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城》是一部诞生于五四运动以后的新文学作品的代表，这部长篇小说是钱钟书先生的代表作品，同时也是一部讽刺小说，小说本身极具批判现实主义色彩。钱钟书先生借助其独特的语言技术和高超的文学造诣，使用幽默讽刺的语言，折射出当时社会的黑暗与现实，使得原本沉重严肃的内容通过一种幽默机智的形式展现在读者面前。因此本文主要论述钱钟书先生与《围城》的相关简介，从而分析《围城》这一长篇小说背后的语言艺术。

《围城》这一篇小说对于我国整个文学领域的发展都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和影响，作为享有现代儒林外史美誉的一篇独特的讽刺小说，其语言的运用和精妙之处极具欣赏和分析价值。钱钟书先生在写作《围城》时通篇运用幽默讽刺的语言和笔调，用嘲讽的语气描述出方鸿渐这一人物的生平和经历，通过描写他一系列的求职，恋爱以及婚姻等方面的故事，向读者展示出了当时整个社会的背景，环境以及人们的生活状态。独特的语言艺术风格是《围城》这部长篇小说成功的主要因素之一，其幽默，诙谐，尖锐，深刻的语言运用极具研究和学习价值。

1 钱钟书与《围城》

钱钟书，1910年生于江苏无锡，是我国著名的现代作家，文学研究家，他曾经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清华大學教授，一生中先后完成了《谈艺录》《围城》《宋诗选注》等多部作品，1998年在北京病逝。钱钟书先生的一生对于中国文学研究以及整个文学创作领域的发展都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和影响，钱先生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洋气以及对于外来文化的态度，启发了很多中国人的思考。钱钟书先生在看待世界与中国的发展以及文化交流时，始终秉承着一种文化批判的精神，他在精通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的同时，也不断了解世界优秀的文化，在中西文化的碰撞过程中，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和认知，既不过分夸大中国的优秀文化，同时也不盲目地崇拜西方文化。钱先生的一生都在追求通过自己的努力，推动中国优秀的文化进一步走向世界，让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坛中找到自己适当的位置。在这一过程中，他不仅深刻地阐释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和意义，同时也指出了历史文化中具有局限性的部分，这对于中外文化的交流以及我国文学领域的发展和成就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 《围城》的语言艺术分析

2.1 大量比喻修辞的使用

《围城》是这篇小说的语言艺术特色，首先体现在大量比喻修辞的应用[1]。钱钟书先生通过使用大量的形象性语言也就是通过比喻的修辞手法进行描述和表达事物，使得原本呆板严肃的内容更加形象具体，通过幽默活泼的语言呈现在读者面前，提高了整篇小说的可读性和形象性特征。《围城》这一部小说中比喻修辞的应用首先是广泛且大量的。钱钟书先生在创作《围城》这部作品时，通过密度极大的比喻修辞的应用，赋予了这篇小说独特的语言魅力。据相关统计，《围城》小说中第三章开头的部分，仅仅不到600字的内容，钱钟书先生就用了七个比喻句，可见整部小说中比喻修辞的使用体量之大。钱先生在使用比喻这一修辞时，并不限制预期的选取范围。而是通过从植物，动物，天文地理等自然万物，甚至是人们的工作，生活，居住，学习等多方面寻找喻体，这就使得比喻修辞的应用十分生动形象。小说中在描写人物的心灵以及肖像时，通过比喻性语言的应用，可以将人物的形象，外貌立体地展示在读者面前，这能够有效地提升文字语言的生动形象的特征。在描写小说中人物的心理活动时比喻这个修辞的应用也能够将人物的心理刻画得更加形象自然，帮助读者更好的感受人物当时的心理活动，从而推动小说情节的发展。使用比喻的修辞描写其他事物，也能够将事物具象化，形象化，让读者对钱先生笔下的事物有一个更加清晰准确的认知。虽然钱钟书先生在《围城》中使用了大量的比喻性语言，但是其比喻修辞的应用并不落于俗套。

