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天纲

德国哲学家康德（1724-1804）在《永久和平论》（1795）中论证了人类的“普遍的友好”才是“世界公民权利”，人们正是以此善之本性的扩展，达成“永久和平”。也就是说，人类本性中有“好客”的善心，而战争、抢劫、掠夺等“不好客”的行为“都是违反自然权利的”，最终将在人性中被克服。然后，康德又说：“地球表面不能居住的部分，海洋和沙漠，隔开了这个共同体。即便如此，舟船或者骆驼（沙漠之舟）却是他们有可能越过这些无人地带而互相接近，并且利用属于人类所有的对地球表面的权利而进行可能的来往。”（《永久和平论》，何兆武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确实，大洋上面，波诡云密，人类主要是和大自然作抗争;大洋彼岸，海阔天空，族群之间更多是相互合作。康德提到“海洋和沙漠”，在古代是隔离了人类交往的天堑，而在“大航海”，即我们今天认识到的“全球化”之后，一望无际的海洋，反而成为连接人类各民族“好客”交往的大通道。

一四九二年八月三日，意大利热那亚人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1451-1506）从西班牙海港巴罗斯起航，征服大西洋，发现新大陆。此前，人类各民族的交往，无论是和亲或者战争，文化交流或者贸易，移民或者贩奴，基本上都是在欧亚大陆的“沙漠”之间，以及环地中海的“海洋”中进行。“大航海”以后，大西洋、印度洋、太平洋最终成了人类的“内海”，整个地球联为一体。亚、非、拉、美、大洋洲的人民不断融合，康德正是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三百周年之际写作《永久和平论》的;他在动荡中感受到了人类日益频繁的交往和接触，认定了未来必将出现一个“世界公民社会”，在一个海洋的体系，海洋的时代，人类得以获得更大的进步。我们可以说，正是海洋，造成了人类的一体化;正是海洋的存在，人类在最近的五百年中得以全球化;更重要的是，人类从一体化的全球交往之益中，逐渐摒弃了老大陆上积重难返的种种恶习，发展出现代文明制度，因而更加认识到了海洋的重要性。

中国的知识人认识海洋的重要性，要比哥伦布的环球航行晚了整整一百年。从罗马教宗国来的传教士利玛窦（Mateo Ricci，1552-1610）来到南京（1600）、北京（1601）的时候，江南地区有一批好奇的读书人才知道了有一种远在“泰西”，“深目隆准”的“大西洋”人，“梯山航海九万里”到达了中国。我们知道，继哥伦布之后，葡萄牙人达伽马（Vasco da Gama，1469-1524）沿非洲西、东海岸航行，越过好望角，进入印度洋。达伽马于一四九八年到达印巴次大陆西南部的卡里卡特，证实了哥伦布发现的“印度”其实是一块原先并不为欧亚大陆和非洲各民族所知的“新大陆”，而达伽马向东航行发现的才是真“印度”。一五○九年，顺着达伽马开辟的航线继续向东，葡萄牙舰队司令塞格拉（Diogo Lopes de Sequeira）率领军队闯进了马六甲海峡，进入了“南中国海”，这是欧洲人第一次背靠印度洋，遥望中国、日本和印度支那。一五一一年，葡萄牙总督阿布魁（Alfonso de Albuquerque）攻占了马六甲，《明史·佛郎机传》称：“正德中，据满剌加地，逐其王。”不久，西班牙籍葡萄牙人探险家麦哲伦（Ferdinand Magellan，1480-1521）在一五二一年从南美洲进入了“太平洋”，并发现了菲律宾。这样，短短的二三十年间，欧洲拉丁民族的航海家们就完成了史无前例的环球航行。

