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丹阳 孟 辰

(辽宁大学外国语学院，沈阳 110036)

一、引言

2015年，刘慈欣以《三体》摘得有科幻界“诺贝尔奖”之称的“雨果奖”长篇小说奖，不仅是中国科幻史上的一座里程碑，也是继莫言2012年摘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另一次重要节点。在此之后，科幻文学乃至类型文学，逐渐成为中国文学“走出去”研究中的一个新兴热点。然而目前对我国科幻作品的译介研究多以《三体》的译介为切入点，借用翻译学、传播学或文学等多学科的理论路径，对类型文学在“出海”过程中的翻译主体(译者)、生产方式、传播效果、问题与出路等展开讨论[1][2]，或聚焦于刘宇昆作为译者的翻译风格或策略选取[3][4]，而对科幻文学在海外传播过程中其他可能影响因素的分析研究较为少见。

其实每一部译作的生产和传播过程既受到它所处历史社会环境因素的影响，也受到其自身所特有的要素的约束或推动，是一种“必然性和偶然性的结合”[5]。即使是同一作者的同一部作品，受译介时间、传播渠道、时代背景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其传播效果可能大相径庭。如著名科幻作家刘慈欣的早期中篇小说作品《流浪地球》及其同名中短篇小说集曾经于2013年和2017年两次先后被译介到英语世界，然而由于发起时间、译者、出版方、传播渠道、影响因素等均有不同，两次译介的效果也大相径庭。本文将结合社会翻译学理论框架下布迪厄的反思性社会学理论和拉图尔的行动者理论，通过对比《流浪地球》两次译介在英语世界的传播效果之差异，进而考察两次译介在生产和传播中影响因素的异同，旨在探讨中国类型文学在“走出去”过程中可借鉴的模式。

二、 社会翻译学理论框架

社会翻译学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的西方，作为一种新的研究模式，其将场域、资本、惯习、行动者、社会系统等社会学概念引入翻译研究当中，重点探究翻译的社会属性[6]。翻译作为一种跨文化的交际活动，其社会属性具体表现为：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与其他参与者构成了特有的社会关系或网络，这一活动反映并影响着社会交往，并被社会所制约[7]。目前，国际翻译学界所借用的西方社会学理论主要有三种：布迪厄(Bourdieu)的反思性社会学理论、拉图尔(Latour)和卡龙(Callon)等的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ANT)以及卢曼的社会系统理论。布迪厄的反思性社会学理论目前发展较为成熟，也应用较为广泛，但多用于解释人类行动者在文化生产活动中所做出的努力。在此基础上借用行动者网络理论，可将非人类行动者在译作传播过程中的作用也纳入考量[8]。

布迪厄认为，实践是“惯习”“资本”和“场域”三者互动的结果，并将这三者的关系总结为公式：“(惯习)(资本)+场域=实践”。即，译者带着各种资本及形成的惯习，进入到场域当中进行“斗争”[9][10]。其中， “场域”是布迪厄理论的基础概念，指的是一个相对自治但并不封闭的互动空间，其中的参与者遵守同一套规则和议程[7]。各场域内进行的活动具有竞争性，各方行动者采用不同的策略来保持或提高其地位[11]。公式中的“资本”不仅指拥有多少物质的“经济资本”，也涵盖“文化资本”“社会资本”以及“符号资本”[12]。其中，“文化资本”指的是行动者的“对上层阶层文化的掌握程度”，可以以身心的长久定势、文化产品的形式以及体制化的证书等形式存在；“社会资本”指对行动者有价值的关系网络，可供其获得资源；“符号资本”(也被译作“象征资本”)指的则是行动者的名声或是所获得的荣誉[10]。而“惯习”指的是个人的“定势(disposition)”行为，这种“定势”受家庭和教育的影响[13]，与场域和“文化资本”有着紧密的联系，既受环境的影响，也可能对环境产生影响。因本文所研究的对象为短篇小说集，其中涉及多位译者，因此将主要对“场域”及译者的“资本”展开分析，而就译者“惯习”对译介所带来的影响暂不做探究。

根据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在对社会关系网络的研究当中，行动者所包含的范围不仅局限于人类，而应当延展至非人类、非个体的实体[14]。加拿大学者布泽林认为，布迪厄的反思性社会学理论主要研究的是参与者的实践及其在各自场域中的轨迹，而行动者网络理论则能更加关注人类行动者和非人类行动者在生产过程中的互动方式，有助于进一步深化以参与者和过程为主导的布迪厄的理论[15]。在中国科幻文学外译的实践过程中，不仅仅有作家、译者、书评人等人类行动者，随着时代和技术的发展，出版商、文本、媒体、技术等非人类行动者也加入了进来，这些均可能影响译作的传播效果。鉴于此，本文将以《流浪地球》短篇小说集的两次译介中的各方行动者展开分析，探讨行动者的差异对传播效果可能造成的影响。

