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 波 邱 倩

2019年，《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出台，产业开始合力打造“大湾区影视”。这引发了学界的强烈关注，以贾磊磊、丁亚平、饶曙光为代表的电影学者开展了一场关于“粤港澳大湾区影视的历史与现状”的笔谈，其中对历史的回溯与重述远多过对现状的考察与分析。原因在于，历史上，尽管粤港澳三地以其独特的地理、文化和政治因素呈现出具有地缘文化优势的丰富联动，但一直以来，与此相关的产业发展、艺术表现及影响力则相对滞后。

2021年，珠江电影集团出品的《中国医生》里，朱亚文饰演的援鄂抗疫医师凭借一口亲切的“广普”圈粉无数；粤剧电影《白蛇传·情》受年轻人热捧，以2280万元创下戏曲电影的票房纪录；内地团综《披荆斩棘的哥哥》中，香港明星陈小春、张智霖、谢天华等人以“大湾区哥哥”组合成功出圈。2022年初，由《我不是药神》班底打造的《奇迹·笨小孩》也交出了令市场和学界满意的“深圳卷”……此时再谈“大湾区电影”，视野似乎开阔许多。

如何界定大湾区电影？不妨回到2018年，《过春天》在突破了国产青春片的瓶颈外，也向观众展现了一出新时代的“深港”双城故事。这一“过”，便串联起了一条闪映着粤港澳三地之联动景观的文本链：《过界男女》《过春天》和《金都》讲述着三地在“一国两制、三地关税”政策下的别样故事，而《带你去见我妈》《迷妹罗曼史》则展现了大湾区与其辐射区域更广阔的文化交融景观。

与这种“内向”观照对应的，是一种他者意识下的“向外”进取。作为大湾区文化产业蓬勃发展的缩影，香港、广州和深圳三座大湾区城市分别以《拆弹专家2》《雄狮少年》和《奇迹·笨小孩》三部商业化、类型化之作，积极描绘着向中国电影地理版图突围的愿景。

一、联动与辐射：大湾区电影在“过界”中建构

粤港澳大湾区由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和广东的广州、深圳、珠海等9座珠三角城市构成。历史上，这些都隶属“广州府”的东南沿海城市已然形成了一个以商贸发达、文教繁荣、视野开放为特色的文化系统。而今，在战争、科技和现代性的车轮驶过之后，这些散落的城市何以重新凝聚起来，或许蕴含丰富跨境现象的“深港关系”是一个重要的观察窗口。另外，以深圳为核心向外辐射的城市群，也在跨界碰撞中不断塑造着大湾区的城市体系。正是这些独特的地域经验，交织出了大湾区电影内在的精神脉络。

（一）“深港”电影

鸦片战争后，同属新安县的深圳与香港以河为界，两地分隔。1951年政府封锁深圳、香港边界，此后二十多年爆发了多次大规模的“逃港潮”，仅宝安县（现深圳市）先后就有逃港者十余万人次。改革开放后，虽然深圳特区经济的高速发展缩小了两地的差距，但香港的昨日荣光还笼罩在内地上空。“后九七”时代的“深港”地界上，“赴港产子”“跨境学童”“水客”和“假结婚”等独特景观，暗示着一条无形之界仍横亘其间。香港地区导演刘韵文的《过界男女》（2013）与内地导演白雪的《过春天》（2019）都以“过”字敏锐而精准地捕捉到了深圳与香港之“界”。

深圳与香港之界，不仅是地理的界，也是历史的界。“后九七”时代，香港优质的教育资源、优厚的社会福利、自由的跨境政策以及内地人才引进计划（2006）深刻形塑了深圳与香港两地的交往生态。《过界男女》中，阿辉（陈坤饰）是往来于深圳与香港两地的一名司机。他白天为富婆李太（刘嘉玲饰）开奔驰，晚上骑单车接女儿放学回深圳。为了逃避内地计生政策的巨额罚款，阿辉和怀了二胎的妻子计划赴香港地区生产，却苦于海关森严。而丈夫破产跑路的李太为了抵债和供女儿继续在国外求学，决定让阿辉开车送她“过界”，去深圳变卖家当。在返回香港地区的路上，阿辉将妻子藏在后备箱里躲避边检，也顺利“过界”。《榴莲飘飘》（2000）里，阿芬一家人即使已经在深圳有了殷实稳定的生活，仍憧憬去香港，哪怕河对岸等待着他们的只是苦力工作、腌臜住宿和警察，可见“香港梦”不仅仅是经济的诱惑。“赴港产子”固然是政策下的无奈之举，也隐含阶层跃升的渴望，但这些新移居者未必真能融入香港地区生活。虽然阿辉持有香港地区身份证，但他自身蹩脚的粤语，以及与本地人的隔阂，都表明他只是身份证意义上的中国香港人。可以预见，阿辉的第二个孩子也会加入“跨境学童”（家在深圳，求学在香港地区）的行列，和父辈一样面临地界的难题。

