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梦旭

（安徽新华学院财会与金融学院，合肥 230088）

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日益加剧的背景下，走国际化发展道路成为我国企业深入发展的必由之路。尤其是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如火如荼开展的当下，我国企业应积极抓住机遇，充分利用国外资源，融入国际市场，提升国际化水平，以全球化视野推动我国的整体创新能力和经济国际化水平。企业国际化水平是指企业进入国际市场从事生产、销售等活动所能达到的程度[1-2]。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我国企业在性质上分国有企业（包括国有独资企业和国有控股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包括民营企业和合资企业）。这两种企业不但在国际化水平上表现出异质性，而且对宏观经济的影响也存在差异。国有企业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系中处于主体地位，同时承担着公共服务、行政管理等职能[3]，其国际化进程是我国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内容，关注其国际化水平及影响因素对于提升我国经济全球化水平至关重要。非国有企业是我国社会经济的重要参与者，其构成更加多元化，为我国参与经济全球化注入了更多活力，其国际化水平对于提升我国经济活力和创新能力大有助益。

当前，国内学者从异质性角度对我国企业国际化水平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还较少。大部分学者如常婕、周建、侯治平等人仅探讨了国有企业或非国有企业的国际化水平或模式[1，4-5]。吕蕊、徐炜等人虽然比较了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国际化差异，但仅限于对国际化模式或方法选择差异的探讨[6-7]。蒋海曦、李停、陈劲等人对我国企业国际化水平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但没有关注到不同因素对不同性质企业国际化水平影响的差异[2，8-9]。为此，我们将基于财务评价法，从异质性角度出发，分析我国企业国际化水平的差异及其影响因素，为我国企业更好地参与经济全球化并提升创新能力提供参考。

一、企业国际化水平测量及其异质性

（一）财务评价法：跨国化指数

对企业国际化水平的测量，国内外学者提出了多种方法，比如财务评价法[10]、多因素评价法[11]、蛛网模型法[12]等。因财务指标的客观性更具可信度，财务评价法成为目前学界运用最为广泛的方法之一，其主要思路是运用企业内部的各种财务指标综合计算企业的国际化程度。而其中由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提出的跨国化指数计算方法又是在众多财务评价法中认可度最高的方法之一。该指数将企业的资产、销售收入、员工等多指标纳入评价体系，通过国外资产量、国外销售量、国外员工数等企业主要海外经营成果占企业整体经营成果的比重来反映企业海外经营活动的经济强度，是衡量海外业务在公司整体业务中的地位以及测量企业国际化水平的重要指标[13]。

式中，Ti表示企业i的跨国化指数，此指标数值越高则企业的国际化水平越高。FAi和TAi分别为企业i的国外资产和总资产，FSi和TSi分别为企业i的国外销售额和总销售额，FEi和TAi分别为企业i的海外员工数和总员工数。

（二）样本筛选与整理

由于上市企业在信息披露法规的监管下必须定期、如实地公布其主要财务数据，因此为获取更加客观、详实的数据，我们选择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2001年12月11日我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下简称WTO），这是我国企业国际化进程的里程碑事件，我国企业面临的制度环境和竞争环境都由此发生了质的变化。因此，我们确定选取2002—2020年间的样本数据，并在样本企业筛选过程中遵循3个条件：（1）在我国A股挂牌；（2）2002年以后不存在1年期及以上的停牌现象；（3）2002年以后不存在重大经营事故和违法现象（证监会查处与整顿）。经过筛选，共有156家上市企业符合上述条件。出于异质性分析的考虑，我们将这156家样本企业划分为国有企业组（61家）和非国有企业组（95家）。本研究的所有数据收集自CSMAR数据库，对于少部分缺失数据用内插法弥补，计算采用SPSS软件。

（三）跨国化指数计算与分析

第一步，根据公式（1）分别计算出156家样本企业2002—2020年各自的跨国化指数；第二步，按照国有和非国有企业组别，计算出各组样本企业各年的跨国化指数均值，以此代表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整体跨国化指数，见图1。

