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浩元

河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一、典籍英译实践与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关系

自十八大提出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战略方针以来，我国各界学者、出版社、文化工作者等积极响应国家号召，中国文化迈出国已初见成效，十九届六中全会也再次强调建立文化自信，提升国际影响力的重要性。首先，在这文化走出去的步伐中文学翻译，尤其是最能代表中国特色的传统典籍翻译的又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其次，文化走出去的主要媒介是翻译，而英语的广泛使用，则需要将英译放在重要地位。所以，典籍英译的实践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领军人物”之一，是文化走出去的“敲门砖”。

二、典籍英译实践的起源与发展

我国典籍英译早期起步于清朝时期海外来华传教士、官员、汉学家（又称，中国学家），如：理雅格、翟理斯等，涉及的译本有《论语》、《诗经》等。反观国民，因文化自信受挫，国人的翻译主要集中在国外优秀文化汉译。而后，随着五四运动，国民重拾文化自信，出现了热爱我国传统文化的文学家、翻译家，如：杨宪益、林语堂等，投身于中国传统文化作品的英译，中国自身展开的文化外译才真正的开始起步。时至今日，传统文化再度掀起热潮，1995年我国推出《大中华文库》（汉英对照）国家出版工程，典籍英译的相关论文率先由《外语与外语教学》设立专栏，随后逐渐引起了各大出版社、学术刊物的注意。国内首届全国典籍英译研讨会也在2001年顺利召开，之后也逐年进行，将大量优秀的文献汇总起来供学界学习探讨2006年国家首次设立本科翻译专业，2007设立翻译硕士（MTI）专业学位，同年汉英对照版《大中华文库》首次推出外文版中国文化典籍，我国的典籍英译终于迎来了春天。

横向来看，典籍英译涉及的领域也在逐步拓宽，起始为儒家、道家等学派的传世经典或是诸如《孙子兵法》、《诗经》、唐诗宋词等著名古籍，往后逐步发展到较前面所提较为冷门的史书、语录、传记等。再后来戏曲、医术、科技、建筑等相关的典籍翻译也开始逐步映入眼帘，所涉的领域大大小小，基本覆盖了所有的传世遗作。由之前的熊猫丛书走到今日的《大中华文库》，二者均搜罗了各个领域文化遗珠的优秀译本。可谓典籍英译的实践之路由昔日的一枝独秀，走到了今日的百家争鸣。

三、典籍英译致力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主要困难及解决思路

尽管典籍英译迎来了大发展时代，可如此的发展并不是一马平川的，海内外均存在着反对中华文化、反对传统文化的声音，使得典籍英译的实践受阻。本文聚焦于相关典籍英译实践与中国文化走出去两个方面的非译者因素展开讨论。

1.话语权。

简言之，话语权可以指谁在有效听众出席的场合发出了令人信服或听从的话语（王燕，2020：129），所以话语权外流是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如上所述，中国典籍英译起步阶段的主力军为海外来华人士。明末清初全球化进程加速时期，国民丧失文化自信，此阶段中国大部分译者致力于外国文化汉译。时至今日，虽已重拾文化自信，也意识到文化的重要性并采取了一些列的措施挽回局面，但仍是部分海外优秀的译者更具影响力，这会对我国文化形象带来一些列的影响。汉学家虽对我国的文化有一定程度了解并具有一定的汉语功底，却终究不是自小沉浸在我国文化的环境之中成长起来的，因而会存在对我国典籍的一些误读甚至扭曲，如：将我国代表祥瑞的龙译为dragon，虽然dragon在英文中确实代表龙这类生物，可在西方文化视角下，龙是一种邪恶的化身，与中国文化相异。其次，汉学家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成长起来，意识形态必然与我国有所差别，例如：理雅格在翻译孟子时对儒学看似更加友好、更富同理心的理解受到中国学者认可，然而这并不能掩盖他作为殖民国家传教士的身份以及他对儒学“东方主义”模式的翻译和解读（游贤育，2020:21），其翻译的目的是令东方文化归合于欧洲文化，成为基督教的附属与助益。对我国文化持友好态度的理雅格尚且如此，更不用说以柯大卫为代表对我国文化持批判态度的译者了，这也是在翻译时产生误读和扭曲的原因之一。因此，典籍英译的最佳译者还是本土学者，但是我国自身的典籍英译输在起跑线，这也直接导致“保存中国传统文化鲜活性的却在日本、韩国、新加坡，不在中国”（王霁，2014：4），甚至存在学者前往日本去研究中国唐诗，可见话语权缺失影响之大。

