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断推动共同富裕理论发展与实践探索，形成了新时代共同富裕观。本文以论述新时代共同富裕观对先秦儒家富民思想的继承与超越为切入，旨在阐明新时代共同富裕观所体现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化的精华结合。

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党的历史上第三份决议中，“共同富裕”前后共出现三次，这些重大论断全方位明确了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内涵、是党的百年奋斗经验中人民至上的体现、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之路的要求。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重要成果，新时代共同富裕观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之上，批判吸收了传统富民思想的文化精神，体现了独有的中国特色。

1 富民思想是共同富裕思想的最早雏形

我国富民思想源远流长，作为西周礼乐文化的继承者，先秦儒家富民思想鲜明弘扬着重民之思、富民之念。先秦儒家对“大同社会”的愿景与“天下为公”的夙愿。“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是谓大同。”这是孔子极为憧憬的上古时代大同表征。在大同社会，人们无私为公，温良勤俭。显然这其中已包含着一定的共同富裕基本要素。先秦儒家已较为清楚地认识到社会生存的基础在于物质生产，追求利益财富是人的正常诉求。这种重视物质生产的理念与大同理想相联，自会导致平均主义思想的产生，因而孔子主张“不患寡而患不均”，即社会中百姓平等、收入平均最为重要，所有人均等富裕。社会生产力反在其次。先秦儒家对“以民为本”的渴望与“以农为本”的重视。在孔子看来，如果有人能够养育百姓并提供百姓生存的良好环境，即使圣王也不过如此，即认识到富民与富国之间有着密切关系。孟子也认为百姓是国家之基，凡欲得天下者就要先得民心，而得民心的关键在于为民众提供足够的物质生活。荀子也认为如果掠夺民财，将财富集中于上层统治阶级，国家将会衰败。先秦儒家还强调重农主义，如孟子主张井田制与荀子主张“省工贾，众农夫”。由于古代中国以农业作为国家命脉，因而“以民为本”在相当程度上等同于“以农为本”，保证实现王道政治的根本即在保证农业生产。先秦儒家对“重义兼利”的要求与“勤劳致富”的执着。此前学界曾认为儒家重义轻利，这是因为未能辨明先秦儒家谈义所针对的主要对象。在先秦儒家道德伦理中，“义”主要针对士或君子也即社会上层知识阶级。士与民由于在身份上分属不同阶层，在礼法社会中，不同阶层将产生不同的道德衡量尺度。先秦儒家肯定追求物质财富是人的本能，并未简单地将义与利对立起来，而是讲求利的行为要合宜，即务必勤劳致富[1]47-48。

2 新时代共同富裕观对先秦儒家富民思想的理论超越

新时代共同富裕观对先秦儒家富民思想进行了富有时代意义和中国特色的“扬弃”，去粗取精，由表及里，体现了丰厚而光辉的时代价值，展现着中国共产党深沉的人民情怀，其理论基点皆是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之上凝练出的，旗帜鲜明地超越了先秦儒家富民思想的时代局限性、阶级局限性与方法论局限性。

2.1 实现共同富裕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孔子曾说“不患寡而患不均”[1]141-142，这在其所处时代已是超前先声。但当赋税与徭役的沉重不堪以及诸侯大夫的不劳而获使劳作者所能获得的分配少之又少、人们之间财富分配的极不均衡是社会动荡的长期来源时，君主注意社会分配问题固然必要，但致富之路绝不只是注意分配秩序即可通达，先秦儒家富民思想在礼崩乐坏的时代总不免聚焦于愿景的重现。治国仍需实干，致富务必积累，“富民的要点在何处”“富民的动力在何者”，即使恢复至西周，在生产要素与方式等极为低下的农业社会，仅把农民安于土地略显理论单薄。自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确立生产资料公有制这一生产关系以来，大力发展生产力一直作为党和国家中心工作，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甲子有余，国家物质财富积累与人民收入水平不断增长，我国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更有底气坚实迈向共同富裕这一目标。共同富裕作为中国式现代化重要特征，实现绝非一朝一夕;需要全体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戮力同心，使我国尽早迈入中等发达国家之列。并充分挖掘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一切举措，鼓励勤劳致富，在防范社会阶层流动趋向固化中辩证看待“内卷”“躺平”等新的社会现象[2]，树立奋斗意识，使一切创富源泉充分涌流，循序渐进实现共同富裕的财富基础。

