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昱彤

清代中央明确规定了西藏地方达赖喇嘛及班禅额尔德尼两大活佛系统的朝觐年班制度及其进贡事宜。自古以来 “贡献出于租入中”②[明]王圻:《续文献通考》卷33，《朝贡土官》，明海影印明万历刊本。，西藏地方所进之贡物即是赋税的一种表现形式，这不仅表示西藏地方在经济上向清王朝缴纳赋税，更意味着其在政治上对中央王朝的臣属与认同。清中央对西藏朝觐年班制度细致而繁杂的规定，也是王朝统治者通过朝觐年班制度和频繁的贡赐往来最终实现“国家百余年升平累洽，中外一家”①承德图书馆藏，承德避暑山庄管理处编:《避暑山庄和外八庙碑文辑·须弥福寿之庙碑记》(内部资料)，1975年，第33页。的政治构想。

目前学界对清代西藏地方朝觐年班的研究多注重对制度本身及五世达赖喇嘛、六世班禅额尔德尼、十三世达赖喇嘛的个案研究上，对年班贡物的研究并不充分。因此，本文利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及西藏自治区档案馆所藏清单及文书，考察清代西藏地方年班贡品，关注贡品本身物质价值外的政治内涵，从中管窥清代西藏年班制度之一角。

一、贡品的种类与数量

清代，朝廷对西藏地方达赖喇嘛及班禅额尔德尼朝觐年班之贡物有明确的规定，“贡物有寿帕、铜佛、舍利、珊瑚、琥珀数珠、藏香、氆氇之属”②《(乾隆朝)钦定大清会典则例》卷142，《理藩院》，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但对其所贡物品数量 “亦无定数”③《清文献通考》卷38，《土贡考》，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笔者通过对贡品清单的统计和分析，发现清代自乾隆朝开始西藏地方年班贡品在种类和数量上呈现一定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为了清楚分析西藏地方达赖喇嘛及班禅额尔德尼朝觐年班之贡物在种类和数量上的分布情况，特选取顺治、康熙、乾隆三朝6份较有代表性的年班贡单加以说明。

表1 清代西藏地方部分年班贡单

根据上述清单可以看出，清代西藏地方达赖喇嘛及班禅额尔德尼朝觐年班所进之贡品大致上可以分为宗教用品、特色纺织品、药材和食品、生活用品及特殊贡品等5种类别。

1.宗教用品 宗教用品是西藏地方达赖喇嘛及班禅额尔德尼所进贡物之大宗，不仅数量最多且种类也较为繁杂，主要包括佛像、唐卡、哈达、藏香、佛教典籍、银曼达、海螺、七珍、八宝、八吉祥、数珠、法轮、佛塔、银瓶、铃杵、舍利子等16种。

2.特色纺织品 作为西藏地方极具特色的纺织品——氆氇，是清代历辈达赖喇嘛及班禅额尔德尼之必进物品，也是数量上仅次于宗教用品的贡物。但可能出于翻译或统计归类方式不同等原因，对其花色和规格等内容的详细记录并不常见，仅能从目前所见之藏文档案中管窥一二。①根据西藏自治区档案馆馆藏一份达赖喇嘛贡单记载，该次达赖喇嘛所进氆氇花色有紫色、蓝色、绿色、红色、黄色、白色等共计65件。原文为 “”

3.药材及食品 该类贡品数量较少，药材包括藏红花、白芸香、黑芸香3种；食品则主要包括藏核桃、冰糖或糖果、杏干、枣及葡萄等5类。

4.生活用品 生活类用品数量最少，主要有木碗和靠背坐褥2种。

5.特殊贡品 清初西藏地方往往会进献少量较为特殊的贡品，主要有马匹、催生石、青金石、玻璃和兽皮等。

二、贡品的选择标准

清代西藏地方对进贡物品的选取十分谨慎，主要取决于贡献者与接收者的不同态度与需求。从西藏方面来说，达赖喇嘛及班禅额尔德尼作为西藏格鲁派两大活佛，其宗教身份决定了其在选择物品时更多倾向于宗教类贡品，同时其作为清帝的臣子，也需要通过具有特殊内涵物品的进献表达对朝廷的忠诚和对国家的认同。从清中央方面来讲，皇帝及其他宫廷上层人士的宗教信仰及审美情趣取向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西藏地方年班贡品的选择。

