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晓丹

【内容摘要】本文分析了“媒体融合”的动因，并对其未来可能的发展走向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媒体融合;动因;未来走向

一、引言

媒体融合开始于20世纪60、70年代，①是一个可以作广义与狭义解读的概念。“媒体融合”（media convergence），这个概念最早由美国学者尼古拉斯·尼葛洛庞蒂提出，但如果我们把目光放得宽泛一些，长远一些，把“媒体融合”的“媒体”理解为“媒介”，认为“媒体融合”包括“媒介融合”，那么它的历史就可以追溯到很远很远，仅以中国而论，在上古时代的仓颉造字，实际上就是仓颉对于当时的可以用作媒介进行人际传播的“人的肢体”和人以外的其他物体比如结绳记事的“绳子”等等这些传播媒介的一种融合;到了东汉时期，蔡伦在总结了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发明的造纸术。实际上也可以视为是对包括但不限于以往曾经陆续存在的可以用作传播介质的龟甲、兽骨、钟鼎、石头等等这些媒介的一种融合。到了近现代，随着西学东渐先后问世的中国本土的报纸、广播、电视，无一不是对于当时已有的各类媒介融合的产物。只不过当时没有使用“媒体融合”这个概念，但是贤者们仍然有他们自己的观察与思考。到了1983年，美国学者在认真总结了前人的观察与思考的基础上，正式提出了“媒体融合”的概念。

二、媒体融合的相关动因

（一）技术动因

大众传媒的生存和可持续发展都离不开技术的支撑，技术动因肯定也是媒体融合的诸多种动因中的一种。按照是否为媒体融合而直接研发，我们可以把媒体融合的技术动因分成“直接动因”和“间接动因”两类。所谓“直接动因”就是指该项技术是直接为媒体融合而研发的，这种技术的好处是，它相当于医疗系统的“靶向治疗”方法，具有很强的精准性，其缺点是往往投入产出比并不一定合理，因为仅仅只为媒体融合而研发，可能它的使用范围比较小，造成经济学上所说的不经济，所谓“间接动因”，就是该项技术并不是直接为媒体融合而研发，但是却可以为媒体融合所使用。这种动因实际上就是经济学上所说的“外部性”或者“溢出效应”的结果，这种“歪打正着”的情况确实比较普遍。

（二）经济动因

媒体传播也是一种生产力，因为相关传播不仅传播信息，而且传播本身也往往会创造经济价值，使得媒体具有一定的经济属性。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二者之间有着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关系。一种生产力必然有一种与它对应的生产关系。这种生产关系在其刚刚问世之初确实有利于当时生产力的发展，但是，经过一段时间之后，虽然外界环境已经发生很大变化，但是由于包括但不限于惯性等方面的原因，这种生产关系却往往滞后于生产力的发展，并且在存在着其他生产关系促进其他生产力的情况下，仍然会想办法通过种种手段来维护自己的既得地位，这就形成了经济学上所说的“路径依赖”和“自我强化”。在这种情况下，要想推动单一生产力的发展，往往“功夫在诗外”，必须从其他相关领域引进新的助力，也就是要通过“杂交”的方式将其他传播领域的生产关系引进到此一领域中来，造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样一种新型的生产关系，这种新型的生产关系，有可能在新的语境中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这就是媒体融合传播的经济方面的动因。

（三）文化动因

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种“外化于行，内化于心”的软约束。作为万物之灵长，人类从很早的时候就开始观察身边的万事万物以及自己的言行，观察的结果是他们至少有两种发现，一种是周围的万事万物包括人本身都是不断发展变化的，用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的话说就是，“人一生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另一种发现是周围的万事万物，从某种意义言说又是静止不变的，用中国古代文学家苏轼的话说，就是“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对这种“变”与“不变”之间的关系，元末明初的小說家罗贯中先生在撰写《三国演义》这部历史小说的时候，曾经形象化地将其概括为“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罗贯中老先生说的虽然是天下大势，说的是中国古代历史，但是以之来作为对周围万事万物的一种观察和概括，也未尝不可。正是基于包括但不限于上述观察以及观察后的思考，人们才会不断推出新的媒体，而且不断地从各个方面想方设法推动已有媒体的融合，并为此而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

