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生存”：科幻电影作为“后人类”的视界及其反思

2022-06-17袁海燕

电影新作 2022年2期

袁海燕刘玉

约斯·德·穆尔（Jos De Mul）在《赛博空间的奥德赛——走向虚拟本体论与人类学》一书中用“多元离心定位”（poly-excentric positionality）这一概念描述了生存于虚拟现实空间的赛博人状态。在其研究结论之一中，他如此解释：“电子显现作为一种超越我们限度的技术，与逸出身体无关，而是遁入众多的身体。”他强调的不仅是身体的“离心”，更是神经系统与虚拟现实所生成的“多元中心”或“多元离心”。2021年延续至今的学术热点之元宇宙，其强调的本质即是人类未来生存空间样态的改变，而这种改变便是对身体与大脑二元关系一次彻底切割的结果。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认定笛卡尔的“身心二元论”，终在元宇宙时代的数字技术的前提下得以被实践。无论如何，“数字化生存”模式已然成为人类的现实，它“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出生、生活、学习、工作、消费、梦想、奋斗或者死亡的方式”。可以说，数字技术彻底改变了人类感知世界与认知世界的基本方式。德国思想家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曾指出：“在历史的漫漫长河里，人类的感性认识方式，是随着人类群体的整体性生活方式的改变而改变的。”很显然，“人类群体的整体性生活方式的改变”的推动力，则来自现代科学与技术的全面深入式发展。基于此，一个由屏幕建构起来具有世界性的“新装置”，把现代人类从物理现实拉入了一个完全由数字技术生成的多维流动空间。元宇宙，应运而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数字技术改变的不仅是一种生活方式，更是一种“新感知”的生成。世界的角落到处安插着影像的承载体，形形色色的视听表达大行其道，“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银幕和屏幕充填挤压着现代人本已急促的时间”，这种由Beta建构起来的虚拟世界，“仿佛神经科学意义上的神经元一般遍布‘城市大脑’（brain-city）”。

毫无疑问，数字技术正以一种极其霸道的方式深刻影响着现代人的生存方式与意识结构。此外，现代媒介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渗透和影响以一种主导性的力量改变着整体的社会结构与世界格局，它甚至彻底改变了人类对于时空观念的传统认知。未来学家尼葛洛庞帝（Nicholas Negroponte）认为“数字化生存”是这个时代的必然命运，但我们还是应该保持一种乐观。毕竟，“我们无法否定数字化时代的存在，也无法阻止数字化时代的前进，就像我们无法对抗大自然的力量一样。”

一、《代理人》：被“数字”绑架的“神经漫游者”

2009年乔纳森·莫斯托（Jonathan Mostow）执导的科幻电影《代理人》（The Surrogates）便是对现代人类身体“离心”式的数字化生存现实的一次极端模拟。这部根据罗伯特·范蒂迪(Robert Venditti)的漫画小说改编的电影，通过具体可感的影像方式建构了一个具体而虚幻、丰富而单一、有趣而单调的未来人类生活景观。在电影所营造的世界里，到处都是电子屏幕，里面永不停歇地播放着各种视听影像。而其中最广为人知的则是一则关于机器代理人公司（VSI）的广告。在那个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未来社会中，一种名为“代理人”的仿生机器人走进了千家万户。这些“代理人”外形与人类无异，甚至比人类更加精致，同时还可以根据需求订制性别，可以代替人类做几乎所有的事情，通过大脑神经的信号传输即可对其轻松操纵，所谓“缸中之脑”的升级版实验。摆脱身体，却依然能够再现人类一切活动。

在电影中解释制造代理人的灵感来自于一场战争，旨在避免人类的伤亡。后经研究团队优化升级，便进行了批量生产。短时间内便有超过98%的人选择使用代理人产品。所带来的积极社会效应便是，犯罪、传染病、种族歧视等以往被视为灾难性的社会问题，迅速得以控制。随之，国家便从立法层面将之合法化。电影当然不只是介绍代理人产品的优越性，而是更加强调其潜在的危害性。故事中的有识之士，看到了代理人的存在便是对人类基本生存权利最直接的侵犯。正如电影中的“先知”塞尔·鲍威所言：“到处都是这些机器，它们是一场谎言，你们都被谎言出卖了！”于是，一场蓄谋已久的人类与机器的战争一触即发。电影中有一个情节，即其中一个代理人被枪击致死，而其操作者也同时头颅内爆而死去。通过检测发现，操纵者的大脑已发生完全液化。最终，代理人的发明者莱诺·坎特博士看到了“死亡的幽灵”，一个活生生的人类世界，如今一片死寂。于是，他决定“杀掉这些瘾君子，杀掉这种迷瘾”。在电影的最后，人们纷纷走下控制椅，走上了街道，走向了外面的世界，走向了生机盎然的自然。那些身材并不完美的人们，穿着满是皱褶的睡衣，看上去有些不堪，有些胆怯，但这才是真实的人生。正如一路狂奔回家的男主角，看到自己的老婆那早已失去青春靓丽，而变得老态龙钟的面容时，把她轻轻拥入怀中，感受那久违的温暖，这只有人类有机身体才会散发出来的温暖。

