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学理

秦始皇陵兵马俑自1974 年发现以来，学者对于其始设用意有多种猜想，而涉及到军事学问题的研究则寥寥无几，且往往又把“性质”与“作用”混为一谈。本来对秦俑群是秦军队模拟形象的认识，学界尚存在一致认识，但近年来出现了“非军事主题”的见解，认为此前共识属于“误郎为兵”“误礼仪范式为军阵”，进而推出秦俑是“近臣侍卫郎官俑”、秦俑坑属于“唯始皇帝方能拥有、方能动用的近臣侍卫系统，即郎系统”①刘九生：《秦始皇帝陵近臣侍卫郎官俑与中国古代文明》，《唐都学刊》2009 年第2 期。的观点。在秦兵马俑坑发现初期，笔者即参加了这一考古工程。从勘测、发掘到研究，前后历时14 年，并有专著出版②王学理：《秦俑专题研究》，西安：三秦出版社，1994 年。。今就这一论题，谈一下对兵马俑雕塑群的作用与性质的看法。

一、对设置秦兵马俑群作用的诸种推断，难于成立

（一）作用七说与驳议。截至目前，对秦俑设置的作用，见有七说，即守京城的宿卫军说③陕西始皇陵秦俑考古发掘队、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秦始皇陵兵马俑》，北京：文物出版社，1983 年；袁仲一：《秦始皇陵东侧第二、三号俑坑军阵内容试探》，《中国考古学会第一届年会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79 年，第322 页。、秦始皇东巡卫队象征说④秦鸣：《秦俑坑兵马俑军阵内容及兵器试探》，《文物》1975 年第11 期。、送葬的俑群说⑤黄展岳：《中国西安、洛阳汉唐墓的调查与发掘》，《考古》1981 年第6 期。、表彰统一全国军功所树纪念碑式的“封”说⑥林剑鸣：《秦俑之谜》，《文博》1985 年第1 期。、“布置一个辎重车队，象征性让（宣）太后回到自己的楚国故地”说⑦陈景元：《秦俑新探——俑坑的主人不是秦始皇》，《大自然探索》1984 年第3 期。、“郎系统”说、“用于军事教育、训练的模特儿和推演阵法的教具”说⑧孙嘉春：《兵马俑坑：一座为大秦帝国奠基的军校遗址》，《军事历史》2011 年第4 期。。

对陵园设置兵马俑坑的“作用”问题，实际涉及的是秦始皇陵园设计者的意图问题，也就是他追求的目的，借此想表现的是什么。其中“东巡卫队”“送葬”“返楚”几说在行文中并没有结合俑坑实际，也没有显示理论与文献上的支撑，比较多地还是带有猜想的成份。说秦俑坑的俑向朝东者，也未必跟始皇“东巡”有关，此理甚明，无需申说。至于以俑群送葬尚可，但阵营之势并非行进之态，也更难体现出“送”（行）之势。认为俑坑属主不是秦始皇而是宣太后的主张，这不仅于断代、地理位置大误，有违秦、楚交恶的时势，且论者感情色彩过重，恐使问题的解决南辕北辙。

“京城宿卫军”“近卫军”之说，定调时间较早，影响较广，实际上是有违军事守备常识的观点。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陵墓这种“地下王国”的形式是“地上王国”现状的反映。但是，陵墓制度毕竟不同于京都的建制。仅以秦都雍的诸公陵墓围以内、中、外三重兆沟为例，就可看出秦人的护陵设施早有传统，足见其同京城似无关涉。笔者参加秦都咸阳遗址考古已经过去64 年，至今并未发现城郭，更说不上秦都咸阳有什么“重城”了①王学理：《秦都咸阳》，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 年；王学理：《咸阳帝都记》，西安：三秦出版社，1997 年。。若按作者认为秦兵马俑象征“驻扎在京城外的军队”而言，那么，始皇陵园的四面似乎都应该有秦俑坑之设。但遗憾的是陵东仅此一处，还远在1500 米开外。如果是守卫京师的宿卫军，为何秦俑坑既不像驻扎在城门附近的“区庐”，又不见陵园的三面有兵马俑坑呢？若解释成是在“对付东来之敌”，人们不禁要问：“关东六国”既灭，何谈“合纵”之兵？如果始皇陵园乃咸阳城的象征，其南、北、西三面无俑仅东面有“守兵”，在军事史上能找到如此布防的军事家吗？（图1）

