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旦

一八七七年，《申报》第一任主笔蒋芷湘考中进士，随即炒了报馆的鱿鱼，急匆匆赴甘肃去做敦煌县令。二十一年后，即一八九八年，同样曾为县令的常州人陈范来到上海，入了蒋芷湘所弃的这个行当，做起了《苏报》馆的馆主。没人能料到，这个被撤职的县令，居然在短短的报纸生涯中成就了一番轰烈事业—史称的“苏报案”。

与“苏报案”中其他人物相比，陈范的面目始终是隐隐约约、模糊不清，尽管他是主角之一。《陈范评传》（王敏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恰为此做了大量的爬梳钩稽，很好地弥补了这一缺憾。从中我们知道，就其身世来看，陈范是“知县”子弟，属于“广义官僚群体的后代”（何炳棣《明清社会史论》）：其祖父陈伟曾被选任江苏金山知县;其父陈钟英，于一八四九年中举，以知县拣发浙江，随后在浙游宦长达二十多年，担任过鄞县、安吉、乌程、兰溪等县的知县，以及富阳、嘉善、黄岩县事，补用同知等职。

陈家也完全配得上书香门第的招牌。其父时有文名，著有诗书，湖南名士王闿运赞其为“藻思逸才，冠绝流辈”。其母赵氏在开明娘家的培育下，不但识字，而且通诗文书画，著有《听蕉雨轩诗词稿》。父母如此，家庭教育肯定不会差。家里聘有塾师，悉心培植自家子弟。以后来的情形看，总体成效相当不错。陈范之兄陈鼎，是出于蓝而胜于蓝，不仅中了举，且得中进士，一直在京城为官。其弟陈滔，国学生，精于书画。先在成都和四川入幕做宾，后曾为乐至、郫县、奉节等县知县。五个姊妹个个知书达理，最后都嫁入官宦人家。陈范打小便“随侍府君。府君口授指画，昕夕不辍”。只是运气欠缺，考场不顺。自十五岁开始乡试，六进六出，才得偿所愿，以虚龄算，恰已是而立之年。在“乡试闻报”后，他自己也是感慨万千：后先卌载岁逢己（先君以道光己酉捷顺天乡榜，及今己丑，四十年矣），南北六巡年逾丁（予自光绪乙亥至今，惟壬午以丁艰未赴，十五年中，凡南北六届）。

过了两年，他走任江西铅山知县，开始其官场之途。不过这与科名无关，而是通过“异途”—捐纳所得之位。初入官场，心情肯定不错。在偕同道“登鹫岭，小憩信江书院”时，陈范是踌躇满志意气昂扬：“与君高处共追探，莫畏崎岖说不堪。绿水红桥相掩映，眼前风景似江南。”以此来看，《蜕盫事略》解释说，陈范之所以要“纳粟为令”，乃是有意于“究心经世之学，志盛气锐，欲以政治自效”，不完全是空来之言。从他自己的所述中，其时不乏尽心尽职的心愿和设想：“铅山弊俗甚多，非可悉革。昔人有言，弊去泰甚。两三年来，次第整饬，以办命案、惩讼匪、和民教、除枪替四者为最。”可见不但有做事的计划，而且是次第推动落实。享有“鹅湖之会”盛名的鹅湖书院，年久失修，面对“门擐雀可罗，祠秽神勿歆”之荒凉，他有“百废不一举，守土滋自惭”的自责。于是向官方和民间求告资金，“佥谋面众颜，上达手十函”，最终集得足够银两。耗时将近两年，书院得以修葺并焕然一新。他应民之望，循例出场祈雨，以解“兼旬无雨泽，禾苗叹欲死”之困，并拜告上天，“有咎吾宜撄，无为困吾子”，颇具父母官之风范。神奇的是，祈求后果然下了一场雨。《喜雨》一诗唱出了其当时的心情：“心清暑亦蠲，喝解意尤新。”从现有材料中有一点或能肯定，陈范在任上还属勤勉努力，官声似乎不错。在其顶头上司对所辖各县知县的例行考核中，他名列首位。另外，铅山士绅为他在鹅湖书院的四贤祠附设生位，也多少说明了这一点。尽管他自谦，认为此举有点过，但士民的肯定，“不道舆情谅隐衷”，还是让他很受用，并依惯习将这归之为“总在皇恩浩荡中”。