试想一下：所谓的元宇宙是电影中的此种形态吗？人类只需坦然坐在一把控制椅上操纵大脑神经，便可进行一切社会活动吗？可是，此时与机器已浑然一体的身体又何去何从呢？笛卡尔确实从本体论的角度对身体与思想进行了一个严格区分，失去了有机身体的大脑在数字时代也找到了替身，并且获得了多重生命体验，但是约斯·德·穆尔依然坚持认为，“通过神经界面我们可以把这种机器人的人造感觉链接到我们的大脑，摆脱我们的身体，保持人工活性，但这时为了进行体验，至少生物学身体的这个部分仍然是必要的”。如此看来，身心关系在“赛博现实主义”时代依然是一个充满纠缠与矛盾的辩证性问题。在绝对真空的元宇宙尚未建立起来之前，对于物理身份的焦虑依然会长期持续存在。

无论如何，电影的故事使我们在思考此类的问题时受益匪浅。对于数字技术建构起来的赛博空间形态，网络文化研究学者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如此描述：“在这个系统里，现实本身（亦即人们的物质与象征存在）完全陷入浸淫于虚拟意象的情境之中，那是个‘假装’（make believe）的世界，在其中表象不仅出现于屏幕中以便沟通经验，表象本身便成为经验。”很显然，这段话意欲提醒人们虚拟的赛博空间终将成为人类生存在现实，且此种空间形态的更迭，更是从本质上同时改变了人类认知生命及宇宙的感知方式，一种“新感知”的方式应运而生。数字化生存的现实已然无法改变，而元宇宙亦在不断丰满的路上风驰电掣。早在20世纪90年代，迈克尔·海姆（Michael Heim）就曾在其著作《虚拟现实的形而上学》中断言，“在二十世纪的最后十年里，人类正准备从大自然中起飞，进入另一个电子空间。”如今，在经历了三十年数字技术的爆炸式发展之后，置身于赛博空间中的现代人类，正尽情释放着大脑神经元无限可能的感知与经验。而无比适应新感知模式的现代人类则与数字技术的迅速发展一般，正所谓：“公众对新媒介的感觉和使用也在发展之中，这是另一种方式的成长。”

二、“后人类”生存：走向虚拟现实的数字公民

其实，对于人类思维运作及其与非生命物、生命机体之间关系的探究，一直以来都是科学、哲学、艺术永恒的话题。然而，它的神秘性与不确定性却又无法通过逻辑的纯粹推理而得到合理的阐释。正如法国著名哲学家亨利·伯格森（Henri Bergson）感叹：“在我们为人类智慧感到异常骄傲之后，却是过度的脸红。”不过，他还是乐观地认为：虽然思维运动或意识“不能摆脱外在的束缚，不能把握自己”，但是“意识的形式本身也在进化运动中表现出某种内在的和本质的东西”。当然，对于电影艺术的发展而言，由于不再局限于“物质世界的复原”的限制，从而最大程度地得以挣脱实现世界的束缚与限制，而这正是数字技术与生俱来的本质性意义。

图1.电影《异次元骇客》海报

在科幻电影《异次元骇客》（，1999）的开头打出了一行字幕，即I think，therefore I am.（Descartes,1596-1650）。可直译为，笛卡尔（Rene Descartes）的名言“我思故我在”。这是哲学思辨中典型的以人的精神活动作为人第一本质特征的观点，而这也正是这部电影故事建构的核心议题之所在。《异次元骇客》的故事发生在1999年，此时计算机技术已经可以通过人类控制电脑，进入数字虚拟世界。阿明·缪勒-斯塔尔（Armin Mueller-Stahl）饰演的计算机科技公司的老板福勒，为了重回自己的青年时代，通过计算机技术重现了一个虚拟的1937年的洛杉矶。在这个虚拟现实的游戏系统当中，使用者可以与虚拟世界中的所有角色无缝组接。因为所有数字角色都具备自我学习能力，系统中的每一个人都有思想、有工作，像生活在1937年的过往现实中一样吃饭、睡觉等。游戏设定为，1999年的任何一个人只要把大脑意识下载到计算机系统，然后传送到虚拟现实中的指定角色上，便可以进入虚拟的1937年的洛杉矶，并与周围的一切自成一体。故事的开端看上去简单明了，但问题的关键在于自然世界与数字世界的界限到底在哪里？或者物质与虚拟是否还存在本质性差异？而如果存在差异，大脑是否能够区分？即便能够区分，区分的结果又是什么？电影的故事在一系列情节的推动中，变得异常复杂。并且，它在不断消解物理现实与数字世界之间的差异，使得经验世界的自然感知完全失去了其本能的效力。