图1 2002—2020年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整体跨国化指数

根据图1可以看出，2002年以来，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跨国化指数均呈现明显上升趋势，说明加入WTO以后，我国企业国际化进程整体上稳步推进，企业国际化水平稳步提升。排除2020年这个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的特殊年份，我国企业国际化水平于2019年达到历史最高值，该年国有企业跨国化指数为44.6%，非国有企业跨国化指数为52.7%。

同时还看出，国际化水平在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间存在明显的异质性。首先，非国有企业国际化水平的上涨速度更快。2002—2010年间，非国有企业跨国化指数曲线位于国有企业的下方，说明在此期间非国有企业的国际化水平低于国有企业；2011年之后，非国有企业跨国化指数曲线处于国有企业上方，说明2011年之后非国有企业国际化水平已经高于国有企业。并且，由于二者之间的纵向距离呈增加趋势，表明非国有企业跨国化指数的上涨速度更快，造成了二者的国际化水平差异在不断变大。其次，国有企业的国际化水平更具稳定性，其跨国化指数的波动性相对较小，突出表现在2008年和2020年。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和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让全球经济都受到巨大打击，经济萧条在这两年表现突出，我国企业国际化进程均受负面影响。但国有企业跨国化指数在2008年和2020年的下降幅度明显低于非国有企业，从侧面反映出国有企业的抗风险能力更强，国际化水平更稳定。

二、我国企业国际化水平异质性的影响因素

我国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国际化水平异质性是由我国混合所有制体制下的内外部因素共同造成的。影响企业国际化的外部因素众多，有外交关系、社会文化、法律法规、政府政策等。我国作为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各种外部因素都或多或少地与政策有关联，政策的支持在不同性质企业间的差异性表现得尤为突出，是造成我国企业国际化水平异质性最主要的外部因素[6，14]。内部因素是决定企业国际化水平的核心要素，结合陈劲、杜义飞、李东阳等学者的研究[9，15-16]，我们认为人力资源、研发、融资、资产管理是体现企业市场竞争力的主要内部因素，这4个方面的差异带来了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国际化水平的差异。

（一）政策支持

国有企业是指国家拥有全部或绝大部分资产所有权的企业，是我国社会经济的主体，营利性是其基本属性之一，其营利水平直接关系到国有资产的增值与否，所以在国有企业国际化进程中，通过政策支持其“走出去”，提升其国际化水平和盈利能力是政府的责任[14]。国有企业在股份制改革后，大部分涉及国计民生等战略产业，通过政策扶持、鼓励和支持这些企业的国际化，推动它们做大做强，有助于我国社会经济的稳定。同时，国有企业还承担着部分社会服务和管理职能，比如实施社会救助、容纳就业等，这决定了它们在社会经济宏观调节中的地位更为重要[17]。因此，政府通过直接的政策支持来推动国有企业国际化水平的提升意义重大。非国有企业的全部或大部分资产所有权不在国家的掌握中，比如乡镇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等，这类企业由于对社会服务和管理的关注较少，营利是其最主要目标，且不属于国家资产，也较少涉及与国家战略安全相关的产业，因此其国际化经营状况并不是政府部门重点关注的对象[18]。

总的来说，由于资产属性、社会经济地位和职能上的差异，国有企业得到政府部门更多政策上的支持。在宏观经济环境比较低迷的情况下，政策的扶持，比如加大出口退税和资金供给等，成为国有企业国际化强有力的后盾。

（二）人力资源

人力资源是企业的重要战略资源，其质量高低直接决定着企业整体资源体系的构建和独特经营能力的获取，是企业竞争对手难以复制和替代的一种资源，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主要内容[16]。对于从事出口贸易的企业来说，员工的素质和工作效率直接影响着产品的工艺、质量和生产成本，是产品国际竞争力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对于直接在海外投资的企业来说，向海外派遣的中方员工与招聘的海外员工的素质和工作效率，直接决定着海外投资项目的成功与否，是影响企业国际化水平的关键因素。

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都非常重视对员工素质的培养和提高员工工作效率，但这两种企业员工的工作效率还是存在一定的差异。国有企业属于有“编制”的单位，员工薪酬待遇较高，工作相对稳定，即使出现工作效率较低、没能通过企业的阶段性考核等情况，被企业辞退的可能性也很小，员工的优胜劣汰意识比较淡薄[19]。非国有企业则完全以工作绩效决定员工的薪酬待遇，员工的危机意识浓厚，同样数量的员工往往比国有企业产出更多。由此可见，员工工作效率上的差异给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国际化水平带来了差异。

