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国聪

现实题材电影作为记录时代更迭与社会变迁的重要载体，贯穿中国电影的发展脉系，从左翼电影到人民电影，从学院派创作到新主流电影，关于电影与现实关系的探索路径烙刻着对电影社会性的追寻与深崛。那些优秀的现实题材创作以影像的力量进入社会肌理，彰显民族性格，折射大众情绪，成为活着的历史和生动的记忆。由此，对现实题材电影的历史审视与当代回望，不仅是现实主义精神内涵的动态呈现，亦是对中国社会思想变迁史的别样洞察。

目前，对现实题材电影的研究多以文化研究与个案分析为主，既注重历史梳理、现状审视与市场剖析，着眼于其对现代性经验的呈现；也涵盖美学范式、叙事机制与文化反思，突显其文本的媒介阐释功能。近年来，跨学科研究及不同方法论的出现，为现实题材电影建构起多元研究范式和考察视角，其研究边界得以不断拓展和延伸。尤其是媒介融合语境下，面对新机制、新技术与新观众，现实题材电影如何凝聚优势挖掘类型潜力，弘扬现实主义精神，达成与观众的共情共鸣；又如何在认同传播中实现价值建构和精神引领，助力新主流电影的高质量发展，成为亟待解决的新命题。

一、守望与回潮：现实主义品格的赓续

近年来，《我不是药神》《少年的你》《扫黑·决战》《穿过寒冬拥抱你》《奇迹·笨小孩》等现实题材电影在引发市场关注的同时，也在介入现实中发挥着社会治理的功能。影片触及的儿童拐卖、校园霸凌、高药价难题、未成年犯罪、扫黑除恶等社会痛点和难点，在互联网特有的互动性和开放性中被一再酝酿和发酵，演绎为备受瞩目的讨论热潮，那些关乎法律与情感、道德与伦理、理性与感性的种种纠葛和较量，赋能镜像以思辨精神和反思力量。事实上，作为媒介文本，优秀的现实题材电影所独具的文化格调及强劲穿透力，使之能够敏锐捕捉时代微妙和火热的变化，记录人民大众的日常生活，并在舆论场域和话题氛围中实现良性的价值引导。尤其是植根社会多维现实、秉持现实主义品格的匠心之作，在市场洗礼中逐渐锤炼为一种以在地性与主体性为特质的省思格调，生成了兼具中国性、人民性和民族化的审美经验，建构起以现实主义为底色的文化意识。

当然，现实主义并不等同于现实题材，现实题材创作也不必然秉持现实主义品格，尤其是关于现实主义题材化的命题历来存在诸多争议。在我国，现实主义不仅是一种理论学说、创作思潮或批评方法，也是一种意识形态和生命意念、一种精神信仰和生活动力，不仅强调赋予作品以人文精神内涵和批判思辨立场，也注重抓住“时代典型的精神冲突和价值追求”，表现“民族精神发展的轨迹和心灵的历史”，这将为现实题材创作注入更为持久的生命力和精气神。

综观国产现实题材电影演进与发展的轨迹，那些应时代而生的影片不仅与历史变革的节奏一脉相承，也作为重返历史现场的文化标本被赋予集体记忆与个体情感。有的根据真实事件改编，如《盲井》《踏雪寻梅》《树大招风》《解救吾先生》《湄公河行动》；有的来自大众生活与民生日常，如黄建新的“城市三部曲”、宁瀛的“北京三部曲”、顾长卫的“时代三部曲”、贾樟柯的“故乡三部曲”；有的源于对社会问题的思辨，如《心迷宫》《钢的琴》《万箭穿心》《搜索》《嘉年华》……可以说，现实题材电影所蕴含的地缘特质和民族特征，注定了其与本土观众天然的紧密联系，而隐存其间的共通情感也使之显现出国际表达的诉求。新时代携来的政策利好、媒介资源与创作机缘，不仅为现实题材创作提供了产业优势和创意力量，也推动了现实题材的多元表达和破圈传播。随着票房成绩与社会声誉的双向抵达，现实题材电影作为新主流创作的主要脉系，以回潮之势凝聚作者智慧与类型经验，再度激活现实主义品格，成为传递中国经验、呈现文化自信的重要媒介。