深港之界，也是身份的界、情感的界。《过春天》便展示了关于“跨境学童”身世情感的另一条路径。据涂俏《苦婚》的调查：改革开放后，深圳皇岗口岸周边的村落成了出入境司机的歇脚地，随后渐渐有香港司机与内地女子组成临时家庭，这些临时家庭的子女便落户中国香港，成为“跨境学童”。缺少父母关爱的私生女佩佩为攒钱去异国看雪，做起了走私苹果手机的“水客”。不会引起怀疑的身份、娴熟的过关经验和流利的双语技能令她很快就成了带货团队中的“佩佩姐”，收获了同行的赞赏与好感。然而一场大雨过后，阿豪的出卖、花姐的捉拿以及警察的包围浇灭了她的幻梦。影片结尾，佩佩决定回到深圳继续读书。回归正常生活的她也完成了成长意义上的“过春天”，如此，影片也完成了一次积极向好的表述。虽然“过春天”作为少女成长的浪漫隐喻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跨境学童”的地区身份识别与情感认同的困境，但都指向了一个中国身份。2013年后，香港地区停止接受非本地孕妇的分娩预约；2016年，内地全面实施“二孩”政策，这些共享身份迷失体验的“跨境学童”注定成为历史长河中的孤独一代。

不论是“赴港生子”“跨境学童”还是“水客”“假结婚”，这些跨境现象的产生与消散，都指向了近年深圳与香港地区在世界经济大潮中形成的一种“倒错关系”。《过界男女》中，不同于阿辉，李太的“反向”过界似乎暗示着港人已经多少察觉到了深圳、香港地区经济地位的变化；而《过春天》里，内地对香港地区苹果手机的需求，也表明内地在经济上的反超。另外，“港片”《金都》（2020）对于这种趋势的捕捉则更加显眼。故事里，中国香港人张莉芳急需用钱，便由中介牵线，与需要香港地区身份证的内地人杨树伟“假结婚”了十年。直到张莉芳面临男友的逼婚时，这个麻烦才浮出水面。最终，两人达成和解。杨树伟意识到香港身份证已不如过往“值钱”，而张莉芳也拒绝了婚姻。她离开香港地区，向内地进发，寻找新的人生可能，这样的结局无疑也是现实的一种注脚。

（二）深圳辐射圈电影

图1.电影《爸，我一定行的》剧照

一直以来，比起以粤语交流为主的广州和香港，提倡说普通话的深圳显得更加友好亲切。在这座流动的城市里，上演着人员、资源的竞生与流动。聚集了闫妮、周冬雨、魏晨等明星的《迷妹罗曼史》（2021）虽然口碑一般，却是当下为数不多的以深圳作为主要故事背景的影片。高歌的母亲高蓓患了阿兹海默症，在她的记忆中，中国台湾歌手罗大佑成了她的爱人。为破除母亲的谎言，高歌带着母亲一同去深圳寻找真相，于是，关于高蓓旧时在深圳打工的内层故事渐渐浮现。在20世纪90年代的故事里，母亲高蓓痴迷于罗大佑的歌；为工厂里的演出活动，她发明了风行一时的健美裤；在消费的大潮涌进内地时，她成为中国第一个吃麦当劳的人……而与此同构的，是彼时作为沿海开放城市第一站的深圳，正以一种既落后又新潮的姿态，接收着国际金融资讯、各种香港地区、台湾地区的影视剧、金曲等流行文化，与土地上的年轻人一起创造着自己的神话。回到外层故事，深圳摇身一变，高楼耸立、商贸繁华、坐拥各大顶尖互联网科技公司，神话书写完毕。而母亲与罗大佑的关系，不过是一个“麦高芬”，它引向的不是猎奇式的答案，而是一个小人物在大时代中挥洒青春与爱的历史画卷。如今，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扩大，广东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丧失了这种经济与文化认知层面上的红利。但转型后的深圳，在科技、互联网、动漫、游戏等高新技术领域，依然源源不断地吸收着资源和人才。《迷妹罗曼史》在两层叙事之间不断“过界”游走，至少包含了两层意味：一是空间上，当下的高歌带母亲回深圳寻找真相，以及90年代母亲“南下”深圳的打工史；二是时间上，在两个时代的交替中，影片也见证了以深圳为代表的大湾区城市在几十年改革开放历史中的生长和跃进。

