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锦

在宋诗史上，欧阳修算得“但开风气不为师”的人物。西昆体盛行过后，他有意识地寻求诗歌领域的开拓，尽管受过梅尧臣、苏舜钦的“启蒙”（钱锺书语），但走出了不同的道路。他替王安石、苏轼、黄庭坚导其前路，确立了宋人最具典范的诗法。不过，也许不少人对此并不认可，因为从表面上看，欧阳修似乎不会赞同那种诗法。其中一个重要的例子，就是前三位都特别推崇杜诗，而欧阳修令人惊讶地“不好杜诗”。

《后山诗话》 〔宋〕陈师道撰明崇祯毛氏汲古阁刻本

陈师道记载：“欧阳永叔不好杜诗，苏子瞻不好司马《史记》，余每与黄鲁直怪叹，以为异事。”（《后山诗话》）这是个流传很广的说法，也得到另外的印证。欧阳修的好友刘攽亲口说：“欧公亦不甚喜杜诗，谓韩吏部绝伦。吏部于唐世文章，未尝屈下，独称道李杜不已。欧贵韩而不悦子美，所不可晓。”（《中山诗话》）大家的反应，“所不可晓”，“以为异事”，总之，是令人惊讶。但对其中的原因，我以为，仍然欠缺思考。一般的说法，见于邵博的记述：“欧阳公于诗主韩退之，不主杜子美。刘中原父每不然之。公曰：子美‘老夫清晨梳白头，玄都道士来相访之句，有俗气，退之决不道也。中原父曰：亦退之‘昔在四门馆，晨有僧来谒之句之类耳。公赏中原父之辩，一笑也。”（《邵氏闻见后录》）欧阳修这个亲口的解释，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西昆体的魁首杨亿，同样出自刘攽的《中山诗话》：“杨大年不喜杜工部诗，谓为‘村夫子。”这的确是让人很不理解的。杨亿学李商隐，欧阳修盛推韩愈，李商隐、韩愈皆主杜甫，而杨亿、欧阳修却都不喜好杜诗。不过，我十分怀疑欧阳修说杜诗“俗气”，只是顺口沿袭了杨亿的讲法，并未经深刻反思。因此，当刘敞（中原父）反驳他的时候，他只是一笑，像是替杨亿认了栽。欧阳修“不好杜诗”的真正原因何在？我们不妨先看他自己诗歌的主要特色。

歐阳修的特色，钱锺书先生很准确地认识到：“他深受李白和韩愈的影响，要想一方面保存唐人定下来的形式，一方面使这些形式具有弹性，可以比较的畅所欲言而不至于削足适履似的牺牲了内容，希望诗歌不丧失整齐的体裁而能接近散文那样的流动潇洒的风格。”（《宋诗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这同时也可以说是欧阳修努力开拓的诗歌方向。但仅仅认识到接近散文的风格，实际并未触及审美的实质。无疑，欧阳修的努力主要受到韩愈的影响。而宋人最具特色的诗法，其实都来自韩愈，只不过嘴上说的多是杜甫，或者更准确地说，都来自通过韩愈学到的杜甫。比如黄庭坚，大家也许能够看到他偷师韩愈，虽说只知其然，未必知其所以然。黄庭坚毕竟是绝有天才的人物，他学的是法，不是用法所表现的东西。这个法或者可以称为“犯”，所谓以彼乱此，在乱的过程里，反倒突显了别样的秩序，于是生出奇趣。所以韩愈、黄庭坚之诗皆奇。但韩愈是以文犯诗，以诡怪犯绮靡，再用他驾驭文字的杰出天才表现出来，成为一种奇。黄庭坚是以古人之辞犯我之意，再用近乎幽默的笔致变化出之，成为另一种奇。这是法之所用不同。至于笔调的或利或涩、气度的或宏或促，只是风格的不同，跟法关系不大。只看到风格之不同，不知道法之同，恐怕就无法看到韩愈和黄庭坚内在逻辑上的联系了。欧阳修学习韩愈，在法上显得刻意地步趋，似乎自己的东西并不多。但从性格上看，他跟韩愈差别很大，行文风格自然也就颇为悬殊。本来这样的刻意步趋成功概率很可能不高，产生出类似邯郸学步似的失误。但欧阳修却能把刻意步趋所得之法，跟自己独特的风格协调得十分自然，居然造成又一种“犯”。可他性格太缓和，使这种“犯”丝毫不见奇处，却别饶和婉态度。不仅其文纡徐有余韵，开宋人之文境，就是其诗，也在韩愈的法中，避开了韩愈雄杰的意态、拗折的声势，显出自然的风神、疏宕的布局。他隐约有和梅尧臣、苏舜钦近似之处，但所造成的原因绝不一样，可谓韩愈之法与自己之性的一种协调。从美学上看，他更近于王安石、苏轼和黄庭坚。王安石纳其法于古雅，黄庭坚出其奇于学问，分别确立了宋诗的规模。苏轼和他都欣赏李白，不过苏轼看重李白破坏法则的天才，他则看重李白用诗也能做得到“畅所欲言”，恐怕仍是步趋韩愈的结果。因此，欧阳修的法没有苏轼的灵活，也没有王、黄的雅和奇，但时时显得侧出旁逸，好像他文章的余波泛滥进诗歌的格律中，如沿陡岩峭石，宛转而下，不碍其畅达，成为欧阳修独有的诗歌境界。也许是潜自性发，自然而然地因势而成，甚至连他自己都未觉出。这或许能够说明，尽管他的诗很出色，但看诗的眼光往往不怎么高明。

