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 南 王 聪 薄文广

引 言

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立足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应对国内外环境的深刻复杂变化所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也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选择。新发展格局的构建需要现代产业体系的支撑，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明确将前瞻谋划产业变革领域，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作为实现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任务。当前，全球产业发展正处于重大历史变革阶段，“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科技创新进入空前密集活跃的时期，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重构全球创新版图、重塑全球经济结构”。(1)习近平：《努力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求是》2021年第6期。现代产业体系的建立需要紧紧把握当今世界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的演进趋势，推动国内产业变革的进程，这不仅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选择，更是应对全球经济结构重塑的主动作为。目前，数字经济已成为推动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其发展可以有效降低信息成本，提高信息处理和利用的效率，减少信息不对称现象，对产业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充分发挥数字经济的赋能效应，推动产业实现生产方式、组织方式、创新方式等变革，对于我国构建新发展格局至关重要。

目前关于数字经济对新发展格局和产业变革影响的研究主要从以下几方面展开：一是剖析数字经济时代数据作为重要生产要素的内在价值，分析和研究数据要素特征以及数字经济下生产要素、生产方式、经济形态等的变革。二是基于数据要素的新特征，研究数字经济如何赋能构建新发展格局。三是从产业层面入手，研究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调整、产业价值链重构、产业空间集聚等所产生的影响。本文立足新发展格局下产业变革的战略取向，构建新发展格局、数字经济和产业变革三者之间的逻辑框架，深入剖析数字经济加速产业变革进程进而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理论机理，并从数字经济发展的现实情况出发，提出相应的优化路径。

新发展格局下我国产业变革的动因与取向

(一)新发展格局下我国产业变革的内在动因

1．供需错配制约了国内大循环的畅通

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匹配程度决定了一国或地区经济的稳定性以及增长的速度。稳定、持续的经济增长必须建立在国民经济中总需求和总供给数量和结构的协调匹配以及动态平衡的基础之上。(2)方福前：《正确认识和处理供给侧改革与需求侧管理的关系》，《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21年第4期。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我国居民消费能力逐渐增强，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由1978年的151元增长到2020年的21209.9元。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前的2019年，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已经达到58.6%，国内庞大的消费市场已逐渐形成。而与此同时，受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世界消费市场持续低迷的影响，我国产品的国际需求面临着较大的困境。据WTO《2019年全球价值链发展报告》显示，2008年以后，全球价值链贸易在全球GDP中所占的份额有所下降，尤其是复杂全球价值链活动下降的幅度最大，其次是简单全球价值链活动和传统贸易活动，这三种活动在2012—2016年的年均变化分别为-1.65%、-1.00%、-0.28%；而与此同时，国内生产活动所占的份额则有所上升，为1.49%。(3)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Global Value Chain Development Report 2019: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Supply Chain Trade, and Workers in a Globalized World, 2019.

国内外因素的综合作用促使我国将扩大内需作为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战略基点。但是，从20世纪末以来，我国经济却呈现出明显的“需求相对不足”等问题，(4)方福前：《正确认识和处理供给侧改革与需求侧管理的关系》，《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21年第4期。国内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逐年下降，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前，已由2010年的18.3%下降到2019年的8.0%。而同时，国内消费者对国际奢侈品的需求却呈现快速增长的态势，2019年中国奢侈品消费额已达到1527亿美元。(5)麦肯锡中国区服装、时尚与奢侈品咨询团队：《中国奢侈品报告2019——社交裂变：中国“80后”和“90后”催生全球奢侈品新赛道》，2019年4月。这些现象表明，我国供需之间存在较为严重的错配问题，阻碍了国内大循环的畅通。