官场的风云说变即变。一八九六年初，陈范突遭时任江西巡抚德寿的弹劾而被革职，理由是他“夤缘贪酷，声名甚劣”。在他看来这是天大的冤屈，“八字休官却莫须”，结果却不能改变丝毫。“许将组绶换菰蒲”，是他不得不接受的事实。“六载忝邦寄，匡扶心力殚”，落得这般下场，是他没有想到的，心里的愤懑、委屈自是难免。“宦味平生淡，离怀此夕多”，前句未必可信，后句当是实情。“扁舟从此去，不待忆鲈莼。”不过，话音落下仅两年，他又走出了家乡，这一次的目的地是洋场上海，陈范的《苏报》即此开场。

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之后，江南文人来沪谋生计，已属平常。陈范的举动是跟风随波，并不令人意外。但陈范究竟是如何与《苏报》搭上关系的，迄今仍是一个谜。或许如《陈范评传》所猜想的，可能与同是常州人的李伯元为之牵引有关。当陈范与其妹夫汪文溥联手接盘苏报时，該报已是气息奄奄。据胡道静，当时《苏报》“所刊消息议论，颇为无聊，故在新闻纸中占的地位极不重要”（《上海历史研究》）。加上经营不善，还涉入司法纠纷，报纸已难以为继。陈范得手报纸后，首先是重置馆址，算是弃旧换新。不过新馆颇为可怜，只有一间门面。依包天笑所述，这是在一户人家楼下的一个大统间。沿街是两扇玻璃门，每扇门上有苏报馆三个红字。推门而进，即一小柜，柜上摆了一块小牌，写着“广告处”。房间中间用玻璃窗一隔，前半间是编辑部，置有两张写字台，陈范和儿子面对面。他自己负责论说，儿子编发新闻。有时女儿（陈撷芬）也来，为报纸编些诗词小品之类。报纸的内容就这样出自他们的“合家欢”，再没有另雇他人。后半间是印刷生产车间了，一边是排字房，有几架乌黑的字架;一边是机器房，有一部手摇的平板印报机。看上去是五脏齐整，却处处透露出寒伧之相。如此一个场地，足以说明陈范在买下报纸后已没有什么经济实力。照汪文溥日后的说法，“经济乃大困”，于是难免求助于人。先是陈范“自北走燕”筹款经年，似无大收获;继之又是汪文溥向南去湘求援，结果也不如人意。最终，在上海当时的五家日报中，无论是规模、资本，还是发行量，《苏报》都是处于末位。（马光仁《上海新闻史》）

《苏报》

在《蜕盦事略》中，汪文溥称陈范曾私下对他有言：“中国势当改革，而康君（指康有为）所持非也。君盍偕我以文字饷国人？俾无再入迷途。于是相与在沪组织一日报，此即壬寅以言革命被祸之《苏报》也。”这就是说，陈范买《苏报》是有政治动因，由此给人这样一种暗示，《苏报》后来倡言革命并触犯清廷罹祸是早有前因种下。此说事大，倒是需要费点笔墨辨析一下。