（三）研发投入

在当前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浪潮中，技术创新是企业在对手林立的市场中得以生存和发展的最主要途径。技术创新会给企业带来高质量的产品和高效率的经营手段，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能否及时地根据市场需求进行技术创新是企业国际化之路上的关键，它决定着企业的产品能否在国际市场上占据一席之地。而创新能力的获取决定于企业的研发投入，研发投入越大，员工可获得的创新资源以及受到的激励程度也就越大，创新能力也就越强，越有助于企业国际化水平的提升。国有企业因为得天独厚的“身份”背景，更容易获得政府部门的资金支持，但资源浪费、利用效率低下等现象也相对更为普遍[20]。非国有企业由于资金的利用受董事会的严格审批和监管，其同等数量的研发投入往往比国有企业获得更多的创新成果，对国际化水平提升的推动作用也更胜于国有企业。

（四）资产管理

商品输出是我国国有企业目前对外贸易的重要形式，主要表现为生产在国内而销售在国外的状态。企业国内生产能力的大小直接影响着企业的出口规模，出口规模越大则该企业的国际化水平越高。但一家企业短期内可获得的资源一般是有限的，如何在有限的资源条件下将生产规模最大化，与企业自身的资产管理能力密切相关。资产管理能力的差异也给我国企业的国际化水平异质性带来影响。国有企业在政府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可获得的资金和资源远比非国有企业多，但有效监督机制的缺乏，使得企业对资产利用的监管不够得力，对各种资产的利用效率也未形成严格的量化评判标准，造成了企业资产管理能力不足的现象[21]。非国有企业由于可获得的资金有限，因此有着严格的项目审批和资金利用程序，利用上更加谨慎。同时，非国有企业的董事会、股东大会的监督作用也发挥得比国有企业更好；加之非国有企业高管往往是企业股东之一，企业的经营状况直接关系到自己的利益，因此在提升资产管理效率上他们也更加积极。高效的资产管理使得非国有企业拥有更高的资源利用率，在企业国际化进程中发挥的作用更为明显，对其国际化水平的推动作用也比国有企业更大。

（五）融资能力

企业的融资渠道主要分为内源式融资和外源式融资。目前，我国企业大多采用外源式融资方式。较强的融资能力不仅能够使企业在面临资金短缺时及时补上资金缺口，而且更主要的是能够扩大企业的国际化规模，进而提高企业的国际化水平。国有企业因为拥有政府背景，除了可以获得来自政府部门的资金支持外，还可以在融资过程中无形地获得政府的“背书”，相比非国有企业，外部投资方更倾向于为其提供资金[22]。而非国有企业相比国有企业就显得“先天不足”，既缺少政府的大力支持，也没有国有企业那样雄厚的基础，外部投资方对其要求也更加苛刻，因此其融资能力相对较弱[23]。

三、异质性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一）变量设置及模型构建

1.变量设置

（1）被解释变量

我们将通过构建多元回归模型的方式实证分析各因素对企业国际化水平异质性的影响。被解释变量为企业国际化水平，用企业跨国化指数替代。

（2）解释变量

政策支持。出口退税及相关补贴是政府支持企业国际化最常用的手段之一，给予不同企业不同的出口退税额度和补贴额度直接体现了政府对企业国际化的扶持力度。本研究以企业获得的出口退税和相关补贴之和的对数替代政策支持变量。

人力资源。员工的创新能力是其工作效率的重要体现因素，尤其是在企业国际化进程中，企业的技术水平直接决定着它的国际竞争力。本研究以企业人均获取专利和学术论文数量替代人力资源变量。

研发投入。本研究以企业的研发投入经费（R&D经费）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率替代研发投入变量。

资产管理。本研究以企业资产周转率替代资产管理变量。

融资能力。企业的偿债能力是体现其融资能力的主要指标。本研究以企业的流动比率和负债比率的算术平均数替代融资能力变量。

企业国际化水平异质性变量汇总，见表1。

表1 企业国际化水平异质性变量汇总表

2.模型建构

基于表1中的变量，借鉴Forsgren、Oliveira Luis等学者的研究[24-26]，构建出针对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国际化水平影响因素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见模型（2）和模型（3）。