图1 秦始皇陵园从葬坑分布示意图

同样，以为兵马俑坑是“封”的观点也难于成立。《史记·秦本纪·集解》引贾逵说：“封识之。”即“封”作为一种标记是为了识别。但“封”的原意总是同死葬联系在一起，也未必属于纪念性的。《史记·秦本纪》记秦穆公“封殽中尸”，和《礼记·乐记》的“封比干之墓”的意思相同，是对死者之墓的培土，目的在于堵塞鼠穴以防水流侵蚀。时至今日，人们在行扫墓之礼时仍要修整坟丘，显然是对这一古老风俗的延续。远在夏商周三代尚无陵丘、“不封不树”之际，不过在墓上建“享堂”作为祭祀的场所而已。如果把这当作标志的话，也未尝不可。那么，在墓碑远还没有出现的秦代，埋入地下不为人知的兵马俑，恐怕同样也难于起到“封识”的作用吧？若果真是为了“表彰统一全国之功”，要树“封”的话，地点的选择大概莫过于秦都咸阳最为合适了。且看：秦统一六国之后，曾“收天下兵，聚之咸阳，销以为钟鐻”，既蕴含着化干戈为玉帛的宣传效应，还把十二个金光闪闪的大铜人放置在宫廷，显示着帝国的威严。这岂能不算作是“封”？再看秦始皇五次出巡，有七次刻石，不加隐讳地宣称自己在于“颂秦德，明得意”①《史记·秦始皇本纪》。。于此，我们把这些视为“封”有何不可？只不过在那时，并没有这样的称呼罢了。由此可见，“封”毕竟还是有着确定含义的。而且秦俑身上的印戳及刻文，除了工匠的名字和编号之外，不仅没有片言只语的颂辞，还独置于地下秘不示人，这同秦始皇“明其得封”②《汉书·郊祀志》。的用意能有半点相近？

（二）把兵马俑当作“郎官”、把俑坑当做“礼仪范式”，恐脱离实际。第一，“郎系统”的作者误“兵”为“郎”，引论皆错。如，“‘作’俑须近亲、故旧、卫士而非一般人普通人”，“以‘兵’作‘俑’，根本违背了中国古代死后世界观，有失‘俑’的身份”，所以作者认为：“俑全等于人”，秦俑就是“近臣侍卫郎系统群俑”；“群俑的排列组合方式系以‘四’进制重以‘四’进制的‘四法’”，“始皇与武士‘四人俱’，这‘四法’的秘密，盖在‘4+1’，虚位以待秦始皇”。对此，人们不禁要问：汉景帝阳陵、杨家湾汉周亚夫墓等葬坑中的兵马俑，作何解？它是谁的近亲、故旧与卫士？又失了谁的身份？可惜作者在“殉人殉马：人俑马俑”一节中旁征博引的殉葬材料，看不出“亲近、故旧”的关系，也看不出死后还有什么“世界观”，更不足以证明秦俑群就是“郎与郎制系统人”；实在也看不出有失“俑”的什么“身份”。

