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凤芹

【摘要】在合肥出土的众多汉代器物中，熊形铜器足显得十分另类，形态憨态可掬，趣味十足。但其出土时，所属器物已朽，且有效信息缺失，原状已不得而知。本文通过对各地区考古出土的熊形铜器足有关材料的梳理，考证和推断其可能属于何种器物。同时，结合文献及其他发掘材料，对汉代的崇熊之风进行简单探讨。

【关键词】合肥 出土 汉代 熊形铜器足

合肥，在两汉时期，属于较为繁荣、兴盛的商业城市。司马迁《史记》记载：“合肥受南北潮，皮革、鲍、木输会也。”多年来，合肥在城市建设开发的过程中，发现过大量汉代墓葬，并出土有玉器、铜器、陶器、武器、玺印等各类文物。合肥文物管理处收藏有四套出土的熊形铜器足，主要是早年抢救性发掘所得，其中一套是两件，余均是一套三件。由于年月已久，留下的有效信息甚少。本文旨在对目前考古发掘出土的熊形铜足有关材料进行梳理，以进一步对本处所藏熊形铜器足可能属于何种器物进行考证。同时，结合历史文献及其他发掘材料对其意义进行探讨。

我处收藏的出土熊形铜器足可分为两种：一种是鎏金铜熊形器足，内部中空，制作精美；另一种是普通熊形铜足，背面全空或半空，均带一支钉，制作较为粗糙。本文以一到四号区别之。

鎏金铜熊形器足，一号，一套三件。每件高6.6厘米，宽4.4厘米。1975年常青乡朝阳大队槽房郢一号墓出土，同出的有铜镜、铜熨斗、耳杯形铜灯、银手镯等。该熊形足制作精美，中空。熊的形态憨态可掬，双前爪扶膝，作蹲坐状，竖耳张口，周身用阴刻线表示毛发，多处嵌有宝石，但大部分已脱落，尚可见少量绿松石、红宝石等（见图1）。

普通熊形铜足，共三套。这三套熊形铜器足背部全空或半空，均有一支钉。二号熊形铜足形态与一号鎏金熊形铜足相似，作蹲立状，双前爪扶膝（见图2）。三号、四号熊形铜足形态基本相同，作站立状，双前爪高举（见图3、图4）。

二号，一套两件。形制相同，每件高4厘米，宽2.5厘米，厚2厘米。1973年建华窑厂出土，同出的有铜釜、铜甑、铜剑、铜锅、铜勺、铜戟、铜矛、铜罐、四乳羽人禽兽纹铜镜等。

三号，一套三件，与之同出并配套的还有两件兽面衔环铺首。每件熊形铜足高4.2厘米，宽3.3厘米，厚2.5厘米。2006年桃花店汉墓群彭岗墓区M15出土，同出的还有铜镜、石研磨器、水波纹釉陶长颈壶等。

四号，一套三件。每件高4.4厘米，宽3.4厘米，厚2.8厘米。2006年桃花店汉墓群彭岗墓区M64出土，同出的有铜镜、铜印、铜带钩、铜弩机、陶井圈、陶灯盏、石研磨器、陶罐等。

熊形铜器足的年代根据其共出器物可以定为汉代无疑。目前，在其他地区的考古发掘材料中，也有很多熊形铜器足出现，主要以两种形式存在：一种是熊形足的铜器，另一种是出土时仅存熊形铜足，所属器物已朽。熊形足的铜器目前发现很多。比如1968年河北满城县陵山1号汉墓（即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墓）出土一件熊形足铜鼎，鼎身作子口微敛，圜底，三熊形足，熊作蹲立状，双目圆睁，张口露齿，一付笑眯眯的模样，十分娇憨可爱。1962年山西右玉县出土的两件熊形足铜樽，形制相同，高25厘米，口径23厘米，下部三熊形足，通体铸造花纹，异常精美。山西朔县汉墓出土的铜尊口径23.1厘米，高16.5厘米，三熊形足，两侧各有一兽面衔环。广西合浦汉墓发现有熊形足铜奁、熊形足铜盘。其中熊形足铜奁两侧有兽面衔活环、三熊形足，通体鎏金，口径17.5厘米，通高14厘米；熊形足铜盘，素面，直径42厘米，通高6.5厘米。江苏邗江县杨寿乡宝女墩新莽墓出土熊形足铜奁一件，口径23.6厘米，通高25厘米，圆形器身，直腹，兽面铺首衔环，平底。三矮熊形足，熊作并足挺腹直立状，抬首瞪目侧视，肩扛器身，前足一托颈，另一搭于肩部。该熊形足和铺首均与我处的三号熊形铜足相似，从比例上看，熊形足的大小也在5厘米左右。