在我国，现实题材电影的演进与电影思潮、电影观念的革新息息相关，并在不同历史阶段被赋予基于时代逻辑的文化期待和美学面向。囿于种种原因，它对本质真实与艺术真实问题的思辨始终横亘其间，这种思辨亦被注入富具中国特色的精神内涵和时代诉求。伴随电影思潮的跌宕起伏，这些影片通过不同的创作主题和艺术手法彰显现实主义精神，并以其社会性和建构性的品格，试图参与国家意识形态宣传与大众价值系统的建构中。如若重返历史现场，对现实题材电影的爬梳与审视，实则是对电影介入现实的文化追寻和美学追问。那些能够穿越时空成为历史经典的精良制作，作为政策导向、体制变革与理念更迭的艺术显影，往往能够依凭现实主义品格释放思想锋芒，将共情力熔融为情感记忆与文化认同。

直至今日，关于现实题材的概念或界定仍在商榷中存有质疑，对其演进历史及其历史分期亦存有争议，但绵延其间的现实主义精神品格及其承载的时代期许，昭示着国产电影创作的价值取向、生命力及历史活动能力。20世纪20年代，以教化与启蒙为诉求的创作渐成文艺主调，在改良主义范畴内，“电影为社会服务”的创作理念与已然根深蒂固的戏剧传统相遇，如何反映并解决社会问题成为彼时现实题材创作的初衷与归处，忧思意识和民族意识以若即若离的暧昧姿态隐存其间。如《最后之良心》《盲孤女》等影片，开始关注平民百姓或底层民生，以尚未成熟的创作形态彰显出些许平民审美趣味。20世纪30年代，受新文化思潮的影响，现实题材电影更倾向于反映本质的真实。它们虽取材于社会底层现实，以此反映民间疾苦、百姓境遇与社会矛盾，但也彰显出浓厚的阶级立场、进步意识与民族情怀，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被纳入政治文化范畴。如《狂流》《渔光曲》《神女》等以批判现实主义为主调的代表性影片……这一时期经典左翼影片所彰显的“现实主义精神和民族风格奠定了中国电影的历史地位和美学基础”。20世纪40年代后期，抗战胜利后，以“进步电影”为主调的现实题材创作再度迸发活力，侧重于宣传与教育的主张，亲历抗战生活的进步电影艺术家，聚焦“由希望变失望”“战争与人”“旧时代崩溃前夜的社会图景”等主题，创作了《八百壮士》《乌鸦与麻雀》《八千里路云和月》等凝聚民族情感与国族意识的影片。

可以说，从改良现实主义、左翼现实主义、进步主义现实主义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国产电影对现实主义精神的弘扬，既是其创新的生命力所在，也是对社会文化现实的一种反省与检视。新中国建立之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一种思潮和准则进入创作视野，以工农兵为主体成为文艺创作的践行方针。20世纪50年代，像《董存瑞》《青春之歌》《我这一辈子》等影片，虽均具时代特质但也有着迥异的命运，“同一性的审美-政治实践成为其不可或缺的基础。在此同一性中，隐含了将政治作为内容与方法的差异，隐含了政治正确和政治信念的差异。”随着《女篮五号》《红色娘子军》《舞台姐妹》《小兵张嘎》《李双双》等影片登上银幕，逐渐形成和确立了一种以工农兵为主体的影像体系。这一时期的人民电影既承继了20世纪30年代左翼电影的进步传统，也对左翼电影传统进行了积极改造。它们“在表现现实方面走上了两条道路：一是紧跟‘大跃进’这一时代主旋律的跃进片，一是在艺术上有所追求或者对现实的反映上有所突破的现实题材影片，这两类影片截然不同的命运那个年代电影与政治交媾或博弈的注脚”。

随着改革开放迎来文艺创作的复苏，思想解放的潮流将文艺创作推向活跃的高地，文学思潮与电影思潮在融通中达成新的默契，电影理论与创作实践交相呼应，对人道主义及现实主义精神的追寻，成为彼时现实题材电影的价值取向与精神旨归。像《邻居》《天云山传奇》《庐山恋》《喜盈门》《红衣少女》等影片，挣脱了长久以来“工具论”的桎梏，强调人的主体性和自觉性，注重推动以启蒙为主调的现代化进程，创新艺术表达手法与理念，勾勒了80年代以“理想与激情”为底色的景观。即便进入90年代，面对“计划—市场”的急遽转型，中国电影体制及生产机制遭遇变革困境，国产电影市场在低谷中斡旋。面对萧瑟的创作境遇，像《秋菊打官司》《甲方乙方》《红灯停绿灯行》《脸对脸背靠背》等一批关注平民现实生活的喜剧片逆流而上，试图延续着转型期国产电影的精气神。从先锋派现实主义、新写实现实主义再到日常现实主义，这些作品作为时代镜像和社会标本，既折射了市场转型之下的平民百态，也是对社会变革的一种深刻理解和检视。