自有“航海大发现”以后，海洋成为人类活动的中心;因为有各种各样的物产可以交换，形形色色的民族可以交往，更有无穷无尽的资源可以利用，海洋就成为各民族发展中最为有利的因素。跨洋贸易的结果，远远超过了几千年来大陆内部跨越沙漠、高山、河流阻隔做成的文明交流。自十六世纪以来，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等都是凭借其海上航行的優势，建立起一个个庞大的殖民帝国。稍晚，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等，因为具有全面开放的海岸线，也都利用其优越的沿海自然条件，在十九、二十世纪崛起，成为强有力的新兴“海洋民族”。欧、亚旧大陆虽然也有如意大利、法兰西、德意志、俄罗斯、土耳其、波斯、印度、华夏等古老而强盛的国家/民族，但是这些“大陆民族”大多数因为固守内陆，攘人疆土，留恋传统，参与国际贸易合作的“海洋精神”滞后且不足。于是，我们看到大陆诸强民族在近五百年来的全球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中，开放性不够，征战性却很强，在真正的社会改革事业中显得步履蹒跚，常常遭遇重大挫折。学者们有很多方法区分民族和国家的类型，如语言学家按不同语系，分为盎格鲁-撒克逊、拉丁、斯拉夫、阿拉伯、汉、和等民族;法国哲学家孟德斯鸠按各国政体的不同，区分为“专制”“君主”和“共和”。考虑到十六世纪以后的“全球化”过程中海洋的重要性，我们可以按不同性格再做一种区分，即开放性的“海洋民族”与保守型的“大陆民族”，这也是具有充分的理由的。

对于十五六世纪从拉丁民族开始的“航海大发现”，处在欧亚大陆东端的中华民族是后知后觉的。应该坦率地承认，中华民族是很晚才加入到人类各民族的“全球化”海洋交往的。但是，造成中国人“海洋精神”落后的原因，不在民众，而在朝廷和士大夫。清帝国是在一八四○年“鸦片战争”失败以后，被英、美、法国家政府以强行叩关的方式，不情愿地加入到全球贸易体系。“闭关自守”是指朝廷和士大夫的官方态度而言，而不能指陈民众的后知后觉。相反，宋代以来，东南沿海地区的福建人、广东人、浙江人、江苏人、山东人却有不断“下海”，在“片板不得下海”的严禁中努力从事贸易航运的。令人遗憾的是，东南海上贸易常常被中央王朝的“海禁”政策搞得精疲力竭，陷入了周期性停顿。在元、明、清断断续续的“开埠”时期，东南民众从事着一种沿海型的海岸运输（sea transportation），而不是跨越大洋的海洋航行（ocean navigation）。元代有海运漕粮，明代有郑和下西洋，清代则有闽南人、潮州人和广东人的“下南洋”，从北亚、东亚到东南亚，华人的航海活动就其活跃性来说，并不亚于拉丁、西欧、北欧民族，有些零星的船只甚至已经到达了红海和东非海岸。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国知识人中曾经有中华文明的整体性质到底是大陆民族，还是海洋民族的争论，这当然是非常有意义的问题。二十世纪初，中国学者们争议的是华夏文明到底是以黄河为代表，还是长江为代表。这一时期的大多数人，仍然认为中国是一个以中原为代表的大陆民族，他们是把从途经黄土高原的黄河，作为中华之象征;只有较少数量的学者，提出南方的长江，也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也应该作为中华文明的象征。然而，还有更少的几位学者，如陈寅恪先生等人，“学术独立，思想自由”地在自己独到的研究中提出：中国不单有长江、黄河的内陆文明，它也有自己的海洋文明，正如希腊、罗马、迦太基等地中海民族。注重沿海中国的学者提出：齐、吴、越、闽、粤等东南“滨海”地区，存在着不同于中原民族的信仰、学说和生活方式，即一种海洋文明。

