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人：李海静；整理人：贾伟凯

（浙江水利水电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8）

受访人：潘存鸿（1963 年—），教授级高级工程师（技术二级），浙江鄞州人。本科毕业于杭州大学海洋地质地貎（港口航道治理）专业，硕士和博士分别毕业于浙江大学和上海大学的流体力学专业。现任浙江省水利河口研究院（浙江省海洋规划设计研究院）名誉总工程师。先后前往香港科技大学、丹麦科技大学、美国佛罗里达州立大学做访问学者。长期从事水动力、水环境、泥沙、河（海）床演变及河口规划治理等科研及咨询工作。水利部首批“5151”部级人才，浙江省“新世纪151 人才工程”第二层次人员及指导老师，浙江省海外高层次留学回国人才。获“浙江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浙江省劳动模范”“浙江省农业科技突出贡献者”等荣誉称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其研究成果曾获得浙江省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一等奖、二等奖等奖项。与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同济大学、河海大学合作培养博士后、博士、硕士多名。兼任中国海洋工程学会理事、浙江省海洋学会副理事长、浙江省港口协会常务理事、浙江省力学学会常务理事、《水动力学研究与进展》执行编委、《海洋工程》编委、《水利水运工程学报》编委等。

1 勤奋治学 结缘涌潮研究

访谈者（以下简称“访”）：感谢潘总接受我们的访谈！您一直从事钱塘江涌潮研究，与前辈有着不同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方向。在您的求学过程中，是如何开展与此相关的学习和工作？

潘存鸿（以下简称“潘”）：我祖籍宁波鄞州大嵩城（当时称大嵩公社），这是一个有着600 多年历史的古城，古城背靠象山港，家乡有海有山有地，算得上是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我父亲曾做过本地供销社的厂长，重视子女的教育问题。我的少年时期正处于国家政治运动较多的阶段（1963—1979 年），学习受到不同程度影响，我的普通话很不标准，因自小没有学过拼音。学习时所用教材也缺乏系统性，相对而言，我们这代人高中以前的学习基础不是很牢固。

访：1977 年国家正式恢复已中断10 余年的高考制度，这在中国教育史上有着特殊的意义。您是幸运者，当时您的情况是怎样的？又是如何选择专业方向的？

潘：1977 年下半年我在大嵩中学上高中，我们77 级共有3 个班。上完第一学期后，为提高教育质量，高中要合并，从大嵩中学3 个班级中抽成绩较好的1/3 学生到咸祥中学学习，其他同学继续在大嵩中学完成学业。由于大嵩中学在高中第一学期没有开设英语课，到咸祥中学后的高一下学期只能单独编班。高二阶段与原咸祥中学和球山中学的同学混班，共有6 个班，其中4 个理科班和2 个文科班，每班有50～60 个学生，我被分到理科重点班。当时城乡差别很大，我们农村学生为“跳农门”，读书几乎是唯一的出路，所以高二阶段读书非常刻苦，老师们也全心全意扑在教学上。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班主任张布根老师对待学生像对待自己的子女一样，尽心尽责。那时考试分大学和中专，考虑到我所在的大嵩公社近两年没有一个人考上大学，我父亲与我商量决定让我报考中专。到报名截止最后几天，张布根老师到我家家访，认为我近一年的进步很快，建议我报考大学，所以我从报考中专改为报考大学。我高考发挥得还不错，在咸祥中学理科排名第二。

我填报了杭州大学①杭州大学，1952 年全国院系调整之时，浙江大学重新分别组建浙江大学、杭州大学、浙江农业大学、浙江医科大学。其中，杭州大学以人文学科为主，史地系在全国较有影响力，1996 年通过评审成为211 大学。1998 年，四校合并，重新组建浙江大学。地理系的海洋地质地貌专业（当时由交通部拨培养经费，专业学习内容已是港口航道治理，但专业名称没有改），因为那时候高中毕业年龄也小，对各专业的情况实际上并不了解，是因我的表兄1978 年考入这个专业，他觉得这个专业不错，在他的推荐下，我填报了此专业。