但随着现代/后现代文艺思潮的流行，娱乐化创作的盛行取代了对现实主义品格的推崇，那种充盈在作品中的人文情怀和批判精神逐渐被稀释，尤其是呈现民族精神、时代轨迹以及心灵发展史的作品逐渐稀缺。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电影体制改革趋于合理，在市场经验与产业逻辑的推动下，新媒介激活电影多重角色，现实题材创作呈现出类型拓展与杂糅的新景观。但现实主义品格的丧失使其屡屡陷入被诟病的舆论漩涡。即便也有像《马背上的法庭》《海洋天堂》《桃姐》《天狗》之类口碑爆棚的中小成本电影，但囿于市场的冷遇和惨淡的票房，使其并未受到太多关注。尤其是在市场逻辑与消费观念的驱动下，现实主义电影呈现出了某种“变形”和“变异”。在“悬空”的现实之外，这类影片多了些许资本和娱乐的味道，此间亦遭遇舆论的诟病和质疑。

近年来，随着类型叙事的逐渐成熟，现实题材电影的通俗化表达为其拓开了新出路。从《亲爱的》开始，现实题材电影开始摆脱边缘的尴尬境地，逐渐成长为国产电影的市场主力。进入新时代，传统文化与当代资源的融会贯通，为现实题材创作的勃兴提供了生逢其时的素材与机缘。比如，《红海行动》《十八洞村》《长津湖》《中国医生》等主题性的现实题材影片，用类型化包裹现实内核，有温度且有力度的呈现社会真实现状，传递共通性的核心情感，凝练中国经验，关注生命个体与成长体验，熔铸民族精神与中国梦想，以融入市场的姿态和直面现实的文化自信张扬积极的现实主义品格。这些带有市场性和社会性的现实题材创作，摒弃了一味批判和凛冽的态度与居高临下的视角，反而以一种在平视中成长起来的温情积极表现现实。那种隐存在作品中的浪漫理想主义或者英雄情怀，也是一种文化格调和精神品格。

二、人民性：现实题材电影的价值建构

之于现实题材电影而言，无论是关注平民英雄、普通百姓或是底层群体，还是着力真实事件改编、反思社会现实或是描摹民众日常，它们不仅在素材选择和叙事主题层面上试图实现功能发挥与精神指引，与主流意识形态达成新的契合；也在与观众共情体验中以认同传播的方式强化正能量，通过对现实的呈现、映照和反思，形塑家国形象与人民形象。进入新时代，随着国际环境的变化、媒介生态的革新，中国电影及其战略规划也从对产业/市场逻辑的诉求转向对意识形态属性的强化。相较于新世纪以来电影行业对产业理念的推崇，新语境下的电影行业对题材的规划和对主题的强调更为明显。尤其是，“在这种不可控的复杂环境中，以政治文化为核心的文化价值体系的整体性建构，从根本上影响和决定着中国电影的文化高度”。近两年，一些以“小正大”为特征的现实题材电影响应时代召唤，即大情怀小切口、大视野小角度、大主题小人物的创作理念初显锋芒。可以说，当电影照进现实，支撑其精气神的不仅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以人为本”的守则，还有对时代精神召唤的温暖回应，对社会矛盾的直面审视，对现实问题的理性思辨。在电影中，这种凝聚民心的现实主义品格，秉持着人民性特质，从叙事逻辑贯彻到艺术手法、表达技巧，以自觉性和自主性彰显民族的自信品格。电影中，融通于镜像语言间的人文关怀则通往理想性的精神彼岸，并在现实反思与抚慰人心的柔性表达中抵达文化认同，继而实现主流价值观的宣传和建构。像《我和我的家乡》《中国医生》《守岛人》《穿过寒冬拥抱你》等优秀的现实题材电影，从人民的视角出发，颂扬坚守在岗位默默奉献的普通人，感悟人间大爱与人性美好，极大丰富和拓展了文艺的“人民性”内涵，彰显出基于新时代逻辑的人民美学与文化自信。