(一)宗教类贡物

一方面，西藏两大活佛的身份、地位决定了其对所进贡品选择的倾向，且宗教类贡品大多表礼敬、称赞、供养、护摩、劝导及祝祷之意。例如，“凡进见必递哈达一枚”②[清]黄沛翘等:《西藏图考》卷6，《藏事续考》，清光绪甲午堂刊本。，哈达一般作为随奏书进献的第一个贡品，多拴于所进之银曼达、佛像之上，表示问候和祝福。此外，佛像、念珠、曼达、镀金银杵、银塔、银瓶、银七珍、银八宝、银八吉祥、海螺等宗教贡品，是历辈达赖喇嘛及班禅额尔德尼年班时必进之物。其中，西藏年班一定进献的 “无量光佛像”，寓意接收者将 “具有使人长寿并获得至高无上智慧的权力”①罗伯特·比尔著，向红笳译:《藏传佛教象征符号与器物图解》，中国藏学出版社，2014年，第194页。；琥珀、珊瑚、珍珠、蜜蜡等各种材质的数珠，主要用以 “消除烦恼障和报障”②付平摄，薛建华文:《藏传佛教视觉艺术典藏——法器面具》，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页。；曼达又称坛城、曼荼罗，是 “藏传佛教理想世界的表征，信徒修法时的必备之物”③索文清:《海峡两岸珍藏的达赖班禅贡品》，《中国西藏》2011年第1期，第30页。；镀金银杵是藏传佛教密宗器具，更是举行 “法事活动中诵经、修法、佛乐”④付平摄，薛建华文:《藏传佛教视觉艺术典藏——法器面具》，第3页。必不可少的法器之一，二者 “合在一起象征着智慧或空性 (铃)与方法或方便 (金刚杵)的完美结合”⑤罗伯特·比尔著，向红笳译:《藏传佛教象征符号与器物图解》，第99页。，更是慈悲与智慧的象征；银塔、银瓶、银七珍、银八宝、银八吉祥等供养类宗教用品，主要有神圣洁净、智慧、财富、避障、幸福、吉祥等寓意；右旋海螺作为藏传佛教八祥瑞之一，被称为 “法会吹鸣知音”，象征佛音传播四方，且藏传佛教宗教仪轨以右旋为标志，“稽首佛足，右绕三匝”⑥《佛说无量寿经》，大正新修大藏经本。，右绕亦是顺应佛法之意，同时也是 “力量、权威和统治的象征”⑦罗伯特·比尔著，向红笳译:《藏传佛教象征符号与器物图解》，第11页。，将其作为贡品进呈皇帝，不仅表示吉祥祝福之意，更是对清中央最高统治者力量及权威的肯定与认同。

