涂浩然

摘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是与中国社会变迁和时代发展分不开的，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本质的写照。为深入研究和系统阐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演进规律，有必要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体过程为主线，借助辩证逻辑方法，即按照逻辑起点—逻辑中介—逻辑终点的程序，擘画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演进的逻辑图式。这有助于增强我们对党在不同历史时期把握中国社会发展规律的整体性认识，在实际工作中自觉地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具体实践相结合，不断把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向前进。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图式;系统分析

中图分类号：A81;D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2991（2022）03-071-007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发展的本质写照。根据中国社会矛盾和时代特征的变化，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实践中，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行动指南，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伟大胜利，并与时俱进地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为深入探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演进的内在机制，我们有必要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构建要素（理论、实践和历史）统一起来，在一个系统分析的框架內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理路。这一目标的达成，需要运用由抽象思维上升到具体思维的辩证逻辑方法，借助科学理论体系三要素，即逻辑起点、逻辑中介、逻辑终点的展开程序。这套完整严密的逻辑程序是认识和说明事物固有规律的一般过程，也是各种系统化理论确立的共同逻辑结构，通过运用这套程序，擘画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演进的逻辑图式，有助于我们深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认识。

一、马克思主义理论能够在实践中解决实际问题

所谓逻辑起点，是以形成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为目标而确定的一个起始范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能够创造性地与中国实践相结合，解决现实中存在的实际问题。五四运动前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寻求救亡图存的实践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实现了实践逻辑、理论逻辑和历史逻辑的初步统一，这在一定程度上为解决中国问题开出了一剂良方。因此，面向中国的具体国情和革命实际，如实地反映中国社会独特的实际问题，是最初“倒逼”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的重要方式。马克思主义理论能够在实践中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构成了其实现“中国化”起始转换的表现形式。

（一）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俄国化解决了俄国问题

在广泛试验各种“主义”后，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认同马克思主义，是因为它在俄国十月革命的伟大实践中被检验为科学的主义。关于中国人最终摒弃其他思潮，拥抱马克思主义的过程，几乎可以被描绘为一部中国近代史。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从“天朝上国”逐步沦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为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中国各个阶级纷纷开展了各种救亡图存运动。在这个过程中，人们也逐步接受西方的各种思潮和文化，并试图将其转化为振兴中华的良方。例如：洪秀全的“拜上帝会”、康有为的“三世说”以及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在一定意义上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参照坐标。伴随“西学东渐”，马克思主义与其它欧洲社会主义思潮一并传入中国，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前提。1911年的辛亥革命，虽然终结了封建帝制，但却并未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直到1919年，巴黎和会要将战前德国在中国山东省的特权转让给日本，中国的有识之士才在困惑中反思：为何向西方学习了近80年（1840～1919年），中国仍不能实现国家独立和民族富强。同样是东方大国的俄国，于1917年在以列宁为首的（俄共）布尔什维克领导下，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不仅结束了封建帝制，退出了帝国主义战争，而且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此外，实行社会主义的苏俄政府还承诺取消沙俄在华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和特权。通过对比西方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功效、西方列强与俄国对待中国的不同态度以及俄国与中国同为东方国家且有着相类似的背景，中国先进知识分子迅速转向认同马克思主义。可见，中国人选择马克思主义的缘由之一，是看到了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已经解决了俄国的革命问题，并且在理论上完成了俄国化，诞生了列宁主义。