在我国，电影行业发展与政策导向休戚相关，与时俱进的利好政策可以促进电影与社会机制、大众审美、人民话语之间的紧密互动关系。在市场化探索中，国产电影作为我国思想文化宣传重要阵地，是描绘家国梦想、传承民族精神、关注民生民意的文化载体，始终承载着主流意识形态话语表达的重任，进而影响人们对当前新时代社会的价值认知、思想情感以及社会共识。“无论是艺术电影，还是类型电影，对于现实问题以及现实情感的介入与表达，始终成为其创作能否让观众产生共鸣乃至共情的主要前提。”新时代的电影创作更倾向于从当代社会现实与政治文化中汲取思想资源，用文艺的力量凝心聚力激活共情体验，释放正能量提振社会精气神。

首先，新的政策导向与媒介语境赋予的独特思想资源与创作机遇，为现实题材电影实现文化引领、价值形塑与类型创新奠定了明晰的战略定位与包容的政策语境。以乡村振兴为主题的现实题材电影为例，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乡村振兴发展战略，为这一题材电影提供了相对丰盈且扎实的文化生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成为“十四五”规划开局之年的重要部署，如何以艺术的方式助力这一历史征程，成为文艺创作的重要使命。像《橙妹儿的时代》《春天的约定》《千顷澄碧的时代》《伊水栾山》《扶贫主任》《山路十八湾》《我们是第一书记》《九妹》等坚守人民立场，彰显昂扬向上的“人民美学”的影片亮相银幕跃入观众视野。它们用鲜活影像深入传递脱贫攻坚精神，诠释乡村振兴主题，生动勾勒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愿景。这些影片涉及电商助农、医保改革、乡村旅游、青年创业、农业产业化、金融扶贫等现象，从不同维度形塑了新农村的新风貌，也描摹了新农民的新形象。

作为鲜活载体，这些影片有温度地叙述这一历史征程中的真实故事，有力度地呈现致力于推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基层干部。它们不仅显现出“人民美学”“乡村美学”回归的新趋向；也为农村主旋律电影拓开了新领域，向世界共享扶贫成果和经验。而由乡村振兴电影所产生的感召力和影响力，也使得乡村振兴题材电影从纯粹的文本中突围出来，进入具有综合性的文化生态体系中，形成一种以人民主体性为诉求的话语范式。但也必须注意到，囿于题材和主题的局限，同质化创作的苗头也渐趋浮现，如何在中原大地上捕捉活跃的素材和灵感，如何以接地气表达和差异化类型迎接市场挑战，也将是同一题材或主题的电影创作所将思索和面临的问题。

其次，新时代，现实题材电影在叙事内容、制作水准、审美意趣以及传播方式等维度上呈现出可喜的新向度与新拓展，电影社会属性得以深度激活，实现了与国家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双向建构。2021年，时值建党百年，对重大现实、重大革命、重大历史题材的关注成为创作新引擎。文艺作品以人民史观还原历史与回应现实，倡导共同体美学理念进行创新生产，具体践行以中国梦为主调的国家话语表达，使其发挥更高价值及引领作用，如《功勋》《埃博拉前线》《扫黑风暴》《山海情》《在一起》等现实题材电视剧屡屡引发热议。这些作品以其影响力和传播力呈现并介入现实，从民族存亡到国家荣辱再到人民悲欢，勾勒出家国一体的生动图景。又如影片《中国医生》从制作上追求真实场景，真实再现“抗疫”之下人们的生活境况和精神状态，向奋斗在一线的医护人员、医疗救援队以及志愿者的致敬，向世界展现我们勠力同心共同抗疫的民族精神。在某种程度上，现实题材电影也成为主旋律电影商业化探索的重要进阶，将社会现实及问题的反思转化为具有价值引导与美学创新的时代话题。