地理上，广东省的范围远大于“粤港澳大湾区”所涵括的城市，几乎覆盖粤东的“潮汕方言文化区”在生活方式与文化惯例上都与“粤语方言文化区”有很大差异，这种文化多样性也给大湾区与周边地区的文化通融提供了多种可能。近几年，越来越多南方作者开始积极通过影视作品讲述南方故事。潮汕导演蓝鸿春的《爸，我一定行的》（2018）和《带你去见我妈》（2022）都聚焦于潮汕生活，以潮汕方言为主要对白，且都以人物往来于深圳、潮汕两地助推情节发展。在《爸，我一定行的》中，与很多潮汕家庭一样，“369”从小被父亲寄予厚望，但他读书读不成，做一样又厌一样，与父亲的关系渐渐走向决裂。最终，“369”逃离汕头，跑到深圳做起了网络主播。从在小镇蹉跎到去城市打拼，空间转换也给出了他与父亲关系转变的可能。另外，一个有意思的小细节是，“369”的中学挂着纪念中国电影先驱蔡楚生的招牌，而蔡楚生、郑正秋等早期影人都是潮汕人，这似乎是有意的向“南方影史”的致敬。

图2.电影《路过未来》剧照

四年后的《带你去见我妈》显然在叙事和制作上都更加成熟。故事内核依然是探讨亲子问题，但又更进一步，从家庭内部关系延伸到了家庭与家庭、地域与地域、两种文化惯例之间的关系。泽凯与静珊都在深圳打拼，交往两年的他们，面临最大的阻力来自泽凯的潮汕家庭。要让在汕头老家的妈妈接受一个外地媳妇，甚至是一个离过婚的外地媳妇，是一件天大的难事。在被催婚的压力下，泽凯决定带静珊回家。泽凯是汕头人，静珊是浙江人，经由深圳这座城市的牵线，多种地域文化发生了碰撞。影片结尾，泽凯妈妈第一次坐飞机离开广东。在飞机上，当她走出了大半辈子所依赖的文化圈的同时，人物的扮演者也真实地发出了自己的思考：“妈妈是不是很没用？”那一刻，不管是电影角色，还是扮演者，她们都看到了更广阔的天地。如此，影片不仅跨过了地理的界，也跨过了语言的界、文化的界。

二、自我与他者：大湾区电影的“破界”突围

如学者张燕对“三地电影”在历史上的合作融通所归纳的：“澳门电影起步较晚、创作薄弱，它与粤港互动主要体现在景观拍摄与市场延伸方面。而曾被誉为‘东方好莱坞’的香港电影与拥有‘珠影’等众多机构的广东电影均有创作能力与市场竞争力，两者始终在岭南区域文化的共同基点上，形成了跨地区协力、产业促进的粤港电影共同体样貌。”今天，这种基于经济先发优势的红利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扩大而消失了。据统计，广东2021年总票房超59亿元，已经连续20年蝉联全国电影票房冠军。相比之下，广东影视产业的体量与消费市场却极不匹配。但事实上，粤港澳大湾区在影视创作上有着丰富的题材资源，如产业转型（以腾讯、华为为代表的一批高科技公司）、华侨故事（以李嘉诚为代表的广东华侨）、城村关系（李睿珺导演的《路过未来》（2017）中已有探索）……这种优势是其他地区无法比拟的。因此，如何在他者意识下，以地域特色建构自身主体性，通过适应商业市场的类型化创作平衡好“地域文化与共同体叙事之间的平衡”，讲好中国故事，是大湾区电影向外突围的重要路径。