话语权的丧失并非一日而成，话语权的多会也绝无法一蹴而就。因此，我们必须长期加大在典籍英译方面的实践进程，利用我们的优势，在国家社会的支持下，加强我国译者译本的宣介程度，才能逐步将自身文化的话语权收回自己手中，中国文化走出必须要从中国走出去才是最完好、最有说服力。

2.译文接受度。

海外的读者不愿意接受我国译者的译本，甚至根本没有接触到我国译者的译本是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之前我国学界更对多地将目光对准在典籍英译的文本内容上，认为，中国译者译本虽然对源文本的理解通透，可是英文的行文却不够地道，甚至晦涩难懂而达不到优良的传播效果。然而实际调查却与此相左，通过对比能够发现，相比理雅格唐诗译本，许渊冲和汪榕培的译本不仅仅表达可读可理解，且在传神达意上更加精准，而如他们优秀的国内译者不在少数。由知网查询可发现，对于具体某一英译本在海外市场接受程度进行详尽调查的李宁教授分别在2015年与2018年就《孙子兵法》发表两篇论文，文中对林戊荪所译的《孙子兵法》进行了详细的追踪调查，最后得出了一系列的结论，如：海外潜力读者数量众多、我国大部分英译本均在国内出版、海外市场更相信我国译者的译本、声誉问题是读者衡量译本的重要因素等。前两个结论尤起卡住了我们的脉搏，大量的潜在读者，证明我们的宣传并不到位，读者没有机会接触到我国学者的译本，这和大部分译本均在国内出版也有一定关系，这些问题若无法解决，则会有些译作甚至成了名副其实的‘出口转内销’产品。”（ 王宏印，2009: 6）。

针对这一问题，我们首先应当加强对于本土译本海外接受程度调查，尽管这是一项耗时耗力的工程，却是十分必要的，走出去的进程必定是循序渐进的，有着具体的研究得出的指导方针极为重要。其次，要加大典籍英译的对外合作力度，与目的语译者合作，以本土译者为主导，目的语译者辅助校对，以汉语到英文，再由英文回到汉语的检验方式来得到高质量的译本；加强出版的跨国合作，与国外知名出版社合作，以此提升国内译本的声誉；进行国内外图书馆的联系沟通，加大国外图书馆内我国译本的储备量；利用新时代媒体技术，通过多渠道大力宣传我国的传统典籍；从音美方面加强译本的丰富性和可理解性。

3.源文本选择与获取。

对于源文本的获取，首要的是确保其权威性，具有权威性的源文本，能够更加全面的展现文化风貌，也更能保持一族文化特点的原汁原味，而对于汉族译者可能并未掌握少数民族的语言需要选择汉译本进行转译的情况，确保原文本的权威性则更加重要。一些较为小众的地方文化却十分难以搜罗权威本，对于少数民族文化则这种情况更为严峻，例如：王尧在撰写《藏剧故事集》时，分别根据木坂本、手抄本及藏剧老艺人的口述，用汉语译述了《藏剧故事集》（蔡天航，2020:68）甚至存在一些典籍的权威本珍藏在国外的情况。其次，翻译不应当只聚焦于汉族文化和经典文化，对于少数民族文化也应当加大重视，这同时也是我们加强民族团结，构建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与我国经典著作英译相同，我国少数民族典籍的话语权也被海外译者捷足先登。这是各个民族均存在的现象，其原因离不开西方文化的冲击，人们盲目追捧西洋文化、各地对文化遗存重视程度不足等。另外，对于已存译本的复议和再版也必须要提起重视，各类文学作品都有其时效性，经典作品如此，翻译作品更是如此。例如，朱生豪的莎士比亚剧作译本，在当时时代背景和其个人主观性下，他对许多粗鄙言语进行了美化，可是在言论更加自由的今天，人们更加渴望领略更为真实的莎翁剧作，此时就需要集合优秀的译者对其进行修缮再版或是复译，英译汉如此，汉译英（尤其是前作为海外译者所做的译本）更是如此。