值得注意的是，相较于院线电影，现实题材也为网络电影拓开新的边界和市场，如《毛驴上树》《中国飞侠》关注穿梭在都市楼宇间的外卖骑手群体，由之引发的对城市服务群体的讨论话题在微信、抖音和快手实现了破圈和突围式传播，致敬在奋斗路上的普通劳动者和小人物。像《春来怒江》《老舅》《攀枝花红了》等现实题材网络电影，在主旋律表达、现实主义风格以及观赏性等层面达成了新的默契和平衡，为电影的跨媒介发展作了有益探索。一方面，网络电影在现实题材上的探索使之逐渐摆脱了原有的庸俗化、戏谑化的刻板认知；另一方面，现实题材在网络电影和院线电影双管齐下的传播中，实现了更全面的诠释。

再次，当前涌现的一批社会性现实题材作品，既有直面社会矛盾的思想锋芒，也有抚慰人心的温暖力量，在话题舆论中试图介入现实，释放出社会治理的力量。“治理更凸显一种柔性的、软性的、民众主动参与的社会管理模式，因此，文化传播是社会说服、公共营销的重要手段。电影作为20世纪曾经最为大众化的文化产品，也承担着社会治理的功能。”如《我不是药神》《嘉年华》等影片，触碰社会现实和痛点，演绎为一场场社会文化事件。如李杨执导的边缘题材“盲系列三部曲”（《盲井》《盲山》《盲道》），真实犀利地讲述了煤矿工人生活，被拐卖妇女、流浪乞讨儿童的故事，揭开底层生存状态，以人文关怀撬动灵魂深处。这些电影彰显出了浓郁的启蒙和鲜明的觉醒意识。恰如鲁迅所言：“心灵的觉醒，才是真正的救赎。”

作为时代号角的“人民的文艺”只有积极践行顶层设计的价值引导，才能激活其历史认知和记忆功效。在国产电影史上，现实题材创作理应抓住战略机遇期，形成政府引导与市场创作紧密配合的生产机制与传播路径。在集成通变中达成与当代年轻观众的创新对话机制。开拓现实主义表达与浪漫主义情怀相结合的创作路径，处理好历史叙事与个体关怀、民族记忆与历史细节、创作主题与时代话题、创作题材与人物形象等关系，尤其是如何以感性艺术内容、宽频的题材对话、审慎的历史考证，实现与当前融媒思维、网络文化及新观众群体的顺利衔接，在与观众的共情共鸣中拓展出更广阔的传播场域和市场空间，助力国家形象传播和价值建构。这是对“以人民为中心”理念的践行，也是建设电影强国、彰显民族自信的时代诉求，与世界共享中国可持续发展及现代化经验。

三、类型拓展：现实题材电影的多元表达

在时代更迭中演进的现实题材电影，折射出电影与现实的多重关系。进入新时代，伴随利好政策、媒介融合等多元力量的协同发展，现实题材电影在提质增效中呈“加速跑”和“年轻态”的趋势，“爆款”迭出与持续热潮使其作为一种时代话题、社会议题备受瞩目。一大批引发当代观众共情共鸣的佳作促就新的精神气质与情感记忆，推动了现实题材创作观念的变革与创新。综观现实题材电影的发展脉络，从其遭遇市场冷遇到被观众认可，其创新和突破的重要通途便是现实主义与类型叙事的融合。从对文艺模式的突围到对类型经验的探寻，其实是引发观众共情、实现社会经济效益，以及口碑与票房的正比发展。从当代视野中回眸审视和追溯，一些淹没在历史尘埃里的现实题材电影亟待意义挖掘与价值重估，尤其是“电影与观众血肉关系”的实证诠释，也在数字技术媒介变革中不断被演绎和拓展。

在中国电影发展历史上，像左翼电影、进步电影、人民电影中的现实主义传统，无不是诞生于既定的生产机制、政治诉求和文化生态中，并在不同的时代语境中生发出迥异的精神内涵。囿于艺术至上、文以载道传统理念的桎梏，中国电影史的书写更侧重对艺术品质和文化内涵的诉求，但在市场与商业的维度上，中国特色的类型经验仍在亟待打捞中尚显荒芜之色。之于现实题材电影而言，突破原有文艺路线的桎梏，以主流商业化的方式更快地抵达大多数观众，传递主流意识形态以及认同的思想与文化，实现类型自觉、价值建构与认同传播的统一成为关键之举。近年来，在以主流商业类型电影为主潮的生产范畴中，商业电影的主旋律化与主旋律电影的商业化以及主旋律电影的类型化与类型电影的主旋律化作为一种主要的趋向，越来越主导着中国电影创作模式和理念。在我国电影产业化进程中，现实题材创作的市场探索与类型拓展，不仅是其实现高质量发展与供给侧调整的必由之路，也是国产电影尤其是新主流电影实现认同传播和价值建构的经验参照。