三、《流浪地球》两次译介效果迥然

《流浪地球》是刘慈欣早期创作的一篇中篇小说，曾获2000年度中国科幻银河奖特等奖。2019年，同名改编电影《流浪地球》在国内上映，引起巨大反响。同年，该电影在美国、澳大利亚、韩国等国上映，并登录美国著名流媒体视频网站“网飞(Netflix)”，进一步推动中国科幻走向世界。早在电影上映之前，以《流浪地球》为标题的刘慈欣短篇小说集便分别被中外两家出版机构出版发行，但读者反响却大相径庭。一般而言，一部译作的传播影响力可根据其销量、世界图书馆馆藏量、英文书评(西方媒体提及率)、获奖、普通受众数量等因素衡量[16]。在本文中，笔者搜集了拥有全世界最具综合性的图书馆馆藏信息的Worldcat数据库以及亚马逊官网所提供的书目收藏信息及销量信息，整理并比较了两次《流浪地球》小说集译介版本的评价数量、畅销书排名及馆藏数量等数据，详见表1。

通过比较表格中数据可以发现，2013年的版本无论是从读者评价数量或是馆藏量都远低于2017年版本，其在亚马逊畅销书排行榜的排名也更为靠后。刘慈欣在国内科幻领域具有较高的地位，与王晋康和韩松并称为“三巨头”，曾多次获得中国科幻小说银河奖，是中国科幻文学的领军人物和代表人物，其本身在中文文学领域已经积累了一定程度的象征资本。那为何同样是其作品选集，两次译介的效果却相差巨大呢？笔者认为主要与以下几点因素上的差异有关：一是发起译介的出版社综合资本的差距；二是所获奖项和电影等非人类行动者的助推因素；三是译者自身的资本对译作传播的影响。

表1 《流浪地球》两译本出版信息(根据美国亚马逊官方网站2021年9月读者评价和排名数据整理)[16]

四、译介行动者差异分析

(一)发起出版社的综合资本

中国文学译作在海外的传播主要由以下几方发起：1.英语国家的译者或汉学家(如葛浩文对莫言《红高粱家族》的英译)；2.中国作家及其海外经纪人(如余华《活着》等作品的英译)；3.西方商业出版机构；4.我国的国家外宣机构(如“熊猫图书”、《大中华文库》)；5.国内商业出版机构[17]。本文所涉及到的发起机构主要为上述第3种和第5种：《流浪地球》2013年首次推出英译本时，其发起方为北京果米数字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以推介类型小说英译为主的国内一家小型出版公司；而待到2017年再版时，发起出版社则是出版了《三体》系列的英国知名奇幻科幻出版社宙斯之首(Head of Zeus)。布迪厄认为，一家规模较大、历史悠久的出版社往往同时拥有经济资本、商业资本以及象征资本，而小型的、成立时间较短的小型出版机构却仍在资本积累的初始阶段，鲜有上述资本[18]。本文所讨论的两家出版机构虽然成立时间相仿，然而所积累的资本却相去甚远，也导致了各自出版的《流浪地球》英译本在其传播效果上展现出了巨大差异。

北京果米数字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0年，并于2016年更名为Beijing Qingse Media Co.,Ltd(官方并未给出正式的中文译名)，是一家位于北京的出版公司，致力于将中国的畅销书(主要是奇幻、科幻和悬疑小说等类型小说)作品推广到海外[19]。然而当笔者2021年在此前往公司网站 https://www.smashwords.com/profile/view/hotinchina的时候，却发现网站链接已经失效，而搜索公司名称，发现公司现在更名为Finalreads，更专注于网络小说的连载英译。在Finalreads的推特账号介绍中，依然写着他们是《流浪地球》的出版商。