现在我们不再难于理解欧阳修“不好杜诗”的原因了。他的诗法是“犯”，以文犯诗，所以刻意效法韩愈的以文为诗，欣赏李白脱口而出近于文章的表达。但杜甫的诗，将诗歌独特的表达方式运用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其强烈的特色往往感觉离文章很远，这就跟欧阳修追求的目标有了距离。也许是急于开辟新的道路，也许眼睛全让韩愈给障住了，欧阳修竟然不合时宜地远离杜甫，将自己差点儿隔绝在宋诗的主流之外。

可以通过具体作品来看一看欧阳修独有的诗歌境界，比如，下面这首《丰乐亭小饮》：

造化无情不择物，春色亦到深山中。

山桃溪杏少意思，自趁时节开春风。

看花游女不知丑，古妆野态争花红。

人生行乐在勉强，有酒莫负琉璃钟。

主人勿笑花与女，嗟尔自是花前翁。

庆历五年（1045），欧阳修因为党争被斥离京，出知滁州（今安徽滁县）。第二年在滁州琅琊山幽谷泉上，建造了丰乐亭，他还写出了著名的《丰乐亭记》。这首诗作于庆历七年（1047），当时欧阳修四十一岁，经历几次贬谪，胸襟却更为开阔，加之独特的表达技巧已臻成熟，写得相当吸引人。

头两句就开拓出一个前所未有的诗境。按照诗歌应该写的只是一句“春色亦到深山中”，入手却来了一句如同理学讲章似的“造化无情不择物”，但在欧阳修流畅如散文的句式下，竟表达出一个宇宙的理境来。在《易传》哲学里，儒家的道德创造性（指通过道德开创人文价值之源）从人拓展到了宇宙。将天地的运行与君子的精神相对应，所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于是自然见出宇宙的秩序中贯穿着这精神，且命之为“乾元”：“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形。”人和自然的世界都受乾之道的支配：“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乾·彖传》）这是儒家的理境，有着强烈的道德目的论色彩。宋儒理学始自周敦颐，就是从这个理境发端，但程颢在借鉴了道家理境后，消解了儒家目的论里人和宇宙之间的紧张，开拓出更洒落的天地境界。“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万物而无心;圣人之常，以其情顺万物而无情。故君子之学，莫若廓然大公，物来顺应。”（程颢《定性书》）程颢本已很诗意的哲学表述，欧阳修将之完全诗化，说造化本来无心无情，就不会特别选择，而是普遍地将恩泽施与万物，所以这样荒僻的深山里春色也来到了。一时让我们分不清是诗是文，“文以载道”的任务居然让诗肩负起来。以文为诗到这地步，可谓形式与内容都同一了，比韩愈走得更远。不过得说明一点，程颢比欧阳修小了二十五岁，两人之间肯定没有这个理境的授受关系。大概时代的际会所在，理境自然成熟于此时，宋诗和理学固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却也难讲谁影响了谁，都为时代所支配而已。欧阳修在这一点上超越了韩愈，也同样得归因于时代。