2．产业链与供应链安全面临重大威胁

自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全球产业的组织形态经历了工业化大生产、纵向一体化以及垂直一体化的演进阶段。但随着产业分工的不断细化，19世纪末以来形成的垂直一体化组织模式出现了垂直解体的趋势。(6)李晓华：《产业组织的垂直解体与网络化》，《中国工业经济》2005年第7期。一方面，跨国公司出于利润最大化的考量，不断强化产业的国际分工和布局，经济的全球化特征越来越突出，形成全球价值链和国家之间的垂直专业化；另一方面，随着产品技术复杂程度的不断提高，产业分工也日益细化，越来越多的企业将自身的非核心业务剥离，形成了以集成化龙头企业为核心、以层级分包为手段的“核心—外围”的组织分工模式，从而有效降低了企业成本，提高了企业的研发和生产效率。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凭借丰富的人力资源、廉价的土地资源和能源资源等优势，抓住经济全球化快速发展的历史机遇，迅速成为全球产业分工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并由此推动了国民经济长达四十年的飞速发展，造就了令人赞叹的“中国奇迹”。然而，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给全球产业链体系带来巨大冲击，使人们深刻认识到以片面追求利润和生产效率最大化为特征的全球产业布局模式的脆弱性，加速了全球产业链的重构。一方面，疫情的全球扩散增加了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的“断供”风险，阻碍了国内大循环的畅通；另一方面，疫情强化了“逆全球化”现象，促使一些企业将原来分散于世界各地的产业生产环节集中到本国或邻近的周边国家，导致全球产业布局出现区域化或本地化趋势，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国内外资企业的撤离和转移，给国内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带来极大挑战。

3．创新能力不足导致产业“卡脖子”现象严峻

产业创新决定了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竞争力的高低，也是其实现经济长期持续发展的动力所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规模迅速扩大，据世界银行统计，我国经济占世界生产总值的比重由1978年的1.7%增长到2020年的17.3%，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由1978年的3%增长到2020年的43.8%，而且我国产业门类齐全，是全球唯一一个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目录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但是，我国产业“大而不强”的问题依然十分突出，全员劳动生产率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还较为明显。2019年我国全员劳动生产率为18214.6元/人，仅分别相当于美国、法国、德国、加拿大、英国和日本的14.2%、20.4%、20.7%、21.7%、22.3%和24.8%。同时，我国产业发展长期存在高端装备、关键核心技术和关键零部件严重依赖国外等问题，致使一些关键领域的发展一直受制于人。尤其是近几年，随着中美科技竞争的不断升级，我国产业“卡脖子”现象日益突出，产业自主可控能力较弱的问题愈加严峻，已经成为制约国内大循环畅通、阻碍新发展格局构建的重要瓶颈。

4．国际国内双循环互促发展格局有待重建

有效整合全球产业资源，统筹好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使两者之间形成相互促进、相互推动的发展关系，是一个国家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改革开放以来，以国际大循环为主的发展战略，有效解决了我国经济起步时期所面临的外汇短缺、技术落后等问题，促进了国内经济的高速增长和社会财富的快速积累，也推动了国内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提升了产业的创新能力、生产效率、管理水平等，国内与国际两个市场之间一度形成了良好的互促格局。但是，随着国内外经济发展形势的变化，加上国内要素结构、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这种互促格局逐渐被打破，二者在资源和市场上的争夺日渐增多。同时，由于长期依赖国外技术和产品，也导致了国内关键核心技术受限、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压力巨大、内需启动长期推迟、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等一系列负面效应。(7)李震、昌忠泽、戴伟：《双循环相互促进：理论逻辑、战略重点与政策取向》，《上海经济研究》2021年第4期。由此可以看出，以国际大循环为主的发展战略虽然在我国从低收入经济体向中等收入经济体迈进的过程中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但却难以继续支撑我国这样一个拥有十几亿人口的超级大国走向高收入国家的行列。只有基于新的时代背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再次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良好格局，才能促使我国经济保持健康稳定的发展态势。

(二)新发展格局下我国产业变革的目标取向

1．通过提高供需适配性促进国内循环体系的畅通

国内供需之间的结构性错配是阻碍国内大循环的重要因素。构建新发展格局将推动我国经济发展从“主要依靠国际大循环”转向“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这不仅要求加强对需求侧的管理，而且更加需要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只有从供给侧和需求侧两端同时发力，才能在供给与需求之间建立起相互匹配、互相促进的动态协同关系。为此，我国必须加快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通过推进产品创新、服务创新提高国内供给的有效性，解决好国内供给与需求存在的错配问题，实现供需之间的高水平动态平衡。