其中，α和 βi（i=1，2，…，5）分别为常数项和待估参数，μt为随机扰动项，下标 t表示时间。

（二）模型合理性检验

以前文样本企业2002—2020年间的数据为基础，对模型（2）和模型（3）的合理性进行检验。

1.线性检验

首先，计算模型（2）和模型（3）中各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间的Pearson相关系数（见表2）。可以看出，各解释变量与State和Nstate的相关系数值均在0.450以上。其中Policy与State的线性相关程度最高，相关系数为0.733；Human与Nstate的线性相关程度最高，相关系数为0.681。各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间具备明显的线性关系，模型（2）和模型（3）构建为线性形式是适合的。相关系数符号均为正，各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间均为同向变化，各影响因素能够同向带动企业国际化水平提升。但各解释变量与State和Nstate的相关系数值存在一定差异，说明各因素对国有和非国有企业国际化水平的同向带动力度存在差异，符合前文理论分析。此外，各解释变量间的相关系数绝对值比较低，均在0.400以下，各解释变量间的独立性比较高，适合同时引进模型。

表2 Pearson相关系数表

2.平稳性检验

在模型拟合之前检验各时间序列变量的平稳性，是为了避免在用时间序列数据估计回归模型时出现“伪回归”现象。我们利用目前学界广泛使用的ADF法检验各变量的平稳性。首先，检验ADF检验过程中适用的最佳滞后阶数（见表3）。可以看出，在5%显著性水平下，5个检验指标中有4个显示模型（2）的最佳滞后期数为1期，有3个显示模型（3）的最佳滞后期数为1期，所以ADF检验的最佳滞后期为1期。

表3 最佳滞后阶数检验结果

其次，对变量的平稳性做检测（见表4）。可以看出，State和Nstate均为1阶单整序列，而5个解释变量中有 3 个（Human，R&D，Finance）为 1 阶单整序列、2 个（Policy，Asset）为 0 阶单整序列，模型（2）和（3）中各变量的平稳性存在差异，不适合直接对模型进行参数估计，需要进一步检验变量间的协整性。

表4 变量平稳性检验结果

3.协整检验

最后，对模型（2）和（3）的协整性进行检验（见表5）。采用的Johansen检验法为目前学界最常用的协整性检验法之一。设定检验模型的滞后阶数为1，检验模型存在截距项和时间趋势项，检验统计量选择迹统计量和极大似然统计量。可以看出，不存在协整关系假设的迹统计量值和极大似然统计量值均大于5%临界值，存在协整关系假设的两个检验统计量值均小于5%临界值，两个检验均认可存在协整关系的假设。模型（2）和模型（3）中各变量间均存在稳定的长期协同关系，即使各变量的平稳性存在差异，通过拟合回归模型出现“伪回归”的可能性也很小。

表5 模型（2）和模型（3）协整性检验结果

（三）参数估计与分析

利用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样本组2002—2020年的数据对模型（2）和模型（3）进行参数估计（见表6）。两个模型的 Adjusted R2值均在0.5以上；D.W-statistic值均接近2.0；Prob（F-statistic）值均为0。两个模型的整体拟合效果较好。

表6 模型（2）和模型（3）拟合结果汇总表

两个模型中，各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均为正数，并且至少在10%水平下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表明各因素对我国企业国际化水平的提升存在正向影响。

模型（2）中的β1值为最大，且远大于模型（3）中的β1值，说明政策支持是影响国有企业国际化水平的最大因素，且政策支持因素对国有企业的影响远大于该因素对非国有企业的影响。国有企业获得的出口退税和相关补贴之和的对数每提升1个单位，就会推动其国际化水平提升0.665 374个单位；模型（2）中的β5值大于模型（3）中的β5值，说明融资能力也是影响国有企业国际化水平的突出因素，国有企业的流动比率和负债比率的算术平均数每提升1个单位，就会同向带动其国际化水平提升 0.602 581 个单位；模型（2）中的其他 3 个回归系数值（β2、β3、β4）均在 0.1 至 0.2 之间，远小于 β1和β5，说明人力资源、研发投入和资产管理对国有企业的国际化水平的影响力要小很多。

