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霓

张伯驹（1898—1982），字丛碧，别号游春主人、好好先生，河南项城人，著名书画收藏家，曾收藏有西晋文学家陆机所书《平复帖》、隋代展子虔画《游春图》及唐李白《上阳台帖》等。刘海粟评价张伯驹时说：“张伯驹是当代文化高原上的一座峻峰。从他那广袤的心胸涌出四条河流，那便是书画鉴赏、诗词、戏曲和书法。四种姊妹艺术互相沟通，又各具性格。堪称京华老名士，艺苑真学人。”书法被刘海粟认为是张伯驹的四大成就之一，首先是张伯驹先生在法书收藏上成果颇丰，其次他对书法史有研究，在书法鉴定中有独特的见解，书法创作也表现出极具特色的个人风格。在1981年5月举行的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张伯驹受邀与赵朴初、启功、孙墨佛等书法界名流一同参与了此次盛会，足见其在书法界的影响。以往对张伯驹先生的收藏事迹多有赞颂，其在诗歌文学、戏曲上的造诣也受到关注，但实际上张伯驹对中国书法的贡献不仅仅是参与珍贵作品的收藏与保护，还有对中国书法的研究与传承，以及其个人创作的独具匠心。

一、张伯驹的书法收藏

《丛碧书画录》是张伯驹从1932年到1960年间收藏书画珍品的目录，他在序言中说：“予之烟云过眼，所获已多。故予所收蓄，不必终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绪，是则予为是录之所愿也。”张伯驹在收藏书画的过程中以巨款收购传世名作，不吝变卖房产细软，最终又都将所藏历代书画名作无偿捐献给国家。正如他所说的，他收藏的目的是更好地保护民族文化遗产，并认为收藏家有保存和保卫国家文物的义务。曾经有书画掮客叫白坚甫，愿酬以更多的财富求他让渡《平复帖》，张伯驹断然拒绝：“黄金易得，国宝无双。万一流落海外，我岂不成了千古罪人？”

在《我所收藏的中国古代法书》一文中，张伯驹谈及书法收藏时说：“我从二十八九岁就爱好中国古代法书名画，最初研究明清的作品，后来专鉴赏元以前的名迹，尤其重书法。我收藏是重质而不重量，遇有历史和艺术价值的珍品，我便千方百计甚至卖物举债抢收。”张伯驹提到自己的收藏“尤其重书法”，他1956年向故宫博物院捐赠的八件国宝级藏品就全是书法作品，收到了当时文化部部长沈雁冰的褒奖状，写道：“张伯驹、潘素两先生，将所藏晋陆机的《平复帖》卷，唐杜牧之《张好好诗》卷，宋范仲淹《道服赞》卷，蔡襄自书诗册，黄庭坚《草书》等珍贵书法共八件，捐献国家，化私为公，足资楷式，特予褒扬。部长沈雁冰，1956年7月。”

《丛碧书画录》中收录张伯驹收藏的书画珍品117件，其中书法作品就有27件。在张伯驹的收藏中，近四分之一是法书作品，其中大多数是元代以前的珍贵文物。其中最为难得的作品，无论是作者与作品的成就还是收藏过程的艰辛，当属西晋陆机《平复帖》。《平复帖》是目前我国存世最早的书法真迹，距今有一千七百多年，九行，八十四字，字体是从汉隶转为草书的初草，即章草最早的写法，笔法刚劲古朴。此帖原藏清恭王府，张伯驹托人与溥心畬商量，希望出价收藏，以免文物外流，但溥心畬执意要二十万元，而未收成;后溥心畬遭母丧，需款正急，将此贴以4万元出让给张伯驹。自此，张伯驹在北京蛰居四年多，深居简出，保护此帖，此后在去西安时也是把《平复帖》缝藏在衣被中，如生命般宝藏。

此外，张伯驹藏法书名作还有唐代杜牧《书赠张好好诗》卷，书作右军体，有宋徽宗亲题标签，且加宣和印玺，又有贾似道秋壑图章，经项子京、梁清标先后收藏，各钤收藏印及年羹尧观款。此作由末代皇帝溥仪携带出京，张伯驹斥五千数百金购得。张伯驹非常喜欢此卷，每夜睡觉的时也要放置枕旁，数天后才藏贮箧中，也因此自号好好先生。

宋代范仲淹的《道服赞》卷，跋识累累，皆出自名手，也是溥仪散出于长春的。当时论文斋靳伯声购得此卷后，由张伯驹出面洽购，收归故宫博物院。后故宫博物院经理事会决议共收购五件，《道服赞》卷因胡适、陈垣等认为价格过高而被退回，于是张伯驹变卖家当，举债将此卷买下。