电影中，1999年的福勒进入1937年的洛杉矶，最后却被一位来自2024年的人类借由1999年福勒下属道格拉斯所杀。为了调查事情的来龙去脉，道格拉斯也进入了1937年的洛杉矶。而回到1999年的道格拉斯，当他开车来到远离城市的郊外时，目睹了四周全是数字建构的虚拟外围；最终发现1999年的洛杉矶，同样是一个“世界的尽头”。至此，道格拉斯意识到他的世界也只是一堆代码而已。而这样通过计算机技术模拟出来的数字空间有成千上万个，道格拉斯只不过是唯一在数字世界中创造出另一个数字世界的数字角色而已，始终也只是一堆电路。刺死福勒的并不是道格拉斯，而是一个来自2024年的人类。他把自己的意识下载到道格拉斯的大脑，然后像操纵木偶一样操纵着道格拉斯的意识与行为。看似繁华盛世，也只是虚幻一场，真相永远都比想象更加令人惊悚。对于人类的认知系统而言，有道是“如何来区分什么是真，什么是假，是认识论里最基本的一个任务”。显然，在电影中真与假已经完全错乱，交织的物理现实与赛博时空完全失去了分辨的依据。正如某网友的评论，“游戏也好，梦也好，即便是隆重到为我们所谓真实世界安排葬礼，在《异次元骇客》里，所有诉不完的繁华美景与无穷尽的物欲横流，疾管繁弦也都只是电脑机房里的一根电源插头。”同时这位网友还发出了一个疑问：“是否有人把我的插头也拔掉？”现身于数字空间中的赛博人类，沉浸于“脱离身体的体验”中，除了拔掉电源插头之外，根本无力分辨身心二元的绝对主体性地位。

在电影《黑客帝国》（，1999）中，人们在计算机矩阵制造的虚拟现实中按部就班地生活，上班、工作、睡觉、娱乐等这些所有体验与我们在物理现实中获得的感受并无差异。就连被认定为“救世主”的尼奥在没有被点醒之前，同样是一个生活在虚拟世界中而并不自知的普通一员。数字技术的发展为我们提供了无数的便利和可能性，然而正是它的无处不在又处无形之中如上帝般的存在，于无形中掌控着使用它的现代人类。数字时代的人类正如柏拉图（Plato）洞穴中被戴上镣铐的“囚犯”，不能旋转脑袋，亦不能移动身体，只能专注于眼前墙壁上那些因光亮而投射过来的影子。

三、自由与控制：赛博公民宿命般的幻觉式狂欢

如今整个社会的系统性运转，包括信息传播、办公学习、娱乐消遣都可以集中到网络空间中进行，而新冠疫情的发生使得这种集中程度更加密集。元宇宙似乎已经打开了拥抱所有人类的大门。整个世界汇聚成了计算机屏幕上的一面镜子。依据媒介思想家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的逻辑，媒介乃是人类的延伸，信息则是世界的本质。那么，数字媒介则成了现代人类的天命。正如弗里德里希·基特勒（Friedrich A.Kittler）在《留声机电影打字机》的绪论中的描述：在“光纤网络遍天下”的时代，“人们将会沉溺于为各种媒介服务的信息渠道，这种痴迷在人类历史上是空前的，或许也是绝后的”。

曾经学术界对于宗教内容是否可以纳入电视节目的问题，理论家们争论不休。著名媒体文化研究学者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曾介绍他所在的委员会，在经历激烈讨论后最终达成一个共识，即“真正危险的不在于宗教已经成为电视节目的内容，而在于电视节目可能会成为宗教的内容”。这似乎又回到了马歇尔·麦克卢汉 “媒介即讯息” 的论点上。加拿大电影导演大卫·柯南伯格（David Cronenberg）在老师麦克卢汉观点的启发下，于1981年拍摄的电影《录像带谋杀案》（）正是针对于电视媒介与人类关系的一次深刻反思。而接入数字虚拟网络的计算机，它的即时性与丰富性则远远超越了模拟技术时代的电视屏幕。原本在现实与虚拟之间徘徊的人们，更加难以区分虚拟空间与物理世界的差异性，“原子和比特的混合”，“他们共同造成了我们的增强现实”。人类已然无法区分现实与虚拟的本质差异，此种境遇远比马歇尔·麦克卢汉时代的电视屏幕要复杂得多。但不管是电视还是电脑，它们虚拟的本质特性，对于大脑产生的影响则是大同小异的。“何以为家”的疑问，在赛博空间中似乎再也无法找到答案，自由亦无疾而终。这到底是人类的特性，还是宿命？不得而知。