另一方面，清朝统治阶层推崇藏传佛教，西藏地方进献宗教类贡物也是为了满足清廷对藏传佛教佛事用品的需求和情感倾向。清代，尽管清宫内设有造办处，可铸造各类佛像及制作唐卡，但在清帝对佛像材质和造型有特殊要求时，往往会令西藏地方选取优秀匠人制造。如乾隆十二年(1747)，乾隆帝特遣使者携带3块青金石入藏，并着 “巴勒布匠人滩第吾等优秀匠人雕琢”，并对所雕刻之佛像有极为详尽的要求，“佛像各按帖签所示尺寸，将两块大青金石分别雕刻为九面三十六手大威德金刚立像与四面十二手胜乐金刚立像，二佛身高等同。另一小块雕刻为密集金刚坐像”⑧《驻藏大臣为着巴勒布匠人雕琢佛像事致郡王珠尔默特娜姆扎勒文书》，乾隆十二年七月十四日，西藏自治区档案馆藏，转引自西藏自治区档案馆编:《西藏自治区档案馆馆藏蒙满文档案精选》(第11卷)，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19年，第190页。，且申明3座佛像造成后，尽快遣人带回。乾隆三十一年 (1766)，乾隆帝认为 “北京画匠所绘者甚少，而西召画匠所绘者精湛”，因此特将 “曼殊室利等佛像样板十七幅交于达赖喇嘛使者返回时带去，俟使者抵达后，务须寻得巧匠，照所与样版妥善描绘”⑨《驻藏大臣奉旨西召画匠按样板法制佛像事致第穆呼图克图文书》，乾隆三十一年五月初七日，西藏自治区档案馆藏，转引自西藏自治区档案馆编:《西藏自治区档案馆馆藏蒙满文档案精选》(第11卷)，第211页。，画像完成后，即刻遣人送往京城。乾隆四十年 (1775)，驻藏大臣奉旨在西藏寻 “西召铸造迎八菩萨、五方佛、观世音菩萨、大威德金刚、盛乐、密集金刚、阎王、吉祥天女、jiya金刚等佛像，先画出佛像之画像”[10]《驻藏大臣为将在藏地铸造并迎请佛之画像事致第穆呼图克图及诸噶伦文书》，乾隆四十年二月十九日，西藏自治区档案馆藏，转引自西藏自治区档案馆编:《西藏自治区档案馆馆藏蒙满文档案精选》(第11卷)，第231页。，待佛像铸成后交由班禅额尔德尼遣使年班时一并带回。另外，在西藏自治区档案馆所藏的一份达赖喇嘛为恭祝乾隆帝九十寿辰进贡礼品的筹划书中，在选择何种佛像时，也明确表明 “至于何种佛像，待皇上降谕指定”[11]《达赖喇嘛和达擦诺门罕等为恭祝乾隆帝九十寿辰进贡礼品事之筹划书》，见西藏自治区档案馆编:《清代西藏地方档案文献选编》(第1册)，第72页。。可见，达赖喇嘛及班禅额尔德尼选择和进献承载宗教力和精神力的宗教贡品以满足清帝的宗教信仰和审美喜好，此时的贡品作为维系西藏地方与中央密切关系的一种媒介，在构建西藏地方对清代中央政治上的从属结构方面发挥了作用。

(二)方物类贡物

清代西藏地方年班所进贡品清单中，除大量的宗教类贡物外，另有具备西藏地方特色的方物类贡物，主要包括氆氇、木碗、藏红花、黑芸香、白芸香及枣、核桃、杏、糖果等。

其一，氆氇是西藏地方一种较为独特的手工织品，因该地区畜牧业经济发展较好，为以氆氇为代表的毛纺织品提供充足的原料。随着藏地毛纺织工艺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氆氇早在元代就已成为西藏地方僧俗贵族进献给中央上层统治者的礼品。氆氇在藏地十分盛行，清代文人曾写诗描写氆氇质量之优良，并表达对其惊叹之意，“一毛积万毛，氄毨细盈匊。漫捻体渐粗，交搓绪相继。数丈亘一条，条条受机柚。经之旋纬之，织作妙缘督。长钩准高架，用手不用足。匹成刮使光，束卷诧丰缛。彼中霜雪繁，适体耐寒燠。披同黑貂襜，藉胜紫熊褥。入市茶马偕，任贡组纁恧”①赵宗福选注:《历代咏藏诗选》，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36页。。正如上文所述，清代历辈达赖喇嘛及班禅额尔德尼所进之氆氇无论是花色还是样式都十分丰富。氆氇亦根据其原材料不同分为不同等级，其中 “谢玛氆氇，又称 ‘噶央’氆氇，属优质氆氇，选用羊颈下之毛织成……获得噶厦政府批准后方可生产，此种氆氇旧西藏只能用作达赖和贵族的服饰衣料”②扎呷:《西藏传统民族手工艺研究》，中国藏学出版社，2005年，第75页。。历辈达赖喇嘛及班禅额尔德尼所进之氆氇皆为此等氆氇，如嘉庆四年 (1799)八世达赖喇嘛强白嘉措在筹备为乾隆帝九十寿辰所进贡品时，特列出 “嘎羊氆氇七十匹”及准备进献与嘉庆帝的 “嘎羊氆氇四十匹”“堆地产氆氇五十匹”③《达赖喇嘛和达擦诺门罕等为恭祝乾隆帝九十寿辰进贡礼品事之筹划书》，见《清代西藏地方档案文献选编》(第1册)，第72页。，其中堆地应为贡嘎宗姐德秀 (今贡嘎县姐德秀镇)，该地是清代噶厦唯一指定的嘎羊氆氇生产地。④扎呷:《西藏传统民族手工艺研究》，第75页。