（一）香港：大湾区更加“合拍”

CEPA（《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后，一部分香港地区电影人“北上”发展，一部分人则继续留守，深耕“港片”之“港味”。以动作片为例，在中国香港电影的黄金时代，动作片尽享无限风光，爆炸、枪战和打斗，皆是真枪实弹、拳拳到肉，叫观众欲罢不能。然而，当好莱坞视效大片逐渐占领全球、内地电影工业奋力追赶取得一定成效，香港地区的电影却急转直下，甚至“港片已死”的论调四起。承袭传统港式动作片韵味的《怒火·重案》（2021）便展示了一副香港地区电影工业积极寻求出路的图景。影片中， 谢霆锋飚摩托车、耍“蝴蝶刀”、在尖沙咀扔炸弹……高水准的动作戏继承了过去香港地区动作片诉诸感官刺激的暴力美学，让人瞬间回到了那个辉煌的“港片”时代。除了直接诉诸感官的风格形式，“港式”警匪片吸引我们的是“警匪莫辨”的人文理念。

实际上，留住“港味”更重要的一条路径是“北上”的一批电影人的摸索。他们转战以贺岁片和战争片为代表的新主流电影，努力将“港片”特色注入内地的政治背景和文化语境中。在这个过程中，内地提供了充足的资金和丰富的拍摄资源，而香港地区则带来了优秀人才和先进技术。其中，《拆弹专家2》（2020）以13.14亿元打破国内电影合拍片票房纪录，是广东电影和香港地区电影的合拍典范。邱礼涛导演在获得更多中高成本制作机会的同时，也面临更大的市场压力，因而也更有意识地把控作品的商业品控和价值立场，尤其是如何在“港式人文理念”与当代主流价值观之间取得平衡。影片中，潘乘风由退役的拆弹专家演变为恐怖分子，这种个体复杂性的极致化转变，显然沿用了香港警匪题材中亦正亦邪的人物设定，也延续了邱礼涛一直以来对于边缘人群的特殊关照。潘乘风的叛变源自对警察制度中“牺牲少数人以保护多数人”和“用完即弃”的职业信念和行动逻辑的质疑，但通过叙事上的层层反转，他最终又重新理解且内化了这种主流立场，并在最后一次拆弹任务中牺牲了自己。

这种在个体关怀与社会核心价值观之间寻求平衡点的叙事越来越成为大湾区合拍片的主流。由珠江电影集团出品的《暴风》（尚未上映），作为广东省委宣传部建党100周年的重点电影项目，汇聚了大湾区重磅电影资源：导演陈嘉上、演员陈伟霆与王千源等。影片讲述的是土地革命时期，汕头的隐秘战线党组织与敌人斗智斗勇，以鲜血和生命换取胜利的红色故事。同样汇聚大湾区知名电影人的影片《隐秘世界》（尚未上映），由《反贪风暴》系列导演林德禄执导，是一个聚焦于缉毒特警与跨国运毒贩毒网络的追捕故事……这些影片都是粤港澳大湾区电影创作深化交流、发挥影响力的表现。

（二）广州：地域雄狮抬头

近几年影视作品中的广州印象愈加丰富，如《风中有朵雨做的云》（2018）中的广州是灯红酒绿的欲望之城；《小伟》（2019）中的广州是日常琐碎的生命细流之地；而在类型创作和艺术表达上又更上一层的国漫《雄狮少年》（2021）中的广州是更市井气的、烟火味的地方：“岭南乡村小镇的乡土风俗、民间信仰、衣着食物，乃至‘老广’的语言与行为方式，这些都很鲜活又很风格化地呈现出来，‘血肉感’十足。广东话与客家话味道的普通话、咸鱼与牛丸、拖鞋与助动车、阿娟与阿猫阿狗的形象与神态，还有最核心的舞狮的文化传统与现实表达，都让人觉得熟悉又具有新鲜感，协调且有趣。”这种依托地域特色讲述大湾区故事的策略也得到了市场的认证。在上映不久后，该电影的片方另外制作了粤语配音版本，以满足观众需求。

