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毓强 潘璟玲

【内容提要】习近平总书记“5·31”重要讲话为加强和改进中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擎画了新的蓝图，为其开创新境界、进入新纪元夯实了基础。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在过去的一年中实现了战略升级、知识拓疆以及实践突破等方面的重大飞跃。然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全球交流生态极速变革期一同到来的背景下，国际舆论极端化、意识形态对抗性加剧，以及国际传播平台的数字化，均要求中国国际传播总体问题意识作出适时调试。在国际传播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中，新征程、新纪元要求中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深耕基础理论与复线历史，打破学科边界、跨学科多元创新，融通自我叙事与他者话语，在立足国内舆论场的基础上拓宽全球多边对话的可能性，在抗争与合作的动态调整中谋求“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国际传播新格局。

【关键词】国际传播能力建设 新纪元 全球交流生态 数字化

2022年恰逢党和国家开启第二个百年征程，同时也将迎来党的二十大召开。2021年5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就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发表重要讲话，给新时代中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注入强心针、助推剂。在过去的一年时间里，国际传播从理念革命、政策调适和实践变革多层面均发生了重大变化，预示着新征程的良好开端，也意味着中国国际传播理论研究和实践新纪元的到来。

国际传播新纪元的到来，不但面临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俄乌冲突”这样的大事件发生，也面临着中国与世界互动关系模式更为深刻的演变。一方面，中国自身的民族自信心、自豪感不断提升，主体意识不断增强；另一方面，国家和民族自上而下的自省、反思意识也在不断增强。而全球范围内，美西方在冷战思维驱动下对中国的敌视有增无减，在美国试图极力维持其超级大国霸权的氛围中，全球治理的单边主义和多边主义的话语权争夺日趋激烈。当然，信息传播技术发展是考虑中国国际传播问题的另外一个重要方面，从基础设施建设到国家信息网络安全，从传统意义上的媒体国际传播到平台传播再到人文交流，从传统舆论战到新型多维信息战等各个方面，在一个深度互嵌的全球文化生态中引发了国际传播层面更多的思考空间。

那么，在过去一年中，中国国际传播的理论和实践在何种维度以及何种程度上发生了何种转变？取得了哪些成绩，还存在着何种不足？面对新的全球交流生态，我们又应该以何种姿态、心态，以何种问题意识发展中国国际传播？在知识生产面向上，从历史性、历时性、理论面向上，我们又应如何深化中国国际传播理论？在实践面向上，无论是战略层面还是策略层面，现有的变化从速度、谋划到工具升级，是否能够更加从容？针对以上问题，中国传媒大学国家社科基金“新时代中国国际传播实践问题与本土化理论创新研究”课题组联合中国外文局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邀请专家展开讨论。

中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系统推进

姬德强：提升国际传播能力已经成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有机构成部分。这一年，有三个方面值得重点关注：第一，战略升级使得国际传播工作超越传统外宣框架，进入更广泛的信息交互和文化交往场域；第二，知识拓疆以区域国别学和国际传播研究为核心，催化着人文社科与自然科学的多学科力量跨界整合；第三，实践突破驱动着政府部门、媒体机构、企业组织和公民个体等多元主体，借助多种媒介化形式，在日益虚拟化的国际传播空间中讲述着中国与世界的故事。

何国平：就中国国际传播实践而言，一年间，中国向世界分享在抗击和预防新冠肺炎疫情中积累的宝贵经验，在面临全球公共卫生风险下以行动塑造了可信的中国形象；云南向北持续迁徙的大象家族成为中国国际传播的“顶流”与“网红”，塑造了中国形象的“可爱”维度。成功举办北京冬奥会与冬残奥会，凸显了“可敬的中国形象”。“5·31”重要讲话后一年来，中国国际传播实践在落实与贯彻讲话提出的“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

