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驹

中国书法是一方面向实用发展，一方面向艺术发展的。例如秦代为施于徒隶而由篆变隶，汉代为通于奏章而由隶变草，这都是在实用上的发展，而在书法的技巧方面也同时向艺术发展。到了晋代，在艺术上草书已脱离了由隶变草的桥梁时代，并且在实用上发展到行书、楷书，所以晋代的书法，在书法史上是一个鼎盛时代，也是为后世所宗法的时代。今就我们所见的晋人法书来研究一下。

一、西晋陆机的书法，“平复帖”草书，现藏故宫博物院。安仪周墨缘汇观记云：“草书九行，字大五分许，相传平原精于章草，然此帖大非章草，运笔犹存篆法，其文苦不尽识。”安仪周所谓的章草，乃宋、元时代的章草，而不是漢、晋时代的章草。按六朝宋王愔曰：“汉元帝时史游作急就章，解散隶体而粗书之，汉俗简堕，渐以行之，此乃存字之梗概，损隶之规矩，纵任奔逸，赴俗急就，因草创之义，谓之草书。”所以章草有起于写急就章及通于奏章两说。本来汉人于粗书之字但称稁书草书，其加章字，那是在今草既行之后，为了区别于今草，后人加上去的。其实章草应当叫初草，也就是由隶变草时之草书。“平复帖”的草书与西北发见汉晋木简相同，也正是那时代的初草书体。安仪周没有见过汉晋木简，所以他疑惑“此帖大非章草，用笔犹存篆法”。

二、东晋王羲之的书法。王羲之的书法在艺术上已登峰造极，为后世的宗法，兰亭一帖，妙入神品，唐、宋、元、明书家无不于兰亭中出，但其真迹久已无存。我们所见的唐人钩摹，有快雪时晴帖“草书”，此帖尚非唐摹之精者。因为赵子昂与王穉登的践语认为是真迹，清乾隆也认为是稀世之珍，作为三希堂法帖的第一希。此事帖“草书”，这个帖载宣和书谱，后为金章宗藏，明归严嵩藏，至近代归书家张伯英藏。此帖较快雪时晴帖还觉得生动一些。雨后帖“草书”，现藏故宫博物院。曹娥碑“楷书”，宋赵构跋语谓是晋人书，此帖似非唐人钩摹，而为隋唐以上人所书。兰亭精者有冯承素模本，又唐人模二本。其见于三希堂法帖中的有书钟太尉千文“行书”，行穰帖“草书”，袁生帖“草书”，皆为唐模之精者。游目帖“草书”，瞻近帖“草书”，二谢帖“行草”及七月一日得都下九日书二帖“草书”等，姑举一般，虽非右军原迹，亦可见当时凤翥龙翔之精神与面貌。

三、王献之的书法。献之与父并称“二王”，“墨池璅谈”黄山谷谓右军字似左传，大令字似庄周，亦犹东坡以杜子美比司马迁，以江瑶柱比荔支。献之书自宋迄今，可考的只有送梨、东山、鸭头丸、中秋四帖，较唐模右军傅世者尤少。中秋帖“草书”，现藏故宫博物院，为清三希堂之第二希。“书画舫”云：献之中秋帖卷藏于檇李项氏子京，自为跋，细看乃唐人临本，非真迹也。“大观录”云：此迹书法古厚，墨彩气韵鲜润，但大似肥婢，虽非钩填，恐是宋人临仿。此帖曾见于米氏书史，自为元章所临无疑。送梨帖“草书”见三希堂法帖。“大观录”云送梨帖唐宋诸公题迹惟文与可的真，余否，当出唐人所模。东山帖，“墨缘汇观”谓孙退谷评是米迹，与鸭头丸帖现均不知所在，但就中秋、送梨两帖来看，亦可见献之书法的丰度。四、王珣的书法。伯远帖“行草”，现藏故宫博物院，为清三希堂之第三希。董其昌践云：长安所见墨迹，此为尤物。三希中此为真迹，笔法遒逸，东晋风流，犹然在眼。

其他晋贤的法书，不惟原迹，即临摹本今已不见，但是犹存陆王诸帖，虽属吉光片羽，还能见晋代的宗风。

西晋的书法，还是接汉魏之绪，诸体虽备，而尚未大变。例如陆机平复帖的草书，犹是“初草”，变化发展，则在东晋。因为当时中原沦陷，士夫南迁，触故国之思，睹江山之美，志轻轩冕，俗尚清谈，向翰墨发抒其情绪，书法一道，乃至父子争胜，兄弟竞美，所以蔚成大观，冠绝后代。但是还有论者谓晋代人物多是丰神疏逸，姿度萧朗，书亦如其人，虽然极工极盛，而汉魏古厚潭朴之风，亦不可再见。

晋代书家虽盛，王氏父子实为代表人物。宋齐之时，推重献之，梁陈以迄隋唐，则又推重右军，如萧子云、庾肩吾、智永、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冯承素、陆柬之、钟绍京，皆为右军嫡系。又如唐明皇鹡鸰颂、孙过庭书谱、杜牧张好好诗，原迹犹在，更可见是宗法右军。至于颜真卿、柳公权之擘窠体，张旭、怀素之狂草体，虽有变化，仍承来源。至五代杨凝式笔势驰放，一脱唐法的拘束，胎息出于献之。“宋四大家”蔡襄纯出兰亭，米芾专师大令，苏轼、黄庭坚之行书极近王珣伯远帖之风度，元赵孟頫师承右军，掌握元一代的书法。以至明清的书家，除金石篆隶外，莫不衣钵相承，虽然是各有各的创作变化，但是基础未动，风格未改。所以研究中国书法，晋代应当是一个最重要的时代。■

责任编辑：宋建华