2．通过构建更具柔性的产业链组织体系保障经济安全

新发展格局强调经济循环的重要性，需要我国的产业链体系保持顺畅运行。产业链的安全稳定是保证产业链体系畅通运行的基础和前提。面对日趋复杂的国际经济环境，我国迫切需要加快产业组织形态变革，构建起更加灵活、更具韧性的产业链体系，提高应对突发公共危机事件等重大冲击的能力。同时，通过产业链组织体系的变革，进一步拓展对全球产业资源的配置能力，不断凸显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中的地位，以此降低“逆全球化”影响下外资企业撤离和转移所带来的经济风险，提高整个产业链体系的安全程度，为我国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坚实的保障。

3．通过提升创新能力抢占全球产业价值链制高点

产业高端装备、核心技术、核心零部件自主供给能力不足，产业链关键环节受制于人，是我国构建新发展格局的主要瓶颈。习近平总书记对产业创新高度重视，提出应将在关系国家安全的领域和节点构建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国内生产供应体系，作为优化和稳定产业链供应链的重点。(8)习近平：《国家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若干重大问题》，《求是》2020年第21期。一方面，要通过产业变革更好地整合创新资源，提高产业协同创新能力，早日破解产业链“卡脖子”环节，实现产业体系的自主可控；另一方面，要通过技术创新提高产业综合效益和全要素生产率，不断强化我国产业价值链的长板与优势，进而提升我国在产业链中的主动权和话语权，以此反制其他国家对我国的技术封锁，保障国内循环体系的畅通运行。

4．通过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促进国内外循环互促发展

当前，我国经济已经深度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之中，统筹好国内与国际两个市场，提高对全球生产资源的配置能力，让两者之间形成相互促进的发展态势，是应对“逆全球化”趋势的必然选择。同时，我国的经济发展也需要国外高端生产要素和先进技术的支撑。新发展格局的构建虽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但仍十分强调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高质量“引进来”和高水平“走出去”的同步提升，一方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我国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的技术、人才供给不足等困境；另一方面，能够借助我国的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带动全球经济共同发展。为此，我国要通过产业变革实现对全球优质资源的整合，促进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不断拓展服务范围和服务能力，以更高水平、更高质量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同时，还要通过产业变革实现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的有效对接，为国际大循环提供供应链支撑和市场支撑，在国内与国际两个市场之间形成相互促进的良好格局。

新发展格局下数字经济促进产业变革的内在机理

在数字经济时代，信息获取的成本、渠道、方式以及便利化程度均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降低了供需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推动了产业组织形态的变化，提高了产业创新链各环节间的协同性，并通过降低时空对产业发展的制约，使企业整合和配置国内外产业资源的能力与效率大幅提升，增强了产业供需的适配性、产业链的安全性、产业的创新性以及国内外产业间的互促性，进而推动了新发展格局的构建，其内在机理如图1所示。

图1 新发展格局下数字经济促进产业变革的内在机理

(一)以价值共创提高供需之间的适配性

提高供需之间的适配性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内在要求，这需要企业加大创新力度，不断调整产品结构，满足消费者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但是，在传统经济形态下，由于信息壁垒较高，信息的传递存在较为明显的时滞性，使得研发人员难以及时准确地获知必要的消费反馈，因此，企业的产品结构调整和创新能否与消费需求相匹配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同时，在传统经济形态下，产品创新主要以企业为主导，消费者在创新过程中处于被动、从属的地位，也成为新产品接受程度不高或接受时间较长的主要原因，这些均阻碍了供给与需求之间适配程度的有效提升。相关研究表明，由于存在“厌恶损失”(loss aversion)、“禀赋效应”(endowment effect)以及“现状偏见”(status quo bias)等现象，消费者的接受程度与研发人员的期望之间往往会存在较大的差距。(9)J. T. Gourville, “Eager Sellers and Stony Buyers: Understanding the Psychology of New-Product Adoption”,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2006,84(6), pp. 98-106.