道家和儒家每有理境相似之處。程颢、程颐年少时从周敦颐问学，周敦颐常命他们寻孔颜乐处及所乐何事。后来程颐问学生“孔颜之乐乐在何处”，学生答“乐道”，程子说：“使颜子而乐道，不为颜子。”（《二程外书》卷七）这孔颜乐处与道家理境极合，都能够消解执着时的紧张，从而呈现洒落的境界。在宇宙的理境上，儒家也有和道家近似处。《论语·阳货》：“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老子》第五章：“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这个理境被宋儒化入《易传》中，又被欧阳修写入诗中，成就了极高的境界。我想，欧阳修这样的诗一定很吸引当时的理学家，不免去效仿，只是诗才欠缺，结果成了押韵的语录。钱锺书先生说欧阳修：“在‘以文为诗这一点上，他为王安石、苏轼等人奠了基础，同时也替道学家像邵雍、徐积之流开了个端;这些道学家常要用诗体来讲哲学、史学以至天文、水利，更觉得内容受了诗律的限制，就进一步的散文化，写出来的不是摆脱了形式整齐的束缚的诗歌，而是还未摆脱押韵的牵累的散文。”（《宋诗选注》，第24页）这似乎忽略了欧阳修自己就用诗体来讲哲学。其实，诗写得好不好和写什么无关，跟怎么写有关。理学家没有扎实学习过韩愈的笔法，如何能够像欧阳修这么从容优雅地讲哲学呢？也跟天才有关，诗意地表达哲学往往得是大诗人。就如欧阳修这里的理境，大概之前只有李白表达过近于道家者，“草不谢荣于春风，木不怨落于秋天”（《日出入行》）;之后的张惠言罕见地将之表达在词里，“东风无一事，妆出万重花”（《水调歌头·春日赋示杨生子掞》）。

底下四句具体写，写花，写人，都写那些旁人眼里粗陋者，以见同沐春风的一派欣欣生气。我怀疑这层意思陈衍没有读出来，他评论：“第五句以太守而说游女之丑，似未得体，当有以易之。”（《宋诗精华录》）“游女之丑”正是“山桃溪杏”之“少意思”，都以抑词出之，然后用“自趁时节开春风”和“古妆野态争花红”来反扬。盖抑扬乃俗人之抑扬，造化无情自然无此区别心，而我姑从俗，见抑者扬者无一不欣欣有生气，也体会出无区别心的境界。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写法“以易之”能够表达得更好。“少意思”，一作“有谁顾”，不管是欧阳修的初稿，还是旁人的妄改，显然不及“少意思”表达得到位。

后四句是个陡转，从宇宙的洒落一下转到眼前的块垒。人毕竟是感性的生物，虽说理智认识得到宇宙的精神，但现实里尚有一番挣扎。欧阳修没有回避这个挣扎，所以说“人生行乐在勉强”，你得自己努力排遣，不能沉溺在无法避免的失意里。“在”字一作“当”，就减少了些力度。欧阳修本有豪放的胸襟，加之排遣的意兴，因此说“有酒莫负琉璃钟”。但这绝非颓废，而是借酒兴冲破挣扎，所以不要笑野花“少意思”和村女“不知丑”，你自己也已是花前的衰翁，大家何妨都在天地间欣欣然而乐呢？

通过这首诗，可见欧阳修以文犯诗的诗法，还不仅仅表现在诗句如散文般的流畅自如，更能够承担起“载道”的责任，却又不失诗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