（四）政治动因

所谓政治动因，是指一个国家的主流话语层出于种种考量，直接或间接地推动所在国家的媒体融合工作。这里所说的“直接推动”是指该国的主流话语层中有影响力的人士直接出面来推动该国的媒体融合工作，其所采取的措施，包括但不限于由有影响力的人士直接出面召开相关会议，以所在国执政党和政府名义出台与媒体融合有关的文件，由所在国立法机关在认真调研的基础上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等等;所谓“间接推动”是指这个国家的主流话语层通过相关议程设置，掀起一场与媒体融合有关的运动，进而营造一种与媒体融合有关的文化氛围，就是以参与媒体融合为荣，以不参与或者不积极参与媒体融合为耻。这里所说的种种考量，包括但不限于“社会治理”和“国家治理”两个方面的考量。近些年来，由于种种原因，各种各样的社会化媒体在社会组织和动员方面越来越具有非常强大的影响力，这一点给予主流话语层以很大的启发，为了增强自身的社会动员能力和组织能力，主流话语层有必要积极推动自己所在国家的主流传统媒体与包括社会化媒体在内的各种各样的新媒体进行融合，以便增强主流媒体的社会动员能力和组织能力，并通过提高主流媒体的社会动员能力和组织能力来提升主流话语层的社会动员能力和组织能力;所谓国家治理指的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方面媒体融合也将发挥很重要的作用。

三、媒体融合的未来走向

媒体融合至少有以下两种走向，一种是同化与反同化将继续博弈，另一种是异化与反异化将继续博弈。下面分别展开加以阐释说明。

（一）同化与反同化将继续博弈E884F99A-0FE3-400E-ABD2-623404BF5FD1

媒体融合肯定有不同的行为主体，新进入的行为主体往往借着新技术之威，对原有的媒体进行同化，而原有的媒体在对于新技术的应用方面，可能由于种种原因要逊于新进入者，也就是各种各样的新媒体，往往处于被同化的状态，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这种情况与中国历史上的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之后，少数民族与中原汉族之间的关系有某种相似之处。在中国历史上，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当时凭借他们的战胜之威，曾经以“同化者”的身份一度凌驾在被他们统治的中原汉民族之上，但是很快，他们就不得不面对着具有悠久文化历史的汉民族的反同化。在这种反同化面前，这些少数民族外来政权至少有两种选项，一种是拒绝同化，拒绝被具有悠久历史的汉民族的文化同化，还有一种是在不伤及自己统治基础的情况下，尽可能地接受拥有悠久文化历史的汉民族的同化，甚至敞开胸怀接受汉民族文化的同化。前者的例子如元朝，因为拒绝具有悠久历史的汉民族文化对他们的同化，所以存在的时间不到100年;后者的例子如清朝，由于较好地解决了同化与反同化的问题，所以清朝存在时间长达近300年之久。我们完全可以想见，在一个可以预见的将来，人们通常所说的“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都将继续存在，就像当年的广播出现并没有消灭报纸一样，躲过了“第一轮打击”之后的“传统媒体”可能就像当年的汉民族一样凭借其悠久的历史和丰厚的文化底蕴适时对新媒体进行逆向同化，这种情况在某些所谓的新媒体的组织架构中，甚至内部文化中都已经初露端倪，套用金庸小说《笑傲江湖》中的一句话，就是“气宗的门徒像剑宗，剑宗的门徒像气宗”，其中的微妙恐怕是苏轼所说的“如鸭饮水，冷暖自知”的。

（二）异化与反异化将继续博弈

“异化”一词有多种语义指向，其中一种是指人所生产出来的精神或物质产品，本来应当受到人们的影响或左右，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些由人所生产出来的精神或物质产品却反过来影响甚至左右人们的精神和物质产品生产，如果对这种解释还不明白的话，不妨想象一下佛教寺庙中的各种塑像，想像一下这些由人塑造出来的塑像对于人们甚至包括塑造这些塑像的能工巧匠的影响。“异化”这个概念最早只局限于神学或哲学领域，后来被引申到其他领域。作为人的精神和物质产品之凝聚的媒体融合，理应受到人的驾驭或左右，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媒体融合过程中所产生的一些新的精神或物质产品却可能反过来影响甚至左右人们的物质或精神产品的生产。对于这种情況，学术界已经有了一些观察，并且得出了一些观察后的结论，比如说有人注意到了媒体融合产物之一的相关机器借助所谓的大数据按照兴趣和算法语言为用户进行的信息推送，有可能导致所谓的“信息茧房”的出现，再比如说有人注意到机器生产内容有可能造成的相关伦理问题，诸如此类现象，都引发了人们在不同的领域的一些思考甚至警惕，但是很少有人从哲学层面来整体思考因为媒体融合有可能带来的“负外部性”。笔者认为，我们既要看到媒体融合给人们带来的巨大好处和技术红利，同时也不应讳言，尤其应该注意媒体融合有可能带给人们的一些负外部性。可以想象，随着人们认识和思考的深入，在媒体融合未来的发展进程中，人们将有可能时刻从不同角度甚至从哲学的高度去关注这种因为技术的发达对于人的精神和物质产品生产造成的负外部性影响，并因此进行相关博弈，这种博弈在一个可预见的将来不会停歇，还将会继续进行下去，甚至循环往复，以致无穷。

注释：

①方兴东：《重估媒体融合——50年数字技术驱动下的媒体融合演进历程与内在价值观》，《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2期。

（作者系河南广播电视台都市频道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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