我们当时的学习主要是河口和海岸两方面内容，主要涉及地貌学和水动力学。当时这些基础内容学习时间较长，像普通地质学、河口河床演变、海岸动力地貎学等课程都要上一学年，教材由任课教师自行编写，专业性更强，与现在的普适性大学教育不同。

图1 1983 年杭州大学地理系海地专业毕业留影

我所在班级共30 个同学，15 位是浙江人，另外15 位来自其他沿海省份。毕业时约1/2 同学留在浙江。1983 年毕业之时，浙江省钱塘江管理局（浙江省河口海岸研究所）（以下简称钱管局）有1 个工作名额，同学们对这个专业对口的唯一留杭名额都非常看重，最终我因为成绩比较优异而被选中。

1983 年9 月初到单位，我跟陈希海工程师一起做慈溪的一个围垦项目，他后来当过钱管局设计院副院长、总工程师。直到1983 年底，开始跟时任规划研究室主任的黄菊卿②黄菊卿（1940—2014），女，浙江宁波人。1961 年，毕业于浙江大学数学力学系。毕业后，来到浙江省水利科学研究所从事钱塘江河口潮汐水力学研究工作。在林秉南先生指导下，进行泥沙在非恒定流的运动计算，参与过椒江河口、永宁江口建闸、三门核电站等多项研究工作。[1]一起从事研究工作。此时，椒江河口需要航道治理，我协助做一些数模工作，另外还做过椒江上游涌泉的过江铁塔、永宁江建闸、三门火电厂等工程的专题研究，当时所做项目很多。

自20 世纪60 年代起，钱管局戴泽蘅总工希望能够拓展研究方法，学习国外开展数学模型计算工作，引进大批理工科人才。在我之前，单位引进了赵雪华、施麟宝、黄菊卿、林炳尧等数学、力学专业毕业的早期大学生开展相关研究工作。单位所开展的数模研究在全国水利系统中是比较早的，可以讲，基本上与当时国内最前端研究同步，最早与中科院计算所合作。上面谈到的几位，数学基础都非常好，赵雪华毕业于北京大学数学系，韩曾萃毕业于清华大学，林炳尧作为文革后第一届研究生，本科和硕士分别毕业于复旦大学数学系和清华大学水利系，施麟宝和黄菊卿毕业于浙江大学数学力学系，还有耿兆铨、熊绍隆等也是文革后第一届研究生。这批人底子都很好，引领水利系统当时的科研水平。

访：我在网上查到您最早的文章是1990 年3月发表在《东海海洋》上的文章《河口、港湾潮流数值模拟中的区域分裂法》[2]，合作者是黄菊卿，主要就是关于数值模拟计算的内容，能谈谈吗？

潘：刚到单位时，我跟随黄菊卿一起工作，做了不少研究，但那时不善于总结提炼，很多项目成果都没有写成论文发表。你讲的这篇文章主要是写一、二维数学模型如何连接。我开展的数学模型研究工作，主要是对河口海岸地区的水沙环境开展模拟，水动力模拟内容包括潮位、流速和流向等。数学模型建立后，需要通过实测资料验证数学模型的计算结果，在验证过程中，对模型参数进行不断调整，直到计算结果与实测结果误差最小。参数调整好以后，进行工程方案计算，评估方案的合理性并进行优化分析，同时预测分析工程建成后对周边水环境可能产生的影响。