（二）类比推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可能解决中国问题

马克思主义经过实践检验解决了俄国革命的问题，那么也必定能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这是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看待马克思主义的普遍思维。可见，当时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是从马克思主义帮助俄国人取得了国家独立的效用视角，来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憧憬着依靠马克思列宁主义来解决自己国家的革命问题，所以毅然决然地选择“以俄为师”“走俄国人的路”，将俄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引入中国。然而，对于如何具体的实践“走俄国人的路”，中国的知识分子没有实践经验可循，所以早期他们仅限于创建报刊来宣传马克思主义，希望能够唤醒民众，尤其是工人阶级。例如：1919年5月，李大钊在《新青年》上撰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陈独秀在五四运动后帮助陈望道校译和发表《共产党宣言》;1919年7月，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发表了讴歌十月革命的《民众的大联合》，等等。1920年春，共产国际派出代表维金斯基来到中国联系李大钊，并提出建议在中国成立共产党，这个提议得到了“南陈北李”（陈独秀、李大钊）的一致响应。一时间，全国各地成立了一批共产主义小组，并于1921年7月底8月初在上海和嘉兴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即后来被毛泽东同志称为具有“开天辟地”意义的大事件。中共一大宣告了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已正式与中国革命建立了联系。中国先进分子选择马克思主义，并根据列宁的建党学说组建了中国无产阶级政党，也恰恰说明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在实践中实现了由俄国化到中国化的嫁接新生。从此，中国革命在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导下进行，中国共产党不仅成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领导主体，而且给予了中国革命这一伟大实践取得成功的现实可能性。

（三）历史证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能够解决中国问题

“一个时代的迫切问题，有着和任何在内容上有根据的因而也是合理的问题共同的命运：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1]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的初衷，是要在实践中解决中国最迫切的问题。关于这一点，毛泽东同志提出要“有的放矢”，他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比作一支“好箭”，并认为中国革命问题就是这支好箭的“靶”。[2]（P819-820）中国共产党百年来的历史证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正是以中国的“问题性研究”为出发点，在实践中解决了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等一系列问题，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其中，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经过革命武装斗争的历练和洗礼，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中，找到了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式革命道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根据中国社会历史阶段的需要，领导人民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并在对比中苏国情差别后，开始探索一条适合中国社会和经济需要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1978年后，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问题，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在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创立了邓小平理论。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中国共产党迫切需要解决如何建设党的问题。为此，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加深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认识，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确保党的长期执政。21世纪伊始，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我国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问题进行了深入地思考与研究，以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生态观、发展观为理论指导，坚持以人为本，形成了科学发展观。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实际出发，系统回答了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问题，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由此可见，每一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都是中国共产党人在解决和回答中国现实问题的伟大实践中产生的。

二、以实践达成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两个结合”

马克思主义需要中国化，是因为它不是抽象的教条，不能生搬硬套，必须从现实出发根据各国具体实际在实践中结合。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词的构成来看，包含了两个基本要素。一个要素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对于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所作的个别理论判断和具体结论而言，基本原理是对事物本质和发展规律的概括，具有普遍和根本的指导意义。”[3]另一个要素是中国国情，其中包括政治状况、经济水平、历史文化传统和社会性质等方面的基本情况与特點，当然还包括现实存在的问题。总的来看，这两个要素的结合具体表现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显然，它们不会自然而然的有机结合在一起，这就需要我们找到将两者结合、统一起来的逻辑中介，这个能够衔接两者的逻辑中介不是别的构件要素，只能是实践，因为只有实践能够检验理论是否符合实际。

（一）以实践为基础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键环节，就是寻找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运用于中国具体实际的路径。在中国革命的早期实践中，由于对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认识不足，党的早期领导人采取了照搬苏俄城市暴动的革命方式，而忽视了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尽管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张太雷、恽代英等人在建党前后的文章中，已有将马克思主义应用于中国实际的初步自觉，但对于如何与中国具体实际进行结合却没有经验的积累。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开始反思理论与实践为何不一致，如何才能真正做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1927年的八七会议对大革命失败的经验进行了总结，事实上已涉及如何将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国际的指示在实践中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问题。毛泽东同志通过对中国社会现实和革命动力问题的调查分析，归纳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工农武装割据”的斗争方式和策略。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毛泽东同志强调通过调查研究来制定革命策略的做法，一定程度上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了初步的思考，只是当时毛泽东同志尚未确切地运用“中国化”这一概念表述。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适用的坚定信仰机械地照搬俄国的斗争模式与经验，而把毛泽东同志的斗争理论和策略称为“山沟沟里的马克思主义”。一时间党内高层出现了“两化”（布尔什维克化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路线论争，即到底是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和俄国的斗争模式，还是按照中国革命的实际状况实事求是的开展革命斗争。伴随毛泽东同志在遵义会议上重新回到领导层，中国共产党人更加注重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状况来指导中国的革命问题。关于这一点，毛泽东同志在他的著作中多次提及，认为列宁主义不能愚蠢地照搬照抄，必须以一种新的形式运用于中国。例如，1941年《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毛泽东同志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教导我们说：应当从客观存在着的实际事物出发，从其中引出规律，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2]（P799）这里客观存在着的实际事物是指中国社会的现状，换言之，就是具有特殊“规律”的国情，这使全党深刻认识到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正确性和必要性。从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迎来了崭新的一页。

