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瞿佑《牡丹灯记》传播至日本后，形成独特的“牡丹灯笼”翻案作品群。浅井了意的《牡丹灯笼》是最早成功翻案《牡丹灯记》的作品。这部作品在题材上具有抓住细节渲染恐怖氛围的“日本式怪谈”特点;飘忽不定的“无常感”和结尾“余情”的设置带领读者进入朦胧的“幽玄之境”;在人物设置上，作品中的女性形象更加具有能动意识，具有一定的先行性。这些特色为日本的“牡丹灯笼”作品群的出现以及怪谈文化的发展都贡献了新的思路。

《剪灯新话》是明代瞿佑撰写的文言短篇小说集，内容大多叙述灵怪、艳情之类的故事。15世纪，明朝政府与幕府贸易频繁，在文学方面交流日益加深，在国内未造成巨大影响的《剪灯新话》传播至日本，深刻影响了日本怪谈文学的发展。其中，出自《剪灯新话》卷二的《牡丹灯记》在原书中虽并不出众，但传入日本后，经历了“编译-翻案-再创作”三个阶段，焕发出全新的生命力，形成日本文学史上独特的“牡丹灯笼”作品群。出自日本江户早期的假名草子作家浅井了意作品《御伽婢子》（1666）的《牡丹灯笼》，作为首次成功的“牡丹灯笼”翻案作品，对“牡丹灯笼”作品群的出现和日本怪谈文学的发展功不可没。

研究《牡丹灯笼》的前辈或多将目光集中于其的“翻案色彩”，将其与《牡丹灯记》做比较，探究中日文学差异;或重视其在“牡丹灯笼”作品群形成过程中承上启下的作用，少有人将目光聚焦于浅井了意的《牡丹灯笼》本身。故本文虽有一部分论述仍借用《牡丹灯记》做对比，但根本上还是希望最终回归《牡丹灯笼》，从其具有的“日本式怪谈”特点、 “幽玄审美情趣” “女性形象的主动意识”，分析其作为一篇精彩的翻案作品，对后世“牡丹灯笼”作品群的出现及怪谈文学产生深远影响的内在文学特色。

1 日本式“怪谈”的特色

“怪谈”在日语中是指以妖怪、幽灵、鬼、狐、狸等为主题的故事、传说[1]。日本很早就有这些类似于中国“志怪小说”的“怪谈文学”。自然，浅井了意的《牡丹灯笼》作为“志怪小说”《牡丹灯记》的翻案小说在题材上属于怪谈文学，具有日本怪谈文学的特色。

1.1 細节处渲染恐怖氛围

作为恐怖氛围直接引起的情绪——恐惧，并不只会给人带来负面体验，尤其是在文学艺术作品中[1]。亚里士多德曾在《诗学》中要求“诗人应通过模仿使人产生怜悯和恐惧并从体验这种感情中获得快感。[2]”“怪谈文学”正是通过对恐怖氛围的营造，使读者在想象中产生可控的恐惧之情，进而在紧张和恐惧之后获得快感。

在与同为“谈鬼说狐”的原作《牡丹灯记》比较之后，可以发现《牡丹灯笼》在营造恐怖氛围时，更加着眼于细节处。

《牡丹灯笼》中增添了两处对女主角弥子的外貌描写。一处是在乔生初见符丽卿时。原作中两人初见时，对符丽卿的外貌只有“红裙翠袖，婷婷袅嫋，迤逦投西而去……韶颜稚齿，真国色也”[3]，寥寥几句集墨于大轮廓。在《牡丹灯笼》中，浅井了意则对弥子的外貌极尽渲染，增添多处细节描写，例如“眼角鲜艳如芙蓉，身段嫋嫋似杨柳，桂花的眉黛，绿色的头发”[3]。另一处添加在邻人老翁所窥见的男女主角对饮场景。原作中只写道“见一粉骷髅与生并坐于灯下。”《牡丹灯笼》则增加了对骷髅弥子的外貌、神态的勾勒，“那白骨手舞足蹈，摇头晃脑，嘴频频作响”[3]。在男主角眼里美丽可人的红粉佳人竟是旁观人眼中的红粉骷髅，这一对比本该是小说中用矛盾冲突凸显的首次恐怖情节，但是由于原作中着墨不多，显得平铺直叙，冲淡了恐怖氛围。而《牡丹灯笼》中，浅井了意增加了两处细节描写，使得“美”和“丑”对比鲜明，“芙蓉”“杨柳”的美人竟是“手舞足蹈”的“骷髅”，细想之下，不由得为初遇时为弥子美貌倾倒不由与之相恋的新之丞捏一把汗。

