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小今 王琦

【内容摘要】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对外传播工作。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做了大量宣传工作，向国际社会展示真实的中国共产党形象和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抗战全景，从而有效团结国内国际力量，改善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国际环境，为中国抗战的全面胜利奠定了舆论基础。研究和重温党在抗战时期的对外传播工作，对于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指示精神大有裨益。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抗战时期;对外传播;国际传播能力建设

2021年5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进行第三十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指出，“要深刻认识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下大气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为我国改革发展稳定营造有利外部舆论环境，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积极贡献。”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国际传播工作，研究和重温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对外传播工作，对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指示精神大有裨益。

抗战初期，中国在国际上声音很小，国内艰苦的抗战场景在国际上没有被广泛宣传和认知，而日本却在国际社会大肆宣传其“大东亚共荣圈”计划，力图美化其侵略行为，麻痹国际社会。国民党政府亦长期在国际社会丑化中国共产党，将共产党刻画成“赤匪”的形象。为向国际社会展示一个真实的中国共产党形象和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抗日全景，中国共产党做了大量宣传工作。正是这些工作的推进，在中华民族危急存亡的时刻，唤醒了国人的“沉酣一梦”，使越来越多人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抗日工作报以同情和支持，同时改善了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国际环境，为中国抗战的全面胜利奠定了舆论基础。

一、积极在国内外发声拓展舆论空间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积极利用各种公开和半公开的渠道，在国內外不断发声，报道最新战况，揭露日军暴行，团结国内国外抗日力量，拓展国际舆论空间。经过不断努力，中国共产党逐渐成为一个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政党。

《新华日报》是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媒体平台，其发行遍及湖北、湖南、山西、陕西、四川、江西、广西、广东等省的许多城市。《新华日报》经常刊发对八路军游击战、持久战等战术的解读说明文章，强调大后方在抗击日寇过程中的作用，展现中国共产党的鲜明的政治立场和坚定的抗战态度;同时大量报道世界各国人民的反法西斯运动，争取更加广泛的政治认同，以及国际社会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

1941年，新华社创办了以外国读者和外国机构为主要对象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外文刊物《中国通讯》，用英、法、俄三种文字采写并刊发文章。每期刊物印好后，由专用的交通渠道带到重庆，再由八路军驻渝办事处散发给外国记者，由他们转发到国外。同年12月3日，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开始日语播音，这也是中国共产党的新闻机构对外广播业务的开端。

“八·一三”事变后，为了唤醒民众的共同抗战意识，激励斗志，争取国内外一切力量坚持抗战，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创办发行《壁报》。《壁报》刊发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争取国际声援。如，淞沪会战打到最艰苦的时候，《壁报》发表文章《我们应立即表明对九国公约会议的态度》，表明中国立场，为即将召开的九国公约缔约国讨论中日战争问题的会议造势。文章还呼吁国际社会对日本发动经济制裁，通过禁止或限制其进口战略资源，遏制其军火生产的命脉，降低其军火供应水平。文章影响广泛，争取到西方国家的同情。

除了在国内创办媒体平台发声外，中国共产党还克服重重困难，积极在香港以及海外华人圈和国际社会不断发出自己的声音。八路军香港办事处创办了《华侨通讯》，中共中央南方局主办的《群众》周刊也在香港翻印发行，统一战线性质的《华商报》等进步报刊也相继创办。这些报刊大量报道国内的抗战情况，展现/讲述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军队的英勇事迹，揭露日本法西斯侵略中国的罪行。香港其他刊物也纷纷转载，在海内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1935-1938年，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机关报《救国时报》在法国巴黎出版发行。这份以海外华人华侨为主要受众群体的报纸，侧重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主张，“竭力阐述中华民族一致团结对外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为建立不分党派、不问信仰、团结全民、共同救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奔走呼号” 。为了打破语言障碍，《救国时报》大量刊发富有视觉冲击力和说服力的新闻图片，让海外读者更加直观地了解中国的抗战场景和社会现状，从而更加同情中国、同情中国共产党。《救国时报》被誉为“西半球华侨爱国反帝的鲜明的舆论旗帜”。

二、借力海外人士“宣传出去，争取过来”

抗战时期，由于客观条件限制，如何向国际社会展示真实的中国共产党形象、讲述真实的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抗战的故事，成为中国共产党对外传播工作的实际难。1938年3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认为中国与国际社会的联系“太薄弱”，要加强对外联系。同年11月6日，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再次提出，要“加紧对外宣传，力争国外援助”。为了做好对外宣传工作，中国共产党广泛接触海外人士，积极借助他们向国际社会宣传中国共产党对抗战作出的贡献。这些海外人士主要包括以下几类：一是来华的外国记者;二是驻华外交人员、来华外国政要和友人;三是海外华侨。

