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 澜 林学艺

北部湾大学国际教育与外国语学院

泰国的中国古典小说翻译热潮自18世纪末兴起，断断续续持续到20世纪20年代，由于西方文学的影响增大才渐渐退潮。从1802年第一本泰译小说《三国》问世到20世纪60年代，共有四十多部中国古典小说被陆续翻译或移植到泰国。当时中国小说的泰文翻译工作分为三个时期：曼谷王朝拉玛一世至拉玛五世国王时期（1782-1910）、拉玛六世到拉玛八世国王时期（1910-1946）、拉玛九世到拉玛十世国王时期（1946至今）。第一时期前期，翻译工作由王室资助，拉玛一世下令组织翻译《三国演义》，希望曼谷王朝的将相们能从中吸取各种治国用兵之道和克敌制胜的谋略，以便战胜当时的敌人缅甸。后期由王室高级官员资助，兵部尚书下令将《水浒》译为泰文，如口传故事供百姓阅读消遣。译本先由华人翻译， 再经文采较好、地位较高的泰国本土官员审批、润色。所以这一时期翻译质量较高。第二时期，泰译中国作品主要是历史故事和小说。此时，报刊业发展起来了，汉文学的翻译达到了巅峰，当时的许多报刊都是因为连载中国古代小说而畅销。翻译工作由出版商和报社编辑资助。第三时期不但翻译中国作品，如武侠小说，还开始翻译英文作品。这个阶段的翻译工作也进行商业操作。第二、三时期的中国作品翻译工作多由个人完成。许多精通汉、泰两种语言的华人、华侨和在泰国出生的第二、第三代华裔都投入到翻译中国小说的工作之中。而译本的读者起初是泰国的帝王将相们，之后发展到了平民百姓。

一、中国古代小说泰译本中的方言

17世纪暹罗境内人数最多的福建人，18世纪下半叶达信王朝开始到曼谷王朝初期，福建人人数渐渐退居潮州人之后。这是因为1727年，清廷首先在福建省解除南洋禁令，因而当时沿海各省海外贸易的商人以福建人居多，流寓泰国的华人也以福建人为众。但是，1767年建立的吞武里王朝郑王室的庇荫和影响推动了潮汕人大举迁泰，潮州人逐渐取代福建人成为泰国华人移民的主力。

尽管曼谷王朝初期福建人在潮州人来到暹罗之后人数失去优势，但福建人比潮州人先到暹罗，经过数百年的发展，他们无论在经济上还是政治上都有一定的实力。福建人在暹罗的影响力一直延续至曼谷王朝初期，因此曼谷王朝一世王组织翻译《三国演义》时所成立的华人翻译小组主要由闽籍华人担纲，译文中的人名、地名译音亦采用福建音，直到拉玛五世时期才开始流行用潮州口音翻译中国文学作品。泰国学者吴琼说得更加具体：“历代以来翻译中国小说或用福建音或用潮州音。起初的《三国》与《西汉》等少量小说用福建音为译音标准。后来由于潮汕人居多，往后的中国各类小说被翻译时，人名及地名一般用潮州音。”潮州话因此在这些中国古典作品泰文译本中刻下了自己的烙印，进而随着其中的中国文化传播开来。

二、中国古代小说泰译本中的潮州方言

中国古代小说泰译本以潮州方言音译的一般有人名、地名和部分专有名词，音译后有些会予以解释。此外，中国古代小说有以诗入小说的传统，但是，因为诗歌的翻译难度很大，泰译本往往进行大量的删除和修改，而有些诗词内容与故事情节关系密切，不宜删去，译者便先用潮州方言音记录论诗，然后再把诗词的意思翻译成泰语。绝大多数中国古代小说泰译本的诗词通过这样的方式保留了其重要内容。

1.《三国演义》泰译本中的潮州方言。

最早的《三国演义》泰译本昭披耶帕康（浑）版《三国》里所有人名和地名都用福建音译音。因为移民泰国的华人多半只会方言，当时懂得普通话的人很少，翻译中国小说或用福建音或用潮州音。后来由于潮汕人居多，中国各类小说被翻译时，人名及地名一般用潮州音。惟独《三国》一书和少量小说仍然沿用福建音，之后各版本的《三国》译本也承袭了《三国》福建音译音的传统。尽管如此，还是能够在一些《三国》版本里找到潮州话的踪迹。