1.2 世俗化的主旨

“翻案小说”，指对中国古典文学以及西方文学作品的翻译和引入，在不改变主要情节的前提下，融入时代背景和社会习惯等日本元素，对原作进行改写创作。但翻案小说绝不仅仅只是单纯的元素置换，必须在主题上有所创新。因而，《牡丹灯笼》在将小说舞台从中国搬到日本进行外，在小说主旨上也进行了二次创作。

原作中使用了将近三分之一的篇幅来描写铁冠道人镇压符丽卿和冥器金莲的过程和审判时乔生、符丽卿、金莲三人的供词及判词。这样的设置与瞿佑写作《剪灯新话》的主旨吻合，借“谈鬼说狐”，其中实则蕴含诸如善恶、忠义、人伦等儒家士人思想，深层目的是宣扬正统道德。

中日思想虽同受儒家文化影响，但日本的儒家思想在下层民众中远没有形成独尊、排他的主流思想。也正因如此，“怪谈”作为面向下层民众的通俗文化，自然会在思想上更贴近民众，更加自由与世俗化。

因此，《牡丹灯笼》对原作中的结尾进行了修改，删去镇压、审判的情节，将结局变更为万寿寺的僧人迁弥子的坟墓至鸟部山，并将新之丞与弥子合葬，新之丞家族之人为两人诵念法华经，最终两人的灵魂不再在世间游荡。平安时代时，位于京都东部的鸟部山因人们怀着从此出发可以到达“西方净土”的美好愿望，而成为有名的送葬地。将犯下诱杀罪的弥子以及因好色而失去性命的新之丞埋葬于自古对亡者象征着美好祝福的鸟部山，并为之诵读经文，足以证明《牡丹灯笼》的主旨中强调天道惩罚的卫道思想大大减少，最终偏向人鬼恋，追求爱情圆满与永恒的方向。这也与后世真正将怪谈文学推广开来的西方作家小泉八云的作品中常常出现的“爱比死亡更重要”[1]的思想不谋而合。

2“幽玄”的审美情趣

公元12至15世纪，“幽玄”是作为日本古典文化的关键词的存在，是日本传统文学的最高审美范畴。“幽玄”指的是高雅脱俗、深邃玄妙、意远旨深之意，余韵无穷而让人产生一种无法言说的余情。早期，“幽玄”多使用于汉译佛经以及佛教文献中，在漫长演变后，虽“幽玄”逐渐从宗教词汇转为一种审美概念，但其内在词意仍保留着一定超自然意味的宗教色彩，学者在研究“幽玄”时也绕不开其与宗教的关联性。大西克礼在对“幽玄”的意味进行总结时就认为，“‘幽玄具有一种神秘性或超自然性，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情感指向。[4]”由此可见，《牡丹灯笼》这样的“谈鬼说狐”的超自然性题材中蕴含着最直接的“幽玄”之美。

《牡丹灯笼》以其“超自然性”题材描绘出超越现实的另一个世界的存在，更容易使读者进入想象的，神秘的境界，即“幽玄之境”。而“幽玄”之美则通过结尾设置不可言说的余情，阐发蕴藏着的“爱情”与“死亡”的命运无常感得以体现。

2.1 不可言说的“余情”

鸭长明曾用过一个有趣的例子来阐述“余情”的概念，“一个优雅的女子心有怨怼，而又深藏胸中，强忍不语，看上去神情恍惚，与其看见她心怀怨恨，泪湿衣袖，不如说更感受到了她的可怜可悲。[4]”上述描写中存在两组矛盾，女子“心有怨怼”，却“强忍不语”;旁观者“与其看见”“不如感受”。从这两组矛盾中，我们可以梳理出“余情”的本质即为“矛盾——不说与感知”，即使没有直接说明自己想要表达什么，但仍能使他人明白所含的感情。

《牡丹灯笼》经过改编后的结尾，具有典型的“余情”特点。“此后，每逢阴雨之日荻原便与那女子手牵手与牡丹灯笼一起出现。众人恐惧，荻原族人悲叹为其念了一千遍的法华经，将一天所抄写之经文贴到墓碑之上，两人遂不再出没人间。”戛然而止，令读者不由得心生好奇弥子与新之丞是否进入另一个世界了，是否永远在一起了，想去探寻那个没有明说的世界。这就是“余情”的魅力，一种暧昧而朦胧的“幽玄”之美。