电影类型作为一种抽象的存在，是一种大众审美心理模式的彰显。同时，类型电影往往通过创作出镜像表象，将意识形态表达隐匿于文化想象关系中。这种表象在营造和生发的进程中，会不可避免地破坏观众的真实感。因此，类型电影与现实主义似乎成为一种对立面的存在。现实题材电影的类型探索也时常囿于传统观念的桎梏，执拗地以突围的姿态在市场氛围与产业生态中艰难转型和摸索，在议题与舆论中生成一种文化典型，积淀凝结社会变迁和转型的精神标本。

必须承认，类型经验、类型表达及类型拓展作为创作手段和观念，为现实题材电影的生产和传播拓开了更为广阔的空间。当前，像《东北虎》《四海》《穿过寒冬拥抱你》等现实题材电影的创新表达与观众审美观念的自觉变革同频共振，资源素材的丰盈与融媒传播的便捷，使其穿透历史时空与代际隔阂，迅速激活生产市场。那么，现实题材创作该如何发挥艺术创造力，作出平视性、包容性与多样性的创新选择，又如何以个性与细节让故事走进人心，以活泼且深味的样式吸引观众，处理好作品中的人物形象与人物关系，体现创作的宽度与广度，以现实题材与共通情感的融合助推新主流文化传播，在现实主义与类型表达之间达成深度默契。在日趋繁荣复杂生态中，现实题材电影又需要以怎样的立场和态度对待社会现实，将现代化经验转化为有主体性的中国故事；又该如何遵从市场逻辑与产业经验，在媒介融合语境下借助多元渠道实现有效传播，打破类型拓展与题材创新的壁垒，真正能够在守正创新中实现符合现代社会和时代诉求的价值建构，是现实题材创作能否保有创新力和生命力的关键。

图1.电影《四海》剧照

随着媒介环境的急遽转变，文艺政策、创作范式、制作技术、文化理念、消费群体等的变化，也不断地形塑和规约着现实题材电影的类型生态。综观近些年在金鸡奖、百花奖、华表奖等评选中脱颖而出的现实题材力作，既有对现实主义品格的秉持，也不乏对类型表达的熟谂把握。像《红海行动》《湄公河行动》《十八洞村》《搜索》《失孤》等影片不仅遵从艺术规律和艺术创新，尊重大众审美习惯及历史发展规律，着眼时代内需与精神诉求，还呼应着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需求，注重现实底色与类型经验的结合，更是逐渐与数字媒介融合同频共振，关注青年文化心态，借力互联网新途径与流媒体新平台，彰显时代共性与特性，与更多元文化、更广大人民与更广阔市场达成新的默契，以现实感染力触碰社会肌理。与此同时，这些影片延续着国家主流电影叙事传统与现实主义风格，以接地气的方式积极配合主流意识形态的建设和宣传。

再如，自21世纪以来，中小成本电影屡屡出现“现象级爆款”，其依托便是汲取本土化现实题材，采用类型化方式及市场化运营，以在地性和议题性释放共情力引发观众共鸣，激活“小人物、正能量、大情怀”的感染力和感召力。在这些作品中，创作者更倾向于以情感共鸣与伦理共情的方式，讲述着指向过去、现实以及未来发生的中国故事，达成对观众现实体验与情感记忆的调动，以对更多行业领域、更多平民小人物、平民英雄的深切关注，使之在文化认同和情感认同中完成内心情感的疏解与宣泄。同时，我们也必须意识到，所谓“现象级”的隐形表达是“常态化”的难以企及，“现实、现实性和现实主义及其与类型、商业和政治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应该如何处理？”之于国产电影而言，这是个恒久且实用的理论命题。