2.2 实现共同富裕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本质要求

先秦儒家富民思想的立论点在于游说国君认可主张，使其理论传播找到实践归宿，因此“富民”远景皆落在使国君得到民众尊敬感佩进而实现“王道”政治，维护政权安定，王权存续。“富民”更偏于“术”而非“道”，国君采纳儒家学说的兴趣点也只在于尽快富国强兵而非愿望人民幸福。关于“富民为了谁”“什么是富民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富民理论与实践的深入中，先秦儒家的理论顶点凸显。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肩负着人民幸福的光辉使命，在探索和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很早就认识到了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的要求，在追求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征程中是必然要实现的;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更清醒认识到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不仅要消灭贫穷，更要让全体人民共享富裕，共富之路即无穷之路，是使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不断改善的发展之路;我国当前发展所面临的不平衡不充分的主要矛盾更要求盡快解决发展失衡现象，同时，富裕程度的提高是以生产力水平跃升为前提的，鼓励创富并创造常态化制度安排使先富带动后富体现着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杀富济贫只会导致杀富致贫，应大力弘扬敢为人先的企业家精神并以“富民”为“报国”之要，理性看待财富积累，不激化 “仇富” 心理对立。不断赢得更广大人民的真心拥护，使共同富裕拥有蓬勃群众参与。

3 新时代共同富裕观对先秦儒家富民思想的实践超越

3.1 实现共同富裕始终坚持城乡一体化发展

小康社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业已实现的目标，一个人、一个区域、一个民族都不可能落伍掉队。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党领导人民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且在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我国仍如期完成脱贫攻坚历史任务。先秦儒家孟子认为人得志显达之时应从“独善其身”转为“兼善天下”，后人将之改为“兼济天下”，意即惠泽天下百姓，忧患万家安乐。持“性善论”的孟子具有儒士仁者的悲悯情怀，将天下苍生的幸福苦乐视为己身的宏愿抱负，从修身视角出发，认为从穷到富从而济世扶困才是道义所在，但其将希望寄于封建君主与官僚群体的个体精神，既无强烈约束，亦无实现可能。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现行标准下近亿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彻底解决，迈出了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一步，并适时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使城乡差距在资源投入多加倾斜、公共服务补足短板、产业动能因地制宜中不断平衡缩小。我国深入谋划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因地制宜推动经济带、城市群等承载更多人口与动能，在传统四大区域经济战略之上以长江、黄河等流域一体化发展推动新时代区域经济深度融合，并以雄安新区为北方再造经济新引擎破题，以区域间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营造互联互通新环境，区域壁垒与城乡圈层不断打破，共同富裕将以更协调均衡格局为各地区人民群众生活赋能[3]。

3.2 实现共同富裕始终坚持循序渐进

在两千多年前的战国时代，列强伐交频频，那时的各国君王在连年兵戈不止中如履薄冰，首先图谋的是政权生存，很难将“富民”放在中心位置，因此先秦儒家所希冀的理想社会，一是和平，二是温饱。在民众生产生活的正常秩序尚难保证、先秦儒家的学说主张难有强国君主照单采纳之下，关于“什么是富民”“怎样富民”大多停留于探讨阶段而难有实施。因此关于未来的描绘便是最基本生存状态的描述，难以进一步深究其中。我国在坚定推行基本经济制度及基本分配制度的同时，不断推动收入分配体系更加公平协调，在注重初次分配和二次分配的前提下，更加注重第三次分配，努力形成“橄榄型”社会收入结构，最大程度减少绝对低收入群体;同时大力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使区域之间、城乡之间更加普惠共享住、医、教、养等现代化发展成果，使人民在收入及支出等多方面持续改善获得度、提升幸福感。在政策性倾斜下，不断夯实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使共同富裕拥有完善制度支撑。正确认识新时代共同富裕观对先秦儒家富民思想的继承与超越，才能廓清新时代共同富裕道路，矢志不渝在新时代朝着远大理想奋力前行。

3.3 实现共同富裕始终坚持实现人民群众精神富裕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要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由此，实现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的协调发展应为共同富裕的“题中之义”。文化构成、社会意识、上层建筑等皆是社会实践的重要因子，物质生产充裕的社会也必然要求极大提高的精神境界，物质水平欠发达地区也往往是文化建设薄弱地区。这即是弘扬了先秦儒家重视精神文化的一面，强调对于百姓的思想教育。孔子认为应当在人民生活富庶以后以文治教化他們。孟子也认为王者之治应当在富民的同时，“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4]。他与孔子一样，用意都在于百姓物质生活丰富以后提高他们的思想道德。从富民层面看，儒家对于普通百姓的道德操守并未做很高的要求，只要他们能遵守孝悌等基本伦理观念，不好犯上作乱，努力从事生产劳动即可称善。作为社会主义的文化创造与公共供给，更是旗帜鲜明的价值导向。在业已建成的全面小康社会中，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成为文化领域“小康”标志的重要一环，“扶智”与“扶智”更是精准脱贫攻坚的重要一步，“全国文明城市”也成为各地精神文明建设的金字招牌，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中也内含着对精神生活的更高要求。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中，人民群众的志富之行将会更加丰沛。

引用

[1] 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9.

[2] 蒋永穆，谢强.扎实推动共同富裕：逻辑理路与实现路径[J].经济纵横，2021（4）：15-24.

[3] 习近平.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J].求是，2019（24）：4-9.

[4] [战国]孟子.孟子[M]弘丰，译.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16： 4-5.

作者简介：孙为（1996—），男，山东临沂人，硕士研究生，就读于首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