第二，文不对题，以神话为据，凭想象推论。文中说陶俑“身高175 ～190cm。恰在近臣侍卫郎官俑的年代范围之内”，“东司马门系骊山园正门”，“能执掌此司马门者，非郎系统人莫属”，“掌‘司马门’即此宫城之门”；“骊山园内城垣墙体的‘内外两侧’各有廊房……原来，与‘郎中’、‘外郎’之相关的名目众多的‘郎’皆缘宫城城垣墙体‘内外两侧’的廊房这一基本区分而起”，“髦头是始皇帝郎系统的血缘祖宗”、群俑那“‘橘红色’或‘朱红色’发带或冠带的源头，当可以直溯至髦头的神话或被神话了的髦头”，咸阳一、二、三号宫殿遗址是“咸阳宫”遗址，“三者均以回廊相通”，壁画绘有“近臣侍卫郎官俑”，并以“郎中令系统”和“卫尉系统”的职官封泥作为秦俑是“郎”的依据。作者引用的《录异传》《列异传》《玄中记》是否可作为严肃史学的论据？秦俑那“橘红色或朱红色发带”的源头怎么是髦头？髦头怎么又成了“始皇帝郎系统的血缘祖宗”？咸阳宫殿遗址有回廊、有壁画，封泥中也有郎的职官，但这怎么能说明不设在陵园内外城廊下的秦俑就是“郎”呢？作者说“秦国家机器运作之内驱力，秦王秦皇帝身家性命安全之保障，全在于此”（指“郎系统”），果真是这么严重吗？请问：既是如此，那秦国家机器是怎么运作的？秦王秦皇帝身家性命的安全保住了吗？

第三，以俑坑与秦建筑对照，恐为谬之大谬。文中说“四号坑对应祭祀或礼仪场所”，秦六畤“这样的大典，自来都在光天化日之下”。“三号坑对应宗庙”，理由是：“恰恰坐落在宫城即骊山园东司马门外”，“驷马车当为始皇帝生前所乘之车，即所谓‘荐车’”，“68 个俑当对应于秦九卿中的奉常系统及其属官”。“二号坑对应宫厩”，根据是曲尺形与陵西马厩坑、秦都咸阳宫遗址平面相似，并指出3 号F8 是“负责马政佐官的活动室”，四个房室是“宫中养马的马舍，即咸阳宫的宫厩”。因为“掌马政是‘九卿’中的太仆系统”，因此说“二号坑中的群俑对应于秦九卿之郎中令系统”，“一号坑对应宫城即骊山园”，“坑中的群俑对应于秦九卿中的卫尉系统……九条过洞实为驰道或直道。坑周边即四面环廊中的郎，面向四方，正是‘外郎’，即卫尉系统执掌的写照……国中主干道有九经九纬，每条道路能并行九辆车，一号坑的营建显然从此说点化而来。东廊中，每列68 个俑，共三列，面东排列。……‘64’系‘8’之倍数，当取义于《周礼·夏官·司马》：‘旅贲氏：掌戈盾夹王车而趋，左八人，右八人。’”作者将俑坑和秦之建筑相互对照，缺少文献和考古证据支持，更多是一种推测，将俑坑中的道路和“卫尉系统”强行联系起来，也缺乏坚实依据。而且，一号坑本来就在“骊山园”内，今又无端地说一号坑是骊山园，这岂不成了“小园套大园”地在自己套自己吗？

历史考古学是以人类的遗迹、遗物作为研究对象，结合文献记载，辩证地探求事物的本来面貌，给予科学地复原。但“郎系统”一文的作者仅触及考古资料的皮毛，便以发散思维的方式，文不对题，旁征博引，提出了“秦人贵族血缘亲属关系超稳定结构及其更为古老的史前渔猎传统”“郎系统体量风神”“郎制郎系统”……为了把秦俑坑群俑说成是“郎系统写照和礼仪范式”，就要硬搬“依古以来”的“礼或礼仪”隔空地宏论一番。但这些论点并没有同秦俑之设挂上关系；其所言“历史证人”的“礼仪范式”（“国礼”“国容”），同俑群排列并非是“颇多惊人的一致”；其所言“秦之建筑”是“坑之原型”，更是“点石成金”的幻术！那么，要把兵马俑说成是“近臣侍卫郎官俑”，就有如空中楼阁、沙漠之塔的不稳定，更谈不上“超稳定”了。

（三）把兵马俑坑当作“军校遗址”不合乎情理。首先，作者所引用资料不实、分析欠当。“军校遗址”文作者说一号坑的“10 条夯土隔墙上尚有1.2 米左右的室内空间”，因而断定“第1、第2 号俑坑隔墙之上的空间可能兼作贮藏军械的武库”。实际上，所谓“隔墙”即是大跨度俑坑顶部的承重墙，高有3.2米，今见墙高2 米，那是下陷的结果。在墙面上留有棚木排列整齐的印迹，既不是“倒塌时留下”的乱象，也无任何“军械”的遗留物。