2017年版本的《流浪地球》英译本则由英国科幻奇幻出版社宙斯之首(Head of Zeus)出版发行。该出版社坐落于伦敦，是一家独立出版机构。虽然成立于2012年，但发展迅猛，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出版发行过93本最佳畅销书作品，赢得过21座文学奖项，并在行业内两次获奖[20]。这些奖项均为该出版社积累了相对丰厚的象征资本。同时，该出版社也是《三体》系列以及麦家的《风声》一书在英国的出版方。作为一家专注于类型小说出版发行的出版机构，多次与美国麦克米伦旗下的知名科幻奇幻类出版社——托尔出版社(Tor Books)合作，使其在英美图书市场拥有较高声誉，市场号召力也更强，表现为其所出版的《流浪地球》英译本在传播影响力的数据上远超中国独立出版社的版本。

(二)非人类行动者的助推因素

1.奖项。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严锋(2019)以2008年《三体》集结成册出版发行、2015年《三体》英译本荣获“雨果奖”、2019年《流浪地球》电影上映为三个重要时间节点，将中国科幻的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后《三体》时期，后雨果奖时期，和后《流浪地球》时期。回顾两译本的出版时间，果米公司出版《流浪地球：刘慈欣短篇小说选集》时为2013年，当时刘慈欣凭借《三体》系列收获了国内科幻文学领域的一系列奖项，如2006年度第十八届中国科幻文学银河奖科幻特别奖、2010年度第二十二届中国科幻银河奖特别奖等。这些奖项虽然帮助刘慈欣在中国科幻文学场域内积累了相当的象征资本，但彼时其知名度还更多局限于国内，并不被英语世界的读者所熟知，因此其作品的英译本在进入英语世界传播时，反响也较为寡淡。待到2015年，由刘宇昆翻译的《三体》系列的第一部作品摘获“雨果奖”，使得刘慈欣开始进入世界科幻文学的场域。借由“雨果奖”和“星云奖”所积累的象征资本，由宙斯之首出版的《流浪地球：刘慈欣短篇小说集》在这一阶段开始收获更多的读者评价，说明该书覆盖到了更广泛的英语读者群，其传播效果也要好于2013年出版的同名小说集。

2.影视改编。影视场域作为文学场域和翻译场域的相近场域，与翻译场域之间惯习密切，相互影响[8]。电影在中国文学“走出去”过程中被普遍认为是一种有效的传播媒介，莫言的《红高粱家族》便是一个成功的案例：该书经由张艺谋改编，从中国文学场域进入到西方电影场域，揽获多项国际奖项，并进而推动了该小说英译本在英语图书市场的传播[8][17]。2019年2月，由郭帆执导的《流浪地球》同名改编电影在国内上映，既收获了观众的赞誉，票房也表现优异，被媒体广泛评价为“开启了中国科幻电影的元年”[21]。美国最大的在线流媒体播放平台网飞(Netflix)也买下了该片的播放权， 将《流浪地球》翻译成28种语言，提供给190个国家和地区的观众[22]，进一步推动了中国科幻在世界的知名度。该电影的知名度随之转化成为同名小说选集的象征资本，如宙斯之首出版社在2019就配合电影上映推出了该小说集的有声书版，并以电影海报作为封面，体现了电影场域对文学场域的辐射。2021年，宙斯之首出版社再版了其所出版的《流浪地球：刘慈欣短篇小说集》一书，并在书籍主页介绍中力荐《流浪地球》的电影摘得了2019年2月世界电影票房之首，再次证明了影视改编在扩大文学作品的传播影响力上的作用。

(三)译者资本对译作的影响

关于原作者和译者之间的象征资本的关系，每一个译介个案都有所不同。既可能是译者仰仗原作者为其增加象征资本，也可能是译者通过其译作，为原作者带来更多的象征资本[23]。在《流浪地球》的两次译介中，两家出版社的合作译者的象征资本的差别也是导致最终传播效果差异的因素之一。当北京果米数字科技有限公司2013年首次推介刘慈欣的短篇小说译作合集时，他们的合作译者为霍格尔·纳姆(Holger Nahm)。该译者以英德双语为母语，是一个自由译者。除了翻译刘慈欣的《吞食者》《微纪元》等中短篇小说作品，他还与果米公司合作，翻译并出版了南派三叔(徐磊)的《大漠苍狼》和雷米的《心理罪》系列小说[24]，主要翻译中文类型文学，但近年来并无新译作推出。