其二，生活类用品木碗，藏红花、白芸香、黑芸香等药材及各类食品亦是清代达赖喇嘛及班禅额尔德尼两大活佛常进贡品类型。西藏地方进贡的木碗共有两个种类，一类为 “扎木扎雅木碗”，其中 “扎木扎雅”为藏语，是 “根”与 “树瘤”合成，“木色微黄，坚润而有细纹，云能避诸毒，每一个价值十数金，以至于数十金者”；另一种为 “拉库尔”，“木色微黄，花纹略大，亦能避毒，价亦需数金”⑤[清]黄沛翘等:《西藏图考》卷6，《藏事续考》。，两者皆是西藏木雕工艺中的上乘之作，自康熙朝起均被历辈达赖喇嘛及班禅额尔德尼选为珍贵的贡品进献给朝廷，并作为御用之物。通常木碗中盛满藏红花一并进贡，据称藏红花 “去瘀捷效”⑥[清]余德埙:《鼠疫抉微》，清宣统本。，“干之可治诸痞”⑦[清]赵学敏:《本草纲目拾遗》卷4，清同治十年吉心堂刻本。，清代文人赵翼亦称 “余宵不能寐，盖心血枯也，(友人)赠我乌斯藏藏红花，谓可疗此疾，半月以来服之果有效”⑧[清]赵翼:《瓯北集》卷49，清嘉庆十七年湛贻堂刻本。，可见藏红花的功效已经得到内地认可。白芸香、黑芸香既可以入药，又可焚烧以活血行气，生肌止痛。西藏地方将珍贵药材作为年班贡品进献也可以满足清廷统治者需要，表示西藏地方在进贡品方面也是用心周到。另外，有一个特别的现象需要注意，即在清代西藏两大活佛所进食品类贡品中，也有非西藏本地所产者，如嘉庆四年 (1799)，达赖喇嘛筹备的进贡物品有 “印度枣子、印度核桃、巴塘葡萄各一箱……郁金一百七十两”①《达赖喇嘛和达擦诺门罕等为恭祝乾隆帝九十寿辰进贡礼品事之筹划书》，见《清代西藏地方档案文献选编》(第1册)，第72页。其中郁金是红花中之上品，原产于克什米尔，俗称藏红花。；道光二年 (1822)，十世达赖喇嘛遣使致祭嘉庆帝并向道光帝请安呈进 “印度枣子二箱、印度核桃二箱、巴塘葡萄二箱”②《遣使致祭先皇嘉庆及为道光帝请安之进贡方物清单》，19世纪20年代，西藏自治区档案馆藏，转引自西藏自治区档案馆编:《清代西藏地方档案文献选编》(第1册)，第248页。；光绪十九年 (1893)，十三世达赖喇嘛曾进 “印度枣子、印度核桃和阿里无核桃子各一箱”③《噶厦为慈禧太后六十寿辰遣使入贡之礼品册》，光绪十九年，西藏自治区档案馆藏，转引自西藏自治区档案馆编:《清代西藏地方档案文献选编》(第1册)，第476页。。这类食品很有可能是其他地区使者或上层僧俗贵族敬献给达赖喇嘛或班禅额尔德尼之供养，也可能是西藏地方专门购买筹备，因较为珍贵且稀少，故将其作为朝觐年班所进之贡品，以表示对清帝的恭顺、敬仰之情。