数字技术提高了信息传递的及时性及其获取的便利性，从而大大降低了供需之间的信息壁垒。企业可以通过第三方消费平台或者产品终端的互联网APP，及时掌握消费者的使用偏好、使用习惯以及使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等，对消费者信息及市场需求情况进行精准画像，进而有针对性地开展产品的研发设计。这不仅加强了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信息互动，使企业能够更好地满足利基产品市场的需求，持续放大长尾效应，而且使产品创新成为企业与消费者共同参与的“价值共创”过程，(10)C. K. Prahalad, V. Ramaswamy, “Co-opting Customer Competence”,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2000, 78(1), pp. 79-88.从而有效降低了传统经济形态下消费者为适应新产品功能而改变自身行为所需承担的心理损失，降低了“厌恶损失”和“现状偏见”的程度，提高了企业产品创新的成功率，(11)J. T. Gourville, “Eager Sellers and Stony Buyers: Understanding the Psychology of New-Product Adoption”,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2006,84(6), pp. 98-106.提升了供给端与消费端之间的适配程度。海尔集团创建的“海尔智家”物联网智慧家庭生态平台，就是在大幅提高产品使用功能的同时，借助智慧系统及时感知并获取用户的使用信息和产品问题，实现产品创新的精准化和及时性，并且通过信息的迭代和深度挖掘，不断延伸企业产业链，构建起围绕用户需求的衣食住娱康养医教的物联网生态网络，从而更好地满足消费者的需求，提高供需之间的适配程度。

(二)以产业组织的柔性组合保障产业链安全

在传统经济形态下，企业之间的合作关系主要依据价格机制和供求情况而形成，而且由于信息获取成本较大，企业上下游之间的产业链关系一旦形成，就难以在短时间内进行改变。这样形成的产业链关系虽然较为长久且稳固，但是存在合作企业单一、抗风险能力较弱等问题。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使传统产业链受到重创，也让人们清楚地认识到传统单链式产业链关系的脆弱性。虽然一些国家和地区开始有意识地推进产业链的分散化布局或区域化布局，以减少对其他国家或地区产业的高度依赖，但是在传统经济形态下，产业链转移的成本较高。据统计，生产线供应链的转移以及重组需要至少12个月，再加上其他配套设施以及场地建设周期，完全转移需要花费三到五年的时间。(12)何波：《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在全球产业链地位的影响及应对》，《国际贸易》2020年第6期。

在数字经济时代，企业的产品生产、创新、销售、运营等都是通过网络来实现的，企业可以运用数字技术对生产运营系统及产业链体系进行深度重构，提高其应对危机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使产业链体系更加安全。从企业内部的运营层面看，借助数字技术，企业可以实现生产运营管理的全流程数字化运作，迅速掌握其在生产运营过程中遇到的瓶颈问题，从而及时进行优化调整，这不仅有助于提高企业的运营效率，而且可以使企业在面对突发事件时依托大数据支撑做出更为准确的判断，并采取更加有效的决策。从产业链层面看，企业能够借助数字技术快速便捷地掌握产业链上下游信息，对产业链体系进行深度解构，同时根据产品研发、采购、生产、仓储、运输、销售等各环节的需要，在更大范围内寻找最合适的企业开展合作，建立起联通企业上下游和用户的开放式产业链，打造泛在的工业互联网体系，从而实现对产业链的全面管控。可见，数字技术的发展及其广泛渗透，使产业组织形态由过去的“以企业为中心”逐渐转向“以产品或项目为中心”，传统经济形态下的单链式、长期稳固的产业链合作关系，转变为网络化的、非稳固性的合作关系，整个产业链因此更具柔性，从而提高了产业体系应对风险的能力。