《三国演义》泰译本有两个现代版本使用直译法将开头和结尾部分、诗词歌赋和议论统统翻译出来，那就是1977年万崴帕塔诺泰（Wanwai Phattanothai）的《新译〈三国〉》和2001年威瓦巴查冷威（Wiwat Pracharuangwit）的《批注版全本〈三国〉》。这两本泰译本的内容没有进行太大的改变、加工和缩减等，基本直译出来，没有消减开头和结尾的部分，没有删掉诗词歌赋和议论。在翻译诗歌中的人名、地名和专有名词时，借助于方言的发音进行了音译。比如第三回的“何进”“丁原”和“袁绍”，泰译本万崴帕塔诺泰的《新译〈三国〉》使用客家话音译，威瓦巴查冷威的《批注版全本〈三国〉》使用了潮州话音译。第四回的“伍孚”“丁公”，《新译〈三国〉》使用客家话音译为“Ngao1 hu1”“Daeng4 guan1”，《批注版全本〈三国〉》使用了潮州话音译为“Ngou4 hu1”“Daeng1 guang4”——说明《新译〈三国〉》的译者可能是说客家方言的，而《批注版全本〈三国〉》的译者可能操潮州方言。两种方言的音译方便的是各自的读者。

2.《水浒传》泰译本中的潮州方言。

《水浒传》的第一版泰译本于1867年开始翻译。由领德昭帕亚巴容玛哈希苏力亚翁（Somdet Chao Phraya Borom Maha Si Suriyawongse）（以下简称希苏力亚翁版本）主持翻译，题名为《中国编年史——宋江》。这个译本采用的是潮州方言音译法。

1960年的披衮通依（Phikun Thongnoi）版本把各种名称翻译成闽南方言，但是，在第二十三回“王婆计啜西门庆，淫妇药鸩武大郎”中译者把一句古人说的话翻译成潮州话。设计成对话让武松和武大郎问答到底懂不懂这句话，还把这句潮州话翻译成泰语，然后又问是不是这个意思，最后译者在文中把这句话解释出来。这种翻译手法增强了小说的趣味性，让读者喜欢。2010年扎拉柴乔育（Charatchai Chiaoyt）版本的译者借用英语词语和潮州现代用语。

《水浒》希苏力亚翁版本以及2010年的扎拉柴版本采用的都是意义加音译相结合的方法翻译其中一些地名的专有名词。如“狮子桥”中“狮子”是用潮州话的音翻，“桥”用泰语翻译。“快活林”在希苏力亚翁版本中用“快活林”潮州话的音译加上“地区、地域”的泰语词，这样，读者能依靠“地区、地域”判断这是一个地方，不过未必能明白“快活林”主人欲追求快乐而惬意的人生之意，而且原小说作者取“快活林”之名是赋予它反讽的含义——最终与快活林有关的人都得到了很不快活的结局。在对“二龙山”的翻译上，希苏力亚翁版本采用意译和音译结合，“山”和“二”采用意译，“龙”采用音译。因此二龙山的翻译就成了二leng sua山，但是如果不懂得潮州话，就只是知道是二leng sua山，不知道有“龙”这个含义。还有“鸳鸯楼”，希苏力亚翁版本将之全部音译，读者从字面上看不出有鸳鸯，当然也不知道鸳鸯在小说中的含义——鸳鸯像太极中的阴阳一样，福祸相依，充满哲学意识。读者甚至不知道这是一个楼的名字，因为楼也是音译。对于人名的翻译，希苏力亚翁版本和披衮版本直接按照潮州话的发音翻译，如将“翠莲”译成跟“Chui lian”发音相似的泰语，读者当然看不出翠莲这个名字和莲花有什么关联，也不容易记得住。至于如“及时雨”等人物绰号，希苏力亚翁版本译者采取了拼音译法，主要用潮州方言音。音译是不能彻底解决问题的，不过，众所周知，翻译是永远留有遗憾的艺术。

3.《西游记》泰译本中的潮州方言。

《西游记》的译者是潮州人，因此直接用潮州话发音来音译诗文及人名地名、专有名词。泰译本的诗文，译者先采用音译的方法，再在后面翻译出诗文的意思。这样翻译会让泰国读者知道诗文怎么念，再理解其意思。《西游记》第1回原文和泰译文如下：

《西游记》第一回《西游》争名夺利几时休? 早起迟眠不自由!骑着驴骡思骏马，官居宰相望王侯。只愁衣食耽劳碌，何怕阎君就取勾?继子荫孙图富贵，更无一个肯回头！有一首八句诗，第一句：争名夺利几时休？（潮州音）意思是夺衣偷果几时休？第二句：早起迟眠不自由! （潮州音）意思是早起晚睡心不定。第三句：骑着驴骡思骏马，（潮州音）意思是自骑着驴骡思玉马。第四句：官居宰相望王侯，（潮州音）意思是身为官员望成帝王。第五句：只愁衣食耽劳碌，（潮州音）意思是为吃穿感劳碌。第六句：何怕阎君就取勾? （潮州音）意思是不怕阎罗王来取勾。第七句：继子荫孙图富贵，（潮州音）意思是为子孙存钱财。第八句：更无一个肯回头！（潮州音）意思是没有一个人肯回头。[14]