（一）借助外国记者向国际社会展示真实的中国共产党和延安形象

由于国民党的封锁，红军长征乃至抗战初期，国际社会对中国共产党及延安都是陌生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他的《红星照耀中国》中写道：“在世界各国中，恐怕没有比红色中国的情况是更大的谜，更混乱的传说了。—容易产生歧义建议删除红军在地球上人口最多的国度的腹地进行着战斗，九年以来一直遭到铜墙铁壁一样严密的新闻封锁而与世隔绝。”随着二战局势的发展，国际社会对中国共产党和延安越来越关注，他们希望能够了解中国共产党的实际情况。不断有外国记者想尽办法突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到延安访问。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也紧紧抓住外国记者们到延安采访的机会，推动“红色中国”突破封锁走向世界。

1936年7月5日至10月25日，和1939年9月22日至10月初，埃德加·斯诺两度访问延安。毛泽东拿出很多时间亲自接受斯诺采访，内容涉及苏维埃政府对外政策、对内政策、中国抗日战争形势和方针等问题。毛泽东还第一次对外详细介绍了自己的个人经历。斯诺经常与毛泽东“一连谈上几小时，有时差不多谈到第二天黎明”。根据这段经历，斯诺作为第一个来到中国红色革命根据地采访的西方记者完成了《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于1937年10月在英国出版发行，立即在西方世界引起轰动，被认为“与哥伦布对美洲的发现一样，是震撼世界的成就”。

同期，中国共产党还邀请了很多外国记者以个人身份赴延安采访，如在西安现场报道“西安事变”的美国记者兼作家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美国记者海伦·福斯特，英国记者詹姆斯·贝特兰，德国记者汉斯·希伯等。这些访问延安的外国记者，都有机会与中共领导人见面畅谈，周恩来要求接到采访需求的单位负责同志必须亲自出面接待。这些外国记者的采访报道，揭开了延安时期“红色中国”对外传播的序幕。

在美国等国家多次施压、外国记者和中国共产党的强烈要求下，南京国民政府终于同意由21人组成的“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赴延安采访。1944年夏天，陕甘宁边区终于第一次迎来了官方记者团。这无疑是一次重大事件，也是中共突破新闻封锁、对外宣传的绝好时机，擅长外事活动的周恩来同志亲自负责接待工作。中共中央制定的接待方针要求大家尽可能“将边区的实际情况宣传出去”，要让对方实地参观，事实陈述，眼见为实，同时“既要介绍成绩，也要坦言不足与缺点，并说明中共有解决之办法”，“对中外记者，要一视同仁，平等对待，但宣传工作应以外国记者为重点”等。这次中外记者参观团“为改变外界关于中共问题的舆论开辟了一个新阶段”，很多外国记者用笔记录下了真实的延安和中国共产党，并在本国媒体发表。《纽约时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纽约先驱论坛报》等西方重要媒体都刊发了相关文章。还有很多讲述延安之行的书籍问世，在西方世界十分畅销。爱泼斯坦说，就像“一座被关闭了很久的门，打开了一个缝隙，使光线射进来。”此后中国共产党在国际上的声誉和形象日益正面。美国舆论开始对国民党颇多批评，而对共产党则颇多同情。学者杨奎松认为：“绝大多数对共产党持好感的美国人其实与中共从未有过任何接触，他们对共产党人的良好印象，中共的对外宣传活动与广泛外交起了一定的作用。不过，美国舆论对中共的同情，更多的还是那些普通记者和外交官们对中国国共两党进行实际考察和对比之后自发形成的印象。”

（二）广泛接触驻华外交人员、来华外国政要和友人

抗战期间，虽然延安遭到国民政府封锁，但中共中央南方局始终积极与在渝外交人员、来华外国政要和友人等保持密切的联系。如周恩来同志与苏、美、英等西方国家的驻华大使一直都保持着密切联系。在美国总统特使劳克林·居里、温德尔·威尔基，印度国大党领袖尼赫鲁等国际政要来重庆期间，中共南方局的领导同志都会寻求各种机会与他们会面，并向其介绍中共的情况及政策主张。此外，中国共产党与大量来华的外国友人，如美国作家海明威、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学者费正清、罗马尼亚医生杨固等也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三）用感情和信念影响海外华侨