其次，俑坑作为“半地下室建筑”，用于“军事教育、训练的模特儿和推演阵法的教具”，使人疑惑连连。现代电子军事沙盘既加强了互动功能，方便操作，又演绎逼真，收效明显，但这是进入电子时代做军事操练的产物。即使在中国古代，我们那些聪明的军事家也绝不认为重达109 ～245.25 公斤的陶俑以及陶马拉的战车，能当作棋子是那么容易地挪动！周代使“国子”从八岁入小学开始①《汉书·艺文志》：“古者八岁入小学，故周官保氏掌养国子。”，就在“保氏”的掌管下接受基本教育。其中的“六艺”（礼、乐、射、驭、书、数）之教就在于实际的操练。至于讲武练兵的军事活动，据《周礼·夏官司马·大司马》记载，一年四季定期地要进行所谓“春蒐、夏苗、秋狝、冬狩”的军事演习。尽管在一年之内有四次军训，但三年还要进行一次大规模的军事大演习、大检阅。《左传》隐公五年：“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杜注：“受四时讲武，犹复三年而大习。出曰治兵，始治其事；入曰振旅，治兵礼毕，整众而还。”疏：“《公羊传》曰：‘出曰治兵，入曰振旅，其礼一也，皆习战也。’”“治兵”也罢，“振旅”也罢，都是一种通过畋猎的方式而进行的军事训练活动，都是依照战法，进行实际操演的。通过战术动作（单兵的立、坐、跪、伏、进五种姿势，曲踊、超距两种变化动作，进而入列的一系列科目）、心理素质和体能增强等三方面严格的训练，最后才能达到“居则有礼，动则有威，进不可当，退不可追，前却有节，左右应麾，虽绝成阵，虽散成行”②《吴子·治兵》。的程度。试问，秦始皇会按照尉缭的军事理论使用笨重的六千个陶俑和车马像下棋似地进行阵法的推演吗？再者，如果秦俑坑是“军校”，为什么这所“军校”选址不在秦都咸阳或隐蔽的山野而要放在秦始皇陵园的地下？因此，“军校”之论是难于成立的。理由很简单：用陶俑与车马进行阵法推演并不具备可操作性。“学”和“练”既成了没有关系的两张皮，而所言的“一座为大秦帝国奠基”之论也就成了空中楼阁。

二、俑坑设置意图与表现形式之我见

（一）俑坑之设，与守、护、送无关。古代帝王陵墓内几乎都有大量精致的“随葬品”，在陵墓外紧临陵冢有很多“府藏坑”，隔着一定距离的地下还分布有从葬的“椁坑”（即“从葬坑”）。秦始皇陵园内外经过多年的勘探和发掘，发现从葬坑有200 多个。其内容包括铜车马坑、马厩坑、珍禽异兽坑、铠甲坑、百戏俑坑、文官俑坑、苑囿坑等等，而兵马俑坑仅是其中的一种。由此可见，这数量巨大的椁坑实际上是秦始皇生前部分生活被艺术化了的缩影。以军队为题材从葬陵墓，可说是秦始皇开了先例。这大概是统一战争接近全面胜利时，他才有了这一想法并付诸于实际的。秦始皇指挥着虎狼之师的秦国军队平灭了六国，又劳师万里北筑长城、南戍五岭，既是秦王朝建立前他生活的主要内容，又是秦王朝建立后历史情感的使然。所以，在陵园另辟兵马俑坑建设工程当是不可或缺的意图。