(三)其他贡物

正如之前在贡品分类中所提及的，石料、马匹及动物毛皮等特殊贡物主要集中出现在清朝前期，虽然该类贡物在数量及进贡频次上较少，但从贡物本身的属性及其用途上看，仍反映了西藏地方对朝廷认同的情感表达。

1.石料 清初，西藏地方达赖喇嘛及班禅额尔德尼进献的石料主要是青金石和催生石两种。其中，青金石为皇帝专属，清帝平时所佩戴之朝珠 “用东珠一百有八……坠珍宝杂饰”，“惟祀天以青金石为饰”④《清通典》卷54，《礼》，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清帝通过祭天仪式实现 “民莫不承听，众莫不承顺”⑤[汉]戴圣:《礼记》卷14，《祭义》，四部丛刊景宋本。的目标，建立稳定的社会秩序，而青金石作为天子行祭天礼所戴之重要配饰，足见其规格之高。因此，文献所载五世达赖喇嘛阿旺洛桑嘉措及七世达赖喇嘛格桑嘉措呈进青金石之行为，是对清朝礼法的遵从和自身臣子身份的认同和恪守。

其次，明清时期人们认为催生石 “能治产难”⑥[明]廖希颜:《三关志》，明嘉靖二十四年刻本。，且催生石常被制作为如意或花插等摆件，供清代内廷高阶女子赏用，如乾隆二十六年 (1761)皇太后七十大寿，有人恭进 “蓝田催生石如意一柄”“丹山春永催生石凤凰松桃花插一件”及 “珠囊含露催生石石榴水盛花插一件”⑦[清]庆桂等:《国朝官史》卷18，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等。但西藏地方并不生产催生石，清代催生石产区大多出自云南境内，如 “催生石，亦出西陲山下，色翠而间以白，作酒器饮之云能治产难，然不甚验”⑧[明]谢肇棚:《滇略》卷3，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催生石作杯饮酒可治产难”⑨[清]鄂尔泰:《(雍正朝)云南通志》卷27，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等记录皆是云南方志中记载的内容。清代格鲁派对云南地区的影响已较为深远，由此可推测西藏地方所进之催生石很有可能是云南地区上层僧俗献给两位活佛的供养，由于该物功效甚好且较为珍贵，故作为贡品特进献与皇帝，以示恭敬之意。

2.马匹 西藏地方进贡马匹的记录主要集中在清朝前期，而且在有关史料中可以看到，五世达赖喇嘛阿旺洛桑嘉措的供物之中即常有马匹一项。该时期，西藏地方正处于和硕特部顾实汗的统治之下，且首次与清朝统治者进行交往也是由他主持促成，且顾实汗屡次遣使进贡之物均有马匹，如顺治二年 (1645)，顾实汗之子多尔济达赖巴图鲁 “贡进马十匹”①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合编:《清初五世达赖喇嘛档案史料选编》，第11页。；顺治三年 (1646)，顾实汗上表请安，敬献 “马两匹”②同上，第12页。；顺治六年 (1649)，“厄鲁特部顾实汗 (进贡)马三十”③《五世达赖喇嘛使臣进贡及回赏物品清单》，顺治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转引自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宫珍藏历世达赖喇嘛档案荟萃》，第5页。。因此五世达赖喇嘛在遣使随进贡品中出现马匹的情况，极大程度上是受蒙古和硕特部顾实汗的影响。此外，古代马匹优良的几个产马地区为西北、塞北、关东及中原等地，其中又以河套马和河曲马为最佳马匹种类，而西藏地方并非优良的产马地区。且清代主要是由 “内外扎萨克蒙古王公等……或捐输经费，或呈进马匹”④《清文宗实录》卷105，咸丰三年九月乙巳条。。故而在顺治朝以后历辈达赖喇嘛就不再选择马匹作为进献给皇帝的贡品了。

