一）国际权利出现变化，治理结构不够稳定

实际的金融治理体系，依旧体现出发达国家作为核心点的组织结构，难以和国际权力组织体系互相适应。现阶段发达国家制定全球性事务处理规则，拥有更多的话语权以及决策权，即便崛起的公共产品供给意愿有所增强，可是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运作的决策权发挥上仍受到约束[1]。最近几年，以美国为代表的一些发达国家对全球治理活动的参与主动性有所降低，提倡单边主义与保护主义，减少自身应该承担的国际义务，与此相反对全球发展贡献有所增加的新型国家被边缘化，可以说以往的治理体系不能满足新型经济体制建设的诉求。立足于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指标，美国不只是没有起到领导作用，还制定影响疫情防控顺利进展的方案。反之以我国为主的发展中国家纷纷响应全球疫情防控的号召，和世界卫生组织积极配合，全面受到疫情影响的国家提供帮助。由此全球治理体系的建设逐步失衡，要及时制定公正规范的全球治理体系。

（二）治理体系发展缓慢，不能体现对非传统安全领域的重视程度

结合新冠疫情的发展和传播形式，在后续的生活中，新冠疫情会对全球人类带来毁灭性的伤害，引发传染性疾病问题、网络数据安全问题、能源环境破坏问题与气候变化问题等。然而，现有的全球治理体系不能跟随时代的发展所变化，对于相关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关注程度有待提升。考虑到针对类似的问题，缺少完整的预警机制以及防御处理机制，爆发新冠疫情之后，之所以产生疫情的持续与蔓延现象，是因为全球治理体系不能灵活地应对相关问题。世界卫生组织虽然发挥了控制疫情蔓延的有效作用，可职能仅仅是对流行病的发展趋势进行监督，不能对各个国家应对疫情威胁的方式作出决策，造成全球范围内的防控效率受到各个国家能否自愿配合处理新冠疫情的主动性所决定。如果建设了全球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处理机制，设计了高能力的领导组织以及专业性的医疗团队和跨国协作平台，全面制定控制新冠肺炎疫情蔓延的方案，将可以从很大程度上保障各个国家稳定建设。可是现有的全球治理体系建设，不能灵活地处理非传统安全领域问题，那么在出现危机时难以体现全球治理体系的效用，让世界秩序呈现混乱的发展趋势。

（三）缺少对共同体的认知，存在跨国合作行动难度

新冠疫情是人类不能预测的一种病毒，因为在疫情早期时，世界上的人们对疫情特征的认知比较有限，所以说新冠病毒的观察以及研究和防控是长时间进行的过程。新冠疫情作为社会上人们共同的敌人，每一个国家都不能全方位预测病毒对人们生活带来的伤害，各个国家对疫情进行处理的共同体意识比较薄弱。和其他类型的全球性挑战困境存在不同，新冠疫情呈现显著的传染性以及流行性，各个国家因为自保的理论方针实施，而无形中让国家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增加难度。新冠疫情管理与发展的不相同阶段，围绕社会稳定建设和经济水平提升的视角，各个国家对疫情防控采取态度是存在不同的。再者，各个国家现有的医疗卫生条件和文化习惯都存在差异性，那么跨国行动受到诸多因素影响，增加跨国行动的困难。除此之外，美国实施的脱钩行为以及退群行为，让全球治理体系的运作面临空挡障碍，因为缺少强有力的治理结构体系，那么疫情背景下，各个国家不能及时地进行合作与沟通，大幅降低了全球治理的综合水平。

（四）全球治理单位虚化，治理体系效用不能真正体现

全球治理的虚化趋势，让多种类型新兴制度只能有所重叠，彼此之间缺少充分的交流与互动，产生的结果必然是全球治理体系效用不能真正体现。联合国是全球治理体系的代表组织，需要在全球性问题的处理上起到领导的职能。可现有的联合国地位稳固不足，诸多国家处理国际事务的过程中常会与联合国脱轨，若不排除联合国，以往的国际治理单位总是体现发达国家的利益获取，职能实施备受发达国家的政治影响，不能有限制约成员国的思想和行为。与此同时，以往的国际治理单位不能跟随时代的发展而创新，对应区域性的多边组织以及多边协议和超国家政治体系有所建设，那么国际组织面临着碎片化的发展影响，全球治理主题交叉与重叠的现象，让相关组织仅仅是作为区域性组织结构，不能够上升到适应国家利益需求的层面，也不能够进行跨区域的疫情防控，从而降低全球治理政策的运作效率。