在十六世纪全球化刚刚开始的时代，中国士大夫们的海洋意识，并不是从东南沿海民众的航海经验中提炼的，而是在利玛窦带来的《坤舆万国全图》等图志的激发下猛然醒悟的。一六○二年，杭州人李之藻（1565-1630）用利玛窦提供的《山海舆地图全图》作底本，加上从福建传教士那里获得的两个新版本，稍稍参考了国内东南沿海航海民族积累的航海图志，编成了一部详尽的世界地图。这是一部改变中国人的世界观，让人们的视野从中国转向世界，从内陆转到海洋的划时代作品。《坤舆万国全图》引导了一种海洋精神，让重视传统问题，关注内地利益的士大夫官员们知道了一个海洋时代的到来。我们完全可以在全球化的意义上，把它看作是汉语世界“海洋研究”（ocean studies）的开端。南京博物院藏《坤舆万国全图》就是一部“海洋研究”专著，巨幅的全图上，不单有利玛窦、李之藻、吴中明、陈民志、杨景淳、祁光宗等人的题识文章，还有“大航海”以来欧洲航海家的著名航船，有他们在大西洋、印度洋、太平洋中，以及沿岸地区发现的旧大陆上未曾见过的珍奇动物，如大象、狮子、鳄鱼、鸵鸟、鲨鱼……《坤舆万国全图》打开了一个新奇的海洋世界，涌现出前所未有的全新知识，确实就是华人世界最早的“海洋研究”。但是，明代的海上航行和“海洋精神”在清初的“禁海”政策下又一次中断，而当时因“大航海”而来的人类全球交往正如火如荼地开展。因此，尽管还有不少学者争辩“郑和下西洋”的重要性，论说乾隆皇帝“怀柔远人”的合理性，考证“中国人发现美洲”的可能性，但华人航海家毕竟没有像欧洲人那样完成环球航行，一块接一块地“发现新大陆”，也没有建立起一个广大无垠的海洋意识，更谈不上像达尔文那样从事海洋调查，利用海洋知识，建立起现代科学体系。

海洋时代，新大陆和世界各地的海洋民族，在克服了旧制度的残余之后，诞生出了一个个新的文明。这种新文明分布在海外的新大陆，以及作为通商口岸的旧大陆沿海城市。“海洋文明”，并非只存在于那些孤悬于欧亚大陆边缘的“海洋民族”，比如英伦和日本，历史学家有时单纯从海洲地理来划分“海洋民族”。其实，“海权”是一个新的文明、新的体系，旧大陆的沿海城市和区域，比如明代的江南，清代的上海，也都卷进了这种新的海洋区域文明。旧大陆的海洋区域延续了不少制度遗产，仍然被各种旧习惯纠缠。但是，他们却在海洋体系中发展出诸多的人类新精神，比如航海冒险、贸易重商、知识探索、边疆拓展、自由独立、族群合作、宪章精神、城市自治，等等。那些在旧大陆萌芽，却难以发展的进步要素，一旦挣脱了封建领主和专制君主的束缚，就会在“全球化”的海洋空间里迅速成长。“文艺复兴”激活了人性，萌动出“现代性”，这些都在海洋民族、海洋城市和海洋地区更容易得到移植、生存和发展，新大陆形态的海洋城市，成为欧亚大陆各地民众离开故土，实现梦想的新空间，这种“乌托邦”现象在十七到二十世纪各民族的海外开拓史中非常明显。

一直到现在，中国学者对于三千年以来的华夏传统文化的兴趣，远远大于对于海外世界的好奇。中国文化界仍然缺乏像捷克作曲家德沃夏克（Antoni Leopold Dvorak，1841-1904）《自新大陆》那种情感样式的作品。明清时期延续至今的主流学者，在知识诉求上的内向（internal）和内部（domestic）的倾向，与“文艺复兴”后的欧洲学者提倡的那种外向（external）和域外（exotic）的特征非常不同。传统的儒生们，遇到了“四书五经”“十三经”中没有记载的域外知识，思维定式首先不是核实、验证和探索新的知识，而是回护传统知识的合法性。持守这样的经典主义“正统论”，很容易把十六世纪以来在欧洲和西方社会汹涌澎湃的海洋知识，处理为“海客谈瀛洲”的“山海经”。明末士大夫中像徐光启、李之藻这样对于海洋知识有如此强烈的好奇，那一代对于“坤與万国”所处的“五大洲”的海洋环境有着差不多同步了解的先驱人物，在清代就消失了。