3.动物毛皮 清初西藏地方所进的动物毛皮包括黑狐皮和团地兽皮两类。黑狐皮常作为清代皇帝冬季冠服，如 “皇帝东朝冠有熏貂、有黑狐”，“皇帝端罩有黑狐、有紫貂”⑤《大清会典图》卷57，《冠服一》，清光绪石印本。；或作为赏给亲王、属国国王之赐品，如顺治二年，定国大将军和硕豫亲王多铎出师征江南，捷报频传，顺治帝特 “加封和硕德豫亲王，赐黑狐皮帽”⑥[清]阮葵生:《茶余客话》卷8，《杂明清史事》，清光绪十四年本。。因其为皇帝专用，未经清帝赏赐他人不可随意穿着或使用，“若有越用及存留者系官，照品议罚，常人鞭责衣物入官，妻子僭用者罪坐家长”⑦《(乾隆朝)钦定大清会典则例》卷65，《冠服》，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西藏地方呈进黑狐皮的用意与青金石相同，通过进献清帝专属物品强调贡品接收者——皇帝的权力和声望。

另外，在康熙五十年 (1711)七世达赖喇嘛格桑嘉措进团地兽皮的清单上的贴黄称 “奉旨做缎幅皮张”⑧《呈为达赖喇嘛等进皮张清单》，乾隆十一年十月初六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号:05-0081-009。。“一个人馈赠出的礼物实际上是他天性和力量的一部分，而接受某个礼物也就是接受了送礼者的一部分精神真髓”⑨[法]马赛尔·莫斯著，汲喆译:《礼物》，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2页。，康熙帝亲自下旨指明贡品用途的行为，也是清帝透过贡品对西藏两大活佛的情感反馈。

三、贡品的特征和政治内涵

清代，西藏地方历辈达赖喇嘛及班禅额尔德尼呈进的大量贡品具有一定的特征和政治内涵。

(一)西藏年班贡品的特征

其一，西藏朝觐年班所进贡物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趋于稳定。清代西藏地方年班前期所进贡物没有明确的种类及规律，品种及数量相对庞杂无序，如顺治、康熙年间，进贡物品中会出现马匹、石料、玻璃、兽皮等特殊贡品。但随着达赖喇嘛及班禅额尔德尼两大活佛系统年班次数的增多、清廷及理藩院对相关制度规定的逐渐完善，清中央对西藏地方的管控力不断加强，西藏地方与清朝中央交往逐渐深入，西藏地方对清中央的国家认同日渐深化，在后期尤其是自乾隆朝中期开始，西藏地方年班贡物开始出现了较为明确的分类，除某些特殊时期会呈递部分特殊贡品外，其贡品无论是种类还是数量都趋于稳定，并逐渐成为一种定例。

其二，西藏朝觐年班所进贡物并非全为本地方物。如上文所述，清代历辈达赖喇嘛及班禅额尔德尼所进贡物中，有一部分并非西藏本土所产之物。如道光二年，十世达赖喇嘛进献与皇帝的贡品中有 “印度枣子二箱、印度核桃二箱”①《遣使致祭先皇嘉庆及为道光帝请安之进贡方物清单》，转引自西藏自治区档案馆编:《清代西藏地方档案文献选编》(第1册)，第248页。的记录。虽清廷规定西藏地方上层僧俗仅献方物即可，但因其物较为珍稀，历辈达赖喇嘛及班禅额尔德尼为表达对清中央最高统治者的尊敬与恭谨，特将其作为贡物进呈。