（二）关于军事的“表现形式”。兵马俑确是秦军队的形象，学者们对其“军事性质”一般说来并无大的分歧。但人们在讨论“秦俑坑作用”时，往往又同“表现形式”混杂在一起。因为“形式”体现着“意图”，所以当立论“作用”时就不能不考虑采用“形式”的可能性。说秦俑是“东巡卫队”“送葬部队”，使“静态”与“动态”不曾合辙是显而易见的。那么，表现秦军事的形式出现四种说法：秦俑一组四坑，除了其中第三号坑属于军幕性质的认识，一般还能为人所接受外，个别研究者还提出过“军伍社宗”的见解①张仲立：《秦俑三号坑性质刍议》，《文博》1990 年第5 期。。但对第一、二、四号坑属性及其表现形式则有三种观点，即：第一种认为三坑分别代表着右军、左军和中军；②袁仲一：《秦始皇陵东侧第二、三号俑坑军阵内容试探》，《中国考古学会第一届年会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79 年，第322 页。第二种以为属于主军（“鱼丽之阵”）、佐军（“偏师”）和后勤（“左追蓐”）③白建钢：《秦俑军阵初探》，《西北大学学报》（哲社版）1981 年第3 期。此文收入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编《秦俑学研究》，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 年。。

古代的“军”，同今天海、陆、空三军的军种有别，它是对人数编制的等级制限额。《周礼·夏官·司马》说，一军一万二千五百人。王有六军，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春秋时期，大国通常都设三军。但各国称谓不同，如晋、齐、鲁、吴有中、上、下三军，楚设中、左、右三军。三军中各设将、佐等军衔，而中军将则是三军的统帅。随着时代的演进，三军则为前军、中军和后军所代替。战国时期，兼并战争激烈，各国军队员额扩大，秦国已是“车千乘，骑万匹，带甲百余万”的规模。秦俑坑各兵种的数额固然带有一定的象征性，但在编制时不用“三军”制则是很明显的。

第三种观点就是笔者提出的“陈兵说”。④王学理：《一幅秦代的陈兵图——论秦俑坑的性质及其编成》，《文博》1990 年第5 期。

（三）秦兵马俑坑是“陈兵”的形式。首先，是丧葬制的“外藏系统”上给它予以定位。秦俑坑同陵园所有的从葬坑一样，都属于地下的从葬设施，陵园设计师并没有赋予它“现在作用”的属性（即：要它干什么）。只是赋予了它“映现过去”的属性，即：它原来是什么样子、有过什么样的表现。同样，陵园内的马厩坑、珍禽异兽坑、铠甲坑、百戏俑坑等，都是表明秦始皇生前的生活内容，是存在过的东西。研究者只有这样去思考，才能紧扣主题。正因如此，我们才能从阵形变换关系、坑的形状及其布局，去追溯俑坑设置的本意。相反的是“三军”之说只是在孤立地谈“阵”，以至于搞到“无坑不阵、无处不阵”的地步，其套用“阵法”的结果就免不了涉于推测申说之虞。

其次，兵马俑坑的创设是陵园建制的组成部分——从葬坑，而且出现较晚，于是就出现了三个带有时代烙印的特点：一是保留了殷周以来的旧制（如设置车马坑、祭祀坑、埋葬牺牲等）；二是继承了秦人的埋葬传统（如筑大丘垅、建城隍、立寝殿、陪葬制等）；三是出现了新的从葬内容（如马厩坑、珍禽异兽坑、兵马俑坑等）。这些因素从根本上讲，固然都是死者生前行为的表现，但秦始皇兵马俑的出现，突破了传统习俗，不只是具有鲜明的时代性，更主要的还是由秦始皇个人的性格特点所决定的。