我当时所做的数模工作主要目的是预测水沙变化，同时优化工程设计方案。比如我们做椒江河口治理工程研究，那时候海门港本身就有淤积，为解决椒江支流永宁江防洪排涝问题，水利部门提出在永宁江口门建闸。永宁江大闸建成后，引起椒江进潮量减小，导致海门港进一步淤积。为减小上述影响，需在椒江河口中间建造一条长顺坝，将落潮流挑流到海门港。对于这个整治方案，需要预测海门港码头前沿流速能够加大多少，水深能够加深多少，工程实施以后，能不能达到预期目标，会不会对其他工程产生不良的影响。这些都需要通过数学模型进行预测，同时通过数学模型优化整治工程方案，包括坝高、坝长等，从而提出既能够达到目标，又对其他工程影响较小的优化方案。

访：工作后，您为什么会选择去浙江大学流体力学专业继续学习深造？

潘：工作几年以后，感觉本科学的知识不够，工作上遇到一些难题难以解决。所以想继续深造，完成更多具有挑战性的工作。此时，我主要从事数值模拟等方面的工作，而这些对数学功底的要求比较高。我本科数学基础相对还不够扎实，流体力学专业在数理基础上要求更高，深造有助于我提高数理基础水平。我报考了定向培养的研究生，单位领导也很支持。

访：我听李（光炳）先生曾谈起：您在读硕士的时候学习非常刻苦和认真，曾因学习过度而晕倒？

潘：学习认真是肯定的，但没有因学习过度而晕倒。因为那时（1990 年）我已经参加工作，是单位第一个定向培养攻读研究生的职工，再次走进校园学习的机会来之不易，所以我很珍惜。当时，班级共有22 人，其中10 人为流体力学专业，12 人为固体力学专业。流体力学专业中包括我在内的3 人为历届生。应届生中，除一位本科不是学流体专业的，其他都是流体力学专业，他们的数理功底肯定比我好，所以我要付出更多的努力。

访：您在浙江大学流体力学学习时，所选硕士学位论文题目为《用MAC 方法模拟局部水流、水深平均的K-ε 紊流模型及其在潮汐河口的应用》[3]，您当时的导师是哪位？为什么会选择这个研究题目？

潘：学校的导师是许学咨教授，单位还有一位导师是林炳尧先生。最开始的硕士论文题目是两位导师同我一起确定的。林炳尧主要从事涌潮机理研究[4]，听取他的意见后，我与两位老师商量，最终确定现在这个题目。这个题目是我自己定的，在耿兆铨先生研究的有限元模型中增加紊流模型。

2001 年我有幸到香港科技大学做访问学者，这个经历让我收获颇丰。我的合作导师是香港科技大学的许为厚③许为厚，男，1958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力学专业，毕业后在厦门大学工作。1966 年，考入英国南安普顿（Southampton）大学攻读硕士研究生，1968 年博士毕业后留校任讲师。1974 年受聘加拿大滑铁卢（Waterloo）大学；1990 年受聘担任香港科技大学数学系教授。[10]教授，他学术成果丰硕，被业界广泛认可。许教授毕业于北大流体力学专业，林炳尧先生通过朋友与他认识。林先生邀请他到我们单位来交流，他了解我们开展的涌潮研究工作后，很有兴趣。当时，他正在开展一个数学计算方法的研究，这个方法应用于空气动力学计算非常有效，他想把这个方法推广到涌潮计算中去。此后不久，他获得了一个香港基金项目（类似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使我有机会跟随许教授开展相关研究，访学费用全部由许教授承担。

图2 2001 年与许为厚教授合影

我在香港访学期间，专门从事涌潮数值研究。工作进展没有想象中顺利，该计算方法即便已在空气动力学模拟上应用非常成功，但运用到水动力学领域还是有很多困难，因水动力模型存在一个叫“底坡源项”的“和谐”难题[5]。我花了很大的力气才解决这个问题，由此建立了基于四边形网格的数学模型[6]。但是四边形网格相对来讲欠缺灵活性，重要的区域难以加密，为了改进网格技术，2005 年我第二次到香港科技大学访学2 个月，此次与徐昆教授合作，终于解决了这个问题，把四边形网格变成了三角形网格[7]，提高了计算域剖分的灵活性。实际上，我还做了很多其他改进，包括在计算中因潮位变化出现的滩面移动边界问题[8-9]。因涌潮间断流与动边界同时出现，处理难度较大，所以这方面也作了一些改进，使得模型日益完善和成熟。