在中华文明中负责发展世俗知识体系的儒家学者，一贯持有经典主义的“正统论”，这是一个要命的思维弱点。在研究上海历史中偶然发现，当一八三一年、一八三二年、一八三三年英国东印度公司资助“阿美士德号”海洋调查船考察北太平洋的日本海、东海、黄海的时候，他们的探险活动甚至已经渗透到长江、黄浦江内，而中国知识界却全无反应。按我的理解，郭实腊（Karl Friedrich August Gutzlaff，1803-1851）参与的“阿美士德号”在东亚民族沿海进行的海洋调查，填补了哥伦布、达伽马、麦哲伦全球航行在北太平洋的空白点，它是继续库克船长（Captain Cook，1728-1779）在南太平洋探险和海洋调查事业的最后一环，在世界航海史上的一个句号，非常重要。“阿美士德号”对东亚、东北亚的海洋调查完成，历时三百多年的“大航海”才有了“全球化”的一个闭环。这么重要的事件，发生在清朝的家门口，除了上海当地商人和民众有一阵骚动之外，居然没有在知识界引起任何有意义的反应，这是不应该的事情。之所以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是和士大夫单一的大陆民族文化认同，以及经典主义的“正统论”有绝大的关系。一种内向型的思维习惯，让他们感觉不到十九世纪中汹涌拍岸的太平洋环流。

“鸦片战爭”以后中国人的海洋知识，最早还是由于外侨学者的提倡，才逐渐引进上海的。据查考，上海英美外侨组织的“亚洲文会”（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1857）是上海和中国最早从事“海洋研究”的学术机构。继“阿美士德号”北太平洋气候、洋流、物产、生物、港口、人口、民族、文化的调查之后，在上海英租界创立的亚洲文会，对于中国的河口海岸地理，海洋生物种类、台风路径分析、沿海物产贸易等情况都做了科学研究，发表在该会的学报上。另外有一份与“亚洲文会”合作，而稍晚出版的月刊《中国科学美术杂志》（The China Journal of Science and Arts，1923-1941）也发表了大量立足上海的地理、生物、文化、艺术研究论文。像苏柯仁编辑的《长江口之北鲸鱼搁浅》（1935年3月）、《中国近海海域之鲸》（1938年2月），引导了中国人的海洋研究兴趣。这些在上海从事的研究，用英文发表的论文，是欧美学术界海洋研究的一部分，但也带动了许多本土学者加入海洋研究。外侨学者，如艾约瑟、韦廉臣、丁韪良、福开森、苏柯仁等人，大多都参与了清朝的“洋务”“西学”建设，和早期中国学者一起开启了近代科学研究事业。随着一八九八年“戊戌变法”主张吸纳“西学”，一九○五年清朝废除科举制，二十世纪一十年代纷纷建立大学，二十世纪中国人的知识体系发生了大的变化，域外、海外的海洋知识也译介到中国，正是在这一代人中间，时代风气改变了知识人的精神取向，外向型的知识兴趣开始普及。

《中国科学美术杂志》，1930年3月刊

在晚清的知识更新运动中，江南地区的儒家士大夫如张謇这样的“末代状元”，逐渐放弃经典主义的“正统论”，开始与商人、实业家、教育家和科学家结合，面向海洋，研究海洋。一九○九年，江苏教育总会推动设立邮传部高等商船学堂，开始了近海和远洋航行的教育与研究，此为后来的上海海运学院（今上海海事大学）;一九一二年，张謇、黄炎培等江苏教育会的士绅与商绅，又创办了江苏省立水产学校，此为后来的上海水产学院（ 今上海海洋大学）。上海这个城市和中国其他城市不一样，它根植于江南地区的经济与文化，但并不起源于军事要塞和行政中心。从元至元二十九年（1292）建城那一年起，上海就是长江口上的一座海港城市（ocean port），航行和通商的范围远达东北、日本、朝鲜、东南亚。上海港，作为元朝向北方海运漕粮的城市;明朝郑和下西洋的母港;清朝恢复海运后“开埠”从事南北洋贸易的江海关榷，它一直是一座面向海洋的城市。七百多年来，上海的儒生士大夫或许同样有着内向的倾向，到南京、北京讨生活，而本地的农人、商人、工人和船民却有着悠久的航海精神，他们热衷下海。在上海，甚至有一座专供出海者烧香的“下海庙”，更有护佑水手们在大洋深处航海安全的“天后宫”（天妃宫、妈祖庙）。