秦始皇横扫六合，统一全国，靠军队；其守备国防，巩固政权，仍然靠军队。不但队伍的调遣、统帅的任免都得听凭他的指令，就连一些重大战役，他也亲临前线督战。如秦始皇十九年（前228），在王翦、羌瘣灭赵之战中，“秦王之邯郸”⑤《史记·秦始皇本纪》。。那么，军权集于于一身、志得意满的秦始皇，把模拟秦将卒形象的陶俑群从葬于郦山陵墓就是情理中的事了。那么，即便是要“表现”或“再现”秦的“兵强马壮”，而以俑群从葬该采取什么样的表现形式呢？军队生活的多样性，就会有多种表现形式。可以是一群将卒麇集的威武之师，可以是整肃的三军阵列，可以是某一厮杀战斗的场面，也可以是边防“萃险增垒”⑥《孙膑兵法·威王问》。之态，还可以是进军奔袭的形式。但为了最能代表秦军军事生活和整肃军容，俑坑的设计师独取了“陈兵”的形式，这可说是最佳的一种选择。所谓“陈兵”者，有多重含义。一种是动词，作句子的谓语。如《孙子兵法·行军篇》有“奔走而陈兵车者”，是指战车在运动中展开。《尉缭子·兵令上》的“出卒陈兵”，说的是行军布阵；另一种是名词，作为主语或宾语。如《孙膑兵法·官一》：“陈师以危□。”指的是，列队时用“危□”阵。在《汉书·刑法志》上，有“善师者不陈”的话。颜师古注作：“战阵之义，本因陈列为名。”在这里，他从本义上点出了“阵”的实质不过是“陈师”而已。《周礼·地官司徒·司市》郑玄的注，就更明白地说出“陈，犹列也”。所以，此处的“陈兵”也即是孙膑说的“张军”①《孙膑兵法·威王问》。。于此，不论是哪一种“陈”，但都同兵力的排列、部署、展开有关。不过，论其实际内容，则不尽一致罢了。秦俑坑的兵种，除去水军之外，已有了步、骑、车、弩等四大兵种的具体形象。另外，也出现了“长铍队”，这为汉之步兵所承袭。至于秦俑雕塑群部署成四个坑，从整体上反映的是秦军事生活的主要内容：矩阵（1号坑）、营练（2 号坑）、示战（4 号坑）和幕府（3 号坑）。这大概就是秦军的编成与编制原则（图2）。

图2 秦俑四坑定性示意图

结合秦俑四个坑的实际，可以看到“陈兵”绝非是毫无特色的平摆，而是有着代表性内容。

一号坑由车步兵种与战车的组合、三级军吏与士兵俑的统辖关系、金鼓等指挥信号系统构成，有机地形成锋、翼、卫、本几个部分而又有“表”有“里”，从而具备了进攻（如对战、追击、奔驰）、防卫（守战、掩护、警戒）、应变（随战场情况变化而作多种机动转换，做到“五阵相应”）、凝聚（收拢）和疏散（展开、分散、退却时的掩护——殿）等阵的基本性能。再从坑形结构与俑群排列上，对照“前列必方，左右之和必钩。三声既全，五彩必具备，……无前无后”的“钩行之阵”②《孙膑兵法·十阵》。的格局，二者是如此地吻合，可见一号坑表现的正是“矩阵”的形态。

二号坑不具备阵的基本性能，但有出战程序的编排，其驻营的性质于此就一目了然，且看：①坑体被“横门”（即“衡门”）隔成两部分，后部有象征驻营外设的“行垣”，前部单设一处练兵场；②“车兵小营”“车步混编小营”和“骑车小营”之间不相通，各自独立，符合兵法上“分地”③《尉缭子·将令》。的规定；③兵马俑与车骑，均按出战列队和兵种组合方便而设，并没有像阵有攻守需要而设“表里”的安排。

四号坑因受秦末形势的影响，是初具坑形而不曾置俑的空坑，但南北大于东西的横长形表明，它是整个兵马俑坑群的组成部分，体现着总体规划的意图。从前述各坑内容知，为表现秦军事生活已经选取了具有代表性的列阵、宿营和军幕，唯独缺少对敌示战的场面。那么，再从古代中外作战队形看，无不采取大排面的横队。同时受冷兵器的制约，加大接敌面，也正符合秦军作为攻击型队伍的特质。由此可见，四号坑作为“示战”的队形，虽没有对战厮杀的壮观场面，但赋予的动态联想既是对前三坑静态的突破与补充，也是艺术境界高超的一种处理手法。

秦俑一组四坑，由“矩阵”“营练”“示战”和“幕府”组成，在于表现秦军事生活的典型场景。应该说，秦俑坑同陵园内外为数众多的地下椁坑相同，都是希望借此以表现秦始皇“灵魂不灭”观念的使然。