就现在能够看到的《苏报》内容以及陈范的文字看，汪文溥的这一说法缺少支持。相反，报纸上的言论倒是与康梁一辈多有相通。当时《苏报》的若干论说，曾频繁被《清议报》《新民丛报》和《湘报》等转载（周佳荣《苏报及苏报案—1903年上海新闻事件》）。冯自由对该报的评定，“初立足变法”，“嗣复中于康、梁学说，高唱保皇立宪之论，时人多以康党目之”（《革命逸史》），或许更接近其实际面目。陈范对康有为的言论不满，或许是存在的。在主掌《苏报》之前两个月，上海《游戏报》刊登出陈范的一篇文字，名为《捕虎者说》，据信这也是目前所见到的他的最早的报刊文章。此文讲述了这样一则寓言：捕虎者为抓捕老虎，设下一计，穿戴虎皮仿其形状以作迷惑，图乘其不备而一举捕之，结果被虎一眼识破不得不落荒而逃。陈范借此讥刺维新党人没有看到中外异势，事事照搬西方，犹如捕虎者之所为。最后的结论是“凡用兵者，当避其所长，攻其所短。其长也，思所以御之。其短也，思所以制之，斯可以获胜。若事事步趋，吾恐虎未死而为虎笑矣”。这种高高在上的事后阔论，轻飘空洞，与康梁等所思所为，不可相提并论。陈范对康有为不以为然，或许是事实，甚至不排除因自身的遭遇对清廷有所不满，从而“以文字饷国人”，成为其办报的动因之一。到了上海后，与新派人士多有交往，也说明他不是一个坚硬的守旧之士。但这一切，并非意味着他当时就有更为激进的念头。即就其在民初所写的几篇言论来看，大致也是四平八稳，而且反对极端立场。作为办报者，陈范给人的总体印象，与《时务报》的汪康年有几分相似，以关系周旋为长而不是什么“以饷国人”的文字或思想。因此，无论陈范接办《苏报》时，在中国改革问题上对于“康君所持”有何非议，与后来的报纸之遭遇似都没有什么必然关系。章士钊的这一个说法比较可信：陈范“思更以适时言论张之”，目的在于“扩其销路，而未必有醉心革命，遒人木铎之坚决意志也”。说白了，《苏报》激烈言论的出现，本意是为扩展销路，并不是陈范有什么强烈的革命追求。陷入《苏报》案，是没有料到的一个意外，非是所希望的结果。

简单来说，导致《苏报》成为排满革命思想及实践之倡呼者和推动者，来自三个关键因素。第一，时势大局的变化。在李剑农的《中国近百年政治史》中，将二十世纪最初五年，定性为“中国新势力复活的酝酿时期”。具体反映在上海，即新学书报十分风行，“上海作新社、广智书局、商务印书馆、《新民丛报》支店、镜今书局、国学社、东大陆图书局等各竞出新籍，如雨后之春笋”（冯自由《革命逸史》）。在这样的情势下，谈新论新，几成一时之趋。老牌大报《申报》在一九○五年不得不改版，以调整其一贯保守的面貌，也足以反证新潮所产生的社會压力。《苏报》要想立足，并且扩大其影响力，跟上潮流是必然的举措。恰也差不多这个时候（1901年），清政府正式宣布全国改书院为学堂，这是一个重大的教育事件，更是一个前所未有的社会事件。陈范在这时显示出其精明，从时局和学堂的变局中，敏锐地感觉且抓捕到了扩展报纸的机遇，在报纸上专门新辟了一个栏目，叫作“学界风潮”，专注学堂事务，从而把上海滩上一张原本没有什么特色的报纸，在某种程度上改造为一份注重“教育”的报纸，或者说“新学界的报纸”，使新学新知新学堂关联一气。果然立竿见影，效果着实不错。据说自“增入‘学界风潮一栏，所载文章，素为东南学界所注目”（张篁溪《苏报案实录》）。

第二，家庭作坊式运作的《苏报》，好处是成本轻，导致的严重问题是稿源不足。包天笑说，其时报馆中经济既困，人才亦少，陈氏常拉人写论说（《辛亥革命前后的上海新闻界》）。这一说法可以在现存的《苏报》中得到验证。这就是说，《苏报》最重要的内容，亦即论说部分，主要依靠外稿，陈范的任务就是拉稿子。这也就理解了陈范与上海新知识群体来往密切的缘由，除了在政治上互相有某些共同的取向，谋取稿子亦是一个动机。其中一个最大的变革，就是与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学社进合作，《苏报》自承做教育会机关报（冯自由《革命逸史》），爱国学社为之定期供稿;《苏报》的回报，据称是“月赠爱国学社百金”（张篁溪《苏报案实录》）。这的确是一个双赢的谋划：陈范可以解决无米之炊之窘境;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学社，不仅可以缓解经费危困之苦，更重要的是握有了可以反击“顽旧”之派恶意攻击的舆论利器。如所周知，成立于一九○二年的中国教育会是一个政治团体，“表面办理教育，暗中鼓吹革命”（蒋维乔《中国教育会之回忆》）。爱国学社作为沪宁两地退学学生的安身之所，与教育会本就一家，二者是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由此而来，这个原本的家庭报纸，也就不可避免地转变为革命派的工具，成为宣传革命、鼓动学潮的大本营。