江苏徐工集团是柔性化产业链体系建设的成功典型。集团聚焦数字化车间的改造和设备的互联互通，构建汉云工业互联网平台，破除产业链各环节间的数据孤岛，不仅大大降低了运营成本，提高了运营效率，而且实现了研发、生产、供应、销售以及服务全产业链的信息贯通。目前平台已覆盖2449家国内供应商、55家海外供应商。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集团依托汉云平台及时整合所在城市的上下游供应链企业并进行精准对接，从而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了产业链整体复工，减少了疫情所带来的冲击。

(三)以产业链协同创新提高我国经济主动权

产业创新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熊彼特认为，创新是对生产要素的创新性组合，包括产品、技术、市场、资源配置方式以及组织方式的创新。因此，创新必然是企业、消费者、供应链以及政府等多主体、多部门、多领域相互作用、共同协作的过程。尤其是随着全球科技创新进入大科学时代，技术升级速度不断加快，技术复杂程度显著增加，新技术研发所需要的投入也快速增长，企业独自开发新技术的困难越来越大。(13)江小涓、孟丽君：《内循环为主、外循环赋能与更高水平双循环——国际经验与中国实践》，《管理世界》2021年第1期。在这样的背景下，复杂技术产品的创新越来越多地呈现出多链条融合、多主体参与、多环节协同等特征，(14)黄南、郑琼洁：《全球科技创新的范式变革与长三角科技创新圈建设的路径探索》，《中国发展》2019年第6期。需要所涉及的各主体、各环节之间能够保持信息畅达和资源顺畅流动，共同推进产业创新目标的实现。数字经济的发展能够更好地满足大科学时代多主体、多领域、多环节共同参与协同创新的要求，不仅可以直接作用于各创新主体，推动其创新能力的提升，还可以通过发挥中介赋能作用，间接促进产业链整体创新能力的提高。

从直接作用层面看，其一，数字经济提高了信息获取的便利化程度，降低了消费者对品牌和性价比的敏感度，刺激了个性化消费产品偏好的增长，导致企业进行同质化竞争的难度不断增加，促使企业必须将创新作为重要的价值创造途径，从而带动企业创新能力的全面提升。其二，数字经济下信息空间壁垒的降低，使处于产业链各环节的企业信息更加透明，上下游企业之间的联系更加便捷，加剧了同类企业之间的竞争，这会倒逼企业提高专业化程度，围绕核心功能进行技术创新，进而促使产业链整体技术水平不断攀升。其三，数字经济下的信息共享使企业可以构建起开放式的创新平台，实现创新链各环节的深层互动，通过打造开放式创新生态系统吸引更多的创新企业加入并形成庞大的创新群落。这不仅可以使众多企业的创新反哺平台企业，加快平台企业创新的迭代升级，而且能够在企业之间建立起较多的“弱联系”，(15)弱联系是由斯坦福大学教授格兰诺维特提出的，指的是“非经常性的、低亲密度的关系”，弱联系的两个节点之间具有较强的异质性，能够为组织提供非冗余的知识。参见宋志红等：《技术联盟网络与知识管理动机的匹配性——基于1995—2011年索尼公司的案例研究》，《科学学研究》2013年第1期。为企业提供更加丰富的信息，加快企业的知识更新和创新能力提升。例如，华为通过构建开放的云创新平台，与运营商、政府、上下游企业等建立起广泛的创新合作关系，并依靠技术云、信息云、人才云和资金云等云技术在创新链中实现储备共享，从而大大简化了研发流程，缩短了研发周期，降低了研发成本，提高了研发效率。可以说，依托数字技术构建的新型开放的创新生态系统是华为能够长期占据创新前沿的重要原因。

从间接作用层面看，随着产业创新复杂程度的不断提高，除了企业之外，政府、金融机构、中介机构、司法部门等都成为产业创新的重要参与方。数字经济通过其中介赋能作用使这些部门或机构能够更加准确、及时地掌握产业创新的相关信息，做出更加精准的决策判断，增强政府创新政策的针对性、金融助力创新的及时性、科技中介机构服务的准确性以及知识产权保护的有效性等，从而促进地区科技创新治理能力的提升和各参与主体在创新中作用的有效发挥，为产业创新营造更加公平透明、充满活力的生态环境。