肖珺：习近平总书记“5·31”重要讲话使得我们在日益复杂和严峻的人类社会发展格局中保持了定力和方向。这一年很难，但我们看到国际传播的实践者和研究者从未放弃探索和攻坚。从中央媒体到地方媒体都在努力探索国际传播的新路径和方法；国际传播的融合语态不断成熟，新技术应用、话语调适和渠道建设显现活力；人才队伍建设紧锣密鼓，高校、新闻单位等都在大力进行相关专业建设和岗位培训。

周敏：作为国际传播领域研究者，深感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的高瞻远瞩，尤其是在外部环境剧烈变动背景之下，在国际传播中各个国家对于媒介基础设施的竞争愈发激烈的背景下极具启发性。一年来，在后疫情时代的持续影响之下，我国在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上一直不断突破瓶颈、创新模式。策略上，顺应技术变革潮流，以“技术+”“平台+”的方式优化传播策略，积极与全球国际传播新风向接轨；内容上，发掘多元主体讲述中国故事的潜力；话语上，国际传播的“他者”视角话语创新，在一定程度上消减文化折扣。

王洪波：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为新时代中国国际传播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国际传播工作逐渐从专业领域迈向全民领域，各地各部门纷纷成立国际传播中心。国际传播也逐渐成为一门“显学”，高校的国际传播院系和专业纷纷建立。国际传播汇聚起各方资源和力量，理论研究和工作实践得到显著加强，由政府、宣传部门、高校、智库、企业界、社会团体等构成的大外宣格局更加明晰。但中国的国际传播理论体系尚未建立，中国故事、中国实践的叙事方式较为单一生硬，对于世界百年变局下当今世界和国际受众的研究仍停留在表象，“自说自话”的现象未得到根本改变，国际传播效能亟待提升。

國际传播的数字化转向与情感诉求

周敏：处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交汇点，过去一年的全球交流生态在新冠肺炎疫情、政治、经济、技术及社会等多重力量的交织作用下不断变化。疫情带来地理空间迁移流动上的相对阻滞，促使社会生存模式从整体上向数字化变迁，全球范围内的数字公共交流空间频繁变动，从“地理地缘政治”向“数字地缘政治”转变带来的全球交流风险尤为值得关注；Z世代作为全球交流格局中的新生态力量，在思维模式、话语体系等方面的独特之处为全球交流生态带来更多不确定性；互联网技术演进深度推动全球交流格局变迁，俄乌冲突中社交媒体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就彰显了媒介技术带来的当代战争迭代，西方对于信息技术、社交平台的垄断、排他趋势也使得全球交流朝着极化方向发展；“情感转向”成为数字空间中的交往行为特点之一，“情感共振”成为实现有效全球交流的关键落点。3127436F-21BF-4A8F-9729-A3F2E240D1A6

我国国际传播应客观认识、冷静应对目前尚存的“自说自话”“传而不通”等问题，基于已有经验总结国际传播工作得失，寻求相应调适方向；传播姿态上，对多种力量以信息为“武器”对我国国际形象进行污名化，乃至升级到“舆论战”的现状，应以大国姿态进行迅速、坚决与清晰的反击；更需要关注公众涌入到国际传播活动中的趋势，转换传播姿态、释放人民群众国际传播潜力，使得传播话语能够“入耳、入脑、入心”。

与全球交流生态变化态势相适配的是中国国际传播问题意识的升维与转向。具备国际传播整体布局意识是基础，国际传播体系的建设应从单一化传播业务维度上升到复合化产业维度，以参与到全球连接的物质基础建设为发力方向。加强风险防控意识是重点，针对国际传播场域中可能出现的政治风险、文化风险和社会风险应有预判地建立风险防控机制。同时，提高声誉管理意识是关键，通过声誉效应的叠加获得受众的情感累积是打破“传通”困境需要重要关注的方面。

肖珺：全球交流生态面临三重挑战：疫情的全球传播、意识形态的新冷战、地区冲突的新热战。这使得人类传播再次陷入异常艰难和复杂的持续性危机之中。国际传播的总体问题意识大抵是需要关切和回应这些挑战，困难在于，这些危机往往呈现彼此交织、互相渗透、相互转换的境况。基于此，我们的传播需要更多增进对话和合作中的全球团结。