针对以上问题，各地应当加强文化意识、学者也应积极进言，有意地、主动地去保护当地的文化遗存，为译者们施展拳脚提供更加权威的储备。对于复议文本，则应加强译作的批判研究，更好的对前作进行梳理和筛选。

4.国际阻力。

阻碍我国文化走出去，少不了某些国际势力对我国的歪曲与误读。主要的观点有认为为我国的文化走出去战略是一种文化入侵，加之外媒有意而为之的“妖魔化”和“边缘化”，使大众对中国文化产生误解，所以当外来文化进入到他们的国境之中，会主观的产生排斥心理，被误解为文化殖民道路、视图建立文化霸权。“文化霸权”其实并没有字面所指的这么暴戾，文化霸权又称“文化领导权”，是一个非但不霸道、相反颇为人道的概念。但宏观来讲这是一个更为中性的词语，稳固的文化领导权是利于一他不彻底否定暴力和强制的因素，但以从属集团的自愿、赞同为基础，潜移默化出一套世界观，既包含差异又被普遍接受。（周杰兴，2006:540）这样的领导权明显是掌握在西方列国手中，中国作为一个初步兴起的“弱势文化”，与西方的几百年来建立起的主流文化尚且未做到地位平等，又谈何以弱势一方的地位去入侵强势一方，这无异于蜉蝣撼大树。由佐哈的多元系统论来看，翻译文学在世界文学系统中，是一种次要活动，作用是保守的，处于边缘区地位，也就是此类的文化活动基本无法撼动主流的文化潮流，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是起到巩固作用的。另外，如果一个系统僵化不变，迟早会逐渐被另一个系统取代，要么因为爆发革命而全面崩溃。（刘军平，2009:337）这意味着，系统中的主次要活动都是必要的，是为了一个系统的发展而必须维持的活动，例如，儒学一度成为欧洲早期启蒙思想家反击基督教、对抗神学的武器（陈树千，2015:36）所以我国文化走出去这项次要活动，是利于全球文化领域的稳定与发展的。

首先要解决这个问题，译者应当申明并坚定自身立场，中国文化走出去是为了丰富全球的文化系统，建立更加完善的多元系统。其次，宣传和舆论导向也十分关键，加强海外的市场营销策略，在民众层面讲清文化走出去的初衷，并尽力展示我国文化的魅力，使目标读者能够自愿地阅读、观赏中国特色文化为关键之举。

四、结语

本文梳理的问题仅为典籍英译助力中国文化走出去所遇到的冰山一角，各式各样的问题都在考验着我们的学界、社会和政府，在探究已知问题的同时，我们必须不断提升视角、开辟新思路、新角度来考虑问题，更加全面的、有效地探究“走出去”的各种方式。并且作为一门跨学科研究领域，典籍英译所遇到的问题也绝不能只依靠翻译工作者来解决，政治、外交、经济、营销等多门学科，都能够在解决这些问题上提出真知灼见。因此我们必须在实践中不断创新，再提高译本质量的同时，不断攻破非译者因素的困扰，才能引领中国文化更好地走出国门。

1.东方主义：“东方主义”(Orientalism)或译为“东方学”，原是研究东方各国的历史、文学、文化等学科的总称。萨义德认为它是一种西方人藐视东方文化，并任意虚构“东方文化”的一种偏见性的思维方式或认识体系。“Orientalism” 本质性的含义是西方人文化上对东方人控制的一种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