《西游》乃鼎译本部分诗歌就是这样处理：音译+解释。读者除了知道怎样读，还能知道诗歌的意思。

《西游》译本也有不少增加内容的例子。译者先采用潮州音音译的方法处理韵文，再在后面翻译出韵文的意思，或者译者进行发挥，自行添加内容。如第10回《二将军宫门镇鬼 唐太宗地府还魂》叙述唐太宗进入地狱的情景，唐太宗询问判官地狱的第十八层为何样。译者除了采用音译方法来翻译原文中地狱第十八层的情形之外，还在后面详细地解释其意思，并在最后增加了一些话语劝大家为善。通过译者详细叙述这部分内容，目的语读者联想到地狱的情景，读起来让人觉得可怕，遂不敢作恶。

许多专有名词，如地名人名等，译者一般会以潮州音音译，再用泰语解释。如《西游记》乃鼎本翻译第3回“此时又会了七个兄弟，乃牛魔王、蛟魔王、鹏魔王、狮驼王、猕猴王、犭禺 狨王，连自家美猴王七个”这部分时，先用潮州音音译这些妖怪的名字，再在后面解释这些妖怪是什么动物，这样能让目的与读者想像得到它们的样子。在翻译第13回“我再与你起个别名，唤为八戒。”的部分时，译者音译“八戒”后，还解释了“八戒”的佛教涵义。这样弥补了音译的不足。

很多专有名词音译后没有解释，随着时间的推移，依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比如索蓬碧攀塔纳空（SOPONIPANTANAKARN）出版社1906年出版的《西游》中，“释迦摩尼佛祖”的发音“Pla Cigia Mongni Hhuzhou”为潮州话发音，不过“Pla”为泰语“神”的意思，除此之外，“玉皇大帝”的发音“NgiengXian Huangdie”、“王母娘娘”的发音“Angboniania”、“太上老君”的发音“Taixianglaokun”、“行者”的发音“Hengjia”等人物名称的发音都是潮州话发音，还有“托塔李天王”、“哪托”、“猪八戒”、“悟净”、“玉面公主”、“罗刹”等词也全为潮州话发音。表示地名名称的“西天”的发音“Saiti”，“大唐”的发音“Daitang”等也是潮州话的发音。“行者”的发音“Hengjia”使得泰国观众以往只知道“行者”，不知道他另一个普通话的名字——“齐天大圣”。在泰国，非常流行以《西游记》的人物作为佛牌，其中一种为孙悟空佛牌，但是一般取名为“行者”或“行者爷”，应该是缘于译本里的译名。“Saiti”在泰语古语里表示“印度”，明显是受《西游记》常用的表述“到西天取经”的影响。

泰国学者张充在其博士论文中指出，泰国1910年出版的闽南语翻译版本《西游》实质上是潮州话翻译版本。这本书是用泰文写的，但书里的内容是根据潮州话翻译过来的。它的第一版本于1910年出版，当时分为65本出版；1922年第二次出版，这次共出版4册，在泰国国家图书馆只保留了其中的第四册。这部书第一个翻译人的名字为TIN，是图书公司老板请来的。TIN翻译的西游记很多地方意思模糊，于是老板又请来第二个翻译TIANWAN帮忙理顺文章，TIANWAN是泰国著名的作家，这样译本水平可能有所提高。该翻译版本出版两次，第一次册数多达65本，前后请了两个翻译，第二个还是著名作家，被国家图书馆保存，可知这个版本应该是有一定影响力的。

总的说来，《西游记》泰文译本中的汉语音译词有31个，占5.82%。这些词在汉语中很多都是梵语音译词，而泰语则直接用汉语音译词。从泰译本的文本分析来看，《西游记》既传承了潮州移民的语言特色，又为适应泰国读者口味所进行了一些创造性的修改。《西游记》泰译本既打下了中国移民的烙印，同时在不断的文化交流与融合中，被赋予了泰国本土文化特色。比如，《西游记》相关佛牌经过时间和商业的双重“洗礼”，已经越来越呈现为载有中国文化，特别是潮州文化的泰国文化的一部分。

4.其他泰译本。

较早以前的译本中，人名、地名、称呼语和一些专有名词较多使用潮州方言的发音音译，而随着普通话在泰国的推广，它们开始按照普通话的发音进行音译。比如《包公案》。翻译第一版本的时候是1898年，在泰国居住的潮汕人较多，潮州话算是诸多中国方言中使用最多的一种，所以该译本说的人名、地名和部分专有名词都以潮州音为译音标准。《包公案》第二个译本翻译的时候是在1995年，时间已过去将近100年，汉语普通话开始在泰国人中推广，因而除了包公的译名没变，人名和地名都按照普通话的发音进行音译。