何国平：中国是全球化的受益者，更是贡献者。中国的全球化立场势必推动中国国际传播的实践探索与理论研究。在理论层面，当前中国国际传播的总体问题意识总的来说还是基于“挨骂”被动局面而求现实解套、理论求解的思维。对此，需要广泛宣介中国主张、中国智慧、中国方案，目的是实现对存在“‘认知错位的关键问题”的“突破”。①另外，总体问题意识的相关性要素在不断增加。基于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四个自信”的不断坚定，尤其是从“西强我弱”到“东升西降”的改变，中国国际传播理论和实践的资源库应有更多方案选项和工具。

姬德强：在后疫情背景下，国际政治经济呈现出一系列激化的矛盾，大国博弈不止，地区冲突不断，各类国际协调机制面临失灵的风险。国际舆论的极端化成为新常态，意识形态对抗成为新风向。在虚拟流动性大幅提升的网络空间里，基于大数据算法的自动化内容产制正在形塑国际传播的增量信息场，而主导这个场域的不是多元与理性，而是集中与感性，因为跨国用户的情感劳动更能激发流量产能。国际传播的流量经济学正在驱动着国际舆论走向充满不确定性乃至颠覆性的新常态。

所以，理念上需要树立平台思维，用平台生态理念替换数字工具意识，充分认识到跨国数字平台的基础性和自主性；同时也需要增强他者意识，通过提升对不同区域国别内的在地化政治、经济和文化逻辑的深刻理解，调整自身的站位和行为。行动上，需要在政府和媒体密集发声的同时，充分信任和动员智库、高校、个体等多元主体，使其在各自熟悉的知识场域和交往空间，积极参与国际传播实践，解决立体化的中国故事的内容供给不足问题，走好全媒体时代国际传播的群众路线，为形成更广泛的国际舆论统一战线奠定群众基础。

王洪波：过去一年，全球“黑天鹅”“灰犀牛”事件频频出现。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更加受到国际社会的审视和评判。同时，我国已经开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期，面临的风险挑战只会增加不会减少。这对中国国际传播提出了更高要求，中国国际传播需要更高超的战略智慧。应主动积极适应，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保持“服务民族复兴、促进人类进步”的工作总目标不动摇。在国际传播的阶段性目标和姿态、心态上，则需要实时调适，进一步保持战略定力，牢固树立问题导向、效果导向意识，以更加科学、系统、有效的实践开拓中国国际传播的新局面。

理论回溯与实践复盘

何国平：一年来，在中国国际传播理论建构方面，研究者有着更为自觉的中国意识，中国国际传播的“中国性”（Chineseness）得以彰显，中国不仅作为真实平视的研究对象与问题域，更升华为作为方法的中国。重要的理论表达有“回到中国：新时代国际传播实践的逻辑基点”“全球中国： 新时代中国国际传播的逻辑核心”“可沟通的中国：人文交流的传播价值”②；界定和廓清国际传播领域“变局”的三大历史性线索：利益、边界和秩序，秩序推动、秩序导向的变局趋势是核心。③这些研究既有中国问题意识，也有深邃的历史方位感，是这一年中问世的代表性成果。而“加快構建中国叙事体系”属于第一次在最高层讲话中出现，尚未有别开生面的研究成果问世。既有关于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研究以宏观定性为主，缺少有理论框架的中观实证与微观案例研究成果。另外，相关理论进路需要进一步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资源。

姬德强：知识生产的活跃，是过去一年来国际传播领域的突出特征。学者们的理论关怀和思考视角聚焦在如下三个方面：第一，对基础理论的再访问和再挖掘，比如如何爬梳国际传播理论与实践的历史，以及与跨文化传播、全球传播等相近范畴的关系，进而定位中国国际传播的学术方位；第二，对中国国际传播历史、政策和实践的理论化，尤其是在如何处理中国立场的全球性和地方性的辩证关系上，充满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的伦理关怀和平等意识；第三，对数字技术及其对国际传播生态的基础性影响的高度关注，因此引发了有关平台、算法、机器人等技术中介问题的广泛讨论，也形成了一种技术主义的知识生产风向。