二、后疫情时代全球金融治理体系建构的相关思路

（一）明确全球金融治理体系组成结构

首先是建构准则，要想在后疫情时代建构完整的全球金融治理体系，应该把切实可行的准则当作基础点，确保全球金融治理工作能够稳定进行。在制定过程中，准则应该体现出全部参与国家的利益，结合全球金融变化趋势，持续性调整金融治理体系的建设方案。利用具备较强可行性的准则，提高全球金融治理决策的作用力，这一点能够从其他国际体系的运作中得以检验[2]。例如，联合国建设准则是相对完整的，那么联合国便拥有着决策国际事务的权利，可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造成国际联盟准则出现缺陷，在后续的发展中不能及时体现联合国的决策权利。其次，定位全球金融治理体系的主体，治理主体涉及各个国家的政府组织、各个国家的金融单位等，相关政府以信任和包容为前提，以平等协商的方式加入到全球金融治理体系的建设中。大国要及时贯彻组织义务，体现大国担当，全球范围内的金融机构以及组织，有世界银行类型、货币基金组织类型和国际清算银行类型；区域范围内的金融机构以及组织，有开发银行类型和开发基金组织类型。再次，保障全球金融治理体系的运作效率。全球金融治理体系的运作效率，与政策是否稳定、信息是否透明、决策是否公平等因素存在关系，诚然全球金融治理体系的运作效率高低密切关联着治理准则和治理主体模块，因此要把治理原则和治理主体当作研究基本点，强调如何提高全球金融治理体系的运作效率。最后，优化全球金融治理体系的运用目标。对全球金融治理体系的目标进行拟定，一方面应该保障金融监管单位与国际之间互相合作，降低全球金融运作的风险。全球金融治理的前提要灵活处理公共危机，开展科学有效的金融支持活动，特别是金融贷款活动、金融合作活动与金融援助活动。处理灾难性的公共危机时，比如新冠疫情，不仅仅要得到金融贷款支持，还要得到其他金融项目的支持。另一方面，运用金融治理体系的目标实现经济持续发展，减少全球范围内的贫困数量，让金融资源能够以花时间和跨区域为主进行资源配置，大力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经营与建设，尤其是提供贫困国家贷款服务以及技术创新服务。

（二）全球金融治理体系的具体建构

1.促进合作协调。尽管现有的全球治理运作中，相关国家存在利益冲突，可是具备规范性的集体行动是要以公共的利益获取为前提，也就是促进国家之间的合作与协调。美国和其他西方区域的国家，即便意识到我国在全球经济水平提升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可因为我国经济的崛起被认为会对这些国家带来发展威胁，对应国家仍然试图通过新冠疫情阻碍我国的发展。最为主要的因素是一些国家不能和我国达成统一的利益追求，无法落实一同行动和一同决策。所以建构全球金融治理体系，需要各个国家之间合作沟通，控制发达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之间产生利益冲突，这也是全球金融治理体系建构的基本条件。

2.强化政治包容。在新冠疫情与具体防治期间，逐步体现出各个国家之间的信任程度不足。对于新冠疫情起始阶段，一些国家对其他国家采取的防控方案加以猜疑，针对存在疫情的国家备受质疑，也就是没有对采取措施的国家持有包容和信任的态度[3]。受到疫情的影响，中国和美国的政治包容性有所降低，而产生的结果是美国就算面临疫情的巨大冲击，依旧尝试着把中国经济以及美国经济进行脱离发展，同时对我国的防控方案持有质疑的态度。美国需要对中国持有较强的信任感和包容性，才能够保证各个国家之间的效益共同获取，全面处理新冠疫情给国家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由此促进政治信任以及政治包容，也是后疫情时代进行全球金融治理体系建构的主要项目。