三、“陈兵”形态的秦俑群在中国军事史上的地位

秦始皇陵园俑坑是古代军事生活的标本，映射的军事史固然带有一定的阶段性，但在军事活动的长河中，其坐标作用却是不可忽视的。

第一，把战国以前的军事理论与作战经验，以“陈兵”的形式使之具象化。映显军事生活的主要内容（阵、营、战、幕），成为中国军事史上重要的一章。军事活动内容自三代以下，变化从原始单一到诡谲多变，但随时代的推移而有迹可寻。西周“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军权完全掌握在周王手里。在井田制基础上对“国人”实行“义务兵役制”，涉及到军事生活，我们只能看到有对“国子”的“六艺”之教和“春蒐、夏苗、秋狝、冬狩”的军事演习，而延伸的军事场景就寥寥无几。春秋时期“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诸侯军争使车战达到了全盛阶段。战国时期，兼并战争升级，各诸侯国实行“郡县征兵制”，“国”与“野”的界限早被打破，当兵不再是少数贵者的专利。步兵、骑兵相继登上战争舞台，多兵种协同作战的方式把纯粹的车战挤出了广阔的战场。战争作为一门军事艺术，战场军争升华成理论。谈兵的著作层出不穷，成为将军们指导作战的法宝。这些兵书从战争观、作战原则、战术思想，到军吏的任用、队伍的管理、刑罚的制定等等方面，均是精华的积累与阐释。但不会在细节上讲具体事例，而秦俑坑却提供了直观的参考。秦始皇陵园一组兵马俑四坑，从军阵、对战、驻营到指挥部，作为反映军事生活主要内容的一部“陈兵图”，立体、形象、直观地呈现在我们面前。

第二，兵马俑坑雕塑群像的布置，为研究中国战争史提供了车战向步骑战转变的信息。秦俑坑的兵种有步兵、车兵、骑兵、射兵四种。步兵有轻装的“袍俑”，有袍外擐甲的重装步兵——“甲俑”。除“水军”之外的几个兵种，可以说是战国时期的作战主力。固然秦俑坑内有大量的战车，但却属于军吏的指挥车、攻击型的战车——轻车、重型的机动战车——“阙车”、一种新型的高速战车——骑车。这些不同用途的车，均非单纯同一的战斗车乘，而是各有侧重。秦俑驷马战车的出现，并非殷周时期贵族甲士与随车徒卒的结合。《司马法》佚文指出“革车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春秋以来，“长毂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显而易见，秦俑战车兵既有不合旧制的“隶属步兵”，也有独立运动的“建制步兵”。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古代车阵战中是一乘主车同一乘副车（即“倅车”）结合的。在秦俑矩阵（一号俑坑）里，也有“双车编组”，或前后，或左右，从而构成最小的也是最基本的一级战术编队。由这样的战车、车士和随车步兵的再组合，又构成一个高一级的编制单位——“两”（两个“偏”）……。战车的这一战术编队，就突破了过去战车布阵的“车战”框架，成为一个新型的兵种——新车兵①王学理：《秦俑专题研究·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秦俑战车所见车战方式的转移》，西安：三秦出版社，1994 年，第129 ～130 页。。

在秦俑二号坑的北三过洞里，有六乘战车居于96 乘骑兵构成的骑营之前，分两行排列。这就是说，每行是由三辆战车构成的奇数。固然前后成双，但总的仍不合“偏制”，也许这正是秦“骑车”的再现？

第三，秦俑矩阵具备了进攻（对战、追击、奔驰、突袭等）、防卫（守战、掩护、警戒等）、应变（多种机动转换）、凝聚（收拢）和疏散（展开、分散，退却时的掩护）等五种性能。秦俑一号坑是矩阵的模拟形象，有六千左右武士陶俑和50 多乘驷马战车间隔排列，具体而真切。整体呈东向的长方形组成，东西两端各有三排袍俑构成矩阵的“前列”和“后列”，南北两侧各有一排武士俑构成阵的两“旁”。这些面朝四方坑壁的俑群，从而形成了“阵表”。而中间部分的那些面东的车卒，即是“阵中”（可称“阵体”或“阵本”）。那么，秦一号坑的阵形从阵中到阵表，均以步、车构成长方形，正是“方所以矩其步”②《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卷中。的矩阵具体化。特别是具备锋、翼、卫、本几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就成为该坑定性的基本根据。