张伯驹收藏的每一件书画作品，尤其是元代以前尤为稀缺的书法珍品的收藏过程都是一段故事，也耗费了张伯驹大量的钱财。1941年，张伯驹曾遭汪伪“七十六号”绑架，所要三百万赎金。张伯驹冒着被撕票的危险，拒不变卖所藏书画文物赎身，最终又将重于生命的国宝全部捐献给了国家，启功评价其艺术收藏：“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民间收藏第一人。”无论是藏品的质量、收藏的过程，抑或以捐赠作为结果，张伯驹的收藏，尤其是书法收藏都是超群绝伦的。

二、张伯驹对中国书法的研究与保护

张伯驹对书法历史和书法理论的研究也颇具造诣，对书法的鉴赏更有独到的见解，在《丛碧书画录》中对所藏书画都提出自己对创作时间、内容、风格等方面的看法意见。例如在《平复帖》后，他写道：“是帖作于晋武帝初年，早于右军《兰亭》约百余岁。证以西陲汉简，是由隶变草之初，故文不尽识。卷首有宋徽宗金字标签，自《宣和书谱》，备见著录。入清乾隆丁酉，孝圣宪皇后遗赐于成亲王，后归恭亲王邸，为世传，无疑晋迹。金丝织锦，虾须倭帘犹在，宋缂丝仙山楼阁包首已无存。”为所藏宋吴琚《杂书诗卷》则品评有：“所书诗句，或四句完整，或前后残缺。末押默庵印。后隔水曹溶跋谓为米书。另见吴书诗一册，诗亦多缺首尾，默庵印亦同。盖同时所书若干纸，为后人分装，遂不复合。默庵印应即吴氏自号印。吴氏学米书，殆可乱真。此卷尤得米书神髓，故曹溶直以为米书，然世传米书尚多，吴书却罕觏。”否认了书卷后题跋认为米芾作的观点，结合存世书卷定为吴琚所书，提出两卷为后人分装，且“默庵”印为吴琚字号印的观点。

除了《丛碧书画录》，张伯驹一生著作颇丰。《春游琐谈》是另一部记录他鉴藏活动的的著述。此书是张伯驹主编的具有文人雅集性质的短文集，他在20世纪60年代初担任吉林省博物馆副馆长期间，组织了“春游社”，借每周审定古代书画之机，将志趣相投的文人学者聚集一堂，每人创作随笔小文，多为历史、考证、金石、书画等题材。张伯驹有文章七十余篇，涉及书画鉴藏的有十七篇，其中关于书法作品的讨论都是围绕收藏文物所写，如《陆士衡平复帖》《三希堂晉帖》《杜牧之赠张好好诗卷》《宋蔡忠惠君谟自书诗册》《元仇远自书诗卷》。

另外，张伯驹还在各类期刊发表过书法研究文章，如《谈晋代的书法》，文中论述了晋代陆机、王羲之、王献之及王珣的书法特点及作品;在《沧桑几度：〈平复帖〉—谈谈我国存世最早的书法真迹》中详细讲述收藏《平复帖》的过程，并对书法内容进行论述，又附有释文;另外还有《我所收藏的中国古代法书》《宋四书家》等文。

《张伯驹牛棚杂记》是近年出版，关于张伯驹在“文革”期间写于吉林省博物馆的工作笔记，其中有多处讲到他给学校等不同机构讲学书法的经历。书中写有“在党校讲书法，在吉大讲词”“在美协开会讲书法，在艺校讲书法”等。在《建国以来的交代（1949—1967年）》里，张伯驹记下：“五零年至五一年，我任燕京大学中国艺术史名誉导师，所讲的课是中国书法史、中国绘画史，书法史是自有毛笔开始，甲骨、篆隶、真楷、行草历代发展沿革至清末为止。”指出张伯驹所做的书法普及工作。从内容上看，他所讲授的书法课是从书法起源开始，以历史时间顺序讲述。

书中还提到：“五七年春，我接受与北京美术出版社预定出版《中国书法欣赏》一书，内容自毛笔开始，有篆书，有未刻的甲骨、殷商陶器墨书、周帛书、汉木简、三国晋以至清真迹图片、历代书法发展沿革的说明等。北京美术出版社预付稿费200元，至五八年编写完竣交出版社。”目前虽不见此书，但可以肯定张伯驹对中国书法史的认识是全面的，且具有完整性的。

张伯驹对中国书法的贡献除了在收藏、捐赠和研究上，在对书法文化的保护和传播上也是极尽所能。1956年春，张伯驹与陈云诰、溥雪斋、徐石雪、黄晏生、董寿平等人商议创办书法社，同年9月16日，新中国第一个书法组织—北京中国书法研究社成立，成立大会在北京中山公园召开，清末翰林陈云诰担任社长，张伯驹、溥雪斋、徐石雪任副社长。张伯驹与其他有志之士通过举办大量的展览和书法交流活动，为新中国书法的普及教育、书法人才的培养做出了重要贡献。