（二）以实践为基础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马克思主义若要在中华大地落地生根，绕不开的一个具体内容就是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换言之，马克思主义要被中国人民接受、认同和实现中国化，首先必须“化”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马克思主义如何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会贯通？可以从二者的本质特征来进行解析。一方面，就理论本质而言，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是具有人类普遍共性的思维方式和范式。从这个意义看，马克思主义绝不是单纯的德国学说，也不仅仅是代表西方的理论，而是全人类的共同财产，它能够走向世界生根发芽，是因为它能够从各个民族的本土文化中找到嫁接点和生长点。另一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特质。这不仅体现于中华民族是由56个民族组成的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大家庭，体现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各民族文化的长期共存、融会贯通，还体现于儒、释、道等多样文化的和谐并存。因此，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契合的可能。然而，二者的结合并非是简单的、直接的融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在近现代历史上发生过碰撞，在历经比较、梳理、嫁接、建构、沉淀之后，传统文化中的精华部分即优秀的传统文化完成了近代转型，尤其是其中蕴含的辩证唯物主义，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有选择性地融合作了必要准备，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从内容到表达方式都得以充实、丰富和发展，达到了中国化、民族化、通俗化的目的与效果。例如，毛泽东同志提出“实事求是”阐述理论与实践相统一;邓小平同志在规划中国社会发展蓝图时提出了“小康社会”概念，从唯物史观的视角构建我国社会形态和发展目标;江泽民同志用“与时俱进”表述创新精神，强调在实践中以科学的态度认识、把握和遵循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胡锦涛同志提出的“和谐社会”，体现了矛盾的同一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以人民为中心”，从唯物史观层面强调了人民群众在社会历史范畴的重要作用。这些都是中国通俗语言元素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元素的结合，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继承、转化和发展。

三、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新的实践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终点，是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并在新的实践中解决中国的具体问题，进而推动中国社会发展进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这里的“结合”不是两个要素的简单相加，而是二者之间双向互动的过程。一方面是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贯穿于由理论到实践的全过程;另一方面是“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4]从实践到理论的过程。理论与实践的双向互动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在这个进程中，我们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发现必须坚持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能简单的将理论套用于实践，同时也要用实践去发展理论，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是在发展变化的。在中国，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必须是“变化的条件下”发展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发展变化的具体实践创造性地结合。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旨归是转化为中国化理论成果

随着历史时空的变化，马克思主义也在动态地变化发展，而不是静止的僵化不变。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时俱进地创造性发展为一系新的思想，实现了中国所特有的理论结合实践的方式。其中，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它回答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中的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如何在20世纪初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尚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的农民革命联系起来，解决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的人民革命问题，此外还回答并设计了中国革命如何分两步走，以及如何在国家“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党从时代特征出发，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回答了一系列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问题。例如，如何把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如何在一个国家实行两种社会制度，从而实现和平统一;如何在当前资本主义占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中，实现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等等。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5]，通过总结党的百年奋斗历史经验，从新的实际出发，创造性地回答了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如何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以及如何处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等等。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次次历史性飞跃中，我们发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情况不尽相同。在第一次歷史性飞跃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显得尤为突出，这主要是因为当时中国革命实践特别需要有唯物史观的指导，因为实践首先需要解决认识论问题。所以，在形成毛泽东思想这一中国化理论成果的同时，毛泽东哲学思想也同时产生，这是一个一体同构的过程。在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过程中，科学社会主义的中国化无论是在理论创新方面，还是在实践创新方面，都是最为突出的。关于这一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由多个具体理论形态共同组成，并且在不断充实、发展、完善足以证明。习近平经济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萌生出的新的理论发端，是以人民为中心为根本立场，以新发展理念为主线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目标是指导中国的具体实践