武士俑的安排、武器配备和装束，反映出秦军是一支攻击型部队的本质。如：前锋有三行作横队队形的袍俑，每列68 尊，计204 尊。他们中除去三尊戴长冠的甲俑外，其余的身著战袍，腿扎行縢，足登浅履（有带鞋）或履（无带鞋），免胄束发，手执弓箭，显然是些“善发强弩，远而必中”①［蜀汉］诸葛亮：《将苑·择材》。的摧锋之士；在前锋部队之后，紧跟的是38 路纵队的“本甲”部队。他们身著铠甲，免胄或戴帻，手执戟、铍、矛、戈等长兵器，显然是些“跿跔科头，贯颐奋戟”善于白刃格斗的“虎挚之士”②《战国策·韩策》张仪语。；全坑约有俑、马近乎6000，这部分的数量最多，车马与步卒相间，约占全坑的85.6%，而且在一些特定位置的战车上站有握剑的指挥者，从而组成军队的主体。这种有锋有后的安排，完全符合阵的要求。正同一把利剑之有锋有茎一样，“相信不动，敌人必走”③《孙膑兵法·势备》。。从总体上不但真实地再现了秦军作战时，“强弩在前，锬戈在后”④《史记·苏秦列传》。的武器配备原则，而且也体现了方阵部署兵力时要“末甲劲，本甲不断”的气势。后卫俑的排列同前锋俑一样，可说是“无前无后”的配置，也正是适应了“回军转阵，以前为后，以后为前”⑤《军志》。的需要。

第四，多兵种协同作战、冷兵器齐备，是秦军事指挥者智慧的反映，也是战国时期阵战水平的总结。秦俑坑的步、车、骑、射等四个兵种，执持长、短与远射兵器有所不同。在矩阵里已显示出各自的位置、作用及战程的变化，在驻营的安排上也透露出出战程序的考虑。秦战车后的战斗步兵人数多寡不一，但已超过春秋时期隶属步兵之数。而且手执戈、矛、戟、铍等长兵器的甲士，显然是参与近距离白刃格斗的自由民。在矩阵的编制中，或纵向、或横向，都使战车与步兵间隔排列，实际是一种有纵深的密集型配置。其互相掩护、协同作战的作用，与“双车编组”的道理一样。矩阵的前锋、后卫与两翼，都是手执弩弓的轻装步兵，而阵本则是车步协同组成强大的战斗主力。这阵表坚固、阵体雄壮又疏阔其表、隐变其里的安排，恰当地处理了疏密、配合的关系。“末锐、刃薄、本鸿”既是秦阵特点的体现，也是秦军在快速进攻中对敌穿插、分割而“决绝”⑥《孙膑兵法·十阵》。的常法。

第五，指挥物齐备、标识明确、区位清楚、吏卒入列，构成有机的指挥系统，应是战国时期军制的典范，也是后世治军的榜样。在秦俑矩阵中有铜铎和鼓，作为军队进止的音号之物，多配备在战车上。有长杆军旗一面。虽然兵无徽章，却以军服区别。前锋俑免胄束发、穿单层长袍，两侧对称排列的“长铍队”，其甲俑戴武帻、背负双环……即知秦军的标识属于另一系统。军吏三级穿戴有别，将俑多有佐俑在侧，或佐俑常有吏俑跟随。战车乘员三俑，将或佐居中，车右和御者分在两侧，多有鼓铎相随。如同步兵俑相处的指挥军吏，多是吏俑或佐俑。从吏卒入位到金鼓齐备看，秦俑坑的指挥系统可以说是严密的、完整的，堪称治军的典范。⑦王学理：《秦俑专题研究·先秦阵战中的指挥系统》，西安：三秦出版社，1994 年，第85 ～87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