如果说地域特色构成了影片的鲜活血肉，那么其传递的内在逻辑和价值取向则是筋骨。雄狮少年虽摘得桂冠，但身处底层。生活仍要继续，少年离开广州，又来到上海打拼。这条从岭南小镇到广州，再到上海的迁徙路线，是怀抱阶层跃升梦想的个体不断进发的路线。但在故事层面上，雄狮少年止步于广州并不会影响故事的逻辑或完整性，因此上海地标的出现值得玩味。与其说它是一种单纯的个体选择，不如说它是广东元素渴望“走出去”的一种体现，是粤港澳大湾区在自我与他者的审视下，对标更强城市、向外突围的隐秘愿望。

（三）深圳：以笨小孩叙事缝合进奇迹时代

比起广州和香港，深圳的城市影像少之又少。深圳历史尚浅、一切都是“新”的，文化底蕴既不如北京、上海、广州，地方特色也不如重庆、四川、贵州，因而通常是双/多城故事中更容易被忽视的城市。《过界男女》就延续了此前深圳、香港地区影像中的叙事惯例，更多地把深圳简化为一个平面的地标、一个单薄的故事背景、一种叙事上的需要。虽然影片中出现了深圳河、贸易大厦、过境口岸等地标，但作为一个特定的城市主体、一个有别于香港地区的异域空间，深圳依然没能深度地参与进叙事之中。在《过春天》里，城市的画笔也更多着墨于香港。

但除了是全国最大的移民城市，深圳也是中国南方最重要的高新技术研发和制造基地，这座中国的“硅谷”完全值得书写。特别是，在全球疫情蔓延、经济遭遇挑战的当下，代表着南方经济奇迹的深圳无疑是一种鼓舞。《奇迹·笨小孩》延续了文牧野导演此前在《我不是药神》里的叙事策略，即将小人物的乘风破浪与大时代的汹涌波涛缝合在一起，完成了“宏大叙事”下的“微观叙事”。母亲病逝后，景浩独自带着患病的妹妹来到深圳生活。为了妹妹高昂的手术费，他不得不孤注一掷，创办电子厂，招收工人，完成一批残次品手机零件的拆解与回收。而在这个过程中，最大的打击来自政策的变化，来自时代对技术更新的指令：2012年，工商总局大力打击各种假货和翻新机。从郝景这个打工人身上，影片拉出了一段深圳产业转型史，即以华强北为代表的山寨小店，逐步向创新研发、打造自主品牌迈进，成为国际电子产品供应地的历史。影片最后，郝景成功创办自主品牌，镜头拉开，我们看到的既是一个笨小孩的奇迹，也是一座前沿都市的奇迹。作为中宣部国家电影局2021年重点电影项目，《奇迹》替深圳交出了一份完满的答卷。

此外，《我和我的父辈》（2021）中沈腾主演的《少年行》章节用一个发生在深圳的科幻故事，向我们提供了一种思路，即把这座城市与符合其创新特征的科幻类型结合起来，让新城写新事，甚至写未来的事。

图3.电影《我和我的父辈》剧照

结语

“界”是粤港澳大湾区电影的一个重要隐喻，“过界”勾连起大湾区的历史与现实；映现出三地在地理、文化和情感维度上的深度交融景观，也展望着更加美好的未来。“破界”则潜藏着大湾区电影向中国电影地理版图突围的野心与努力。归根结底，全球化的高度发展，人类视域进一步拓展、区域界限进一步消融、精神归属进一步超越地理意义上的身份认同……也是粤港澳三地能够向经济、文化共同体转变、向周边乃至世界输送影响力的深层逻辑。

【注释】

1贾磊磊等.粤港澳大湾区影视的历史与现状[J].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20（01）：5-22.

2蔡德麟.深港关系史话[M].深圳:海天出版社，1997.

3涂俏.苦婚——"卧底女侠"60天隐性采访实录[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4.

4同1，20.

5同1，13.

6赵卫防.后融合时期香港本土电影中的“港味”[J].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17（04）：5-12.

7程波.《雄狮少年》:烟火气与少年气,都因真挚而动人[N].中国电影报，2021.12.1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