(二)西藏年班贡品的政治内涵

清代，在中央与西藏地方频繁交往中流动的贡物承载着特定的政治内涵，下面列举几个实例加以论述。乾隆四十五年 (1780)，六世班禅亲自前往热河为乾隆帝祝寿，于八月初七乾隆帝寿诞大庆之日 “恭庆万寿，递丹书克，进哈达一个、银曼达一座”②《六世班禅等庆贺乾隆帝万寿递丹舒克清单》，乾隆四十五年八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转引自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宫珍藏历世达赖喇嘛档案荟萃》，第190—191页。等30余种贵重寿礼，其中又以9组9幅共计81帧的 “长寿佛画像”③王家鹏:《藏传佛教唐卡》，上海:上海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37—62、108—133、151页。最为精心。在这里，六世班禅敬献带有9、81等符合宫廷礼数和吉祥数字的贡品，暗喻清帝福寿绵长、国运长久，通过选择寿礼的竭情尽慎，表达对清帝寿辰敬诚和祝祷的个人情感，以图加强西藏地方和清中央政府的密切关系。

乾隆五十七年 (1792)，廓尔喀二次入侵西藏，乾隆派兵入藏增援，廓尔喀称臣请降，事后达赖喇嘛上奏称:“圣主对吾小喇嘛为主之西方众生施以鸿恩，特派总督并将军等官兵支援，恩沃极致……吾小喇嘛为主之西方众生惟仰赖大皇帝慈恩，复乞皇上仍旧常赐训旨。圣鉴。随奏进献吉祥哈达、古俐玛响铜佛像、琥珀念珠等物”④《达赖喇嘛为感荷皇上派遣官兵驱逐廓尔喀贼军事之感恩折》，乾隆五十七年，西藏自治区档案馆藏，转引自西藏自治区档案馆编:《清代西藏地方档案文献选编》(第1册)，第61页。，在这里哈达、佛像和念珠等贡品成为八世达赖喇嘛强白嘉措对清帝 “忠心耿耿”“乞皇上仍旧常赐训旨”的信物，是对获得中央政治保护的情感表达，也是清中央对西藏地方感召力的反射。

光绪五年 (1879)，西藏摄政济咙呼图克图阿旺班垫曲吉代十三世达赖喇嘛上奏称:“此次达赖喇嘛于六月十三日驾临布达拉山，即于高宗纯皇帝圣容前叩谢礼成，于十四日颁领谕旨跪听宣示众知，似此恩旨别所难得，当经达赖喇嘛望阙叩谢天恩……为此押奏书、吉祥哈达一方、连衣古佛一尊、珊瑚珠一串”①《奏十三世达赖喇嘛坐床谢恩恭请圣进献物品书》，光绪五年八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号:03-0209-4536-014。，该文献中达赖喇嘛进献的哈达、古佛、念珠等贡物是其君臣道德理念的仪礼性象征，也是达赖喇嘛获得和接受自己政治身份后产生归属感的表示。这些贡品沿着政治地位等级序列自下而上的单向流动，表达以达赖喇嘛为代表的西藏地方对中央的恭谨和感恩，彰显清帝作为贡品接收者的绝对权力和威望，支撑和稳定了清代皇帝与西藏格鲁派宗教首领君臣之间的社会等级秩序。

清代中央与西藏地方长期保持频繁的贡赐往来，此举并非是单纯的物物交换，而是在清中央“厚往薄来”政策下与西藏地方关系与政治角色的一种表达。双方的 “关系不仅涉及工具性和理性计算，也涉及社会性、道德、意向和个人感情”②阎云翔著，李放春、刘喻译:《礼物的流动——一个中国村庄中的互惠原则与社会网络》，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96页。。贡品作为清代西藏朝觐年班制度的物质载体，主要内涵就是以国家认同为中心的政治象征，一方面是达赖喇嘛及班禅额尔德尼对清帝恭谨、祝祷、感激的情感表达，另一方面则是西藏地方对清朝中央的政治归属和国家认同。通过带有政治内涵贡品的流动，加强并巩固中央与西藏地方的关系，最终实现乾隆皇帝所说 “升平累洽”，民族和睦相承，内地与边疆如同一家的政治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