2001 年我已考取上海大学流体力学专业的博士研究生，因前往香港科技大学访学所以延期一年入学。2002 年，我进入上海大学流体力学专业学习，师从戴世强④戴世强（1941—），男，浙江定海城关镇人，上海大学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1962 年，毕业复旦大学数学系；1966 年，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研究生毕业（导师：郭永怀教授；专业：电磁流体力学）。先后任职于七机部、中科院力学所、上海工业大学、上海大学。现为中国力学研究学会数学方法专业委员会副主任，水动力力学专业组副组长，中国力学学会第八届理事会副理事长，复旦大学兼职教授，《上海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主编。他一直致力于流体力学、应用数学以及力学史和方法论的研究。他所提出的“修正的完全近似法”“推广的KBM 方法”等引起学术界的广泛重视。教授。我的学习和研究工作得到钱管局的大力支持。这些业界的导师都是通过林炳尧等老一辈学者介绍，他们为我们搭建了一条与国内外一流研究机构交流学习的通道。

2 探究涌潮机理 服务工程建设

访：您的研究工作更偏向于理论研究？钱塘江治理属于工程活动，为什么要开展涌潮数学模型研究？

潘：20 世纪90 年代初期，我参与了钱塘江海塘、丁坝等工程相关的水沙专题研究，也包括桥梁、港口工程的水沙工作。因为钱塘江涌潮的作用力太大，开展桥梁等涉水工程设计时，需要计算工程所要承受的涌潮作用力以及流速等参数，工程建设必须要考虑涌潮的作用。

涌潮研究的有些内容我们暂时看不到经济效益，但多一些对涌潮的认识，可以为工程建设提供可靠的数据支撑，无形中带来了社会收益。我们所做的涌潮研究成果，对工程建设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同时，将成果服务于社会，单位也获得了经济收益。开展涌潮数学模型研究成为我们研究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如钱塘江上开展的治江围垦、桥梁和风电等众多工程，我们开展了相关的数学模型计算研究，预测工程建设对钱塘江涌潮的影响，并优化工程建设方案，为项目建设提供科学依据。

访：您能谈谈构建数学模型对钱塘江防治及涌潮研究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潘：一是进一步增加了对涌潮的认识。因为以前很多数据都无法测定，像流速数据资料就特别少。但是用数学模型计算以后，对涌潮特征、传播规律都能够有新的认识，后来有更好的仪器设备，能够测到更多的实测数据。数模结果跟实测数据就可以比较，相互印证。实测数据尽管有缺陷，但可以提供给数学模型作验证，验证后的数学模型可以改变计算条件，这样得到的计算结果能够加深对涌潮自身规律的认识。

二是应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钱塘江上相继建起多座桥梁，需要进行数学模型计算进行论证，以求桥梁设计对涌潮影响最小化。后续我们通过数学模型将研究内容推广到溃坝波计算研究，为水库建设和管理提供预测预警。因为溃坝波跟涌潮性质有点类似，水库大坝溃坡后引起溃坝洪水波，模拟洪水波传播过程，为水库风险管理提供依据。溃坝后对下游流速影响很大，会产生特别大的变化，是一个突变过程，水位涨得很快，类似于涌潮的性质。我们的研究主要是预测溃坝洪水的影响范围、水深和到达时间，一旦发生溃坝，可能对下游村庄产生影响。