第三，陈范聘请章士钊为主笔，又加力将报纸向激烈方向推进了一大步。陈范中意于章士钊，显然是看中其才能。不过据说陈范还暗藏私情，“赏章行严之文才，图将其女陈撷芬配之而未言，即招章入馆司主笔”（《上海苏报案纪事》）。纵然这是真的，也只是陈范的一厢情愿。章士钊之所以答应担任主笔，则是另有盘算。作为南京陆师学堂的退学生，章士钊在爱国学社与章炳麟、邹容颇为交好，他们一直为手中缺少倡言革命的武器而联床叹息郁郁不欢。恰在此时，陈范伸来了橄榄枝，希望章士钊适馆，“董理斯报”，可谓正中下怀，自就当仁不让。

章士钊果然是血气方刚，大刀阔斧，以《本报大改良》《本报大注意》《本报大沙汰》告白为前行，三天内放了三把火：先是调字号，对于一些文章中他认为“发论精当，时议绝要”的地方，印以二号字，以突出视觉效果，“冀速感阅者之神经”;然后是调版面，将“学界风潮”栏目提前，安排在“论说”之后，以示特别重要之意;最后是调内容，除非紧要军报之类关涉绝大关系之事，否则“所有各省及本埠之琐屑新闻”，一概不登，“务以单纯之议论，作时局之机关”。章士钊的《苏报》，关注的不再是新学界自身，也不再是以“学堂动态”为特色的教育报，而是整个转向了政治，变成由新学界主持的“政治报”，是对政治时局的“发言”，也就是“作时局之机关”，报纸成了言论纸。正是在章士钊的“恣意挥发”下，《苏报》以水火不容的决绝姿态，打出了革命党旗号，并以势不两立的态度讨伐保皇党，鲜明地划出了二者之间的界线，引发巨大的社会震动。章士钊对此颇为自得：“辛亥前之内地革命论潮，以癸卯一年为最高峰，其所以成为高峰，则明明苏报为之职志而已。”（《苏报案始末记叙》）“成为高峰”，自然就成为清廷的眼中钉，这是章士钊们应该想到过的，但租界当局与清廷达成妥协，答应有条件捕人，怕是他们之前所没有估量到的。相反，他们的无所畏惧，在部分原因上，正是觉得有租界的特殊性可恃。一九○三年六月二十九日至三十日，苏报馆账房钱宝仁和陈范次子陈仲彝相继被巡捕房关押。七月一日，邹容和龙积之投案。七月七日，苏报馆被会审公廨查封。章士钊的“不惜以身家性命”而“并为爆炸性之一击”（《苏报案始末记叙》），成就了报纸革命之壮举，也彻底击毁了报馆，打蒙了陈范。在躲藏了两天之后，他于七月三日夜挈女携妾，登上三菱公司日本邮船株式会社的“博爱丸”号，仓皇逃亡日本。从此开启了后半生《苏报》陈范的流离之程。

陈范是从神户上岸的，几天后转往大阪。继而与女儿陈撷芬又前往横滨，并在那安顿下来。这样的线路是事先筹划还是临时定夺，不得而知。在横滨时他访问过孙中山，与之“畅论时事”，并在一九○四年冬，还参与过由冯自由、梁慕光、胡毅生、廖翼朋在横滨所组织的“洪门三点会”（冯自由《陈梦坡事略》）。除此而外他的影踪均不见录载。只知道他于一九○四年底或一九○五年初前往香港，协助陈少白办《中国日报》。不过时日不长，应该是在一九○五年春，就北下悄悄回到上海。