理论产生于实践，又服务于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不断创新，既始于中国共产党不同历史时期的实践，又是为了在解决具体问题中不断指导新的实践。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化”在具体实践中，它才不会成为“死的教条”或抽象的“空谈”。为此，中国共产党充分发挥实践创新的主体作用，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国情、世情、党情，制定党的路线方针并通过法定程序使其上升为国家意志，用以管理国家事务。这个过程既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过程，也是人民群众认识、理解和掌握真理的过程，还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过程。只有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根据中国特定历史环境的需要进行创新，从而探寻出中国人“自己的路”，才算真正达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目标。因此，只要在实践中找到符合中国实际的独特道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核心问题也就解决了，理论与实践也就达到了最高层次的根本性结合，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诸多规律中最基本的规律，也是关键性、决定性的规律。那么，找到“自己的路”的科学方法是什么？毛泽东同志经过探索后将其总结为，着力解决党的思想路线问题，即究竟从什么出发的问题。是从中国客观实际出发，还是从本本或主观意愿出发，如何对待主观认识与客观实际、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对此，毛泽东同志从哲学方法论层面出发，提出必须“实事求是”，即在客观事实的基础上，详细掌握材料，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从分析材料中得出正确的结论。后来邓小平同志进一步指出必须“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6]，将“实事求是”发展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一思想路线最终在认识论和方法论层面成为了我国改革开放这一伟大实践的行动指南。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是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统一

中国现代史是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老问题、回答新问题、不断迈向新的历史方位的过程。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随之变得即时同步。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主要完成了“三件大事”。一是探索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二是开创出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道路，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三是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开启了改革开放。从它们展开的实践进程来看，是前后相继、紧密相联的;从其产生的理论成果来看，是一脉相承、与时俱进的。不难发现，一代代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探索正是为了实现一个又一个的实践目标，其中包括革命胜利、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社会和谐、人民幸福等，而共产党人在实践中一件接着一件干，又是为了不断累积历史经验并将其升华为新的思想理论，丰富和发展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可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是中国社会和时代发展的历史，是在实践创新与理论创新交替互动下所产生的。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历史经验”与“现实需要”有着前后相连的逻辑。站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实形态上回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我们对未来能够作出较为清晰的逻辑判断，那就是继续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7]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未来进程，一方面要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开展全面深化改革的伟大实践。另一方面，又要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实践基础上总结经验，催生出新的理论生长点，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迈进，这就是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逻辑进路。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演进的逻辑图式已清晰可見（见图1）。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演进的具体过程来看，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创新;在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过程中，通过总结经验，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实现了理论创新。在新的历史阶段，中国共产党运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新的实践，通过开启新的实践创新，又将再次推动新的理论创新和新的历史进程。因此，实践创新与理论创新交替互动解决问题的过程，一定意义上推动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演进的逻辑图式。

中国共产党立足中国实际，完整准确地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必定会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发展。站在新的历史方位，我们只有在实际工作中自觉地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具体实践相结合，遵循事物发展的规律，准确把握客观实际和历史主动，才能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才能在新时代征程上取得更大胜利。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03.

[2]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 习近平.中国共产党90年来指导思想和基本理论的与时俱进及历史启示[N].学习时报，2011-06-28.

[4] 毛泽东文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74.

[5]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13.

[6]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79.

[7]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21.

The Logical Schema of the Evolution of Marxism Sinicization：A Stud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ystem Analysis

Tu Haoran

（School of Marxism，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Guanghzou Guangdong，510641）

Abstract：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is inseparable from the changes of Chinese societ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and is the portrayal of the essence of the 100-year histo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order to deeply study and systematically explain the evolution law of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m，it is necessary to create a logical schema of the evolution of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by taking the process of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as the main clue and using the dialectical logic method，namely following this procedure： the logical starting point——the logical mediator——the logical end point. This will help us gain a holistic understanding of how the Party has grasped the law of social development in China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consciously combine Marxist theory with reality in practical work，and constantly push forward the great caus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Keywords： Marxism Sinicization;Logical Schema;System Analysis

责任编辑：杨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