访：您当时已经把涌潮的问题解决了，在实际应用中是不是您的数学模型也要根据实际情况不断地调整？

潘：那倒不是，我的数学模型还是二维模型，二维问题已基本解决[11]，但是涌潮是三维问题。现在，团队开始用 FVCOM 三维模型，为了将模型适用于模拟涌潮，对它进行改进。三维模型能够更精细地模拟流场，这是二维模型达不到的，二维模型物理量沿水深平均分布，应用三维模型可以分层，在不同的高度（水深）都有一个流速，计算数据更为精准。涌潮研究的挑战是没有止境的。比如说涌潮引起的泥沙问题，我们做了很多研究，但远远不能解决。泥沙问题本身就很复杂，很多泥沙基本问题都没有解决好，对泥沙冲淤的预测就会存在很大误差。

访：有一种说法，中国河流的泥沙含量是世界上最高的，流域治理的难点就在于泥沙问题？

潘：这个话不一定完全正确。中国河流里含沙量高，尤其是黄河，主要因为有黄土高原。河流泥沙含量高导致泥沙淤积，尤其是20 世纪90 年代之前。但现在我们水土保持做得好，河流上游造了很多水库，部分泥沙被拦截，像长江、黄河的泥沙都在减少，我们浙江省几条河流的入海泥沙也在减少，钱塘江河口的泥沙基本上都是几千年来留下的泥沙。泥沙问题是河流治理的主要难点之一，因为泥沙学科发展水平还很不成熟。

访：今年（2017 年）钱塘江北岸明清老海塘附近出现大片淤滩，同时南岸也有同样的淤滩出现，这是什么原因？

潘：钱塘江河口河床的冲淤幅度很大，并且冲淤速度很快。这是钱塘江泥沙一个很重要的特点。为什么钱塘江治理难度这么大？其一是涌潮动力很大。普通河口、河流一般流速达到近2 m/s，已经不算小了。但钱塘江小潮期正常流速就有2 m/s，2010 年实测流速最大超过6 m/s。流速大动力强，随之带来一系列问题。其二是钱塘江的泥沙为粉砂，粉砂是起动流速最小的泥沙，易淤易冲。钱塘江流速大，泥沙很容易被起动，造成河水含沙量大。流速变小，就会淤积，形成浅滩；流速变大，就会冲刷。由此引起钱塘江主槽摆动，冲淤幅度很大，这也是钱塘江治理难度大的根源。

纵向上在枯水年、枯水季海宁塔山坝以上发生淤积，横向上钱塘江涨、落潮流路不一，径流大时主流走直，径流小时主流走弯，主槽位置不同，泥沙有淤有冲，近岸就会出现不一样的淤涨或冲刷情况。

访：随着科技发展，钱塘江防治理念出现过多次改变。自20 世纪80 年代末起，钱塘江治理尤其是对待涌潮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转变，由“消灭涌潮减小涌潮”逐步改变为“保护涌潮”，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

潘：这个思想转变是对的。涌潮对钱塘江影响很大，破坏力强，海塘及护塘工程每年都要维护，且成本很高，1997 年前仅浙江省省管海塘每年要花400 万～600 万元，1997 年以后增加到2 000 万元，这对财政是较大的负担。加之，当时海塘的施工技术水平不高，经费又不足，为了保护两岸安全，自然希望减小涌潮的破坏力。随着科技和施工技术水平的提高，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有实力和能力建造更为坚固的海塘工程。由此，涌潮的自然景观价值也就引起了关注。这与科技发展、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以及人们对美和自然的欣赏力提升密切相关。

2017 年5 月26 日浙江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十一次会议通过了《浙江省钱塘江管理条例》的修编，新条例增加了钱塘江涌潮的保护：“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钱塘江河口涌潮资源的保护”，涌潮保护已上升到法律层面。为了将涌潮保护落实到钱塘江管理上，我们最近与钱管局一起编制《钱塘江涌潮影响评价技术规定》。