(四)以要素的有效流动提升面向全球实施资源配置的能力

要提高企业面向全球进行资源配置的能力，关键是要实现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使生产要素向效率最高的产业部门集聚。但是，在传统经济形态下，劳动力、土地、资本等生产要素的流动面临较多的制约，即使在完全竞争的市场环境下，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也会受到时间、空间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导致配置效率低下。尤其是随着经济活动向全球范围拓展，企业实施资源配置的范围也必然会扩大至全球，但是这不仅增加了企业资源配置的成本，也带来了经济安全等一系列问题。

数字经济具有“无边界、全球化、全天候泛在”等特征，突破了传统经济形态下时间和空间界限所带来的约束，提高了企业对资源进行全球化配置的效率，从而推动了国内与国际双循环的相互促进。其一，数字经济可以降低企业在全球范围配置资源的成本。在数字经济时代，数据已经成为重要的生产要素。数据资源搜寻、复制、获取的成本相对较低，同时借助互联网技术，其运输成本也可以接近于零，从而降低了时间和空间距离对要素流动的影响，便于企业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资源的整合与配置。其二，数字经济可以促进产业链的全球化整合。从制造业来看，数字经济的发展使企业的生产活动边界无限拓展，借助数字技术、互联网技术等，企业可以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产业链的解构与重构，并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资源的有效配置，不仅促进了资源的自由流动，而且更加紧密地连接起国内与国际两个市场。从服务业来看，数字经济改变了传统经济形态下大多数服务业生产与消费必须同时进行的特征，使服务业的生产可以远距离、非同步地开展，这极大地拓展了服务业企业的服务范围，也提高了服务的有效性。其三，数字经济推动了国内与国际两个市场的相互促进。借助线上消费平台，消费者能够在境外开展交易，从而更好地满足国内消费者不断增长的消费需求。而且，数字经济能促进市场信息的有效传递，实现国内外供需信息的精准对接，推动国际贸易的开展，有助于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在拉动全球经济发展中的优势。

新发展格局下数字经济赋能产业变革的路径选择

(一)推动数据资源的开放共享，促进资源有效流动

推动数据资源的开放与共享，促进数据资源的顺畅流动，不仅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关键，更是实现国民经济循环体系畅通，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一是加快数据相关标准的制定。研究制定关于数据资源采集、清洗、确权、流动、交易、保护等的制度和规范，同时根据不同数据资源的来源制定相应的制度和规范。对于政务数据，要探索建立政府数据开放和共享的统一规范的标准和流程，明确数据资源的法律权属、范围等，为政府数据资源的流动创造条件。对于企业数据，可以由行业协会或龙头企业牵头制定该行业的数据标准体系，规范数据采集、使用、交换等相关标准和制度。同时，加快制定政务数据和社会数据对接共享的制度体系，促进政府部门与企业之间的数据流动。二是加快数据资源共享平台的建设。推动建设关于政务数据、行业数据、产业链数据、区域数据等的共享平台，促进数据资源的开放。建设数据资源交易平台，构建从数据的采集、脱敏、分级、加工、评估到数据资源管理等完整的数据资源交易链条，促进跨地区、跨行业的数字交易。(16)黄南：《数字经济助力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10月28日。三是探索研究跨境数据流动的政策及规则。立足全球数据跨境流动的发展趋势，积极研究相关的标准、政策、规则等，在强化数据安全、加强监管的同时，力争在数据跨境流动的规则制定上抢占先机。以“一带一路”、自贸区等建设为契机，采取双边、多边协议的方式，以某些领域为试点，推动跨境数据共建共享的机制建设，以数据的互联互通推进国内外循环的相互促进。