三、结语

经过对中国古代小说泰译本中潮州话音译现象的梳理，可以发现，虽然使用潮州话音译有这样那样的问题，然而，上述小说的泰译本或多或少打上了潮州话的烙印，从文学作品也反映出来了泰国潮籍华人在泰国的影响。今泰语中己被普遍使用的汉语词汇以潮州话为多，泰国潮州方言处在泰语大语言环境下演变成潮、泰语夹杂的潮州方言，语言中这一现象的出现，与将近两百年前的中国古代小说翻译热潮的影响是分不开的。在当今的形势下，在让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过程中，地方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是可以一起“走出去”的。

[1]参见：黄汉坤：《中国古代小说在泰国的传播与影响》，博士学位论文，浙江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专业，2007年，第35页；陈岗龙，张玉安：《〈三国演义〉在东方》（上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5页.

[2]参见：克劳婷·苏尔梦：《中国传统小说在亚洲》，颜宝等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第237-239页、黄汉坤：《中国古代小说在泰国的传播与影响》，博士学位论文，浙江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专业，2007年，第49-51页.

[3]参见：黄素芳：《贸易与移民——清代中国人移民暹罗历史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厦门大学专门史专业，2008年、李益杰：《海外潮汕华侨华人集中于泰国的原因浅析》，《东南亚》2004年第1期.

[4]黄素芳：《贸易与移民——清代中国人移民暹罗历史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厦门大学专门史专业，2008年，第162页.

[5]洪林，黎道纲《:华人移民泰国及其对社会的贡献》，香港：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有限公司，2006年，第10页.

[6]吴琼：《两汉故事源流研究——以明清时期的发展形态为中心》，南京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专业，2004年，第121-122页.

针对车辆连挂及使用需要，要求自动车窗实现以下功能：（1）车窗通过净宽度：≥200mm；（2）双按钮控制：开启按钮按下，开启指示灯亮，车窗同步打开；闭合按钮按下，闭合指示灯亮，窗扇同步闭合；（3）开启动作时间：1～2s（可调）；关闭时间：1～2s（可调）；（4）控制按钮不动作或发生断气、断电等情况时，车窗自动锁死。

[7]黄汉坤：《中国古代小说在泰国的传播与影响》，博士学位论文，浙江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专业，2007年，第54-55页.

[8]赵美玲：《中国古典诗歌在泰国当代的传播与影响》，博士学位论文，上海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专业，2010年，85页，94页.

[9]罗智美：《〈水浒传〉泰文译本对比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北京外国语大学亚非语言文学专业，2013年，第40页.

[10]李吉娜：《〈水浒传〉在泰国的翻译与传播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山东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专业，2017年，第 59页 ，第 61页 ，第 80-81页 ，第 81页 .

[11]李吉娜：《〈水浒传〉在泰国的翻译与传播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山东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专业，2017年，第77页.

[12]罗智美：《〈水浒传〉泰文译本对比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北京外国语大学亚非语言文学专业，2013年，第42页.

[14]黄汉坤：《中国古代小说在泰国的传播与影响》，博士学位论文，浙江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专业，2007年，第55页.

[15]温英英：《〈西游记〉泰译本的变译研究——以乃鼎译本为例》，硕士学位论文，北京外国语大学亚非语言文学专业，2014年，第82-83页.

[16]谢玉冰：《〈西游记〉在泰国的传播、再现与衍生》，《国际汉学》，2018年第2期.

[17]佛牌是泰国独有的一种佛教饰物，是很多泰国人的随身必备之物。

[18]参见：张充：《泰国大众化下的〈西游记〉》，博士学位论文，天津师范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2014年.

[19]张充：《泰国大众化下的〈西游记〉》，博士学位论文，天津师范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2014年，第37页.

[20]张充：《泰国大众化下的〈西游记〉》，博士学位论文，天津师范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2014年，第47页.

[21]王琪：《〈 西游记 〉 泰文译本 〈ไซอิ๋ว〉 佛教词汇翻译研究》，硕士学位论文，云南大学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2015年，第20页.

[22]林佩玲：《〈包公案〉泰译本分析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北京外国语大学亚非语言文学专业，2013年，第36页.

[23]裴晓睿：《泰国语言文字文化》，于维雅：《东方语言文字与文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77页.

[24]李泰盛：《泰国华文语言特点研究：兼论潮州方言与泰语的接触交融》，博士学位论文，南京大学汉语言文字学专业，2004年，第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