2.2 富有时代和地域色彩的词汇

《围城》这一长篇小说中，还使用了大量富有地域色彩以及时代色彩的词语和句式，这种语言风格的使用也构成了这部小说的独特之处。《围城》中作者使用了大量的方言词语，例如在描写方鸿渐时，作者写到，“鸿渐脸又泛红，笑成骨朵了嘴，心里怨道别装假。”这一句中作者使用的“骨朵”则是江苏无锡地区的吴方言，意思是指生气或者用于表达强词夺理，同样的例子，这篇小说中还有“抬杠”“哑子”“道地”等非常多的吴方言的作用。《围城》这篇小说之所以能将江苏无锡地区的吴方言准确无误地应用到小说和人物描写中，这也与钱钟书本身生于江苏无锡，对于吴方言本身非常熟悉，有很大的关系。这种方言词汇的应用能够很好地展示江苏无锡地区的地域色彩，通过方言词汇的使用能够反映出当时人们的社会生活以及江苏无锡地区独特的地域文化和人物特点，对于小说人物的塑造以及故事情节的推进都具有铺垫作用。

《围城》的语言运用除了富有地域特色的方言词汇的使用以外，还应用了很多富有时代特色的欧化句式。欧化句式主要是指在五四运动之后，中国的文人墨客通过学习并了解西方的语言结构和知识，将这些语言特点与我国的文学创作语言相结合，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传统的中文语法和语言习惯，这种受到西方语言文化冲击的句式就成为欧化句式。《围城》这篇小说中很多语言都运用到了欧化句式，例如，“斜川一拉手后，正眼不瞧她，因为他承受老派名士对女人的态度。”如果按照中文的语言习惯来说，这句话中的状语部分应该放在句子的前面，然而由于受到西方语言和规则的影响，这句话出现了从属部分后置的现象，这就是《围城》中典型的欧化句式的应用。

2.3 词句拆分创造

钱钟书先生的《围城》这部长篇小说的语言艺术特色还体现在语言的变异美上，这主要是指根据小说内容以及叙事描写的需要，将已有的词语和句式进行灵活的拆分，使其达到与小说内容和描写契合的目的，这种语言变异形式通过对常见的词语以及词句的拆分，使其原有的意思和结构发生变化和偏离，根据内容进行创造性的应用和表达，这种变异的语言形式在小说语言中的应用能够提升小说语言的新鲜感和活泼感，同时又富有熟词新义和熟词新用的意味，更能够增添小说语言的讽刺幽默的韵味。例如中国人常常用古稀形容人生达到70岁时的状态，然而在《围城》中，钱钟书先生通过将古稀拆分变异，创造性的使用了“古而不稀”这一词语，这一新鲜词汇的运用，增添了小说整体遣词造句的陌生感和稀奇性，同时“古而不稀”这一词语的含义，借鉴了“古”字时间久远，陈旧的含义，和“稀”字罕见的含义，因此“古而不稀”这一词的使用虽然比较陌生，但是读者也很容易理解他的意思，即表示虽然陈旧，但并没有什么真正的价值，这种将常见的词语进行拆分再利用，表达新的含义的形式，不仅避免了平铺直叙的呆板，在保障读者能够理解作者使用这一词语想要表达含义的基础上，也通过创造性的语言形式的运用，提升了整篇小说的戏谑的氛围。类似的表达和手法在《围城》中十分常见，如“深不以这种轻薄为然”，“短见浅识的藏书家”等，这都构成了《围城》这一小说中语言变异的独特之处。

钱钟书先生在创作《围城》这部小说时，不仅通过将常见的词语进行拆分再创造表达新的含义，同时也创新性地创造了许多新颖的词汇。众所周知，语言是在不断创新和发展中逐渐壮大起来的，而钱钟书先生在创作的过程中，根据写作的需要以及描写的事物的特征，创造性地使用了新鲜的语言和词句，自创了很多独特的词汇，这也是《围城》这一著作的语言艺术特色之一。例如，小说中董斜川口中提到的“同情兄”一词，就是作者在写作过程中自创的一个词汇。同情兄这个词在《围城》这篇小说中，既不表示同学兄弟，也和同情这一感情含义无关，而是表示拥有同一个情人。这一词在原有的语言中并不存在，是作者自创的典型性语言，读者在看到这一词汇时会感到十分新鲜有趣，同时这一词也能够十分精确地表达作者所要表达的含义，给人一种不禁发笑的感觉。这种将熟悉的词汇進行拆分再创造，通过结构的变化组成新的含义的词汇，或者直接自己创造新词汇的写作特点和用词方式，是钱钟书先生创作《围城》的独特特点之一，这不仅提升了《围城》这部艺术作品的语言魅力，同时也体现出钱钟书先生自身的文化底蕴和对语言文字的利用之精妙。

