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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乡宁县文物库房收藏的一批汉代绿釉陶器

2022-05-18段爱荣

文物鉴定与鉴赏 2022年5期
关键词:汉代

段爱荣

摘 要:汉代的绿釉陶器代表了汉代陶艺制作的最高水平,在中国陶瓷史上独树一帜。文章介绍了山西省乡宁县文物库房收藏的一批汉代绿釉陶器。

关键词:乡宁县;收藏;汉代;绿釉陶器

DOI:10.20005/j.cnki.issn.1674-8697.2022.05.010

0 引言

2013年笔者有幸参加全国第一次可移动文物普查,更有幸成为普查员中的信息录入员。在信息登录过程中,笔者发现乡宁县文物库房收藏的一批汉代绿釉陶器因色泽之美、做工之美颇为吸引人。下面对这些绿釉陶器进行简单的分析研究,不妥之处敬请方家批评指正。

1 乡宁县文物库房收藏的汉代绿釉陶器

乡宁县文物库房收藏的这批绿釉陶器为2003年6月19日乡宁县公安局移交回的一批文物,出土地点是乡宁城北垣中阳村。这批移交回来的绿釉陶器共有21件,分别为汉绿釉陶楼1件、汉绿釉陶井1件、汉绿釉陶案1件、汉绿釉陶灶1件、汉绿釉四乳足陶奁1件、汉绿釉陶勺4件、汉绿釉陶碟4件、汉绿釉陶耳杯3件、汉绿釉陶碗1件、汉绿釉陶樽2件、汉绿釉陶匜2件。

这批绿釉陶器整体呈斑驳的绿釉,釉色浅绿,上面泛着一层银色的光芒,好像云母一样光亮动人,保存还算完整,都是用普通的陶土做胎,除陶勺通体施绿釉外,其余器物底部或背部均可看到露出的红胎。

1.1 汉绿釉陶楼

陶楼通高46厘米,通宽38厘米,厚11.5厘米,重9.43千克。墓葬中出现楼阁模型是汉代随葬品的显著特点之一,它是地主宅院的象征。该陶楼分上、下两层,造型简单大方,一层底座前后边沿四角上各有一兽足做的底座,楼顶为歇山顶(图1),反映了汉代楼阁式的建筑风格和特点,直观地再现了汉代建筑的形制特征和建筑技巧。汉代的地面建筑早已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这件陶楼能体现我国汉代地面建筑的式样,弥足珍贵,是一件研究我国古代建筑史难得的实物标本。

1.2 汉绿釉陶井

陶井通高27.5厘米,井身口径为13.3厘米,底径为13.0厘米,重1.31千克。形制简单,井身平口、浅腹、平底,露红胎,井栏与井身合为一体,下部三分之一处为井身,上部三分之二为井栏(图2),井栏上置提梁形井架,井架上设有歇山顶棚盖,并设有滑轮。该陶井真实地再现了当时的汲水设施,勾勒出汉代农业生产欣欣向荣、蓬勃发展的全景式画面。陶井是汉代常见的随葬品,井的发明是古代社会迈入文明的标志之一。“蓄井以灌田”,汉代的水井既是对水利的有效补充,又是对水力的有效利用,并与时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在墓葬中井是绝对不能缺少的,它在汉代工农业生产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1.3 汉绿釉陶灶

灶通长26.6厘米,通宽29.2厘米,通高9.0厘米,重2.63千克。灶为长方体,正面开有近似方形的灶门,即烧火口,另一侧有一圆形出烟孔,灶台上有三个“品”字形排列的炉口,用于支锅(图3)。《汉书·五行志》称:“灶者,生养之本。”汉末刘熙在《释名·释宫室》中写道:“灶,造也,造创食物也。”锅灶是用来做饭的,看似是简陋的器物,却生死皆不可少,它是研究汉代墓葬制度和饮食生活不可多得的材料。