除此之外，数量众多的政策阐释性和对策建议性文章，丰富了研究成果，但因缺乏基本的理论贡献，造成了简单重复的现象。未来，立足中国的国际传播研究仍需要深耕国际传播的基础理论和复线历史，充分吸纳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以及相关自然科学的知识，不拘一格，打造知识生产的多元创新点。

肖珺：数字时代的跨文化传播研究越来越多地凸显其重要性，数字化、虚拟化、网络化、节点化等成为理解数字化跨文化交流和新型文化生成的入口；文化间交流和融合中生成的“转文化”将有助于催生更具活力的多元文化，在彼此的引用、对话和协商中探索新的文化载体、符号和意义可推动“和而不同”的共在和共有；面向文化差异的互惠性理解将有可能生成可行的通路，作为接受差异的对话式理解，互惠性理解中产生的互补性知识是人们在跨文化关系中丰富自我、平衡自然和社会环境的重要起点。在共同面对的多重危难中，人类将有可能通过互惠性理解建构一种新型的全球社会。3127436F-21BF-4A8F-9729-A3F2E240D1A6

自我叙事与他者话语的情感共鸣

姬德强：中国与世界的关系需要放置在一个长周期内去观察。虽然新冠肺炎疫情、俄乌冲突等大事件给我们的国际传播工作带来一系列重大挑战，但这些挑战本身也是建基于中国与世界关系的结构性框架。与之伴随的，一方面是长期以来以欧美为主导的西方社会以及部分后殖民社会对中國这一社会主义大国和稳定的东方文明体的固化认知，另一方面是国际政治经济的现实主义逻辑所导致的“中国威胁论”的不断翻版。我国的国际传播工作要在识别出上述固化的深层认知结构的前提下，保持战略定力。既要不断以我为主，做好立体的、纵深的中国故事生产和传播，又要快速提升应对国际舆论现实主义逻辑的危机处理能力，而不是不分层次、一股脑地进行立场对冲，从而往往陷入他者设定的话语陷阱，陷入以他者为中心的话语框架中。

何国平：在传播学意义上，从人际沟通到全球交流，从病毒传播到居家隔离，再到区域封控管控防范，人类的交往行为正变得复杂、艰难、吊诡而充满风险。这些从官方措施到具体而微的细节与日常在根本上重塑着全球交流新生态。

肖珺：变化就是更加艰难。过去这些年我们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主张不断扩大的朋友圈正在面临严峻挑战，这使得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使命越发显现其时代价值。我们需要建立中国与世界互动的理论框架，搭建不同文化的人群可以接受和认同的中国概念群，更多从跨文化传播中探索转换之路。我国与世界的交流既要拓展传播创新的增量，也要精细耕耘存量，提升在全球传播中提炼中国元素和中国符号的能力。

周敏：中国与世界的交往形态逐步向“云端”发展，如何顺应技术迭代所带来的交流场域、形式乃至结构的变化是持续的命题。技术带来的不仅是传播方式和平台的转变，更是国际传播情感转向的重要推动力。信息的概念不断延伸，涵盖至交往关系、圈层结构、媒介生态等宏观层面，传播者个体嵌入到整个传播环境中，人与技术、人与环境甚至人的情感达成深度勾连。“连接”已超越“信息”成为传播中的关键要素和核心逻辑，成为推动国际传播的深层次动力。“以情动人”“情感共振”的效果实现应成为国际传播实践着眼点。从内容生产层面对于核心价值观的引入，到内容传播层面对于国际传播期许的把握，再到内容反馈层面对于多元声音的回馈，情感在其中串联起传播的各个环节，只有通过人类社会具有共识价值的实践、理念提升国际社会对于我国传播内容的认可度和接受度，而后通过多元传播渠道激发国际公众的多重感官体验，激活其情感唤醒机制，实现基于情感共鸣的价值认同，形成情感化的国际传播闭环生态，才能从更大层面引发国际传播的共鸣效果。