模型（3）中的β3值为最大，且比模型（2）中的β3值大很多，说明研发投入对非国有企业的国际化水平的提升影响力最大，是造成非国有企业与国有企业国际化水平异质性的主要因素之一。非国有企业R&D经费占主营业务收入比率每提升1个单位，其国际化水平便会同向提升0.622 843个单位；模型（3）中的 β4值为0.528 436，位列模型（3）中各回归系数第二，也比模型（2）中的β4值大很多，说明资产管理水平也是影响非国有企业国际化水平提升的重要因素，企业资产周转率每提升1个单位，非国有企业国际化水平就会提升 0.528 436 个单位；模型（3）中其他 3 个回归系数值（β1、β2、β5）均在0.25至0.4之间，都小于β1和β4，说明政策因素、人力资源和融资能力对非国有企业国际化水平的影响相对较小。

总的来说，相对于模型（2）中 β2、β3、β4值与 β1、β5值的差距，模型（3）中各回归系数值间的差异较小，说明各因素对非国有企业国际化水平的影响力相对比较均衡；而各因素对国有企业国际化水平的影响力差异较大，体现出国有企业国际化进程中对政策、资金等因素的高度依赖。各因素对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国际化水平影响力的差异，造成了二者国际化水平的异质性。国有企业获得的政策扶持以及依靠政府背景而获得的高融资能力，使得其初始国际化水平高于非国有企业，这得益于政府部门在税费、融资等方面的支持使其抗风险能力更强，国际化水平走势也更稳定；但单纯依靠政策支持和融资，也限制了国有企业国际化水平的提升。非国有企业在突出研发和资产管理的同时，并未忽略对其他方面的重视，各因素对非国有企业国际化水平的推动力度呈现出较为均衡的态势。因此，尽管非国有企业国际化水平的初始值低于国有企业，但是其上升速度较快，已超越国有企业。

四、结语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不断深入，走国际化道路是我国企业进一步发展、促进我国综合国力提升的重要途径。国际市场在带给我国企业更多长远发展机遇的同时，也为其提供了可学习借鉴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我国不同性质企业的国际化水平存在异质性。这种异质性受政策支持、人力资源、研发投入、资产管理和融资能力等因素影响。我们利用样本企业2002—2020年度的数据，基于跨国化指数财务评价法，通过模型构建，对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国际化水平的异质性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1）由于国有企业在国际化进程中的抗风险能力更强，其国际化水平稳定性更高；非国有企业国际化水平的上升速度更快，但对风险的抵抗能力较弱；（2）政策支持和融资能力是国有企业国际化水平最突出的影响因素，其他因素的影响力较小；（3）研发投入和资产管理对非国有企业国际化水平的影响力最明显，其他因素的影响虽然相对较小，但对其国际化水平的正向推动力也不可忽视。

为更好地推动我国企业整体国际化水平的提升，我们认为政府部门及企业自身可采取以下改进措施。（1）政府应该在企业国际化进程中主要充当服务者和监管者的角色，尽量避免直接介入企业国际化进程中的具体事务；应不断完善国际市场法律法规等相关服务体系，充分发挥指导与宏观调控的作用；应加强对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的海外投资监管力度，严格审批和考核，提升其资源利用效率和投资效率。（2）政府需要注重对外贸易政策供给的均衡性，在不影响国有企业主体地位的前提下，给予非国有企业财政、信贷等方面更大的优惠与支持，降低非国有企业国际化成本，提升其抗风险能力，更好、更快地推动其国际化水平。（3）为避免国际化动力的单一性，国有企业应尽量摆脱对政府部门外部支持的依赖，强化自身内部因素的动力作用，注重培育高质量的国际化人才，比如在加大研发投入的同时，应该关注研发效率的提升，帮助企业提升国际市场综合竞争力。（4）非国有企业应该将自身竞争力的提升聚焦于人才和研发，要进一步优化人力资源管理方式，突出创新型人才和研发在企业发展过程中的核心作用；同时，应强调资产管理能力的提升，在资源和融资能力有限的情况下，提升企业资产管理能力是降低成本、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主要方法，比如缩短资金回收期限、加快去库存速度等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