然而，清廷仍然放不过他。到上海不久，陈范即经历了一场牢狱之灾，所幸时间不长，大约吃了一年多牢饭。汪文溥的《蜕盫事略》对之有记录：“（陈范）只身走香港，无所欲，复来上海，则为虏督端方侦骑所得，黠者献策端方，谓苏报案领事团不肯引渡，即得其人，不能死之也，不如使人以他事讼之，得引案归内地，则斩戮可任吾意。虏如所策，而外人洞其隐，终不为虏策隳。既了他讼，即不问前案，竟纵之出。”时间是一九○六年，恰与当年“苏报案”另一主犯章太炎迈出租界监所大门为同一个年份。

章太炎出狱后，顶着英雄的光环向东去往陈范的来时路—日本，在那又干了不少引人注目之事。陈范则是向南遁隐，秋天“离沪，伏处于浙江温属滨海之地一年余，困不能继，乃至长沙”，投靠时任湖南醴陵县宰的汪文溥，开始他的湖南寄生日子。

亏了有这样一个情谊相厚的妹夫，使走投无路的陈范，有了一线生机。于此一来，汪文溥的状况也就决定了陈范的状况。汪时任醴陵令，又“颇结纳时士”，故其时醴陵人尚重陈范，皆为“趋事汪者”之故，与陈范本人如何无关。当汪文溥被指与革命党人有染，受到革职且被捕入狱，陈范想必也是饱尝了人情之炎凉。他一方面与友人商量营救汪，同时因汪的去职不得不搬到友人处暂居。一九○九年下半年复又离开醴陵到长沙借住汪文溥处。之后，他时而长沙，时而醴陵，居无定所，收无定入，生活状况甚为潦倒。其友傅専前来探访，映入眼帘是“蜕盫状至萧瑟，若不得已而處此者，于以知其遇之穷也”。屋漏偏遭连夜雨，其间他忽得重病，这在以往从未有过。据他自称，“生平少病，偶患寒热，卧一日夜，或饿一二餐，强起治事，或游宴，旋即如常。虽届五十，未以为衰，自视犹昔”。此次却是十分不同，病刚起即来势汹汹，“病倏根已深，强起竟无术。自滋抱足眠，一榻四十日”，最终动刀两次，躲过一劫。“痛定思痛，虽不死，殆有甚于死者矣。”这一打击首当其冲是身体，但更深的影响则是心理和情绪，“已悟人间皆大泡，不堪凿空学张骞。西山明月东溪水，诗酒相逢便是仙”。

话虽如此，民国的成立使他萌生新的念头。一九一二年春，陈范离开旅居近五年的湖南，重又踏入上海滩。“纪元春尽始抵沪渎，旧历试灯节矣。朋旧似隔世之逢，姻亲有白头之叹。”“人之视仆如武陵渔父才出桃源，仆之自视亦如蓟子训重到洛阳”，内心的百感交集自是难免。陈范此番决定回上海，是经过切实考虑的：首要是想与家人相依相伴，互有照料，“湘虽旧土，常州为先亲坟茔所在。且寡媳孤孙，尚需老人瞻顾”。加上“自去年病后，亦渐觉衰飒。即遇事力振，心有余而力不足”。当然，其次也是想因此能够谋一饭碗，“觅一不甚劳不甚逸之事以自处。一则消遣，一则自资”。或许漂泊久了自信也少了，他也不禁表示出忧虑，“第不知能如愿否也”。

不知道陈范心目中“不甚劳不甚逸之事”指的是哪一些，反正他的担忧不幸成为现实，民初的上海，并没有为陈范带来什么好运，以能轻易获得如愿的职位。没有事做，也就没有经济来源，生计仍然是一个令他头疼的问题。亲朋旧友们为之着急，也很为之不平。“当是时，南京政府既建，革命将告成功，人人自谓手造共和，尽瘁民国，某为伟人，某为志士，某又为老同志。”陈范的《苏报》曾为此闹出一番天大的事情，有功却未能受禄。