2.4 幽默讽刺语言的运用

《围城》作为一部幽默讽刺的小说，其作品中幽默讽刺语言的运用也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2]。很多人在写作过程中都能够使用幽默的词语进行调侃，试图增强文章的趣味性。而对于一些政治和人情世故等方面的讽刺，很多作者也能够十分准确犀利地表达出来，然而如何用幽默性的语言进行讽刺现实，并极具文学艺术性和欣赏性，这就要求作者有极高的文字功底和文化底蕴。而钱钟书先生凭借其多年的文化积累和深厚的文学素养，在创作过程中恰到好处地将幽默和讽刺相结合，使得《围城》这篇小说充满了钱式幽默，领读者在阅读这篇作品时不禁拍案叫绝，整个文章语言运用令人回味无穷[3]。

《围城》中的讽刺幽默的语言体现在人物刻画上，通过幽默式的讽刺描写把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刻画得十分立体。例如在描写法国的殖民者时，小说中有一句写到“船上的法国人像狗望见了家”，利用狗这一动物对殖民者的一举一动进行刻画，创造性的表现出对殖民地的讽刺和犀利。除此之外，小说中含有作者通过戏剧性的幽默语言发出的对当时中国社会不幸遭遇的讽刺，文中“中国自有外交或定商约以来唯一的胜利”这一句描写方鸿渐和爱尔兰人因假文凭交易时的感叹，用富有喜剧色彩的词语表达了作者对中国遭遇鸦片战争以来因多年的贫穷而导致的外交失败的社会现状的讽刺，这些幽默生动地讽刺语言的应用，不仅能够提升小说的可读性，同时也能够引发读者的进一步思考。《围城》这篇小说中的讽刺幽默的语言运用还体现在对当时社会现象以及人物生存现状的讽刺。例如在小说当中有一段是父子写信的描写，儿子开口时随意提的揽镜自照，在父亲那里就是可以讲出一大串道理的词汇，而在儿子的信中所表达的意思和父亲理解的意思也十分不同，这种独特的幽默生动词汇的应用，有效地提升了整篇文章的巧妙构思和幽默意味，也能够从中体现出当时社会情况下一批国外留学的知识分子在平时生活中所表现出的种种丑态[4]。《围城》作为一部极具代表性的批判现实主义题材的作品，其内容和主题无疑是严肃的，然而钱钟书先生在创作《围城》时所使用的语言文字和风格则是风趣幽默的，这种独特的语言运用恰到好处地阐明了这篇小说的讽刺意味。

3 结语

总之，《围城》作为钱钟书先生的代表作品之一，它的文学艺术价值不仅体现在思想的深刻性和标新立异上，同时他的语言艺术的应用也极具欣赏和学习价值。钱钟书先生在创作为《围城》时所使用的语言是幽默，独特，精辟的，他能够通过比喻等修辞增添语言形象性的同时，犀利地表达出对人物经历和事件的感叹，以及的对当时社会现状的讽刺，让读者在幽默风趣的语言中感受《围城》这篇作品的独特魅力。

引用

[1] 郑蔚萍.解读《围城》的语言艺术[J].鸡西大学学报，2012， 12（3）：117-118.

[2] 李淑芬.玑珠妙语 旷世美文：《围城》幽默语言艺术浅析[J].南昌职业技术师范学院学报，1999（2）：46-48.

[3] 吴其南.一路都是风景：论《围城》的耐读性[J].温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5）：2-8.

[4] 沈正赋，谢海烽.体慝性存 无痕有味：试析《围城》的幽默艺术[J].池州师专学报，1994（2）：39-43+16.

作者简介：郑瑞丽（1988—），女，河南鹤壁人，本科，助教，就职于鹤壁汽车工程职业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