涌潮保护工作还在路上，经济社会要发展，钱塘江河口作为大湾区和长三角核心区不可能不要经济建设而单一保护涌潮。以后，钱塘江河口所建的重要涉水建筑物都要通过对涌潮影响的研究方可立项，但每个工程影响涌潮几厘米，叠加效应还是很大的。所以，如何处理好保护涌潮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并没有想象中那样简单。

访：早在20 世纪70 年代，戴泽蘅总工曾提出在杭州湾建造人工岛以减少涌潮[12]。据了解，近年来再次提出了人工岛的设想，是这样吗？

潘：是的。提出人工岛设想有几个原因：一是土地资源，可以开发利用的土地比较多；第二是通航，可以加深航道⑤钱塘江江宽水浅，通航问题一直无法解决。。第三是岸线利用，建一个人工岛，增加深水岸线，可以建港口。现在我们的设想是做一些小的人工岛（戴泽蘅提出的人工岛比较大），以减小可能对环境的影响。这些年一直通过“治江围垦”的方略来治理钱塘江河口，修建人工岛可能会比缩窄岸线对涌潮的影响更小。

访：另外还有钱塘江的航运问题。孙中山先生曾在《建国方略》中提出在乍浦一带建东方大港[13]。这个设想影响着民国时期的钱塘江防治工程，通航一直是治江的目的之一。到现在为止，应该说钱塘江上是否没有1 个大港口？

潘：现今的嘉兴港还算是大的，有3 个港区：海盐港区相对规模较小，另2 个是乍浦港区和独山港区。孙中山先生设想的东方大港，是建在乍浦—澉浦一带。现在这些地方已经建起了港口，但杭州一带缺少港口。像杭州、海宁、绍兴包括上虞，从经济发展需要而言，需要建港口。但这些水域自然条件不好，不仅有涌潮，水也太浅。

钱塘江通航条件比治理前要好，相对而言现在江道比较稳定；但还是不太理想，因水浅大船无法进入，还要避开涌潮时间，需候潮进船。杭州到海宁这一段，通航情况不太好。现今，很多船只通过京杭运河进入。若继续治理就会对涌潮产生很大的影响。

访：历史上，钱塘江北岸不开口子，以避免咸水内灌。20 世纪70 年代在盐官段建起排涝闸，后来又修建三堡船闸与运河沟通，从而结束了钱塘江不与京杭运河连通的历史，是这样吗？

潘：修建三堡船闸，主要是为了解决航运问题，让京杭运河与钱塘江沟通，这也是自民国以来一直存在的治江设想之一。京杭运河的南方部分及江南运河一直发挥着航运作用，航运成本最低，运输船也很多。我们正开展在八堡再建一个二线船闸的相关研究工作。

访：现今，钱塘江河口治理工程已经基本完成。您觉得未来在钱塘江河口还可以开展哪些工作？

潘：未来的钱塘江河口应更关注资源保护与开发的关系。从治江这个角度而言，它已经不是最重要的工作了，江道已基本稳定。未来主要是资源开发与保护的关系如何协调。因为河口地区有很多资源，如滩涂资源、水资源、岸线资源、航运资源、涌潮资源、沙资源等。

还有水环境问题。因为临江的桐庐、富阳、萧山、绍兴、上虞、海宁等几个市县区都将污水排入钱塘江，下游的海盐、平湖、余姚、慈溪等地也排污到钱塘江，对环境产生比较大的影响。根据我们所做的计算分析，面源污染超过了污水处理厂的污染物总量。另外，杭州湾是我国沿海污染最严重的水域之一，水环境问题任重道远。