假设我们把当今的世界划分为两个独立空间，一个物理世界和一个数字空间，在两个空间之间有一道屏障，那么如今的人早已由“人”化身成了“神”，因为任何人类都可以把身体留在物理世界，而把神经系统完全丢弃在另一个数字空间。问题的关键在于这种来自内在性的无障碍式的转换，是一种排斥了真实性的幻觉感知所致，但这种幻觉式的感知方式其实又是在整体社会语境中建构起来的一种本能反应，是一种无选择性的自我本能实践。在这场数字游戏中，人类把虚拟空间的所有物都当成是一种现实的满足感，某种意义上正是对物理世界的背叛与放弃。正如加拿大社会学家大卫·里昂（David Lyon）所言：“使他们以为自己能够逃离日复一日的繁杂物质生活，躲进电子空间的自由天地。科学和幻想达成新的同盟，在更大程度上操纵了大众思维，营造了一个虚幻的世外桃源。”

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在《娱乐至死》（）的前言中比较了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的《1984》（，1949）和奥尔德斯·赫胥黎（Aldous Leonard Huxley）的《美丽新世界》（，1932）对于未来的预测，认为奥尔德斯·赫胥黎的描述更加接近于现代人类的生存状态。尼尔·波兹曼对奥尔德斯·赫胥黎关于对未来的思考与担心进行了总结和分类，即失去任何禁书的理由，因为再也没有人愿意读书；人们在汪洋如海的信息中日益变得被动和自私；真理被淹没在无聊琐碎的世界中；我们的文化成为充满感官刺激、欲望和无规则游戏的庸俗文化；人们由于享乐失去了自由；我们将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很显然，即便奥尔德斯·赫胥黎并没有预测到计算机及互联网的诞生，但他对于人类生存状况的描述依然是生动而精准的。在那个奥尔德斯·赫胥黎设想的“美丽新世界”中，看上去每个人都是安居乐业、幸福快乐，但是他们早已成了科学技术控制下一群泯灭了人性的物种。

蒸汽机技术的发明，为这个星球注入了强大动力，从而驱动了整个工业革命的发展；数字技术则为这个星球创造了信息洪流，连接了整个世界，建构了崭新的世界景观。这场技术变革彻底改变了现代人类的生活方式以及生存观念，使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表达形式上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改变。以至于我们似乎只有沉浸在数字网络的即时连接当中，才能确证自己的存在及存在的价值。数字网络把世界整合成了一个巨大的“人工大脑”，成为一个巨大的“知识库”，世界万物的所有信息都能在这里得到解释。凯文·凯利（Kevin Kelly）在其著作中多次使用“蜂群思维”来解释数字网络的逻辑。“蜂群思维”的神奇就在于，看上去没有一只蜜蜂是被控制的。然而，它们那有条不紊的工作状态看上去又是如此的具有逻辑性，具有合理性。他试图通过这一形象比喻解释为什么人类如洞穴中的“囚犯”那般被控制而不自知？这种丧失身体自由的确定性，已经成为当今数字公民的必然情形。正如凯文·凯利所言，“有一只看不见的手，一只从大量愚钝的成员中涌现出来的手，控制着整个群体。”当然，他阐释的只是网络自身的逻辑，并没有针对数字公民的生存境遇给出解释。但问题的本质，并无二致。毕竟，所谓的元宇宙正是由于这种群体性的网络逻辑才造就了其丰富性、不确定性及迷惑性。它所建构的正是一个等待着人类欣然踏入的巨大漩涡。

【注释】

1[荷]约斯·德·穆尔.赛博空间的奥德赛——走向虚拟本体论与人类学[M].麦永雄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2007：199.

2[美]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M].夏铸九，王志弘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37.

3[德]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J].陶林译.单向街.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5：79.

4孙绍谊.“大脑即银幕”：从神经科学到神经-影像[J].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6）：42.

5[美]尼葛洛庞帝.数字化生存[M].胡泳，范海燕译.海口：海南出版社，1997：258.

6[荷]约斯·德·穆尔.赛博空间的奥德赛——走向虚拟本体论与人类学[M].麦永雄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2007：198.

7[美]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M].夏铸九，王志弘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463.

8Michael Heim.The Metaphysics of Virtual Reality[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X.

9[美]莱文森.数字麦克卢汉：信息化新千纪指南[M].何道宽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265.

10[法]亨利·伯格森.创作进化论[M].姜志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3-4.

11郁喆隽.黑客帝国与钵中之脑[J].书城，2016（10）：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