陈范也曾低头向时任江苏都督府都督的故旧求助，未得理睬。无奈中听从吴稚晖的建议，以恢复《苏报》为名，上书请求上海都督府都督陈其美返还被上海道没收的苏报馆财产。倘若原有财产各件已变价或弃掷，不复存在，就恳请陈其美“于沪道原有范围之公款内，饬拨银八千两，作为发还原价”。此时已留洋归来并在《民立报》事笔政的章士钊，还专门发表一篇名为《〈苏报〉将复活乎？》之社评，以示对故人的声援，最后同样是不见回复。蔡元培等人不死心，又联名出面向民国政府申请救济陈范守寡的儿媳，理由是其子陈颂麒因苏报案代父系狱，挫折身死。现存寡妻亦可比照该局所定恤金表中刑毙等一条之例，酌量给恤。此请又是如泥牛入海。据说陈范曾一度靠写小说赚稿费获得一些收入，后还是由南社社友叶楚伧介绍，进入《太平洋报》任编辑，只做了个把多月，又转赴北京《民主报》任职，大约两月后又请辞回沪。

一九一三年五月十五日，距湖南回沪不过一年多，陈范在沪西宝安里的居所走完了他的人生之路，时年五十三岁。之前其两任妻子均已殁。他的两个儿子，一个在“苏报案”后不知去向，一个被捕入狱，出狱后客死他乡。唯一的孙子，在他回沪后不到半年也因病而殇，年仅四岁。一家零落，实可谓是断子绝孙;死后家中徒有四壁，竟买不起一副棺木，最后还是靠亲友帮忙，又可谓是死无葬身之所。他在弥留之际，听从了小女儿的劝说，受洗皈依天主教，大概是想祈求天国圣光为其带来一丝温暖吧。“屈平沉江作竞渡，宣武登临成故事。愧我悲欢五十年，春秋都有伤心处。寸心得失知者谁，差幸薄言不逢怒”，正是他一言难尽的《苏报》经历之自我写照。

陈范的《苏报》和《苏报》的陈范，自此已是人去曲终。可我仍有疑问挥之难去。比如，“苏报案”之后的陈范，怎么就失去了其基本的谋生能力呢？若东瀛之日，人生言不通，又在慌乱之中，尚情有可原;后去的香港，成为化外之地，不易生存，也在理中。可是湖南，本是维新势力的主要营地，虽然戊戌变法受挫伤了元气，基础仍固。比如在新式教育方面的发展就不算慢。在一九○二年至一九一一年十年间，仅新式小学堂就有两千零八十五所（莫志斌、任春辉《论湖南教育近代化》）;至于全省的中学，到一九○九年接近五十所，居全国第二位（冯家钦等《湖南教育简史》）。再看湖南报刊，在清末民初这一时期，仅仅可考的报纸就约达七百三十种（黄林《近代湖南报刊史略》）。按照陈范已有的经历和知识基础，加上汪文溥的关系，其时如若有心从中找一个事做，哪怕是写写稿子挣点稿费，应该不会太难的吧？可是，在现有的材料中，他似乎连这样的努力都看不到。空余时间不是沉迷于吟诗写字，就是与一二好友周旋，乃至点评《石头记》，基本状态就是默默在家消遣时日，甘愿寄食而受穷。当时他的年龄，不过四十多一点，哪怕是未老先衰，当也不应如此。民国前后的上海，新式报业、出版业更是繁荣异常。别的不说，陈范所熟识的南社诸友参与编辑的《民立报》，其时日销多至二万份，印机昼夜不停（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然而，好像与他要找的“不甚劳不甚逸之事”，没有什么干系。他后来确实去过两家报纸，时间都非常之短，在香港《中国日报》也是如此，均为旋进旋出，好似蜻蜓点水。这难道不让人奇怪吗？目前给出的理由不是人际关系就是水土不服。回看在《苏报》期间，陈范有诸多的交往，比如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学社，从没听说有过什么龃龉。