放在我们面前的这部多卷本《海洋文化史》又一次提醒我们，至今为止的中国学者的“海洋精神”仍然不足，中国学术界的“海洋研究”还是滞后的。本书的总主编玛格丽特·科恩（Margaret Cohen）说：“过去三十年中，海洋研究已经成为人文学科中一个领先的跨学科领域。海洋研究的重要性在于它能够完全说明跨文化、越千禧年的全球化。在其逐渐成形的过程中，海洋研究合并和修订了通常在国家历史框架内的海洋运输、海洋战争和全球探索的早期学术成果。海洋研究领域有着各种类型的文献，主要展示海洋运输和海洋资源如何将分开的陆地连接成水基区域，重现两个从未接触的社会在海滩相遇，如何带来棘手的统治结构，并揭示从外太空拍摄的我们这个蓝色星球的单张照片的影响。”（总编序言，第11页）主编说最近三十年的“海洋研究”（oceanic studies），是以跨学科的方法，把人类自古以来的海洋知识，以“人文学科”的视野加以总结和研究，形成了一门新学科。这部系列作品，包括了第一卷《古代海洋文化史》，第二卷《中世界海洋文化史》，第三卷《早期近代海洋文化史》，第四卷《启蒙时代海洋文化史》，第五卷《帝国时代海洋文化史》，第六卷《全球时代海洋文化史》，作者们是把人类各民族的“海洋知识”，放在一起考察，成为一门新兴学科—“海洋研究”。

“海洋知识”是人类自古以来积累而成的海洋经验，它们零零散散地，以自然状态的形式保存于有关航海史的文献记录中。“海洋研究”则是另一回事，它是当代学者试图在这些传统文献中整理出一个完整的海洋知识史、海洋探索理论，以便更好地理解人类与海洋的关系。如本书书名提示的那样，这是“一个关于海洋的文化历史”（A Cultural History of the Sea），它是想“引导人文主义学者去接触物质世界的现实”，因为“现代海洋学和海洋生物学在十九世纪形成时，将海洋确立为非人类的自然领域，但在之前，两者是结合了对环境的好奇，以及对财富和权力的财富的追求的混合性实践知识”。（总编序言，同上所引）本书的作者们认为十九世纪的“科学主义”倾向，仅把“海洋研究”定义为“自然科学”并不完整。事实上，在十九世纪以前，以及到了二十一世纪，海洋是人类活动最为密集的领域，人们在海洋的领域中追求海外财富、自然资源和帝国权力，同时也在其中寻求群体合作、共同价值和人类福祉。作者们把“海洋知识”还原成人类经验、人性学说，即一部“海洋文化史”，这一点是完全正确，并且极富启发的。把人性重新赋予到人类的海洋经验中，它能带来一个全新的知识体系。

我们的“海洋研究”问题，回到了康德《永久和平论》中提出的把海洋作为人类“普遍的友好”的交往之具，而不是海上争霸的人性恶的交往。二十一世纪的“海洋研究”，当然应该摒弃过去为弱肉强食行为辩护的“海洋知识”，而持守人类文明在五千年中形成的“普世价值”。大多数的学者还是相信一种“善的进化”（evolution of goodness）世界观，即人类之正义、良善的力量一直在战胜非正义、不友善的做法。康德说：“来自强权方面的暴力行为将会减少，遵守法律将会增多。在共同体中大概将会有更多的良好行为，更少的诉讼纠纷，更多的信用可靠，等等，部分地是出于荣誉心，部分地是出于更好地理解到了自己的利益。这就终于也会扩展到各民族相互之间的外部关系上，直至走向世界公民社会。”（《永久和平论》）

《海洋文化史》，玛格丽特·科恩主编，金海译，即将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