3.对国际范围内的金融单位进行优化。新冠疫情严重冲击全球经济发展，提高国际范围内金融单位的协同效应，针对全球经济活力提高与辅助贫困国家处理疫情问题产生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以全球范围内的金融稳步建设，改革金融单位的组织形式也是不可忽略的项目，现阶段要想完全颠覆美国拥有的表决权体现出巨大难度，可平衡各个成员国的发言权，是建构全球金融治理体系不可缺少的过程。加强发展中国家自身的话语权和表决权，强化区域性金融单位的改革与创新，都是后疫情时代全球金融治理体系建设的有效途径。

4.体现大国担当。当前处于非均衡网络结构的发展趋势下，美国占据着全球金融治理的主导权，作为全球金融治理的最大利益所得者。可是最近几年，美国的一些政策以及行为，都难以体现这个国家的责任以及担当。发达国家强调自身利益的获取，不能自主与国际发展建立关联，在新冠疫情的威胁下，欧盟及其主导国家也不能及时展现表率作用，迟迟无法出台具备可靠性的防控疫情方案，究其原因是欧盟主导国家没有较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因此大国应承担大国的义务和任务，积极完善全球金融治理结构，才能够凸显全球金融治理体系建设的全球性与有效性。

三、后疫情时代中国策略的选择

（一）主动协调中国与主要国家的关系，推广命运共同体的合作理念

因为美国处于全球金融经济体系的关键地位，还拥有着经济和军事的雄厚实力，以往的全球金融治理结构不能够在较短时间内有所颠覆。美国在各个维度上阻碍中国的发展，借助疫情的影响更加试图排斥中国与其他国家建立友好关系。美元仍占据国际范围内货币结构的霸权地位，再者美国作为发达国家的代表，中国要避免直接向美国的金融利益进行挑战，关注两国获得利益的同时性，同时维持美国和中国之间的正常关系。对于后疫情时代，中国要有效地完善和提升自我，重视基础设施的建设，促进人民币国际化发展，与其他重点国家一同合作，形成和谐的经济金融合作关系。欧洲国家应作为我国加入金融治理项目重点研究的对象，尤其是其金融资源和管理经验具有明显优势。后疫情时代，全球经济将在时间的流逝下得以复苏，中欧两者的深层次交流，可以帮助中国提高全球金融治理的地位，所以把全球金融的经济化发展为前提，中国应该主动协调自身和主要国家的关系。在此期间，推广命运共同体的合作理念，全球金融治理结构十分体现出非均衡网络结构的特点，各个国家存在着不相同的利益诉求[4]。受到疫情的严重冲击，各个国家更是体现出经济复苏的差异性诉求、金融稳定的差异性诉求、医疗器械的差异性诉求。基于此，中国要结合相关国家利益诉求的实际情况，打造具备包容性特征的命运共同体，尝试一同发展和进步。后疫情时代，即便新型经济体与开发性的金融单位不会对发达国家拥有金融治理的主导权产生影响，然而通过投资银行的建设和丝路基金的运作，都可以充分凸显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命运共同体可以在后疫情时代中辅助全球经济朝向稳定的方向发展，得到各个国家的肯定，所以要大力推广命运共同体的合作理念。