2.2 飘忽不定的“无常”命运

无常，与“幽玄”相同，本是佛教用语，谓世间事物不能久住，都处于生灭变异之中，这也吻合与“幽玄”飘忽不定的特点，故我认为“无常”的命运也能体现出“幽玄”之美。弥子和新之丞的爱情因人鬼殊途和新之丞的背叛由喜剧变为悲剧，最后又被合葬，爱情在另一种意义上圆满。在这份爱情悲喜剧的“圆满”— “不圆满”— “圆满”的转变中，读者心头自然而然的萦绕着对命运无常的凄婉感慨。

日本人认为，自然变幻无常，再美的东西终将消失，就像《牡丹灯笼》一样，极致地人鬼相爱所带来的极致悲剧——死亡，正是日本人所欣赏的审美价值，这或许也是《牡丹灯笼》在日本最终形成“牡丹灯笼”作品群的原因。

3 女性的能动意识

纵观《牡丹灯记》和《牡丹灯笼》，符丽卿和弥子都具有“主动”“大胆”的性格。前期大胆追寻爱情，后期主动惩罚负心汉，女主角本该是对“爱”和“死亡”最为主动的人物。但是由于作者在作品中人物投影的不同，瞿佑将自己投影为铁冠道人，浅井了意将自己投影于万寿寺僧人，在细微处可以发现作者写作时选择了不同的重心人物，对女主角们倾泻了不同的感情，安排了不同的剧情，最终导致女性形象能动意识的差异。

在充满说教意味的《牡丹灯记》中，隐含着瞿佑对败坏纲纪、放浪主动勾引乔生并将其杀死的符丽卿的恶毒诅咒，故符丽卿的结局为被镇压于九幽之狱。而在《牡丹灯笼》中，我们可以隐约感受到浅井了意对大胆追求爱情和自由，快意恩仇的女子形象的赞许，故弥子最终被迁葬于鸟部山。

《牡丹灯记》始终以乔生为重心人物，可以用乔生的堕落——悔恨来概括小说情节，符丽卿在小说中充当触发乔生行为、情感的工具。《牡丹灯笼》则更强调女主角弥子的能动意识。

从情节上来看，在男主角喝醉破戒前往女主角灵柩所在地时，《牡丹灯记》为婢女金莲请求乔生与符丽卿见面，虽是女子主动请求，但实际接受与否仍掌握于男子手中，也就是说乔生仍是小说的重心。《牡丹灯笼》则不然，弥子主动现身等在万寿寺门前与新之丞相见，向他诉说心中爱恨，主动权掌握于女子之手。并且，结尾中万寿寺僧人也是先迁弥子的坟墓至鸟部山，再将新之丞迁来与弥子合葬，这里也反映出弥子不再作为新之丞的附带品，被认可其作为人具有的能动意识，一定程度上挣脱了东亚男性主义中心的传统伦理文化观念。

4 结语

《牡丹灯笼》对《牡丹灯记》的翻案创作呈现出日本本土化的特征[3]，在保留原作部分剧情的同时，加入“日式怪谈” 特色，渲染恐怖氛围时细节着笔，一改原作维护儒家传统思想的主旨，往世俗化方向发展;融入日本独特审美情趣“幽玄”于怪谈文学的创作中，使得“牡丹灯笼”这一故事更好地与日本民族意识相融;同时，更加注重女性形象的塑造，强调女性在文学作品中的能动性，为日本怪谈文学塑造人物提供了另一条道路。可以说，《牡丹灯笼》为日本怪谈文化发展贡献了新的思路，不失为一篇成功的翻案小说。

引用

[1] 牟学苑.小泉八云思想与创作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2] 亚里士多德.诗学[M].陈中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3] 张婉霜.人鬼遭遇的别样叙述——以瞿佑《牡丹灯记》和浅井了意《牡丹灯笼》的对比为中心[J].湖北工程学院学报，2020，40（5）：35-41.

[4] 能势朝次，大西克礼.日本幽玄[M].王向远，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1.

作者简介：刘雅璇（2001—），女，江蘇南京人，本科，就读于东南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