而2016年的译本则由刘宇昆领衔完成。有关刘宇昆的个人经历诸多学者多有所考证，在此仅从其所拥有的资本角度简述。刘宇昆被国内读者熟知是从其翻译刘慈欣的《三体》系列第一册和第三册作品，并分别获得了2015年“雨果奖”最佳长篇小说奖和2017年“轨迹奖”最佳长篇小说奖。此外，郝景芳的“雨果奖”最佳中短篇小说获奖作品《北京折叠》也出自刘宇昆之手。在此前，他所翻译的科幻作家陈楸帆的《沙嘴之花》《丽江的鱼儿们》、夏笳的《百鬼夜行街》等作品也收获过“科幻与奇幻翻译奖”或提名。同时，刘宇昆早在2012年和2013年，便以科幻作家的身份，以自己的短篇小说作品《手中纸，心中爱》和《物哀》获得过“雨果奖”。无论是作为科幻作家的刘宇昆，还是作为中国科幻作品的知名译者的刘宇昆，他都通过这些获奖的作品和译作在世界科幻文学场域积累了相当丰厚的符号资本。此外，刘宇昆曾在哈佛大学主修英国文学，这也为其奠定了文化资本的基础。根据卡萨诺瓦“文学神圣化”的理论，当译者在目的语场域中的神圣化水平较高，那么其对原作者的神圣化也将更为有效，将推动整个文学场域对原作者更加广泛的认同[25]。因此，作为2017年出版的《流浪地球》短篇小说集的领衔译者之一，刘宇昆的各种资本在该书的传播过程中起到了推动作用。

五、类型文学海外传播启示

本文对我国科幻文学乃至类型文学在英语世界的进一步传播带来了以下的启示：

首先，在传播模式方面，由西方出版社主导、知名译者领衔的翻译有着极好的推动作用，也展现出更好的传播效果，因此要更加积极地拓展与西方出版社的出版合作模式，推动知名译者、媒体、乃至专家学者参与到翻译和推介的过程中来。如享誉世界的科幻奇幻月刊杂志《克拉克世界(Clarkesworld)》从2015年开始与中国微像文化展开合作，开设中国作家专栏，定期刊登中文科幻中篇和短篇作品。截至2020年8月，已经刊登有50余篇不同作家的科幻作品。而刘宇昆自己身兼译者和编辑，集结出版的两本中国当代科幻小说合集《看不见的星球》和《碎星星》也分别于2018年和2020年由托尔出版社发行上市。由此可见，西方著名科幻杂志在推介更多的中文科幻作品和作者，推动其在英语图书市场的传播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而拥有雄厚个人资本的知名译者参与到推广当中，其作用更是显而易见。

其次，推动中文类型文学作品的影视改编，进一步发挥影视作品对原作及译作传播的推动作用。目前美国网络串流视频服务平台网飞(Netflix)已经宣布将改编刘慈欣的《三体》，编剧将由《权力的游戏》的主编剧担任，而刘慈欣本人也将作为顾问参与[26]。相信这些影视作品也将进一步提高中国科幻作品的国际影响力，推动更多科幻译作在英语世界国家的传播。

再次，招募更多的译者及出版商加入到中国科幻的译介网络当中。继《三体》系列的三个译本之后，陈楸帆的《荒潮(Waste Tide)》(2020年)、郝景芳的《流浪苍穹(Vagabonds)》(2020年)以及宝树的《三体X：观想之宙(The Redemption of Time)》(2019年)，也相继发行，出版商均为业界知名的托尔出版社和Saga 出版社(西蒙与舒斯特Simon & Schuster旗下科幻奇幻小说出版社)，译者也均为刘宇昆翻译。除了这样的核心人物外，近年来金雪妮(Emily Jin)和杜安柱(Andy Dudak)等译者也多有译作发表，多见于《克拉克世界》的中文科幻作家专栏，参与到中国科幻文学译介传播网络中的各方行动者正在不断增加。

六、结语

本文在社会翻译学的理论框架下，借鉴布迪厄社会学理论中的“场域”“资本”的概念以及拉图尔行动者网络理论中的“人类行动者”和“非人类行动者”概念，对刘慈欣早期作品《流浪地球》短篇小说集的两次译介展开综合分析。通过对比两本书的馆藏量数据及读者评价数据，探究了造成译本不同传播影响力的可能原因：一是作为译介活动发起方的出版社的综合资本的差距；二是非人类行动者的助推；三是译者自身的资本对译作传播的影响。收获广泛的评价和受众意味着良好的译介效果，而这将有利于提升中国科幻文学英译在世界科幻文学领域内的地位。因此，通过进一步扩大科幻小说乃至类型小说在英语世界的译介，招募更多行动者参与推介的过程，并将更多作家的作品以多种形式进行传播，都将更有效地推动中国现当代文学在英语世界的接受度，并进而服务于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国家战略及提升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