1956年12月，张伯驹作为北京市人民委员会代表视察故宫博物院，提出了七项内容翔实的建议，其中涉及继承和发扬中国书法艺术的，便是建议故宫博物院设立铭刻墨迹馆，并早日组织法书、名画的复制与编辑出版刊物，以适应各地研究参考。张伯驹认为：“故宫是具有国际意义的全国最大的博物馆。”

1980年，张伯驹已是耄耋老人，却在百废待兴之际，对传统文化的痴心不减，依然不遗余力地继续牵头组织文化活动。是年，北京中山书画社成立，张伯驹仍担任社长，并身体力行于书画社的组建工作。

三、书法创作与“鸟羽体”

张伯驹自幼喜爱书法，在收藏的过程中，得以遍览历代书法名家墨迹，纳百家之长，对猎碣、鼎彝、秦刻、汉碑无不临遍，集各家之长，熔于一炉，到晚年终成一格，逐步蜕化为以“曲”尽其妙，以“瘦”立其体的个人书风。

张伯驹在蔡襄的《自书诗》册题跋中简要记述了自己的学书过程：“余习书四十岁前学右军《十七帖》，四十岁后学钟太傅楷书，殊呆滞发晕，观此册始知忠惠为师右军而化之，余乃师古而不化者也。遂日摩挲玩味，盖取其貌必先取其神，不求其似便有似处，取其貌不取其神，求其似而终不能似。余近日书法稍有进益，乃得力于忠惠此册。”初学王羲之《十七帖》，挥笔模仿，数年之后，颇具功力，但都不甚满意。四十岁之后，开始转而学习钟繇书法，数年仍进步不大。在学王体、钟体的过程中，他觉得自己的书法已具备一定功力，但欠缺了神韵。直到购得宋代蔡襄的《自书诗》册后，仔细揣摩而得以顿悟，因此，书法发生了巨变。受蔡襄恬淡清雅书风的影响，张伯驹的作品用笔飘逸，如春蚕吐丝，有时密如鸟羽，间或疏若散霙，被人称为“鸟羽体”，字与字之间间距大，清淡脱俗，娟秀雅致。

目前所能见到张伯驹书法作品、书札手稿或书画题跋多出现于他五十岁左右及晚年八十岁后。这两个时间段的书法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风格。他自己也曾说：“假使二百年后有鉴定家视余五十岁以前之书，必谓为伪造矣。”张伯驹四十岁之前学“二王”，后学钟繇，五十岁以后受蔡襄影响，开始化古，其鸟羽体书法继而有所成。但藏家赵胥认为张伯驹早期学“二王”和钟繇学得并不像，而是受章草影响比较大。1947年，张伯驹在所藏禹之鼎绘《纳兰容若像》上题跋，字迹娟秀，结体瘦长;1950年，张伯驹在购入唐杜牧《书赠张好好诗卷》后，随即作《扬州慢》表达购藏后的喜悦，并跋于诗卷后;1956年，张伯驹为周汝昌《红楼梦新证》一书特写《潇湘夜雨》词一阙，书风都较为一致，布局疏朗，笔势端凝，风格稳重而清秀。

而到晚年，其书风一改传统书写风格，形成了用笔曲折灵动的新面貌，无论是对联上的大字，还是书札所用小字，都追求笔画的波折，用笔飘逸，似翩翩飞鸟，结体奇创，使转自如，风格鲜明。画家刘海粟评价张伯驹鸟篆体书法：“运笔如春蚕吐丝，笔笔中锋，夺人视线，温婉持重，飘逸酣畅，兼而有之，无浮躁藻饰之气，目前书坛无人继之。”学者刘叶秋则说张伯驹书法：“书兼行草，圆劲挺秀，卓然大家风范。”

另外，将书法的书写性确实渗透到了绘画中，是文人绘画所常见。书与画二者合一，在绘画中追求书法味道，以书入画，书法作画，在张伯驹的绘画中也有所体现。张伯驹善画藤梅，以瘦硬见长。在《红梅图》中，梅干崎岖，梅枝劲细曲折，与书法用笔近似，多破折，以此表现梅树的优美动态。张伯驹晚年将“曲折”尽显于自己的书画艺术之中，这既是多年学艺，临习各家风格后内化为自我风格的体现，也可以看到张伯驹将晚年坎坷经历投射到艺术创作中的反映。

张伯驹出生于官宦家庭，这给予了他从事收藏活动的条件，张伯驹也把毕生的心血都倾注到艺术收藏与研究当中。中国古代书法是其收藏、鉴赏和研究的重要部分，并且在学习历代书迹的过程中，在理论学习上，建立了对中国书法史的完整认识，在创作上，形成了独一无二的书风。张伯驹对中国书法的认识，不仅局限在个人的研究和学习上，他将全部藏品捐献，又努力完备中国博物馆对书法的收藏与研究，在推动各界对书法的了解和传承中用尽了毕生精力。

（作者單位：北京电影学院人文学部）

责任编辑：宋建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