对此我有一个推想，办报本不是陈范的兴趣所在，他每与报纸发生关联，都是迫于生活而不是志趣。“苏报案”之后的几次更是一清二楚。这不奇怪，在上海的新式文化人，不少都来自这样的外力，而不是内在驱动（熊月之《解析上海人》）。不过陈范的不同，还在于他不仅不具兴趣，甚至可能缺乏这方面的能力。柳亚子们对他的学问诗词是赞赏有加，称“其学穿穴经史百家，旁通内典，兼及重译诸籍，而尤长于诗”，“几几与杜陵方驾”。对此，我没有能力评价，但就其余留的几篇报刊言论看，实在说不上好。论述平淡而不透亮，文字工却不简洁，条理虽清但激情缺乏，很难吸引人的阅读。不要说离梁启超“笔锋常带感情”的“报章之文”甚远，比之于右任、宋教仁、章士钊等，相差也不只是一个等级。那么，他在报馆之中打几天短工即走，除了所谓的人事和水土之外，是否还有难副其职的隐情呢？《苏报》的言论几乎全来自外稿，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了这一点。简而言之，陈范看上去不是做编辑记者的料，无论是其文思、文风还是个性。要是不发生“苏报案”，陈范及其《苏报》会是一个什么结果，实在也是不好说。不过，历经近十年的颠沛，《苏报》的陈范肯定已接不上上海滩的报刊气场了。

这不免又让我想起陈范后来对于《苏报》一案的三缄其口。现有的所有回忆都将此归之为他的谦逊、淡然，不愿自夸居功。柳亚子认为是他“萧然物外”，故“绝口不道前事”;按其好友傅専所见，是他“深自韬匿”，甚至压根就没把这当回事，“询其往事，皆不甚了了，殆如梦除觉”。而这，又与之“为人暗淡沉默，恂恂如老师宿儒”“不习突梯挈楹之技，叫嚣与脂韦两非所擅”的个性和气质相关。然而，顺着他的报刊经历看，或许还有另一个可能，那就是他不愿也不想再提此事。试想，他本来就与报纸没有深交，不过求生之需，倾囊买下《苏报》，却有意无意引发了案件，一举成了名人，又突如丧家之犬奔走在逃亡路上，这样的一个个片段，他该如何剪辑串联呢？刚抵日本时的场面就很有点意思，“慕君名者，方各印一时豪之态度于脑镜，欲一见为快。既见，乃恂恂如老师宿儒，几疑此不类昌言革命者”，不免败兴，自然也就不再与之来往。失望的不仅是他们，陈范也未必认可自己是“时豪”。汪文溥曾转述过陈范关于申请政府补偿的一席话，或让我们稍可触及其内心：“吾辈之事，乃各本吾人之心理，发为言论，以质人群，宁冀有毫毛之效，预为贩卖禄利地。今世运递嬗，邂逅揭示此幕，宁可以其倒印吾辈前说，即贪以为功。”也就是说，“世运递嬗”如此，本有着各种不同的原因，现在既碰巧与民国相遇，就不可以后证前，倒印其因，谋划好处。假定这也就是他理解“苏报案”的基本逻辑，他自然就无法按照人们的想象，以一个落难英雄般的口吻来叙说这个故事。可是不这样讲述，又该如何开口呢？民初回沪后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追维今昔，觉一生所历变幻离奇。惜君时不在仆前，否则当闻几许狂谈”。对于这种事出虽有因，复盘则茫然的“变幻离奇”，他除了沉默，还能如何？当然，这不是说陈范没有自己的政治主见，也不意味着他不反对清廷，而是如何想和打算怎么做之间，常常不是一马平川由此及彼，更不必说穿插着种种意想不到的“邂逅”。照此看来，他“绝口不提往事”，也不排除是要彻底抹去前尘，让人忘掉《苏报》的陈范，重新做回自己。到湖南之后，即改号自称“蜕盦”。“蜕”即脱皮，莫不是要蜕去的就是《苏报》这张皮？不管如何，倘依此来看待他在湖南时的生活状态，倒是能够说通了。

未曾料，在陈范去世后二十年，即一九三七年二月十八日，突如其来有了南京国民政府下达的一个通令，以褒奖陈范“早岁在申办理《苏报》，提倡革命，嗣以事发，奔走四方”，“不遑宁处”，“终因积瘁已深，病殁沪上”，而且连累“一门受祸”，“应予特令褒扬”。去世的陈范仍然躲不开出其不意的“邂逅”，而且還是因了《苏报》。莫非他对此有预感，早早就写下了这样几行诗：

真人入幻笑年时，泪在衫襟血在诗。

泪血如今都已尽，是真是幻任参差。

写于杭州西溪听水楼

文中材料除标出的外，均来自王敏所著的《陈范评传》以及由她所编校的《陈范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