(二)加强对大数据平台的监管，保障经济安全稳定

在数字经济时代，大数据平台建设成为提供数字化服务、整合数据资源的重要载体和渠道。但是由于企业不直接面对消费者，大数据平台作为中介向企业提供消费者信息，面临着消费者反馈和需求数据信息被平台截留，提供给企业的信息存在虚假成分，以及信息精准度降低、信息价值难以被充分挖掘、用户信息易被泄露等问题。为此，要加强对网络市场的监管，强化对大数据平台的审查与规范，保障数字资源的顺畅流动。一是加强对大数据平台垄断行为的约束。进一步深入研究大数据平台垄断行为的特殊性，客观公正地分析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对《反垄断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进行修订和完善，对个人和企业数据的使用、交易、开发等边界进行明确规定，为数字经济下的市场有效监管提供依据。二是创新高效监管方式。充分运用大数据、区块链、企业信用等新型监管手段，不断提高对大数据平台的监管能力，实现对大数据平台企业的科学监管、精准监管、柔性监管。三是加强大数据平台企业的行业自律。强化对数字经济行业协会的管理，推动行业协会牵头制定以守法诚信为内在要求的管理规则或行业规范，督促大数据平台企业完善自身制度和机制建设，规范使用数据资源。四是加强对大数据平台企业海外上市的前置审查。严格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对具有海外上市意向的大数据平台企业进行数据安全的前置审查，确保这些企业不会对国家安全造成危害。

(三)深度挖掘数据资源价值，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在数字经济下产生的海量数据，是提高企业创新能力及其资源配置效率、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宝贵资源，但是，这些资源效应的发挥是建立在能够充分挖掘数据资源价值，实现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基础之上的。目前，由于多方面因素的制约，还存在着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不充分、不平衡，数据资源价值未得到充分挖掘和释放等问题。一是强化新型基础设施的支撑力度。加快工业互联网、5G、大数据中心等建设步伐，尤其要加快农村地区的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不同地区之间的数字化基础设施均衡发展，为数据资源的收集、挖掘和使用奠定基础。二是加快推进企业的数字化升级与改造。加大企业数字化、智能化技术改造的力度，鼓励行业内的龙头企业发挥带动和引领作用，整合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构建产业互联网，汇聚形成海量产业数据资源，并通过产业链数据共享提高对数据资源的使用和挖掘效率。同时，推动算法革新和算力升级，为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提供技术支持。三是不断拓宽数据资源应用范围。鼓励各地区围绕经济社会发展中面临的困境和难点，推出数字化改造的应用场景，深度挖掘大数据价值。推动数字经济在先进制造、交通物流、金融服务、商务服务、环境治理、现代农业等领域的应用，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

(四)加大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激发产业创新动能

在数字经济时代，信息的获取是非竞争性的，同样的信息可以被不同的人反复多次使用，这虽然大大降低了企业获取信息的成本，但也带来了排他性的挑战，使知识产权的非竞争性问题变得十分突出。(17)A.Goldfarb, C. Tucker, “Digital Economics”,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2019,57(1)， pp. 3-43.为此，必须建立起更加合理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以更好地应对数字经济时代知识产权保护所发生的变化。一是平衡好知识产权保护与共享之间的关系。一方面，在数字经济时代，知识产权保护重要性的提升会激发更加严格的保护措施；另一方面，共享是数字经济时代的一个重要特点，过于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措施有可能降低信息流动，增加信息获取的成本，反而不利于企业的创新发展。因此，在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上，要平衡好知识产权保护与数字信息共享之间的矛盾，合理界定知识产权保护的客体、权利范围等。二是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数字经济时代产业发展出现的新特点、新业态、新模式，给知识产权保护带来了巨大的挑战，相关法律法规还存在一定的缺陷，亟需进一步加以完善。要鼓励有地方立法权的省市以“小快灵”的方式，针对数字经济下知识产权保护中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及时制定相关政策法规，避免无法可依的困境。三是加强先进技术手段在知识产权保护中的应用。数字经济时代知识产权保护的复杂程度显著提升，迫切需要创新知识产权保护的技术手段，加快先进保护技术的研发，加强区块链等技术在知识产权保护中的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