近年来的现实题材电影一方面呈现主流化和主题性特质，从原有的中小成本电影和中式大片中实现了平衡和突破，为当前新主流大片的创作提供了本土化经验。新时代以来，现实题材电影中所蕴含的文化自信，尤其是对社会主义发展史、改革开放史以及新时代历史改革宏阔图景的呈现，既是现实题材电影的使命与担当，也赋予现实题材电影更丰富的素材资源，使之在认同传播中传递与时俱进的价值理念。一方面，类型电影需要依凭现实感与时代感抵达观众，摆脱过度娱乐、虚假拼凑与脱离现实的诟病。观众日趋多元个性的消费诉求也使其在对现实的呼应和呈现上不再局限于纪实/写实风格，而是赋予现实题材以多元表达的经验。另一方面，现实题材以类型化的方式进入商业电影之中，突破原有与文艺片混淆的窄化理念，掌握更多接近或者抵达观众的技巧，让观众既能感受观影的快感和愉悦，也能在情感投入中达成共情效果。

现实题材与类型表达的结合，为新主流电影的提质增效拓开了更广阔的的市场文化空间，以“人民性”为特质的主流现实主义作为方法论在当前创作中得以深化实践。比如作为民营影视公司翘楚的博纳影业与阿里影业联合推出的“中国骄傲三部曲”（《烈火英雄》《决胜时刻》《中国机长》），“人民的英雄”与“英雄的人民”成为主角，工匠制作中凝聚中国精神，工业水准中彰显民族智慧。同时，还有像腾讯影业等互联网公司也将现实题材创作作为重点，推出了像《我和我的祖国》《人世间》等作品，深耕民众日常生活，着眼于烟火气里的中国故事。可以说，现实题材的类型化表达为新主流电影创作带来更多可能性。当“现实”作为一种题材与风格进入类型电影，或当“类型”作为一种手段与观念进入现实题材创作，这种结合和碰撞既是国产电影市场意识与产业逻辑的使然，也是艺术创作进入社会价值体系的必然。“本土”的类型和“在地”的现实在结合中生发的市场号召力和文化共情力，为国产电影扩大受众圈层、赋能院线品质。近年来，现实题材主要与认同度较高、对文化环境有着较多依赖的强类型结合。比如与喜剧类型结合的《无名之辈》、与犯罪悬疑类型结合的《找到你》《误杀》、与青春类型结合的《少年的你》《悲伤逆流成河》、与灾难类型结合的《烈火英雄》《紧急救援》……敏锐聚焦社会议题，紧切观众情感逻辑，遵从观众审美习惯。类型电影所独具的意义明确优势与现实题材的本土化特质，使深邃的主题与批判的反思在与观众共情共鸣中完成一场社会意义的价值建构。

结语

伴随中国电影治理体系与审查制度的革新，电影创作与电影体制的关系也在博弈中产生新的变化。面对制度现实和产业利益的诉求，现实题材电影的创作范式亦发生调整，甚至发生了某种“变形”与“变异”。对现实题材电影类型探索与价值建构，既是对重写电影史的有益补充，也是对我国社会变迁的一种微观审视与镜像指涉。重新思考现实题材电影与复杂社会文化状态的关系，聚焦现实题材电影与不同历史语境的对话，并及时做出积极回应与调整。进入新时代，文艺创作理应朝向美好生活，有温度地拥抱现实，国产电影更需借力融媒技术，以人民的立场和态度观照社会现实，推进现实主义电影与社会现实、大众日常和文化实践的对话，建构起具有人民性特质的生产观念、理论体系、传播生态和评价机制。积极推动文艺创作参与社会治理与改革建设的实践中，鼓励用温暖现实主义引导人民群众，推进中国特色现实主义理论体系的建构。

【注释】

1赖大仁.现实主义是一种精神品格[N].人民日报，2017.6.2.（24）.

2倪震.中国三十年代电影的现实主义与写实风格[J].北京电影学院学报，1984（1）：6.

3少舟.论中国四十年代电影的现实主义品格[J].电影艺术，1995（6）：37.

4安燕.“政治地拍电影”：20世纪50年代“人民电影”美学阐释[J].文艺研究，2020（11）：113.

5丁宁.现实书写的两重天——1958—1960年间北京电影制片厂现实题材影片创作分析[J].当代电影，2015（10）：88.

6尹鸿.处于历史新节点的中国电影[J].电影理论研究（中英文），2021（3）：52.

7陈晓云.当下中国电影的类型自觉与价值建构[J].中国图书评论，2019（11）：45.

8张慧瑜.《紧急救援》：多类型融合与社会治理电影[J].电影艺术，2021（1）：71.

9饶曙光等.电影照进现实——现实主义电影的态度与精神[J].当代电影，2018（1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