（二）支持新型金融单位建设，推动区域货币金融合作

在疫情爆发过程中，国际范围内的金融单位以及组织改革的意义是比较突显的，可是改革的进程速度缓慢，中国要以与其他国家取得共同利益为基本原则，制定金融单位与组织改革的整体行动方案，以免单方面改革被拥有主导权的国家所反对。并且以往的国际金融组织结构中，主动建构新型金融单位，促使各个层次的金融单位能够协同治理。创新后疫情时代全球经济发展的大量产品，保障全球经济的发展更加稳定。目前，大量的国家能够进行新型金融单位建设，相关金融单位在后疫情时代促进各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给予中国主动加入金融治理体系的建构带来条件保障。与此同时，关注推动区域货币金融合作，现阶段逆全球化的发展倾向和金融治理不够深入的情况，使得区域货币金融合作项目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全球金融治理的困境给予区域货币金融合作带来一定的条件支持，我国需要和日本、韩国以及东南亚等相关国家进行科学的区域化合作。中国主动加入到区域金融合作中，体现出中国在全球金融治理中的作用和影响力。在后疫情时代，中国和日本、韩国以及东南亚等相关国家能够一同建设区域债券市场，深层次的进行货币交换合作与外汇储备池建设，有利于加快金融活力的恢复，也能够让中国与其他国家保持经济稳定运作。

（三）强调数字化金融治理，提高金融治理质量

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数字化技术以及网络技术的优势十分明显，从某种程度上而言，促进传统金融单位的信息化发展。数字金融是金融领域的一个新兴业态，也会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并且区块链先进技术和无接触理财项目以及无接触贷款项目之间互相结合，势必能够更多的体现数字金融项目的安全性，让群众对数字金融更加信任与肯定。在人工智能先进技术以及5G网络技术的应用上，未来的世界发展会需求更多的线上业务的办理，以往的金融业务模式也会体现出数字化金融创新趋势。新冠疫情对于传统的金融业务产生巨大冲击，促使金融单位以数字化建设的理念完善与增强。法定货币领域内，数字货币技术的应用会保障金融数字化发展的时效性，中国需要提出数字化金融的治理方针，便于中国在后疫情时代中对金融治理掌握更多的话语权。

（四）利用多边机制，拓展中国在国际金融中的影响力

新冠疫情爆发后，G20平台作为政策协调的主要组织，中国要积极的和G20多边机制进行配合，全方位体现G20平台的宏观调控作用，提高全球抗击疫情的效率。主张贸易投资朝向自由化的方向转变，对个别国家实施的保护主义以及单边主义持反对意见，各个国家要一同致力于农产品发展、医疗设备的供给与其他商品服务的跨境流动，按照零关税的思路支持医疗产品进出口流动，恢复国际之间的物流通道，让物资能够运输到每一个被疫情影响的国家。组建专项资金，作用在医疗防控系统不够健全的国家，全国范围内研制新冠疫情的特效药物，透明化的分享疫情变化信息，尽可能地做好抗击疫情工作。形成后疫情时代的宏观经济调控媒介，让世界经济能够稳定运作，以免全球经济危机再次出现。每一个国家都要结合国情，明确长期以及短期的经济复苏计划，大力扶持中小规模的企业，降低企业中劳动者的失业水平[5]。另外，除新冠肺炎疫情抗击的有效性，我国要在能源环境与网络安全问题处理上总结经验，创设超越国情的跨国交流处理机制，推动国际沟通合作的进程。需要注意的是，拓展中国在国际金融中的影响力也是存在重要价值的，我国要主张各个国家进行全球卫生治理改革，灵活的应对疫情冲击。巩固世界卫生组织的主导地位，创建公共卫生处理的法律制度，搭建突发卫生事件的先进平台，保障后疫情时代中可以全方位调动人力资源、物力资源以及财力资源。中国还要给世界卫生组织提供相应的资源，给全球抗击工程提供我国智慧的方案。给世界分享抗击疫情的有效计划，增加防护服与口罩等物资生产规模，提供相应的资金支持。通过派出医疗团队与成立疫情援助基金等方式，不断拓展我国的影响力。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后疫情时代中，全球金融治理体系的建构主要是为了促进各个国家的经济稳定发展，辅助各个国家及时应对好新冠疫情对自身带来的冲击。国家参与全球金融治理的主动性越高，可能面临的国际竞争压力更大，因此在具体的全球金融治理期间，我国要正确地看待金融治理项目，科学的应对国际竞争。意识到全球金融治理体系建构的重要性，从多个角度上完善金融治理体系，提高我国在国际金融领域中占据的地位，强化影响力与号召力，由此各个国家之间友好合作，一同在后疫情时代中实现经济复苏，推动经济全球化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