访：未来的涌潮研究工作，您觉得哪些方向和内容值得继续深入开展？

潘：针对钱塘江的科研工作很有挑战性，很多方面还需要深入研究，比如说防灾减灾和预报系统，虽然已经做了很多工作，但还需要继续改进完善。前期研究侧重局部和具体问题，比如研究风暴潮就谈风暴潮问题。未来要将钱塘江作为流域来研究，上下游综合协调，如：上游开始下雨，就要及时预报形成多少径流量，同时考虑上游水库调度、洪水汇入量，下游的潮汐、风暴潮、波浪以及涌潮等，做成一个综合分析系统，这样可以进行实时预报。上游发大水时，可以实时预报水位变化，供政府部门决策使用，这对于防灾减灾意义很大。涌潮研究方面需要更精细化，包括涌潮水力学结构、特性和演变规律，提高涌潮预报精度。这就需要改进现有的观测仪器，实现精密测量，掌握涌潮更多的详细数据，这是研究的基础。另外，涌潮对生态环境影响的研究刚刚起步；在涌潮泥沙研究方面，要提高预测精度，如何能够做到这一点是一个很大的难题。这些工作都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

3 工作中的良师益友

访：您应该是大学毕业即参加工作，工作过程中，完成了硕士、博士阶段的学习。您认为这样的学习—工作—再学习—再工作的过程，有哪些值得借鉴的经验或是不足？

潘：我们的研究工作还蛮有挑战性，特别是涌潮非常复杂，挑战性更大一些，在工作中会碰到的很多问题以现在的学科发展水平还没法解决，没有很好的成熟的方法，这样就促使我们不断学习，去解决这些问题。工作以后再学习既有优点，也有缺点。优点是带着问题去学习，目的性和针对性都很强；缺点是精力有所分散，因为既要考虑家庭，又要照顾工作。

访：您的工作学习过程是一个往复过程，在此过程中接触了众多水利界的专家学者，哪些人对您产生的影响比较深？能谈谈具体的人和事吗？

潘：曾一起工作过的同事、老师对我影响很大。刚进入钱管局工作时，1984—1990 年都是和黄菊卿高工一起工作。她非常敬业，做事仔细认真，很值得学习。当时，戴泽蘅是总工，我没有与戴总一起做过项目，但他会审核我们的报告。20世纪90 年代以后，韩曾萃总工指导我的机会逐渐多起来。我硕士阶段的院内导师林炳尧，以及熊绍隆、耿兆铨、余祈文等几位前辈都对我产生了深刻影响，他们对待工作都非常敬业。我主要做数学模型研究，熊绍隆（熊总）以物理模型为主，我也曾跟熊总做过几个项目，很多东西都是相通的，交叉学习有助于我们融会贯通。

访：2008 年您入选“5151 人才工程”，2013年您获得浙江省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这些都说明您的科研成果得到了学术界认可。这些成果主要源自您哪些方面的突出贡献？

图3 潘存鸿入选5151 部级人才

潘：这些成果应该说是很多人集体研究的成果，从韩（曾萃）总到我们这代人，也包括年轻一代，很多人的工作共同形成了关于钱塘江治理体系的相关成果，内容涉及水动力、泥沙、水环境等方面的研究。在对自然机理认识的基础上，阐释我们如何保护与治理钱塘江河口，包括基础研究、防灾减灾、两岸岸线利用开发、土地资源开发利用、涌潮保护、古海塘保护、盐水入侵和预报以及社会经济效益等多个方面，是一项综合性的研究成果[14]。

访：您如何看待科研技术工作的代际传承？

潘：代际传承非常重要。从我认识的算起，第一代以戴（泽蘅）总为代表，戴总对工作兢兢业业，为人谦逊，注重单位的人才培养；第二代以韩（曾萃）总为代表。这些前辈对我们影响非常大，长期的工作接触，会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一方面，在技术层面，我们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研究方法、研究思路；第二方面，就是现在讲的企业文化。他们的敬业精神，认真态度，勤奋好学的品格以及对科研技术的孜孜追求，无形中都传承下来。戴总、韩总都是七八十岁时还继续坚持钱塘江研究工作，而且追求的是更高层面的贡献。年轻一代若能够达到这样的境界，工作肯定能够做得好。

图4 2018 年，潘存鸿与韩曾萃左起：潘存鸿、韩曾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