1.4 汉绿釉陶奁

陶奁通高10.5厘米,口径19.5厘米,直口,桶形,器腹较深,腹底及腹壁均露红胎,四乳足,器形规整(图4)。奁是古时盛放女性梳妆用具的器皿,还可兼做贮存美酒和食物的盛器。《后汉书·帝纪上》载:“会毕,帝从席前伏御床,视太后镜奁中物,感动悲涕,令易脂泽装具。奁,镜匣也,音廉。”宋代女词人李清照的《凤凰台上忆吹箫》中有“任宝奁闲掩,日上帘钩”,又有宋代诗人王易简的《摸鱼儿:紫云山房拟赋莼》诗句“相思日暮,恨洛浦娉婷,芳钿翠剪,奁影照凄楚”。

1.5 汉绿釉陶樽

陶樽通高10厘米,口径19.5厘米,重1.10千克。腹部施两层凹弦纹,平底,三兽足(图5),是盛酒的器具。汉代《古歌》:“上金殿,著玉樽。迎贵客,入金门。”李白有诗句“春风东来忽相过,金樽绿酒生微波”“美酒樽中置千斛”“金樽清酒斗十千”。杜甫有诗句“盘飧市远无兼味,樽酒家贫只旧醅”。苏东坡有诗句“一樽还酹江月”。欣赏着樽,读着这些诗句,让人浮想翩翩,使人想到了中国古老的酿酒史,想到了先民们饮酒的民俗风情。作为我国源远流长酒文化的实物见证者,樽不仅可让人追忆历史文明的遗风,还可以让人依稀可见古人的生活习俗、审美价值的风韵。

1.6 汉绿釉陶耳杯

该类型耳杯共3件,均通长10.5厘米,通宽7.8厘米,重0.29千克。这3件耳杯造型简练,灵活小巧,呈椭圆形,两侧各有一弧形耳,平底,底部露红胎(图6)。由于耳杯的形状像爵,两耳像鸟的双翼,饮酒时杯上可插上羽毛,意在催人快速饮酒,所以陶耳杯又名“羽觞”“羽杯”等。作為礼器,它是汉代权贵饮酒的器具,一般人不可以使用,只有在高等级的大墓中才会出现,是一种古老文化的传承与延续,并不是农耕定居民族固有的文化习俗,正因为如此,这种耳杯不久就消失了。

1.7 汉绿釉陶案

陶案通长46厘米,通宽31厘米,厚2厘米,重2.63千克。案面呈长方形,底部露红胎(图7)。

1.8 汉绿釉陶匜

该类陶匜有2件,通高6.5~7厘米,口径14.5~15.5厘米,底径8.5~10.5厘米,柄长4.5~5厘米,重0.50~0.57千克。短柱柄,底部露红胎(图8)。

1.9 汉绿釉陶碗

陶碗通高7厘米,口径15.50厘米,底径8厘米,重0.43千克。敞口,弧腹,平底,底部露红胎,腹部施一圈凹弦纹(图9)。

1.10 汉绿釉陶勺

该类陶勺共4个,通长13.4厘米,通宽6.6厘米,重0.49千克,通体施绿釉(图10)。

1.11 汉绿釉陶碟

该类陶碟共4个,3个大小相同,1个略大于其他3个,圆形,平底,底部露红胎(图11)。大碟直径7.5厘米,重0.31千克;小碟直径4.5厘米,重0.56千克。

作为普通生活必须用具的案、匜、碗、勺、碟存在于墓中再普通不过了,在此就对它们不再一一赘述。

当然还有的汉墓中随葬的器物更为齐全,考虑得更为周到,应有尽有,除以上器物外,还有随葬绿釉陶壶、绿釉陶仓、绿釉陶水榭,甚至还随葬有绿釉陶猪圈厕所,就是猪圈与厕所共用的一种缩小的建筑模型,也是汉代随葬品的典型器物。汉代学童的教科书《急就篇》载:“六畜蕃息豚豕猪。”颜注:“豕者,彘之总名也。”《说文》:“豕,彘也。”猪又称“彘”“豚”“豕”,是原始先民较早驯化的动物之一。两汉时期,“蓄猪以致富”已成为政府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重要举措,猪的驯养方式也由最初的原始的简单粗放的游牧方式发展为集圈养、圈牧、混养等多种方式于一体的先进的驯养方式。《释名·释宫室》:“厕,言人杂在上非一也,或曰溷,言混浊也。或曰圊,至秽之处宜常修治,使洁清也。”汉代较为普遍的厕所样式是圈、厕相连,以使饲养、积肥并重,其中又以猪、马、羊圈厕最为流行。“厕中豕群出”已成为汉代一种较为标准的生活方式。