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一件鎏金铜斛，高32.5厘米，口径35.5厘米，腹部有三个兽首衔环，底部三个熊形足。熊的前两足扶膝，昂头竖耳。还有一盘，高9.5厘米，口径57.5厘米；盘底也是三个熊形足，比铜斛的足略大些。熊身都镶有绿松石、水晶石，镶孔分别为椭圆形、桃形两种，熊体内空，用极细的阴刻曲线表现熊毛。盘口边下刻有铭文一行：“建武廿一年，蜀郡西工造乘舆一斛承旋，雕蹲熊足，青碧闵瑰饰，铜承旋径二尺二寸。铜涂工崇，雕工业，涑工康，造工业。造护工卒史恽，长汜，承萌，掾巡，命史郧主。”此熊形足制作精美，熊的形态和工艺均与我处一号鎏金熊形铜足相似。

出土时仅存熊形铜足的情况也有不少。例如，南京博物院在铜山小龟山清理的西汉崖洞墓发现有鎏金熊形铜足，该熊形足一爪做托举状。1997年，包头市的一座汉墓中也出土有熊形铜器足。广西合浦汉墓发现有两套四件熊形足，出土时熊形足所属器物虽已朽，但痕迹依然可见，能判断出为熊形足漆盘和熊形足漆奁。熊形足漆盘，盘圆形，直径32厘米，存铜扣和三熊形足，扣为凹形圆圈，底扣与足相连，通体鎏金。熊形足漆奁，存鎏金铜饰和足，其中熊形足一件，应附于奁底，熊脐嵌珠，造型生动。江苏邗江县杨寿乡宝女墩新莽墓出土熊形足两件，形状相同，简报中称为漆奁足，鎏金剥落。熊作蹲坐状，双腿弯曲，两爪置膝上，挺腹。长鼻尖吻竖耳，两眼及脐皆有一小圆凹孔，原镶嵌玉饰，满身刻画线纹，高3.6厘米。

根据相关出土材料，笔者认为出土时仅存的熊形铜足应是属于漆器的部件，漆器朽坏不存以后，只留下了铜足。漆器与铜饰件或铜足相配的器物，也有考古出土的实例发现。例如阜阳双古堆西汉汝阴侯墓出土的漆器有铜包角、铰链、银支柱等。安徽天长县三角圩战国西汉墓出土的漆器，很多装饰有铜钮、铜铺首衔环、数道银扣或嵌贴银柿蒂、金银箔等；其中一件漆卮M19：42，圆筒形，平底，下设三等距鎏金铜蹄形矮足。巢湖汉墓出土的漆器部分镶有铜环、银扣饰等装饰，其中漆樽FM1：205和漆卮FM1：389均嵌三个矮蹄形铜足。这些出土的与金属工艺结合的漆器，异常精美，可见当时在漆器上的金属加工技术已十分娴熟，工匠们充分利用金属的延展性能，使漆器更加结实、美观。

《汉书·地理志》记载，西汉有八个郡设立工官，分别为河内、河南、颍川、南阳、济南、泰山、广汉和蜀郡。《汉书·贡禹传》载：“蜀广汉主金银器，岁各用五百万。三工官官费五千万。”颜师古注引如淳曰：“《地理志》河内怀、蜀郡成都、广汉皆有工官。工官，主作漆器物者也。”这些文献记载也可以从侧面证明当时汉人对漆器的制作十分重视。

综上，根据各地出土发现的相关材料推测，我处收藏的熊形铜器足，应是漆器的足部件，漆器可能是漆盘、漆卮、漆奁等圆形器物。由于漆器易朽，所以仅存熊形器足。不过，一号鎏金熊形铜器足与二、三、四号普通熊形铜器足，在形制上有所差异，一号为内部中空，二、三、四号则是背部空且带有支钉，即使均属漆器足部件，其使用方式和工艺等都应有所区别。由于缺乏相关证据材料的支撑，本文在此不做过多讨论。

那么，为何会将器足做成熊形呢？笔者认为这应是汉人崇熊的文化现象的体现。不仅在铜器上，各式各样的熊形足的形象还出现在玉器、陶器、石器等上面。例如河南三门峡出土的绿釉陶困，底为三熊形足；呼和浩特城麻沟汉墓出土有三熊形足泥质灰陶奁；西安北郊百花村汉代石椁墓出土有熊形足陶鼎；1988年，在敦煌南湖林场一汉代墓葬的抢救性发掘中获得一方石质三熊形足石砚。考古发现的汉画像石中，还有大量与熊相关的形象，大都出现在门扉或门柱上。有“蒙熊皮”勇士斗牛拒龙阉割图，有熊斗二兕图，也有刻画为自然、野生状态的熊等等。

崇熊之风在文献中也有所体现，而且早在汉之前就有。《山海经·中次九经》有云：“熊山有穴焉，熊之穴，恒出神人。夏启而冬闭，是穴而冬启夏闭，乃必有兵。”《山海经·大荒东经》云：“有中容之国，帝俊生中容，中容人食兽，使四鸟，豹虎熊罴。”

郭沫若认为：“黄帝为有熊氏，黄帝族的图腾就是熊。”《周礼·夏官·方相氏》称：“方相氏掌蒙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帅百隶而时傩。大丧，先柩及墓，入圹，以戈击四隅，驱方良。”因此，汉人认为熊可以辟邪，而且寓意吉祥，有崇熊之风也就不奇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