抗争与合作的动态调整

肖珺：抗争与合作不是二元关系，它们一直处于动态调整之中。理想的状态是通过对话和协商实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不间断平衡。面向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新一纪”，我们需要面对更多层次、更复杂的传播之网，甚至是网中之网。以国家作为国际传播的出发点，我们将面对国家与国家、多国家和超国家等多种传播关系。试以中美关系为例考量我国国际传播可能的发展路径，可以发现中美之间尽管存在很多争议性的问题，但合作和对话也很多，生活相通、文化相通、民心相通的可能性始终存在。理论研究者务必要扎根现实，通过在场研究更深入地接近国际传播场域，更多地通过真实且具体的体验深入探察人情人心，要警惕数据解释的陷阱，警惕狭隘民族主义可能造成的社会伤害。国际传播的情绪转向是值得跟踪、调适和反思的全球问题，情感与真相共同构建的“后真相”传播已经形成了一种人类社会的文化迁移，需要从人类命运共同体增进全球团结的角度思考国际传播中的情感问题。

姬德强：未来，仍然需要以我为主，在立足国内舆论场健康稳定、人心力量团结向上的基础上，拓展与复杂国际社会的多边对话。在冲突和对抗的阴霾下，沟通与合作仍然是主流。首先，目前的国际传播空间因为利益矛盾和立场对抗被过度压缩，深度媒介化的认知环境又加剧了这一极化趋势，造成了多元主体的多维面向没有充分展现出来，而后者蕴含了丰富的对话乃至合作空间；其次，因陷于东西二元论中，有关更为广阔的国际舆论联盟的探索十分不足，如何立足全球南方拓展国际传播的非西方场域理应成为中国国际传播研究的下一个突破点和增长点。

何国平：国际传播的升级和迭代方向：一是下沉到更为细小多元的传播主体，即个体。由于信息与通讯技术（ICTs）的发展，特别是社交媒体的勃兴，降低了普通个体用户传播的技术门槛，而传播终端拍摄功能的普及为用户进行多媒体内容生产提供了设备准入，基于普通个体的传播效能被空前激发与释放。二是利用算法开展中国议题计算传播（computational communication），特别是就西方长期对中国的污名化、抹黑宣传进行反制。西方通过计算宣传技术，以深度伪造（deep fake）等手段在社交平台上产生海量错误信息（misinformation）、虚假信息（disinformation）、恶意信息（malinformation），中国有必要就此针锋相对展开国际舆论斗争，提高中国国际舆论引导力。

王洪波：面向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新一纪”，中国的国际传播要想升级迭代、实现突破性发展，需要更加关注基础性、底层性的理论问题和价值问题，立足中国实际，推动构建国际传播的中国学派，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力争在西方理论占据主导的国际传播界占据一席之地。中国国际传播学界同样需要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思想之源、理论之源，推进中国国际传播的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世界观照的中国国际传播学。植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国际传播学的核心理念是“和而不同”，旨在推动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和平等对话，实现合作共赢，这与西方“零和思维”的世界观具有本质不同。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新时代中国国际传播实践问题与本土化理论创新研究”（ 项目编号： 19AXW005） 的研究成果。

张毓强系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潘璟玲系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博士候选人

「注释」

①习近平：《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文章选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6年，第433-434页。

②张毓强、庞敏：《新时代中国国际传播：新基点、新逻辑与新路径》，《现代传播》2021年第7期，第40-49页。

③姜飞：《国际传播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利益、边界和秩序的接力》，《新闻与写作》2021年第10期，第5-13页。

责编：吴奇志3127436F-21BF-4A8F-9729-A3F2E240D1A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