2 绿釉陶的发展史

绿釉陶是陶器外表挂釉,其釉料以氧化铁和氧化铜为色剂,以氧化铅作为助熔剂,经过700~900摄氏度的氧化焰焙烧而成,绿釉釉面光亮、色彩艳丽,极富装饰感。由于长时间在地下埋藏,受墓葬潮湿环境的影响,经氧化作用,釉面会产生一层沉积物,这层沉积物到一定厚度时由于光线的干涉作用,就会产生银白色光泽,也有学者称之为“银釉”。一般认为墓葬中有绿釉陶器者是大户人家或有钱人家。

两汉时期经济发展快速,社会稳定繁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全盛时期。作为文化的载体和文明的象征,汉代绿釉陶器是介于陶器和瓷器之间的一种特殊品种,是汉代发明创烧的新品种,在东汉时期盛行于全国各地。它以厚重、磅礴、宏伟、精美的特点上承了商周瓷器的施釉技术,下启了唐宋三彩器瑰丽多姿、变幻莫测的装饰风格,代表了汉代陶艺制作的最高水平,在我国古代陶瓷群芳谱中独树一帜,是我国制瓷史上各朝釉陶无法比拟的,它的出现与发展是我國丧葬习俗由厚葬到薄葬的殡葬改革主要的见证物,完成了从原始瓷器到现在瓷器的成功过渡,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

绿釉陶是作为一种明器出现在墓葬中的。明器即冥器,是专为死者随葬而制作的器物。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到历朝历代,以明器随葬乃是古代丧葬习俗的一种表现形式,人们随葬生人所用的器具和物品,如房屋、井田、猪圈、水井、楼阁、生活用具等明器,以使生人死后依然过着生前一样的生活。《礼记》载:“其曰明器,神明之也。涂车刍灵,自古有之,明器之道也。”汉代人们崇尚迷信,认为“人死辄为神鬼而有知”“活人需要的,死人也需要”,他们有“事死如事生”的葬俗礼制。汉代庐江太守丞恒宽的《盐铁论》载:“今厚资多藏,器用如生人。”加上羽化成仙、黄老之说思想作祟,以明器厚葬于两汉盛极一时,成为一种特殊文化。西汉前期和中期,主要随葬生前实用器,中期以后,增添了各种专门为随葬而烧制的明器。《汉书·百官公卿表》中载有“东用匠令臣,主作陵内器物”,说明那时统治者们死后还有专职官员来主持造作冥宝大墓里所需要的一切陪葬物。

3 结语

从这批绿釉陶器来看,楼阁、水井、灶台、生活用具等的表现形式都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和地域特点,具有非常浓厚的生活气息,也反映出汉代乡宁文化经济的繁荣、社会的稳定以及农业、手工业、水利、畜牧业等的发达。出土这批绿釉陶器的墓葬的主人可能为当时当地比较富足的大户人家之人。这批器物的出土地中阳村位于乡宁县城北垣,地域宽广平坦,土地肥沃,气候宜人,在其东北方向的内阳村2002年曾发掘清理夏代、春秋、汉魏时期墓葬94座。出自中阳村的这批绿釉陶器之墓是否与内阳村的墓葬有关联,还有待于进一步的考古发掘为证。

总之,从乡宁县文物库房收藏的这批绿釉陶器来看,无论是楼阁、水井,还是陶奁、陶樽、陶耳杯以及灶、案、碗、勺、杯、碟等生活用具,均为研究汉代釉陶器的制作工艺、汉代建筑的形制、葬俗葬制、政治经济生活、工农业、畜牧业等的发展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实物模型,具有较高的文物考古价值,对我们全面认识乡宁鄂文化至关重要,为乡宁县汉代考古的学术研究增添了重要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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