中国在海外尤其是东南亚有大量的华侨，这些华侨大多积极支持中国抗战。因此，中国共产党特别注重与这些海外华侨的联络。如司徒美堂、陈嘉庚等海外华侨到重庆支持中国抗战时，中共南方局和周恩来同志都积极主动与他们联系，安排他们赴延安考察，将中国共产党的抗战精神和贡献介绍给他们，请他们用自己的语言和身份传播到国际社会。

三、充分发挥意见领袖的作用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对外宣传机构尚不够强大，对外传播工作往往只能重点依靠外国媒体，很难掌握主动权。但是，战时中国共产党的对外宣传却非常成功。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非常善于发挥意见领袖的作用，包括让具有鲜明个性和独特人格魅力的中共领袖和精英人物成为中共的形象代言人、利用名人效应联系外部世界等。

（一）发挥领袖和精英人物的个人魅力和传播效应

在外国记者们眼中，毛泽东主席身材魁梧，精力充沛，目光炯炯有神，讲起话来神采飞揚，经常一讲就是很久，从中午到深夜，讲话仍然井井有条。毛主席总是能用特别生动的语言向外国记者说明中国共产党的性质、中共在抗战中发挥的作用和中共的军事战略思想等等。面对外国记者的提问，他喜欢“反客为主”调转头来向访问者提出一些问题，引发对方的思考并进而认同他的观点。毛主席这种亲切随和、深沉幽默、充满智慧的伟大政治家和人民领袖形象赢得了外国记者的好感，也消除了他们对中国共产党的疑虑和误解。

在对外传播工作中，周恩来同志也是一个非常有个人魅力的人物，他几乎给每一个与其打过交道的西方人都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他的真诚、亲和力与魅力，弥合了中国共产党和西方世界在意识形态上的鸿沟，即使双方持不同的信仰和观念，但仍然不妨碍彼此的交流。周恩来跟毛泽东一样，也经常约见外国记者，与他们吃饭、交谈。在他的影响下，白修德、费正清、斯特朗等一批外国记者都非常愿意了解中国共产党，也愿意向世界介绍中国共产党。最终，“世界舆论包括美国在内都倒向了共产党人一边。”

此外，朱德、叶剑英、陈毅等卓越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以及龚澎等外交人士，都充分发挥其个人魅力，以中国共产党人的独特风貌，在国际社会塑造了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自由民主、抗战爱国的美好形象。

（二）团结党外民主人士

人际传播是战时中国共产党在重庆争取舆论话语权的重要策略。中共领导人非常注重团结党外进步人士，如教育家陶行知、现代诗人闻一多、经济学家钱瑞俊等。通过倡导建立抗日救国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密切与这些党外进步人士的联系，影响他们积极走上抗日救国的道路。同时，这些党外人士在国内外积极奔走呼号，不断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声音传递出去。例如，陶行知先生原本是一名自由主义者，在中国共产党《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的感召下，逐渐投身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运动之中。他一方面借助文字，旗帜鲜明地宣传抗日主张;另一方面，在国际交往中向海外侨胞和世界各国人民宣传抗日思想，筹资组建海外华侨的爱国社团，积极争取抗战外援。

在中国共产党的努力下，更多的国内外民主人士、知识分子和民众更加理解、同情、支持中国共产党积极抗战，他们在不同场合“替中共说话”，或通过他们办的报刊“替中共说话”，為中共宣传抗日主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扩展舆论空间。

（三）充分发挥青年作用

周恩来同志直接领导和影响了由范长江、夏衍等青年记者为主要力量发起成立的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简称青记）。这些青年记者富有朝气，思维活跃，行动力强。青记很快就从初建时期的200多人发展到上千人，在武汉、桂林、香港等地都设立了分会，成为国内一个有影响力的新闻团体。这些青年记者们常常聚集在一起，翻译电报、相互合作，大大提高了稿件的协作效率，同时与外国新闻工作者和华侨记者也都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国际新闻社（简称国新社）就是以青记为骨干，1938年在长沙成立的。国新社为中国共产党突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将解放区的消息传播给更多中外人士起到了重要作用。通过团结一批进步的新闻工作者，国新社逐步成为全国性的通讯社，向国内外侨办中外文报纸发稿。

通过上述对外传播工作，中国共产党向国际社会展现了自己的真实面貌，抗战初期中共国际形象被曲解和误读的状况得到了改善，国际社会越来越认可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主张和它在中国抗战中的重要作用。随着抗日战争的推进，中国共产党的国际知名度也逐步提升。

四、以史为鉴做好新形势下的国际传播工作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非常艰苦的条件下尚能取得对外传播工作的重大胜利，扭转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共产党的错误印象，成功塑造了我党积极正面的国际形象。这对我们在新形势下应对复杂的国际舆论环境、扭转对中国和平发展的误读甚至恶意抹黑的局面有哪些启示呢？

（一）灵活用好国际新媒体平台，国家队、主力军发力打造立体多元的国际传播格局。近年来，在党的领导下，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简称总台）为代表的中央主流媒体作为国际传播的主力军， 已经在争夺国际话语权的新战场上占据了一席之地。主流媒体一方面就美西方涉华恶意报道进行了有力回击;另一方面也从多个角度对海外受众关心的话题发出中国声音，讲述中国故事。随着全媒体时代的到来，海外受众了解中国的渠道越来越分散，从传统的报纸、电台、电视台等转向了YouTube、脸书、推特、QUORA等新媒体社交平台。一段时间以来，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这些平台对我主流媒体开设的账号不信任、不友好，甚至时有抵制。2021年8月中下旬，脸书、推特、YouTube等平台删除了近千个“Pro-China”（支持中国，亲华）的账号。因此，在国际舆论环境不友好甚至险恶的情况下，一定要用心选择话题，精心制作内容。

2021年6月到8月，中国云南一群“离家出走”的大象成为全世界的网红，仅在 YouTube上，这 群 大 象 就 贡 献 了 #Chinas Wandering Elephants、 #elephants Travel 等多个热门话题标签，相关视频不计其数，观看量最多的前10条视频的观看总数超过 1000万。总台旗下的CGTN敏锐地抓住了这一国际传播黄金期，在其海内外平台上开设直播页面，在不干扰大象的前提下全程直播象群的旅行——伴随着象群，同时展现给全球受众的是中国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画面，是中国山清水秀的环境，是人民幸福的生活场景，而这背后，则体现了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伟大成就。可以说，这群“网红”大象以富有戏剧性和视觉冲击力的生动形象，成功改变了部分海外受众对中国的刻板印象。

（二）国际传播工作也要不断团结各种力量，扩大朋友圈，发掘生力军。大多数海外受众倾向于观看与他们语言相同、文化差异较小的媒体工作者所传播的内容。对他们不熟悉的国家，从未到过的土地，他们很难有清晰和客观的认知，也很难接受他们不熟悉的人群传播的内容。同样的中国相关的话题，外国博主发布的内容的关注度和阅读量往往要大于中国博主。比如对中美两国政府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上的作为进行对比，美国脱口秀主持人李·坎普花式抖包袱讽刺美国盛赞中国，就获得了广泛关注。同样，在“新疆棉”等恶意抹黑中国的热点事件上，很多居住在中国的外国博主理性客观， 真实发声，就获得很多外国网友的点赞和支持。可以说，无论是在国外生活的华人还是在国内生活的外国人，都是“中国故事的传播者”，他们往往将自己的亲身经历作为事实依据，通过社交媒体平台讲述自己的感受和观察。因此，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用“朋友圈”的力量来联通中国和世界，对于消除误解和谬误可发挥关键作用。

（三）用好多种传播手段，不说教、不做作，真实真诚，润物无声。2021年1月25日，短视频博主李子柒以1410万的YouTube订阅量刷新了由她创下的“最多订阅量的YouTube中文频道”的吉尼斯世界纪录。她发布的122个视频总共获得超过 22 亿人次的观看量，最高的一条获得7800万观看量。无数海外受众被李子柒短视频镜头里优美诗意的中国田园生活所打动，被中国传统文化所折服。李子柒的短视频虽然鲜有台词，也没有一句赞美中国的话，但却让无数海外受众对视频中的中国心驰神往。这给我们做好国际传播工作打开了新的思路，如何运用好现有的传播手段、内容形式和媒体平台，做出真正有海外影响力的内容？举国体制、宏大叙事是一种方式;个体表达、市场助力也是一种方式;只要不说教、不做作，真实真诚，无论采用哪种传播手段，都一定能取得切实的传播效果。

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中国要成为“大强国而使人可亲”。习近平同志则指出要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这给我们新时期的国际传播工作提出了新要求。回首建党百年光辉历程，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期间的对外传播工作可圈可点，赢得了国内民心，赢得了国际支持。当下，我们应汲取以往成功经验，继续做好国际传播工作，为我国改革发展稳定营造有利外部舆论环境，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积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